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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调查是工程项目移民监督评估的重要工作方法之一，为调查移民生产生活情况、保护移民的合法权益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一些不科学、不规范、不专业的问题。做好社会调查前期准备工作、强化监督管理机制、提升调查员专业水平、推动监督评估公众参与，有助于保证其质量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监督评估;社会调查;抽样方案;样本替换
中图分类号：D6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08-0185-05
现代社会调查研究[1]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主要和主流性社会研究方式被广泛应用于工程项目移民监督评估工作之中，在调查移民生产生活情况、保护移民资金安全、保护移民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当前还存在一些不科学、不规范、不专业的问题，既影响了调查结果的客观性、真实性，也影响了基层干部、移民群众对后期扶持监督评估工作独立性、科学性、重要性的主观认知。本文以LH县GC项目移民监督评估社会调查为个案，在厘清当前监督评估社会调查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为完善监督评估社会调查探讨相应的对策。
一、当前监督评估社会调查存在的问题
（一）准备阶段
首先，问卷个别指标设计脱离实际。由于较为宏观的规范要求起不到约束作用，调查问卷及相关表格的设计工作往往由监督评估单位根据年度合同要求并依据先前经验自行设计，这给问卷设计的科学性、严谨性带来风险。LH县GC项目监督评估样本户调查问卷包括家庭人口、耕地面积、房屋、家庭收入、项目扶持增收、生活消费支出、家庭主要财产等7个维度，常住人口、打工人口等51个指标。其中家庭收入、项目增收、生活消费支出、家庭主要财产是主要维度。家庭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维度及指标主要依据国家统計年鉴的指标体系设计，没有考虑到LH县的涝洼地、渔业养殖、渔业捕捞、莲藕种植、鱼湖产品加工等实际情况;家庭主要财产指标设计缺失了通讯工具（移动电话/固定电话）、摩托车、渔船指标，收割机、插秧机两项指标多余;项目增收指标设计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调查对象无法估算项目增收带来的收益，该维度相关指标无应答情况较为普遍。
其次，抽样方案有待规范。LH县监督评估工作大纲规定“采取分层抽样调查的方法”，分层抽样（stratified sampling）对于样本选取有明确要求，应以那些要分析和研究的有明显层次区分的变量作为分层变量，以保证各层内部同质性强和各层之间的异质性强、突出总体内在结构的变量作为分层变量[2]。LH县社会调查抽样方案的确定，主要由调查员依据移民数量、位置分布、项目类型、安置方式等人工原则选取。第一，初步确定20个村作为样本村，与业主对接并协商;第二，业主提出修正意见，在样本村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调整样本村;第三，按每个村不低于20户、总量不低于400户的要求确定样本户的数量。样本户的选择则主要考虑家庭富裕程度好、中、差三种情况，而县级层面不确定具体的调查对象。这种做法并不符合分层抽样的规范。一方面，样本村样本框的确定可以与业主协调，但样本村的抽取应按规范开展;另一方面，样本村确定后，应将样本村所有移民纳入样本框，并根据规范进行抽取。上述做法容易影响样本村与样本户的代表性。
（二）调查阶段
第一，抽样方案易变更。一般而言，社会调查抽样方案确定后不允许发生变更，如确实需要变更，则需要考虑到代表性和可行性的问题，必要的话还要进行相关记录。LH县社会调查在抽样方案确定后，存在发生变更的情况。一方面，样本村发生变更，发生变更的原因并不是变更村的代表性不强，而是因为路途较远、村干部无法配合、难以找到足够的样本户等原因。另一方面，样本户选取方案容易发生变更，原方案需要考虑家庭富裕程度好、中、差三种情况，而实际的情况多是对数量的要求远远高于对好、中、差分布的要求，很容易引起样本户代表性不足。由于抽样方案中并没有明确样本户的具体信息，样本户的选择只能依赖村干部协调，在这个过程中抽样标准变相降低了。同时，存在个别村干部为了找够样本户而去找样本户的情况，找到的样本户多是留守老人、妇女，或是不会乱讲话的“良好村民”，或是村干部雇来的“假”移民，或是与村干部关系不错的朋友等不一而足，这给样本户的代表性带来很大的挑战。
