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张英做出了她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选择——放弃稳定的工作，陪儿子读高三。同一时期，王芳菲放弃了30万元年薪的工作，操起十多年没摸过的锅碗瓢盆，陪独生女儿度过高三这一年……来自四面八方的她们都集中到了一个共同的地方——约有万名学生的临川一中。这个地处江西中部的高中，每年近4000名的考生中，有二三十名学生考入清华、北大，最多时占全省清华、北大名额的三分之一，被称为“神话中学”。（5月17日 《中国青年报》）
　　5月17日，《中国青年报》以“陪读高考”为题，用一整版篇幅来报道“家长陪读”现象。报道指出，因为陪读人数众多，学校所处的上顿渡镇因此变得热闹起来，这座小镇因为工业稀少而天空湛蓝，目前在镇上发展最快的产业是房地产，房屋租赁市场也迎来旺季。围着“巨无霸”学校，各类牛奶店、果蔬摊、杂货店、书店、快递店、理发店、通信服务网点等店铺应有尽有……所有店铺与学校的作息保持着同呼吸般的运作。
　　读罢报道，心生感慨。古有“孟母三迁”，为的是让孩子有个更好的学习成长环境。如今，为了让孩子在生活上得到更全面的照顾，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學习上，一些家长不惜花费大量资金，千里迢迢跨地区转学，甚至辞掉工作陪同孩子读书，成为全职的陪读父母，以“牺牲自我”的方式来“成就”孩子的未来。“家有读书郎，全家跟着忙”，这种付出的背后，再次折射出中国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焦虑心态。
　　说起来，“陪读家长”们也都有着各自的苦衷。一方面，在现行人才选拔制度下，高考仍然是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在这一指挥棒下，广大家长对自己的孩子都寄予了厚望；另一方面，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稀少且分布不均衡，各地的学校在事实上已分成三六九等，导致诸多家长都希望倾己之力为孩子营造尽可能高的“人生起点”，想尽各种招数来为择校、陪读创造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味指责“陪读家长”，而不着眼于纾解“陪读家长”的焦虑，显然不够客观和公允。
　　那么，谁来纾解“陪读家长”的焦虑呢？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责无旁贷。从当前的教育改革目标来看，打破“一考定终身”已箭在弦上，深化高考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为此，教育管理部門应进一步加快教育综合改革的步伐，更加公平、合理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努力营造优良的教育生态环境，让更多学生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真正实现教育公平。
　　社会则应进一步转变“唯学历论英雄”“唯名校论成败”“非名校无以就业”等观念，营造“行行出状元”的创业和就业氛围，让那些榜上无名或没有“金榜题名”的学生脚下有更宽广的路可走。在此基础上，家长们也应逐渐从“逼子成龙”“催女成凤”的焦虑心态中走出来，化陪读为陪伴，少些捆绑，多些鼓励，用正确的方式陪伴和督促孩子学习、成长。
　　总之，只有政府部门、学校和社会各方齐心协力、综合施策，家长们的高考焦虑才会逐渐缓解，孩子们才能在健康快乐的环境中提高学习兴趣、增强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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