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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有关社区嵌入式养老院的负面报道层出不穷，究竟是什么导致备受看好的新型养老模式遭到社区居民的抵触？基于邻避效应理论的视角，通过梳理总结国内外社区养老模式的差异以及学术界关于邻避效应理论的研究异同，深入剖析养老院难以“嵌入”社区的核心问题。
【关键词】 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 邻避效应
一、引言
我国目前老龄化问题严重，根据联合国所示数据，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会在2030年激增至2.1亿人，预计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4。最初，我国面对这一问题的政策是以机构床位为导向，要求各地快速增加养老院床位。但实践证明，许多养老院增加床位之后出现大量空置床位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养老机构的供给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失调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应运而生，这种嵌入到社区内部的新型养老机构位于老人们熟知的社区中，从家到养老院“一碗汤”的距离，打消了老年人的顾虑，因此大大提高了传统养老机构的入住率。然而随着社区“嵌入式”养老院的进一步推广，邻避效应问题越来越突出。
二、行业现状
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是一种嵌入社区内部的介于机构养老和社区照料之间的市场化运营的养老机制。通过依托微机构，整合利用社区的闲置资源，如闲置的社区房屋等，建立面向满足社区全龄段失能失智老人多样化照护需求的复合服务体系。
（一）国外行业现状
日本作为全世界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开始积极探索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经历了30多年的探索，覆盖城乡社区的“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已逐步建立起来。与传统的养老院明显不同的是，日本社区“嵌入式”养老内含四大类服务类型：机构养老服务：主要以老年人福祉设施、老年人保健设旋和照护疗养型医疗设施医养结合设施为主;居家服务：即专业人员上门医护服务和日间照料服务;区域密集型服务：主要包括提供夜间巡视和24小时应急服务;9个人以下组成的小组家庭服务：依托25人以下的小规模多功能型照护机构为辖区内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上门等各类服务;提供老年无障碍公寓。由此，日本成为世界上首个具有较为完善的社区“嵌入式”养老体系的国家。
在欧美福利国家，社会化的养老机制已经成为解决养老服务问题的最主要的措施。在欧美福利国家恰恰是通过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一整套的政策支持和税收设计，有效衔接起了家庭、国家、市场和社会组织的不同职能。例如，在已较早面临人口老龄化压力的英国，凭借着一系列良好的社区养老模式的制度安排，使得社区照顾这一养老行业发展日益成熟。英國的社区养老涵盖了心理慰藉、居家服务、物质支持、老年人公寓、日常托老所等一整套的服务体系，既整合社区现有的资源，又使得老年人在熟悉的社区环境中进行了有效的社会融合和社会适应。
（二）国内行业现状
目前，我国社区“嵌入式”养老行业中主要存在两种模式：一、是政府出资，非盈利性社区机构运营，在这种方式中，资金补贴主要来自政府，而各类资源的整合则由非盈利性的社区机构负责，其他社会组织嵌入合作;第二种是养老服务企业与政府共同出资，企业独立运营。也就是说，养老服务企业负责出资竞拍，政府也提供一部分的财政补贴，其余部分由企业自主运营自负盈亏，社区管理部门与其他社会组织也灵活参与其中。
上海闵行区2015年在全国率先落地运行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自此，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在我国各大城市开始发展，并先后有北京、重庆、武汉等城市宣布将社区“嵌入式”作为未来养老服务的创新发展的主要方向并重点开展投资运营。但由于各城市具有地域、经济、功能定位等的差异，使得社区“嵌入式”养老在模式机制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为我国的社区“嵌入式”养老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经验。
三、养老模式理论研究
社会“嵌入式”理论于1985年由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该理论认为，个人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并根据所嵌入的社会关系背景，做出符合自己主观目的的决策和行动，再依托社会各关系的支持，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或服务。根据社会“嵌入式”理论，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顺应了老龄人口适度社会化的趋势，它能够将整合后的社会资源充分嵌入社区内部，在为老人提供一个社会化养老的理想平台的同时，能够尽量避免老年人脱离他们熟悉的社会关系以及生活环境。
（一）国外以研究社区养老模式为主
英国研究者率先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在适合环境中养老”（Aging in Place）的理论，并在国内推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西方国家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日趋成熟。