第二，问卷回收率过高。一般而言，所抽取样本中的对象往往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成功接受调查，很少有抽样调查的回答率能达到100%（拉弗拉卡斯，2005）。美国GSS调查回收率最低值为70%，最高值为82%;美国、英国、日本在1998—2000年间，调查回收率维持在60%—70%之间（风笑天，2007）。相关资料显示，针对华人社会所进行的社会调查应答率较低，1997年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进行社会指标调查的应答率在50%左右，而台湾地区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的应答率亦鲜有超过45%的（陈应强，2001）。LH县社会调查问卷回收率达到99.5%以上，问卷高回收率既与监督评估工作对问卷调查要求较高有关，也与样本替换有关。问卷回收率过高既不符合国外社会调查回收率的规律，也不符合华人社会调查回收率的事实，GC项目监督评估社会调查问卷回收率过高，对问卷的有效性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第三，样本替换操作方法有待提高。面对调查中不可避免的无回答现象，国内学术界最常见的处理方法就是通过样本替换来对其进行补救（郝大海，2007），从目前国内调查实践看，相当多的调查对无应答单位进行了替换处理[3]。对于这种问题，有学者做如下处理，即“调查员持抽样名单、选样表和问卷进入被调查户选择被访人;如果选样顺利则继续进行访问，如果选样失败，则需要告知督导员，由后者根据备访户名单进行更换，再度入户选样”（陆学艺，2004）;也有学者做如下处理，即“随机选取之后（可以是翻一本书看页数或看一下表等方式），按右手原则，隔六抽一（如起点是第三户，中间净隔六户，即第二户应抽取第十户），同时标注其+1（下一户）及-1（上一户）户地址，并多抽3倍的备用地址”，“如果所抽取的地址不够使用，则由抽样员在此居委会继续抽取，如果该居委会地址全部抽完，访问中仍然不够用，则继续按右手原则在相邻居/村委会进行抽取”（李路路等，2009）。简单说，用这种办法可以有效保证样本的回收率，如果过程控制有效，那么，样本回收率可以实现100%。与其他大多数社会调查一样，LH县监督评估社会调查工作也较普遍地存在样本替换的情况，在样本户数不足或者问卷作废的情况下，调查员多会采取样本替换的方法以保证问卷的回收率，这并无不妥。然而，LH县监督评估社会调查样本替换的做法未达到上述有关学者的标准。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如果没有完成规定的问卷数量，调查员要么要求村干部继续寻找调查对象，要么要求村干部或是其他调查对象代替目标样本户填写调查问卷。调查员过于关注问卷的数量，以至于目标样本户的年龄、家庭人口、文化程度、收入支出等重要指标被人为忽略，这种解决办法容易对样本户的代表性及问卷的有效性产生负面影响。实地执行过程中对样本替换不规范操作，使这一“科学”方法偏离了轨道，无法得出能代表其样本质量的调查回收率，甚至产生了一个虚假的调查回收率（吴炜，2012）。 第四，无应答规避与臆答的过度使用。无应答[4]亦称缺失数据，是指那些本应该在观察中获得的数据却并没有按要求获得。它通常是导致样本数据缺失，继而影响调查质量的主要问题[5]。对于监督评估社会调查来说，调查员采取面对面、一对一的访谈方式，单位无应答或项目无应答[6]的问题并不突出。但由于无应答问题无法回避，为保证问卷有效回收，调查员会采取各种方式规避无应答风险，臆答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种。调查员臆答是指调查员有意不提问某些题目而自行填答的访问行为，具体说是指调查员询问了受访者一些个人特征的题目，“和/或”一些有可能被核查的事实性题目，而对一些难以核查的题目，或不会被核查的题目，或者是受访者比较反感的题目，或者是自己能够不用提问就判断出答案的题目进行自填[7]。无应答规避与臆答的过度使用更多地体现了调查员的个人意志，而不是调查对象的真实想法，这从根本上影响了问卷的真实性、有效性。LH县移民监督评估社会调查也存在这种情况。例如，H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调查员，他在对XF村前几个样本户进行了详细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后，为加快调查进度，该村随后的调查只是询问样本户家庭人口、房屋、家庭主要财产基本情况，其他的4个维度的问题则根据调查员的经验判断自行填答，这很容易导致臆答的过度使用。
第五，调查对象心理二重区域的问题。“心理二重区域”现象指人们的心理存在两个区域，一个是可以对外公开的区域，另一个是不对外公开的、保守秘密的区域。这样，就存在两重自我，一重是可以对外公开的自我，另一重是不对外公开的自我。中国人的心理二重区域現象显得更为突出，尤其两个心理区域常常有重大差异，有时甚至处于完全互相对立的状态，比如有意识地说假话[8]。中国人“心理二重区域”对问卷调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方面，调查员想方设法地让调查对象开口;另一方面，调查对象回答后还要判断调查对象的回答是否是其真实想法，如果简单地按记录的答案去做分析，得出的则是与事实恰恰相反的结论[8]。LH县移民“心理二重区域”问题较为普遍，“睁眼说瞎话”式回答问题，“藏富露穷”式诉苦模式成为一部分移民面对调查时的应对策略。例如样本户GSC，他反复说：“家里很穷，没有什么收入，全家4口靠种地生活，一年最多收入8 000元，也没有存款，找人借钱也借不着，希望可以获得低保。”在问及支出情况时，他又说：“花钱的地方很多，2个孩子上学一年要8 000多元，食品支出一年9 000多元，自己还吸烟喝酒，一天要吸2包单价7元的烟，水电费一年要1 000多元，爱人喜欢化妆买衣服，一年也要3 000多元，车子加油一年下来也要6 000多元……”很显然，GSC家庭支出远远大于家庭收入，在没有使用存款、不借债及他人不提供帮助的情况下，只能说明他隐瞒了收入情况或没有讲实话。基层移民干部认为，“在LH县做社会调查，碰到个别人，你要长两个心眼才能对付得了。”分析发现，LH县个别移民“心理二重区域”的问题原因较多，主要包括“数我穷，数我苦”诉苦文化、“有财不外露”传统思想、“给你讲了也没有用”、关于讲实话对自己及他人造成伤害的历史影响、“把配合入户调查任务化”等原因。
二、完善监督评估社会调查的对策建议
