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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翻译文学的研究由于其跨文化的特殊性，直到近年来才被认定是比较文学研究范畴。翻译文学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忠于原著，表达原作者的思想，这种观点往往忽视了译者在其母语世界和其所要翻译成的语言世界的双重文化身份。本文以《红楼梦》的两种英文译名为例，探讨译者如何从翻译文学中存在的互文性活动出发，在面对不同的文化人群对同一文本做出的不同调整。
关键词：翻译文学 译者 双重文化身份 《红楼梦》
近年来，国际比较文学界呈现出由文学比较研究转向文化比较研究的趋势。苏珊·巴斯奈特在她所著的《比较文学概论》中提到比较文学的衰落是伴随着翻译文学的兴起的。翻译文学作为跨文化研究的一种媒介方式，填补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一直忽略或者存在空白的一项，那就是对翻译文学的界定以及与比较文学的关系。
翻译文学概念的提出开阔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为以往比较文学以影响研究为发端并将重点放在文本的主题、人物形象、类型研究而忽略了文本本身的阅读和接受具有跨文化性质。随着这一概念的提出，国内文学界讨论的重心也就在于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有什么不同，它究竟能不能算得上是比较文学中的一个领域。刘耘华在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翻译文学体系化：一种可能的趋势》。他将翻译文学定义为外国文学与民族文学结合的产物，既有外国文学的特点，因为翻译的是别国的作品，带有异国的情调，比如说新的写作方式、叙事方式、不熟悉的人名、地名等，无一不使本国读者感到陌生，而翻译文学同时也带有民族文学的特性，因为参加翻译的工作者或是本国的大学者，精通外语，本来就对本国文化了如指掌，或是学习该国文化并深受其浸渍的外国学者。这就使得我们在学习讨论翻译文学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译者的问题。一直以来的翻译文学注重的都是译本的准确性和忠实性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把翻译比喻成搭桥、开门、摆渡或者跨越、转换和传递。在一些印欧语系的语言中，翻译一词与“trans-latio”，“meta-phor”有关，这些词在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中都有确切的“跨越”含义。我们把译者形象地比喻为转播站，同时又比喻为通道和转换器。另一方面我们要求翻译应是相似（likeness）、逼真（look alike）、摹本（replica）、副本（duplicate）、复制品（copy）、画像（portrait）、翻版（reproduction）、模仿（imitation）、模拟（mimesis）、影像（reflection）、镜像（mirror image）或透明玻璃（transparent pane of glass）。我们把翻译的特质看作是相似、逼真或者是一幅真实的图画，完全依赖译者的可靠度、诚实品格、敬业精神和良好的信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认为复制品与真品一样好，因此，就其实际使用价值而言，复制品应该与真品等值。等值的效果是作为诚实的中间人和媒介传播者的译者所应有的品质。我们习惯于把自己对作品的鉴赏和理解交到译者手上，承认译者在翻译上作的努力，着重于翻译技术的研究和探讨，并对单独译者贴近原作文风的做法大加赞赏，传为佳话，而这也是翻译学习中的要求，那就是对原作的忠实。因此，我们一再强调的就是译作的准确性，换而言之，也就是译者的忠实。这样，我们就回到了翻译研究的原点，对翻译过程和翻译效果可靠性的研究。一直以来对翻译的界定也就是在等效性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重点放在对译本与原作之间的透明度的研究上，重视的是被看作原作的译作中的那个权威的声音，而我们也以为那个声音就是作者本身的声音，从而忽略了译者本身的双重文化身份。
当然，对译者的双重文化身份的界定是建立在对译作文本和原作文本的分析上的，这样，我们的问题就又回到了文本分析上来了。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论家朱丽叶·克雷斯蒂娃认为，每个文本的外部形式都是一种由马赛克式的引语片段的拼积而镶成的，每一个文本都是另一种文本的吸收和转换。值得一提的是，《红楼梦》书名的两种翻译，都涉及了翻译文学的互文性。互文活动不是指复制、剪裁或模仿，而是一种从文本网络引发出来的语义成分，它常常超越现存的文本并指向其前文本。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一个文本的形成都不是孤立的，它总是融入在一个民族的文学、历史、传统和习俗等诸多因素之中。因此，从原文文本到译作文本的产生是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转换和接受的过程，而译者作为其中的传播者，或者说媒介，自然承担了文化身份的转换，并从不同的语言文化出发在译作中掺杂进自身的文化因素。