与中国不同，尽管家人和亲友仍是照顾老人的一种重要力量，但由于西方生活传统习俗的影响，西方国家的老人普遍独自居住，不与子女居住在一起，因此西方的养老模式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居家养老模式截然不同。养老机构提供的专业医护服务收费很高，严重影响养老机构的入住率（Brubaker，1992）。除此之外，机构养老另一大问题就是容易造成社会疏离，也不能实现帮助老人过有意义的生活和达成适应环境的目的。同时，养老机构资源有限，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随着社区身体虚弱老人数量的增多，社区养老的需求增多，促使社区照料服务供给集中，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区养老成本。（Brubaker， 1992 ）正是由于社区养老机构的这些优势，因此出于社会责任，社区应该在养老问题上发挥它更大的价值（Lehto，Moss，Rostgaard，1999）。与传统的养老模式（传统的养老院）相比，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将会为社区居家老年人提供便捷（Sherry Anne Chapman，2002）。Fradkin & Heath认为以社区为本的养老服务，应该提供营养场所、成人口间照护中心和交通服务（Fradkin & Heath，1992 ）。 （二）国内以研究居家养老模式为主
由于“百善孝为先”等传统孝道观念的影响，家庭养老成为中国经济还不发达条件时期下的一种过渡模式，并且家庭在对老人的精神安抚方面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朱阳光等，2015），因此，应该在目前以家庭照顾为主的情况下，大力发展支持性社区服务。居家养老模式不等同于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居家养老模式中的“家”是指养老的一个连接载体，与原有的家庭养老存在着本质区别的（洪国栋，2012），即家庭成员（配偶、子女）是家庭养老模式的责任主体;而居家养老模式中的“家”作为载体所连接的家庭成员、社区、政府三方都是该模式下的责任主体。（章萍，2016）只有将个人和家庭、社区、政府三方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优化现有的居家养老新模式，即老年人个人自助，发挥老年人自身作用，积极自养;家庭帮助，继续鼓励和支持家庭照料;社会化服务，加快发展老年社会化服务事业，积极发展社区服务有机结合。（修宏方，2013）。
四、邻避效应理论研究
“邻避效应”（Not-In-My-Back-Yard）指社会组织或所在地居民因担心公共项目设施的修建运行会对环境质量、资产价值和自己身体健康等带来不利后果，从而采取的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Robert Wilton，2000 ）。
（一）国外以研究邻避效应的发展趋势为主
邻避效压的研究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欧美国家，欧海尔首次将邻避设施引人学术界，引发邻避效压的研究热潮。20世纪80-90年代，学者们开始研究邻避设施的邻避效应及其治理问题，之后发展到从政治民王角度研究邻避现象期望通过提高邻避设施的可接受水平来缓解邻避效压力（Ognjen ?aldarovi? 1996）。
邻避设施对区域整体存在正向的公共效用，同时这些设施也会产生负外部性效果，但这些潜在的负外部性却集中作用于邻避设施的周边地区，需要周边居民承担某种额外的负外部性成本，所以邻避设施常常遭到周边居民反对（Anthony Giddens 1987）。
（二）国内以研究邻避效应产生的机制为主
我国在“邻避效应”问题上的认识、引导和克服，是社区服务项目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常见挑战。一方面公众对养老的需求量激增;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中个人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信息传播渠道的增加，公众对“邻避”设施的抵触心理和集体抵制行为越发容易形成。
马奔，李继朋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法把邻避效应分为污染类、风险集聚类、污名化与心理不悦类三种。养老院就属于典型的污名化与心理不悦类邻避设施。在该类邻避设施中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是其邻避效应必要条件（马奔，李继朋，2015）。此类邻避设施造成的损失是间接的和潜在的，主要表现为居住社区污名化、影响居民心情和导致房价下降等。本文所研究的社区嵌入式养老院就属于典型的污名化与心理不悦类。居民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建设所产生的误解，往往源自于对社区养老机构功能的认识不足和对主办方信息沟通的缺失。因此，现如今对养老机构的需求日益突显的社会现实和社区居民的担心所导致的非理性抗议之间的矛盾反映了社区居民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的误读，也表明了当下我国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发展面临着瓶颈。
由于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新的概念，所以目前关于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邻避效应研究并不多，且大部分停留在数据上的定性研究，相关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如何应对邻避效应将是我国构建新型养老模式體系过程中必将长期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与挑战。国外关于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研究，以及如何化解邻避效应的方法上都有着较为成熟的成果，为我们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借鉴的思路和视角。但这些经验如何为我国实践所用，还有待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胡宏伟，汪钰，王晓俊，张澜.“嵌入式”养老模式现状、评估与改进路径[J].社会保障研究，2015（02）：10-17.