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必须首先确定基本目的和任务及其所要完成的具体目标项目，致力于运用一切可能的资源条件和控制手段来完成调研任务，其核心与关键是保证质量目标、时间目标、经费目标的实现（王忠武，2013）。相对于其他两个目标而言，后期保证监督评估社会调查质量目标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监督评估社会调查的成败与水平取决于其完成的质量，保证和提高质量可以说是社会调查管理的中心任务和生命线。完善监督评估社会调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首先要完善表格设计。现代社会调查研究应当具有科学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管理合理性三个的合理性诉求，调查问卷设计必须科学规范，内容准确且不至于发生歧义，便于被调查者把握[9]。具体维度、指标的设计要切合地方实际，如果调查区域曾经做过监督评估，最好以前几期报告、调查问卷为依据设计新的调查问卷和表格，尽量避免坐在办公室或宾馆房间里凭空想象。试调查是不能忽略的工作步骤，要根据试调查发现的问题及时修正调查问卷。另一方面，要规范抽样方案。规范的抽样方案对于保证抽样质量有着重要意义，抽样方案的实施需要大量数据的配合，如LH县所有移民村、小组/队的名称及以户为单位的移民详细信息。以分层抽样为例，第一步依据一定原则在全县所有移民村中抽取20个移民村，第二步依据一定原则在每一个移民村中抽取20户移民，考虑到无回答现象，可以多抽取3%—5%的比例作为备选样本户，但要关注样本替换对整个调查可能产生的影响（风笑天，2007），做好相关记录并保存必要数据，如果需要应在研究成果中予以合理说明。当然，有些符合科学的研究设计，在管理上是不可行的，因为这些几近完美的研究设计不是费用高昂，就是过于耗时[10]，因此，抽样方案的设计还要考虑到费用和时间的因素。
其次要注意样本户抽取程序的异化问题。虽然调查员反复向地方配合的乡镇、村（组）干部强调调查对象的要求，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发生偏差。调查员有关调查对象代表性的各种要求，在基层干部看来都是次要变量，最重要的变量是找够调查员所需要的调查对象。由于受时空因素的限制，调查员在现场较短的工作时间无法对所有调查对象的代表性进行准确判断，这也给基层干部重人数、轻质量的工作方法带来漏洞。对于调查员而言，他们对此也非常苦恼和困惑。比如，一个四人工作小组每天要完成4个村子至少80份问卷，受路途、时间、工作量（不仅要填写足够数量的问卷，还要完成村级访谈、收集村级数据、查看现场等）、调查现场各种不确定因素影响，过程监控很难有效执行。研究发现，抽样异化确实给社会调查及调查员带来很大困难，原因并不在于过程监控，而在于调查小组前期工作及抽样程序没有规范、到位。如果在入村之前就获得了该村所有移民的基本信息，确定好抽样框，并根据各项具体要求完成样本户的选择，并提前一天告知基层干部，如此便为较好地避免抽样异化的问题提供较多的可能。 （二）强化监督管理机制
LH县GC项目监督评估社会调查监督管理尚处于缺失状态，既无专人从事监督管理，也没有相关的制度建设。就当下工作而言，可以从制度监管、组织监管、过程监管三个层面进行控制[11]，如果控制得当，可以有效规避抽样方案变更、问卷回收率过高、样本替换、无应答及调查员臆答的过度使用等问题。第一，制度监管是根本。健全工作规程，对工作开展的方式和程序制定具体的操作要求，使整个社会调查过程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同时，建立奖惩制度，对于成绩优异者进行必要的奖励，对于违规行为进行必要的经济惩罚。第二，组织监管是重点。调查工作开展要依据具体要求进行合理分组，每个小组由小组长、组员构成，注意男女比例搭配，并进行合理分工。还要设立督导组或专职督导员，如调查组数及人员较少，专职督导员可由分组长兼任。第三，过程监管是关键。相对于问卷、表格及抽样方案设计等，调查员现场调查工作是难以监管的，有必要对从开始到结束全过程的每个环节都进行监督，这样可以使出现的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防止发生不可挽回的错误，避免付出不必要的代价（王忠武，2013）。
（三）提升调查员专业素养
调查员需要直接面对调查对象，其专业水平直接关系着调查效果、问卷质量的高低。进入调查现场之前，应对调查员进行选择和专业培训。调查员应具有诚实勤勉、认真细致、善于沟通、知识技能与仪表合适诸方面的基本素质，一般可按照其品行与性格、学历和能力、仪表和地域、年龄和性别等进行选择[12]。同时，還要对调查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如调查技巧与策略、相关政策规定、调查区域社会文化、团队合作、安全生产等内容。此外，调查员还应注意仪表和言行。调查员要与调查对象进行接触交流，只有取得调查对象的好感、信任和配合，才能获得必要的信息资料，为此需要调查员规范仪表和言行。外貌气质方面要端庄大方，给人以真诚可信的形象;在衣着服饰方面要朴素得体，给人以稳重文明的印象;在语言表述方面要亲切和蔼，让人感到亲近适应;在行为举止方面要礼貌友善，让被调查者愿意配合调查[13]。如果调查员脚踩拖鞋、衣着花哨、发型凌乱、语言粗俗、行为夸张，就很难让被调查对象产生好感，自然也难以建立基本的信任，问卷调查工作就面临困难甚至失败的风险。
（四）推动监督评估公众参与