文本之间是互动的，现在的文本不仅与过去、将来及同时代的文本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而且还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有着显性和隐性的联系。一个文本不仅打上了前文本的烙印，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以前的文本引发、点化而演变来的。由这一点出发，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红楼梦》两种英文译名中所含的文化因素。杨宪益、戴乃迭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而David Hawks 和John Minford则译作“The Story of the Stone”。对同一本《红楼梦》的不同英文译名则体现出两位译者来自不同的民族有着各自的文化背景。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杨宪益的翻译当然更接近于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与语境，因此读者阅读这个译本就如同阅读中文一般，语法、句子的语序和其中的意象都是中国式的，没有改变。书名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就是译者考虑到红楼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代表性而做出的一种直译。“红楼”一向指侯家大院，因自汉以来，名门望族均用朱红色，杜甫的诗中就写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时，红楼也指华美的房子，旧时常指富家女子的住处。韦庄在《长安春》里就写道：“长安春色本无主，古来尽属红楼女。”这样看来，这个翻译是与中国文化语境中对红楼以及红色的理解是相契合的，提到红色，中国读者想到的都是富贵、华丽和侯门望族在华美的外衣下不为人知的生活，富贵女子远离世俗，孤独落泪生活的地方，这是跟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红色概念的理解分不开的。虽然近代以来，红色又被赋予了革命的色彩，表示胜利后的欢庆，但是主流文化中对红色的理解还是喜庆的、华贵的。可是离开了这个特定的语境，红色的这个意义也就不复存在。可以说，杨宪益的这个译本是从中国读者出发，完全以中国读者的接受心理为主的，其中所使用的意象都是中国人所熟知的，这样一来，译者作为不同文化的中间传递者，偏向了两种文化中的一方，就使得这部作品更接近于民族文学，换句话说，就是用英文写的民族文学。如果说，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结合的产物的话，那么杨宪益的这个作为两者产物的译本就带有明显的民族文学的特征，因为其只具备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的这个条件。
《石头记》是《红楼梦》的另一书名。David Hawks译作“The Story of the Stone”，则首先考虑了读者的可接受性，也就是面对外国读者的接受审美心理。在西方人眼中，“红楼”不过是红色的房子而已。《红楼梦》可能被理解为在红色楼房里做的一个梦，这种想法只是传达了一种浪漫的情调而已，与中国读者的理解和作者的原意相差甚远，这也就大大削弱了原书名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传达的魅力。霍克斯（Hawks）在英译本原文序言中指出，用一个“红”字，无法表达《红楼梦》一书所蕴含的真正意义，这对西方读者来说，尤如此。而反观《红楼梦》的书名有五个：《石头记》、《情僧路》、《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和《红楼梦》。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说，译名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将读者的兴趣提到了对stone（石头）的理解上，也可以说是霍克斯作为文化的中间传递者，深入学习汉语言文化后，考虑到西方读者的具体语境与习惯而相应做出的调整。英国诗人布莱克（Blake）有诗句：“从一颗细砂看尘世，从一朵小野花观苍穹。”这里就体现了一种佛教禅宗的“一花一世界，一木一菩提”的境界，也与《红楼梦》中无所不在的佛教思想相契合。建立在这种文化意象上的翻译作品，才能称得上是一种翻译文学。因为它不仅仅只是由另外一门语言写出的，而且符合那门语言下读者的接受心理，同时也不失原作中的文化因素，可以说这是译者面对不同的读者做出的文化方面的整合和调整。
有人认为杨宪益的版本更切合中国人的口味，并且对其大加赞赏，而霍克斯的版本则将原作的意象改得面目全非，失去了阅读的意味。这样的说法有失偏颇，不可否认，杨的译名是符合了中国人的审美心态和文化定势，达到了传统翻译意义上的等效性，其意在于忠实准确地传达中国的文化。不过作为译者，拥有双重身份，也就是两种文化的相互传递和影响的转换器和中间者，不能厚此薄彼，而是应该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而达到文化的相互转换过程。
参考文献：
［1］Bassnett，Susan.Comparative Literature.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3.
［2］Hawks，David.Trans.The Story of the Stone［M］.London：Penguin，1973.