[2] Granovetter. Mark.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ness"pp 481-510 in AJS Volume 91 Number 3（November 1985）.
【关键词】 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 邻避效应
一、引言
我国目前老龄化问题严重，根据联合国所示数据，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会在2030年激增至2.1亿人，预计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4。最初，我国面对这一问题的政策是以机构床位为导向，要求各地快速增加养老院床位。但实践证明，许多养老院增加床位之后出现大量空置床位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养老机构的供给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失调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应运而生，这种嵌入到社区内部的新型养老机构位于老人们熟知的社区中，从家到养老院“一碗汤”的距离，打消了老年人的顾虑，因此大大提高了传统养老机构的入住率。然而随着社区“嵌入式”养老院的进一步推广，邻避效应问题越来越突出。
二、行业现状
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是一种嵌入社区内部的介于机构养老和社区照料之间的市场化运营的养老机制。通过依托微机构，整合利用社区的闲置资源，如闲置的社区房屋等，建立面向满足社区全龄段失能失智老人多样化照护需求的复合服务体系。
（一）国外行业现状
日本作为全世界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开始积极探索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经历了30多年的探索，覆盖城乡社区的“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已逐步建立起来。与传统的养老院明显不同的是，日本社区“嵌入式”养老内含四大类服务类型：机构养老服务：主要以老年人福祉设施、老年人保健设旋和照护疗养型医疗设施医养结合设施为主;居家服务：即专业人员上门医护服务和日间照料服务;区域密集型服务：主要包括提供夜间巡视和24小时应急服务;9个人以下组成的小组家庭服务：依托25人以下的小规模多功能型照护机构为辖区内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上门等各类服务;提供老年无障碍公寓。由此，日本成为世界上首个具有较为完善的社区“嵌入式”养老体系的国家。
在欧美福利国家，社会化的养老机制已经成为解决养老服务问题的最主要的措施。在欧美福利国家恰恰是通过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一整套的政策支持和税收设计，有效衔接起了家庭、国家、市场和社会组织的不同职能。例如，在已较早面临人口老龄化压力的英国，凭借着一系列良好的社区养老模式的制度安排，使得社区照顾这一养老行业发展日益成熟。英國的社区养老涵盖了心理慰藉、居家服务、物质支持、老年人公寓、日常托老所等一整套的服务体系，既整合社区现有的资源，又使得老年人在熟悉的社区环境中进行了有效的社会融合和社会适应。
（二）国内行业现状
目前，我国社区“嵌入式”养老行业中主要存在两种模式：一、是政府出资，非盈利性社区机构运营，在这种方式中，资金补贴主要来自政府，而各类资源的整合则由非盈利性的社区机构负责，其他社会组织嵌入合作;第二种是养老服务企业与政府共同出资，企业独立运营。也就是说，养老服务企业负责出资竞拍，政府也提供一部分的财政补贴，其余部分由企业自主运营自负盈亏，社区管理部门与其他社会组织也灵活参与其中。
上海闵行区2015年在全国率先落地运行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自此，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在我国各大城市开始发展，并先后有北京、重庆、武汉等城市宣布将社区“嵌入式”作为未来养老服务的创新发展的主要方向并重点开展投资运营。但由于各城市具有地域、经济、功能定位等的差异，使得社区“嵌入式”养老在模式机制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为我国的社区“嵌入式”养老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经验。
三、养老模式理论研究
社会“嵌入式”理论于1985年由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该理论认为，个人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并根据所嵌入的社会关系背景，做出符合自己主观目的的决策和行动，再依托社会各关系的支持，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或服务。根据社会“嵌入式”理论，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顺应了老龄人口适度社会化的趋势，它能够将整合后的社会资源充分嵌入社区内部，在为老人提供一个社会化养老的理想平台的同时，能够尽量避免老年人脱离他们熟悉的社会关系以及生活环境。
（一）国外以研究社区养老模式为主
英国研究者率先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在适合环境中养老”（Aging in Place）的理论，并在国内推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西方国家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日趋成熟。