国人“心理二重区域现象”确实给社会调查带来障碍，但这不应成为否定开展社会调查或社会调查无用论的借口，由于中国地域文化差异较大，不同地区的人们的“心理二重区域”表现及程度也大相径庭。李强认为，要注意所研究的问题是否适合于用问卷的方式调查、询问的方式要符合目标人群的心理和风俗习惯、可采用间接询问不宜直接询问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使用“测谎问题”（有时也称作“埋伏型问题”，sleeping question）、将问卷调查的场景和环境因素记录下来、数据分析和解释时要考虑到说假话的因素[8]。研究发现，国人“心理二重区域现象”对于一般意义的社会调查影响较大，如果做好公众参与，调查对象能够理解调查的目的和意义，则会较好地避免这个问题。值得肯定的是，公众参与在化解一些社会矛盾和解决移民工作开展过程中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一些制度性问题方面有着积极作用[14]。社会调查过程中移民配合度不够与其对监督评估工作不了解、不知情有很大关系，这项工作本身也是监督评估工作中有关公众参与内容的评估，切实有效的公众参与不仅仅对于监督评估社会调查有着积极意义，还对后期扶持工作本身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兼论调查对象参与意愿与深度的意义
研究发现，个别乡镇、村干部在调查过程中给移民发放现金补贴的情况是每个移民20—80元不等。经了解，村干部解释说：“现在是市场经济嘛，移民经济意识越来越来强烈，你让他来说情况，要给他们误工费。现在移民随便出去做点什么，一天也赚个百八十块钱的，就是在建筑工地当小工，一天也得120块钱。”县里干部也认同这种观点，“这个是正常的，现在很普遍。社会各界进村入户的调研太多了，有的老百姓也‘皮’了，你有没有发现有的移民对答如流，他被访谈的次数多了，不像以前了。有的人你给钱人家也不来，为什么？你给的钱太少了！你像这种工作性质（监督评估社会调查）的入户调研，移民还算支持。要是没有干部带着，社会上的人做访谈是很难的，除非你给钱，有时候给钱也不好使，他对你没有信任感，不会为了一点点钱去给自己添麻烦。” 虽然本研究并不反对以误工费的形式向参与调查的移民提供必要的经济补贴，但如果以发放误工费作为移民群众配合社会调查的前提，那么该区域的移民权益保护、公众参与水平就值得质疑。监督评估工作对于保障移民资金使用安全、政策顺利实施、维护移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项目区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如此有意义的工作移民群众都不会自觉和自愿的参与，就表明移民在认知和积极性方面存在不足，那么其参与配合入户调查的目的和动机便是影响调查效果的潜在风险之一。
监督评估社会调查工作离不开调查对象的配合与支持，如果需要基层政府或村干部以现金作为补偿来得到调查对象的配合，那么调查对象接受调查的自觉性和自愿性就令人质疑，调查结果的真实性便会打折扣。面对这种情况，有的基层干部解释为“移民群众不理解、不支持调查，你总不能逼他来吧？”研究发现，移民群众并非积极性不高，而是基层官员在宣传、动员方面存在乏力的问题。当下存在的问题并非群众参与性低，而是个别基层政府不愿意向移民群众公开原本就应该公开的信息，更不要说让基层政府主动宣传该类信息。如此，公众参与必然流于形式，有些地方甚至成为一种摆设或是一些官员粉饰政绩的“花瓶”，既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又给移民工作所面临的各类问题的解决带来困难（陈绍军、蔡萌生，2012）。这容易导致社会调查结果失真的风险，如果不了解实际情况，凭老经验、想当然、拍脑袋，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当做客观现实，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自然也就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社会调查就不能了解真实情况、不能为维护移民合法权益发挥应有的作用。 此外，随着社会调查方法在学界知名度的不断提升，打着各种旗号鱼龙混杂、非专业的问卷调查在数量上增长很快，既影响了社会调查的专业水准，也给调查对象带来困惑。会给一部分受到误导的群众产生“社会调查无用论”的认知，如果这种认知和判断慢慢扩大，最终反过来会吞噬社会调查本身。脱离了群众，设计再科学、方案再完美、时间和经费保障再充足的社会调查，也会导致徒有形式而失败。
结语
工程项目移民监督评估社会调查在准备阶段和调查阶段还有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社会调查的真实性、有效性，不利于监督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和维护广大移民的合法权益，但瑕不掩瑜，监督评估社会调查取得的成绩还是主流，是值得肯定的。在中国开展监督评估社会调查，除了应该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以外，还要研习本土经验，在群众路线指导下，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强化监督管理机制，提升调查员专业水平，推动监督评估公众参与。这将有利于我们走向“田野”，直面中国正在发生着“巨变”的社会实践，开展扎扎实实的社会调查，真正弄清楚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真正状态[15]，为扎实有效地开展监督评估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撑，切实为保护移民资金安全及移民合法权益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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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监督评估;社会调查;抽样方案;样本替换