［3］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4］Yang Hsien-yi，Gladys Yang.Trans.A Dream of Red Mansion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80.
［5］刘耘华.翻译文学体系化：一种可能的趋势.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2）.
［6］谢天振.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7］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关键词：翻译文学 译者 双重文化身份 《红楼梦》
近年来，国际比较文学界呈现出由文学比较研究转向文化比较研究的趋势。苏珊·巴斯奈特在她所著的《比较文学概论》中提到比较文学的衰落是伴随着翻译文学的兴起的。翻译文学作为跨文化研究的一种媒介方式，填补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一直忽略或者存在空白的一项，那就是对翻译文学的界定以及与比较文学的关系。
翻译文学概念的提出开阔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为以往比较文学以影响研究为发端并将重点放在文本的主题、人物形象、类型研究而忽略了文本本身的阅读和接受具有跨文化性质。随着这一概念的提出，国内文学界讨论的重心也就在于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有什么不同，它究竟能不能算得上是比较文学中的一个领域。刘耘华在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翻译文学体系化：一种可能的趋势》。他将翻译文学定义为外国文学与民族文学结合的产物，既有外国文学的特点，因为翻译的是别国的作品，带有异国的情调，比如说新的写作方式、叙事方式、不熟悉的人名、地名等，无一不使本国读者感到陌生，而翻译文学同时也带有民族文学的特性，因为参加翻译的工作者或是本国的大学者，精通外语，本来就对本国文化了如指掌，或是学习该国文化并深受其浸渍的外国学者。这就使得我们在学习讨论翻译文学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译者的问题。一直以来的翻译文学注重的都是译本的准确性和忠实性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把翻译比喻成搭桥、开门、摆渡或者跨越、转换和传递。在一些印欧语系的语言中，翻译一词与“trans-latio”，“meta-phor”有关，这些词在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中都有确切的“跨越”含义。我们把译者形象地比喻为转播站，同时又比喻为通道和转换器。另一方面我们要求翻译应是相似（likeness）、逼真（look alike）、摹本（replica）、副本（duplicate）、复制品（copy）、画像（portrait）、翻版（reproduction）、模仿（imitation）、模拟（mimesis）、影像（reflection）、镜像（mirror image）或透明玻璃（transparent pane of glass）。我们把翻译的特质看作是相似、逼真或者是一幅真实的图画，完全依赖译者的可靠度、诚实品格、敬业精神和良好的信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认为复制品与真品一样好，因此，就其实际使用价值而言，复制品应该与真品等值。等值的效果是作为诚实的中间人和媒介传播者的译者所应有的品质。我们习惯于把自己对作品的鉴赏和理解交到译者手上，承认译者在翻译上作的努力，着重于翻译技术的研究和探讨，并对单独译者贴近原作文风的做法大加赞赏，传为佳话，而这也是翻译学习中的要求，那就是对原作的忠实。因此，我们一再强调的就是译作的准确性，换而言之，也就是译者的忠实。这样，我们就回到了翻译研究的原点，对翻译过程和翻译效果可靠性的研究。一直以来对翻译的界定也就是在等效性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重点放在对译本与原作之间的透明度的研究上，重视的是被看作原作的译作中的那个权威的声音，而我们也以为那个声音就是作者本身的声音，从而忽略了译者本身的双重文化身份。
当然，对译者的双重文化身份的界定是建立在对译作文本和原作文本的分析上的，这样，我们的问题就又回到了文本分析上来了。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论家朱丽叶·克雷斯蒂娃认为，每个文本的外部形式都是一种由马赛克式的引语片段的拼积而镶成的，每一个文本都是另一种文本的吸收和转换。值得一提的是，《红楼梦》书名的两种翻译，都涉及了翻译文学的互文性。互文活动不是指复制、剪裁或模仿，而是一种从文本网络引发出来的语义成分，它常常超越现存的文本并指向其前文本。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一个文本的形成都不是孤立的，它总是融入在一个民族的文学、历史、传统和习俗等诸多因素之中。因此，从原文文本到译作文本的产生是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转换和接受的过程，而译者作为其中的传播者，或者说媒介，自然承担了文化身份的转换，并从不同的语言文化出发在译作中掺杂进自身的文化因素。文本之间是互动的，现在的文本不仅与过去、将来及同时代的文本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而且还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有着显性和隐性的联系。一个文本不仅打上了前文本的烙印，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以前的文本引发、点化而演变来的。