与中国不同，尽管家人和亲友仍是照顾老人的一种重要力量，但由于西方生活传统习俗的影响，西方国家的老人普遍独自居住，不与子女居住在一起，因此西方的养老模式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居家养老模式截然不同。养老机构提供的专业医护服务收费很高，严重影响养老机构的入住率（Brubaker，1992）。除此之外，机构养老另一大问题就是容易造成社会疏离，也不能实现帮助老人过有意义的生活和达成适应环境的目的。同时，养老机构资源有限，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随着社区身体虚弱老人数量的增多，社区养老的需求增多，促使社区照料服务供给集中，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区养老成本。（Brubaker， 1992 ）正是由于社区养老机构的这些优势，因此出于社会责任，社区应该在养老问题上发挥它更大的价值（Lehto，Moss，Rostgaard，1999）。与传统的养老模式（传统的养老院）相比，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将会为社区居家老年人提供便捷（Sherry Anne Chapman，2002）。Fradkin & Heath认为以社区为本的养老服务，应该提供营养场所、成人口间照护中心和交通服务（Fradkin & Heath，1992 ）。 （二）国内以研究居家养老模式为主
由于“百善孝为先”等传统孝道观念的影响，家庭养老成为中国经济还不发达条件时期下的一种过渡模式，并且家庭在对老人的精神安抚方面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朱阳光等，2015），因此，应该在目前以家庭照顾为主的情况下，大力发展支持性社区服务。居家养老模式不等同于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居家养老模式中的“家”是指养老的一个连接载体，与原有的家庭养老存在着本质区别的（洪国栋，2012），即家庭成员（配偶、子女）是家庭养老模式的责任主体;而居家养老模式中的“家”作为载体所连接的家庭成员、社区、政府三方都是该模式下的责任主体。（章萍，2016）只有将个人和家庭、社区、政府三方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优化现有的居家养老新模式，即老年人个人自助，发挥老年人自身作用，积极自养;家庭帮助，继续鼓励和支持家庭照料;社会化服务，加快发展老年社会化服务事业，积极发展社区服务有机结合。（修宏方，2013）。
四、邻避效应理论研究
“邻避效应”（Not-In-My-Back-Yard）指社会组织或所在地居民因担心公共项目设施的修建运行会对环境质量、资产价值和自己身体健康等带来不利后果，从而采取的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Robert Wilton，2000 ）。
（一）国外以研究邻避效应的发展趋势为主
邻避效压的研究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欧美国家，欧海尔首次将邻避设施引人学术界，引发邻避效压的研究热潮。20世纪80-90年代，学者们开始研究邻避设施的邻避效应及其治理问题，之后发展到从政治民王角度研究邻避现象期望通过提高邻避设施的可接受水平来缓解邻避效压力（Ognjen ?aldarovi? 1996）。
邻避设施对区域整体存在正向的公共效用，同时这些设施也会产生负外部性效果，但这些潜在的负外部性却集中作用于邻避设施的周边地区，需要周边居民承担某种额外的负外部性成本，所以邻避设施常常遭到周边居民反对（Anthony Giddens 1987）。
（二）国内以研究邻避效应产生的机制为主
我国在“邻避效应”问题上的认识、引导和克服，是社区服务项目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常见挑战。一方面公众对养老的需求量激增;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中个人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信息传播渠道的增加，公众对“邻避”设施的抵触心理和集体抵制行为越发容易形成。
马奔，李继朋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法把邻避效应分为污染类、风险集聚类、污名化与心理不悦类三种。养老院就属于典型的污名化与心理不悦类邻避设施。在该类邻避设施中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是其邻避效应必要条件（马奔，李继朋，2015）。此类邻避设施造成的损失是间接的和潜在的，主要表现为居住社区污名化、影响居民心情和导致房价下降等。本文所研究的社区嵌入式养老院就属于典型的污名化与心理不悦类。居民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建设所产生的误解，往往源自于对社区养老机构功能的认识不足和对主办方信息沟通的缺失。因此，现如今对养老机构的需求日益突显的社会现实和社区居民的担心所导致的非理性抗议之间的矛盾反映了社区居民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的误读，也表明了当下我国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发展面临着瓶颈。
由于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新的概念，所以目前关于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邻避效应研究并不多，且大部分停留在数据上的定性研究，相关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如何应对邻避效应将是我国构建新型养老模式體系过程中必将长期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与挑战。国外关于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研究，以及如何化解邻避效应的方法上都有着较为成熟的成果，为我们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借鉴的思路和视角。但这些经验如何为我国实践所用，还有待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胡宏伟，汪钰，王晓俊，张澜.“嵌入式”养老模式现状、评估与改进路径[J].社会保障研究，2015（02）：10-17.
[2] Granovetter. Mark.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ness"pp 481-510 in AJS Volume 91 Number 3（November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