中图分类号：D6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08-0185-05
现代社会调查研究[1]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主要和主流性社会研究方式被广泛应用于工程项目移民监督评估工作之中，在调查移民生产生活情况、保护移民资金安全、保护移民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当前还存在一些不科学、不规范、不专业的问题，既影响了调查结果的客观性、真实性，也影响了基层干部、移民群众对后期扶持监督评估工作独立性、科学性、重要性的主观认知。本文以LH县GC项目移民监督评估社会调查为个案，在厘清当前监督评估社会调查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为完善监督评估社会调查探讨相应的对策。
一、当前监督评估社会调查存在的问题
（一）准备阶段
首先，问卷个别指标设计脱离实际。由于较为宏观的规范要求起不到约束作用，调查问卷及相关表格的设计工作往往由监督评估单位根据年度合同要求并依据先前经验自行设计，这给问卷设计的科学性、严谨性带来风险。LH县GC项目监督评估样本户调查问卷包括家庭人口、耕地面积、房屋、家庭收入、项目扶持增收、生活消费支出、家庭主要财产等7个维度，常住人口、打工人口等51个指标。其中家庭收入、项目增收、生活消费支出、家庭主要财产是主要维度。家庭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维度及指标主要依据国家统計年鉴的指标体系设计，没有考虑到LH县的涝洼地、渔业养殖、渔业捕捞、莲藕种植、鱼湖产品加工等实际情况;家庭主要财产指标设计缺失了通讯工具（移动电话/固定电话）、摩托车、渔船指标，收割机、插秧机两项指标多余;项目增收指标设计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调查对象无法估算项目增收带来的收益，该维度相关指标无应答情况较为普遍。
其次，抽样方案有待规范。LH县监督评估工作大纲规定“采取分层抽样调查的方法”，分层抽样（stratified sampling）对于样本选取有明确要求，应以那些要分析和研究的有明显层次区分的变量作为分层变量，以保证各层内部同质性强和各层之间的异质性强、突出总体内在结构的变量作为分层变量[2]。LH县社会调查抽样方案的确定，主要由调查员依据移民数量、位置分布、项目类型、安置方式等人工原则选取。第一，初步确定20个村作为样本村，与业主对接并协商;第二，业主提出修正意见，在样本村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调整样本村;第三，按每个村不低于20户、总量不低于400户的要求确定样本户的数量。样本户的选择则主要考虑家庭富裕程度好、中、差三种情况，而县级层面不确定具体的调查对象。这种做法并不符合分层抽样的规范。一方面，样本村样本框的确定可以与业主协调，但样本村的抽取应按规范开展;另一方面，样本村确定后，应将样本村所有移民纳入样本框，并根据规范进行抽取。上述做法容易影响样本村与样本户的代表性。
（二）调查阶段
第一，抽样方案易变更。一般而言，社会调查抽样方案确定后不允许发生变更，如确实需要变更，则需要考虑到代表性和可行性的问题，必要的话还要进行相关记录。LH县社会调查在抽样方案确定后，存在发生变更的情况。一方面，样本村发生变更，发生变更的原因并不是变更村的代表性不强，而是因为路途较远、村干部无法配合、难以找到足够的样本户等原因。另一方面，样本户选取方案容易发生变更，原方案需要考虑家庭富裕程度好、中、差三种情况，而实际的情况多是对数量的要求远远高于对好、中、差分布的要求，很容易引起样本户代表性不足。由于抽样方案中并没有明确样本户的具体信息，样本户的选择只能依赖村干部协调，在这个过程中抽样标准变相降低了。同时，存在个别村干部为了找够样本户而去找样本户的情况，找到的样本户多是留守老人、妇女，或是不会乱讲话的“良好村民”，或是村干部雇来的“假”移民，或是与村干部关系不错的朋友等不一而足，这给样本户的代表性带来很大的挑战。
第二，问卷回收率过高。一般而言，所抽取样本中的对象往往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成功接受调查，很少有抽样调查的回答率能达到100%（拉弗拉卡斯，2005）。美国GSS调查回收率最低值为70%，最高值为82%;美国、英国、日本在1998—2000年间，调查回收率维持在60%—70%之间（风笑天，2007）。相关资料显示，针对华人社会所进行的社会调查应答率较低，1997年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进行社会指标调查的应答率在50%左右，而台湾地区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的应答率亦鲜有超过45%的（陈应强，2001）。LH县社会调查问卷回收率达到99.5%以上，问卷高回收率既与监督评估工作对问卷调查要求较高有关，也与样本替换有关。