由这一点出发，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红楼梦》两种英文译名中所含的文化因素。杨宪益、戴乃迭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而David Hawks 和John Minford则译作“The Story of the Stone”。对同一本《红楼梦》的不同英文译名则体现出两位译者来自不同的民族有着各自的文化背景。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杨宪益的翻译当然更接近于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与语境，因此读者阅读这个译本就如同阅读中文一般，语法、句子的语序和其中的意象都是中国式的，没有改变。书名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就是译者考虑到红楼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代表性而做出的一种直译。“红楼”一向指侯家大院，因自汉以来，名门望族均用朱红色，杜甫的诗中就写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时，红楼也指华美的房子，旧时常指富家女子的住处。韦庄在《长安春》里就写道：“长安春色本无主，古来尽属红楼女。”这样看来，这个翻译是与中国文化语境中对红楼以及红色的理解是相契合的，提到红色，中国读者想到的都是富贵、华丽和侯门望族在华美的外衣下不为人知的生活，富贵女子远离世俗，孤独落泪生活的地方，这是跟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红色概念的理解分不开的。虽然近代以来，红色又被赋予了革命的色彩，表示胜利后的欢庆，但是主流文化中对红色的理解还是喜庆的、华贵的。可是离开了这个特定的语境，红色的这个意义也就不复存在。可以说，杨宪益的这个译本是从中国读者出发，完全以中国读者的接受心理为主的，其中所使用的意象都是中国人所熟知的，这样一来，译者作为不同文化的中间传递者，偏向了两种文化中的一方，就使得这部作品更接近于民族文学，换句话说，就是用英文写的民族文学。如果说，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结合的产物的话，那么杨宪益的这个作为两者产物的译本就带有明显的民族文学的特征，因为其只具备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的这个条件。
《石头记》是《红楼梦》的另一书名。David Hawks译作“The Story of the Stone”，则首先考虑了读者的可接受性，也就是面对外国读者的接受审美心理。在西方人眼中，“红楼”不过是红色的房子而已。《红楼梦》可能被理解为在红色楼房里做的一个梦，这种想法只是传达了一种浪漫的情调而已，与中国读者的理解和作者的原意相差甚远，这也就大大削弱了原书名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传达的魅力。霍克斯（Hawks）在英译本原文序言中指出，用一个“红”字，无法表达《红楼梦》一书所蕴含的真正意义，这对西方读者来说，尤如此。而反观《红楼梦》的书名有五个：《石头记》、《情僧路》、《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和《红楼梦》。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说，译名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将读者的兴趣提到了对stone（石头）的理解上，也可以说是霍克斯作为文化的中间传递者，深入学习汉语言文化后，考虑到西方读者的具体语境与习惯而相应做出的调整。英国诗人布莱克（Blake）有诗句：“从一颗细砂看尘世，从一朵小野花观苍穹。”这里就体现了一种佛教禅宗的“一花一世界，一木一菩提”的境界，也与《红楼梦》中无所不在的佛教思想相契合。建立在这种文化意象上的翻译作品，才能称得上是一种翻译文学。因为它不仅仅只是由另外一门语言写出的，而且符合那门语言下读者的接受心理，同时也不失原作中的文化因素，可以说这是译者面对不同的读者做出的文化方面的整合和调整。
有人认为杨宪益的版本更切合中国人的口味，并且对其大加赞赏，而霍克斯的版本则将原作的意象改得面目全非，失去了阅读的意味。这样的说法有失偏颇，不可否认，杨的译名是符合了中国人的审美心态和文化定势，达到了传统翻译意义上的等效性，其意在于忠实准确地传达中国的文化。不过作为译者，拥有双重身份，也就是两种文化的相互传递和影响的转换器和中间者，不能厚此薄彼，而是应该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而达到文化的相互转换过程。
参考文献：
［1］Bassnett，Susan.Comparative Literature.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3.
［2］Hawks，David.Trans.The Story of the Stone［M］.London：Penguin，1973.
［3］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4］Yang Hsien-yi，Gladys Yang.Trans.A Dream of Red Mansion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80.
［5］刘耘华.翻译文学体系化：一种可能的趋势.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2）.
［6］谢天振.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7］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