问卷回收率过高既不符合国外社会调查回收率的规律，也不符合华人社会调查回收率的事实，GC项目监督评估社会调查问卷回收率过高，对问卷的有效性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第三，样本替换操作方法有待提高。面对调查中不可避免的无回答现象，国内学术界最常见的处理方法就是通过样本替换来对其进行补救（郝大海，2007），从目前国内调查实践看，相当多的调查对无应答单位进行了替换处理[3]。对于这种问题，有学者做如下处理，即“调查员持抽样名单、选样表和问卷进入被调查户选择被访人;如果选样顺利则继续进行访问，如果选样失败，则需要告知督导员，由后者根据备访户名单进行更换，再度入户选样”（陆学艺，2004）;也有学者做如下处理，即“随机选取之后（可以是翻一本书看页数或看一下表等方式），按右手原则，隔六抽一（如起点是第三户，中间净隔六户，即第二户应抽取第十户），同时标注其+1（下一户）及-1（上一户）户地址，并多抽3倍的备用地址”，“如果所抽取的地址不够使用，则由抽样员在此居委会继续抽取，如果该居委会地址全部抽完，访问中仍然不够用，则继续按右手原则在相邻居/村委会进行抽取”（李路路等，2009）。简单说，用这种办法可以有效保证样本的回收率，如果过程控制有效，那么，样本回收率可以实现100%。与其他大多数社会调查一样，LH县监督评估社会调查工作也较普遍地存在样本替换的情况，在样本户数不足或者问卷作废的情况下，调查员多会采取样本替换的方法以保证问卷的回收率，这并无不妥。然而，LH县监督评估社会调查样本替换的做法未达到上述有关学者的标准。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如果没有完成规定的问卷数量，调查员要么要求村干部继续寻找调查对象，要么要求村干部或是其他调查对象代替目标样本户填写调查问卷。调查员过于关注问卷的数量，以至于目标样本户的年龄、家庭人口、文化程度、收入支出等重要指标被人为忽略，这种解决办法容易对样本户的代表性及问卷的有效性产生负面影响。实地执行过程中对样本替换不规范操作，使这一“科学”方法偏离了轨道，无法得出能代表其样本质量的调查回收率，甚至产生了一个虚假的调查回收率（吴炜，2012）。 第四，无应答规避与臆答的过度使用。无应答[4]亦称缺失数据，是指那些本应该在观察中获得的数据却并没有按要求获得。它通常是导致样本数据缺失，继而影响调查质量的主要问题[5]。对于监督评估社会调查来说，调查员采取面对面、一对一的访谈方式，单位无应答或项目无应答[6]的问题并不突出。但由于无应答问题无法回避，为保证问卷有效回收，调查员会采取各种方式规避无应答风险，臆答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种。调查员臆答是指调查员有意不提问某些题目而自行填答的访问行为，具体说是指调查员询问了受访者一些个人特征的题目，“和/或”一些有可能被核查的事实性题目，而对一些难以核查的题目，或不会被核查的题目，或者是受访者比较反感的题目，或者是自己能够不用提问就判断出答案的题目进行自填[7]。无应答规避与臆答的过度使用更多地体现了调查员的个人意志，而不是调查对象的真实想法，这从根本上影响了问卷的真实性、有效性。LH县移民监督评估社会调查也存在这种情况。例如，H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调查员，他在对XF村前几个样本户进行了详细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后，为加快调查进度，该村随后的调查只是询问样本户家庭人口、房屋、家庭主要财产基本情况，其他的4个维度的问题则根据调查员的经验判断自行填答，这很容易导致臆答的过度使用。
第五，调查对象心理二重区域的问题。“心理二重区域”现象指人们的心理存在两个区域，一个是可以对外公开的区域，另一个是不对外公开的、保守秘密的区域。这样，就存在两重自我，一重是可以对外公开的自我，另一重是不对外公开的自我。中国人的心理二重区域現象显得更为突出，尤其两个心理区域常常有重大差异，有时甚至处于完全互相对立的状态，比如有意识地说假话[8]。中国人“心理二重区域”对问卷调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方面，调查员想方设法地让调查对象开口;另一方面，调查对象回答后还要判断调查对象的回答是否是其真实想法，如果简单地按记录的答案去做分析，得出的则是与事实恰恰相反的结论[8]。LH县移民“心理二重区域”问题较为普遍，“睁眼说瞎话”式回答问题，“藏富露穷”式诉苦模式成为一部分移民面对调查时的应对策略。例如样本户GSC，他反复说：“家里很穷，没有什么收入，全家4口靠种地生活，一年最多收入8 000元，也没有存款，找人借钱也借不着，希望可以获得低保。”在问及支出情况时，他又说：“花钱的地方很多，2个孩子上学一年要8 000多元，食品支出一年9 000多元，自己还吸烟喝酒，一天要吸2包单价7元的烟，水电费一年要1 000多元，爱人喜欢化妆买衣服，一年也要3 000多元，车子加油一年下来也要6 000多元……”很显然，GSC家庭支出远远大于家庭收入，在没有使用存款、不借债及他人不提供帮助的情况下，只能说明他隐瞒了收入情况或没有讲实话。基层移民干部认为，“在LH县做社会调查，碰到个别人，你要长两个心眼才能对付得了。”分析发现，LH县个别移民“心理二重区域”的问题原因较多，主要包括“数我穷，数我苦”诉苦文化、“有财不外露”传统思想、“给你讲了也没有用”、关于讲实话对自己及他人造成伤害的历史影响、“把配合入户调查任务化”等原因。
二、完善监督评估社会调查的对策建议
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必须首先确定基本目的和任务及其所要完成的具体目标项目，致力于运用一切可能的资源条件和控制手段来完成调研任务，其核心与关键是保证质量目标、时间目标、经费目标的实现（王忠武，2013）。相对于其他两个目标而言，后期保证监督评估社会调查质量目标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监督评估社会调查的成败与水平取决于其完成的质量，保证和提高质量可以说是社会调查管理的中心任务和生命线。完善监督评估社会调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首先要完善表格设计。现代社会调查研究应当具有科学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管理合理性三个的合理性诉求，调查问卷设计必须科学规范，内容准确且不至于发生歧义，便于被调查者把握[9]。具体维度、指标的设计要切合地方实际，如果调查区域曾经做过监督评估，最好以前几期报告、调查问卷为依据设计新的调查问卷和表格，尽量避免坐在办公室或宾馆房间里凭空想象。试调查是不能忽略的工作步骤，要根据试调查发现的问题及时修正调查问卷。另一方面，要规范抽样方案。规范的抽样方案对于保证抽样质量有着重要意义，抽样方案的实施需要大量数据的配合，如LH县所有移民村、小组/队的名称及以户为单位的移民详细信息。以分层抽样为例，第一步依据一定原则在全县所有移民村中抽取20个移民村，第二步依据一定原则在每一个移民村中抽取20户移民，考虑到无回答现象，可以多抽取3%—5%的比例作为备选样本户，但要关注样本替换对整个调查可能产生的影响（风笑天，2007），做好相关记录并保存必要数据，如果需要应在研究成果中予以合理说明。当然，有些符合科学的研究设计，在管理上是不可行的，因为这些几近完美的研究设计不是费用高昂，就是过于耗时[10]，因此，抽样方案的设计还要考虑到费用和时间的因素。
其次要注意样本户抽取程序的异化问题。虽然调查员反复向地方配合的乡镇、村（组）干部强调调查对象的要求，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发生偏差。调查员有关调查对象代表性的各种要求，在基层干部看来都是次要变量，最重要的变量是找够调查员所需要的调查对象。由于受时空因素的限制，调查员在现场较短的工作时间无法对所有调查对象的代表性进行准确判断，这也给基层干部重人数、轻质量的工作方法带来漏洞。对于调查员而言，他们对此也非常苦恼和困惑。比如，一个四人工作小组每天要完成4个村子至少80份问卷，受路途、时间、工作量（不仅要填写足够数量的问卷，还要完成村级访谈、收集村级数据、查看现场等）、调查现场各种不确定因素影响，过程监控很难有效执行。研究发现，抽样异化确实给社会调查及调查员带来很大困难，原因并不在于过程监控，而在于调查小组前期工作及抽样程序没有规范、到位。如果在入村之前就获得了该村所有移民的基本信息，确定好抽样框，并根据各项具体要求完成样本户的选择，并提前一天告知基层干部，如此便为较好地避免抽样异化的问题提供较多的可能。 （二）强化监督管理机制
LH县GC项目监督评估社会调查监督管理尚处于缺失状态，既无专人从事监督管理，也没有相关的制度建设。就当下工作而言，可以从制度监管、组织监管、过程监管三个层面进行控制[11]，如果控制得当，可以有效规避抽样方案变更、问卷回收率过高、样本替换、无应答及调查员臆答的过度使用等问题。第一，制度监管是根本。健全工作规程，对工作开展的方式和程序制定具体的操作要求，使整个社会调查过程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同时，建立奖惩制度，对于成绩优异者进行必要的奖励，对于违规行为进行必要的经济惩罚。第二，组织监管是重点。调查工作开展要依据具体要求进行合理分组，每个小组由小组长、组员构成，注意男女比例搭配，并进行合理分工。还要设立督导组或专职督导员，如调查组数及人员较少，专职督导员可由分组长兼任。第三，过程监管是关键。相对于问卷、表格及抽样方案设计等，调查员现场调查工作是难以监管的，有必要对从开始到结束全过程的每个环节都进行监督，这样可以使出现的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防止发生不可挽回的错误，避免付出不必要的代价（王忠武，2013）。
（三）提升调查员专业素养
调查员需要直接面对调查对象，其专业水平直接关系着调查效果、问卷质量的高低。进入调查现场之前，应对调查员进行选择和专业培训。调查员应具有诚实勤勉、认真细致、善于沟通、知识技能与仪表合适诸方面的基本素质，一般可按照其品行与性格、学历和能力、仪表和地域、年龄和性别等进行选择[12]。同时，還要对调查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如调查技巧与策略、相关政策规定、调查区域社会文化、团队合作、安全生产等内容。此外，调查员还应注意仪表和言行。调查员要与调查对象进行接触交流，只有取得调查对象的好感、信任和配合，才能获得必要的信息资料，为此需要调查员规范仪表和言行。外貌气质方面要端庄大方，给人以真诚可信的形象;在衣着服饰方面要朴素得体，给人以稳重文明的印象;在语言表述方面要亲切和蔼，让人感到亲近适应;在行为举止方面要礼貌友善，让被调查者愿意配合调查[13]。如果调查员脚踩拖鞋、衣着花哨、发型凌乱、语言粗俗、行为夸张，就很难让被调查对象产生好感，自然也难以建立基本的信任，问卷调查工作就面临困难甚至失败的风险。
（四）推动监督评估公众参与
国人“心理二重区域现象”确实给社会调查带来障碍，但这不应成为否定开展社会调查或社会调查无用论的借口，由于中国地域文化差异较大，不同地区的人们的“心理二重区域”表现及程度也大相径庭。李强认为，要注意所研究的问题是否适合于用问卷的方式调查、询问的方式要符合目标人群的心理和风俗习惯、可采用间接询问不宜直接询问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使用“测谎问题”（有时也称作“埋伏型问题”，sleeping question）、将问卷调查的场景和环境因素记录下来、数据分析和解释时要考虑到说假话的因素[8]。研究发现，国人“心理二重区域现象”对于一般意义的社会调查影响较大，如果做好公众参与，调查对象能够理解调查的目的和意义，则会较好地避免这个问题。值得肯定的是，公众参与在化解一些社会矛盾和解决移民工作开展过程中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一些制度性问题方面有着积极作用[14]。社会调查过程中移民配合度不够与其对监督评估工作不了解、不知情有很大关系，这项工作本身也是监督评估工作中有关公众参与内容的评估，切实有效的公众参与不仅仅对于监督评估社会调查有着积极意义，还对后期扶持工作本身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兼论调查对象参与意愿与深度的意义
研究发现，个别乡镇、村干部在调查过程中给移民发放现金补贴的情况是每个移民20—80元不等。经了解，村干部解释说：“现在是市场经济嘛，移民经济意识越来越来强烈，你让他来说情况，要给他们误工费。现在移民随便出去做点什么，一天也赚个百八十块钱的，就是在建筑工地当小工，一天也得120块钱。”县里干部也认同这种观点，“这个是正常的，现在很普遍。社会各界进村入户的调研太多了，有的老百姓也‘皮’了，你有没有发现有的移民对答如流，他被访谈的次数多了，不像以前了。有的人你给钱人家也不来，为什么？你给的钱太少了！你像这种工作性质（监督评估社会调查）的入户调研，移民还算支持。要是没有干部带着，社会上的人做访谈是很难的，除非你给钱，有时候给钱也不好使，他对你没有信任感，不会为了一点点钱去给自己添麻烦。” 虽然本研究并不反对以误工费的形式向参与调查的移民提供必要的经济补贴，但如果以发放误工费作为移民群众配合社会调查的前提，那么该区域的移民权益保护、公众参与水平就值得质疑。监督评估工作对于保障移民资金使用安全、政策顺利实施、维护移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项目区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如此有意义的工作移民群众都不会自觉和自愿的参与，就表明移民在认知和积极性方面存在不足，那么其参与配合入户调查的目的和动机便是影响调查效果的潜在风险之一。
监督评估社会调查工作离不开调查对象的配合与支持，如果需要基层政府或村干部以现金作为补偿来得到调查对象的配合，那么调查对象接受调查的自觉性和自愿性就令人质疑，调查结果的真实性便会打折扣。面对这种情况，有的基层干部解释为“移民群众不理解、不支持调查，你总不能逼他来吧？”研究发现，移民群众并非积极性不高，而是基层官员在宣传、动员方面存在乏力的问题。当下存在的问题并非群众参与性低，而是个别基层政府不愿意向移民群众公开原本就应该公开的信息，更不要说让基层政府主动宣传该类信息。如此，公众参与必然流于形式，有些地方甚至成为一种摆设或是一些官员粉饰政绩的“花瓶”，既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又给移民工作所面临的各类问题的解决带来困难（陈绍军、蔡萌生，2012）。这容易导致社会调查结果失真的风险，如果不了解实际情况，凭老经验、想当然、拍脑袋，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当做客观现实，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自然也就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社会调查就不能了解真实情况、不能为维护移民合法权益发挥应有的作用。 此外，随着社会调查方法在学界知名度的不断提升，打着各种旗号鱼龙混杂、非专业的问卷调查在数量上增长很快，既影响了社会调查的专业水准，也给调查对象带来困惑。会给一部分受到误导的群众产生“社会调查无用论”的认知，如果这种认知和判断慢慢扩大，最终反过来会吞噬社会调查本身。脱离了群众，设计再科学、方案再完美、时间和经费保障再充足的社会调查，也会导致徒有形式而失败。
结语
工程项目移民监督评估社会调查在准备阶段和调查阶段还有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社会调查的真实性、有效性，不利于监督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和维护广大移民的合法权益，但瑕不掩瑜，监督评估社会调查取得的成绩还是主流，是值得肯定的。在中国开展监督评估社会调查，除了应该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以外，还要研习本土经验，在群众路线指导下，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强化监督管理机制，提升调查员专业水平，推动监督评估公众参与。这将有利于我们走向“田野”，直面中国正在发生着“巨变”的社会实践，开展扎扎实实的社会调查，真正弄清楚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真正状态[15]，为扎实有效地开展监督评估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撑，切实为保护移民资金安全及移民合法权益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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