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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2003-2012年中国对99个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动态面板计量方法分析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OFDI存在较为复杂的制度偏向，对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制度质量相对中国落后的国家，中国OFDI偏向制度质量差且制度差距大的国家：对技术相对先进和相对落后的国家以及制度质量相对中国高的国家，中国OFDI偏向制度相对较差、但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对资源欠丰裕的国家，中国OFDI的制度偏向是选择制度质量相对较高、但是与中国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总体而言，中国OFDI的区位制度偏向是市场动机和非市场动机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的制度质量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应逐步加大对制度质量高的发达国家的投资，通过制度间的碰撞与融合，不断获取制度溢出，进而产生制度逆向效应，促进国内制度质量的持续提升。
关键词：制度质量；制度距离；制度偏向；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2-0005-06
一、引言
针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OFDI），近年来更多的研究聚集到从制度层面探讨其对中国OFDI的影响，这些研究主要涉及中国制度因素、东道国制度因素和双边制度距离等方面。相对东道国制度因素和双边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而言，现有研究关于中国制度因素的结论比较一致。一般认为中国国内制度安排带来的国家特定优势是国内企业在缺乏企业特定优势的情况下进行OFDI的重要条件。国内的低成本资金优势、政府对于经济的有力干预以及海外华人关系资源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性因素促进了中国OFDI的发展。在关于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区位影响的研究中，现有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分歧。Buckley等使用1984-2001年数据对中国OFDI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OFDI更偏好政治风险高的东道国。而祁春凌等（2013）就2003-2009年中国对51个国家的OFDI数据研究认为，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越好，越是优于中国，越能吸引中国的投资。不少研究将中国OFDI与中国对外资源寻求等动因结合起来，Kolstad等利用2003-2006年中国对104个国家的OFDI数据实证研究认为制度环境较差、自然资源禀赋较好的东道国更能吸引中国的OFDI。蒋冠宏等利用2003-2010年中国对107个发展中国家的OFDI数据研究也认为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有负面影响。此外，也有研究显示，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影响不显著，如Cheung等（2009）的实证研究。在双边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中，现有结论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形。
总体而言，当前研究结论的分歧反映了制度影响的复杂性。一方面，由于动因的复杂性产生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制度偏向的影响，另一方面，东道国制度质量的高低也影响了中国OFDI制度偏向。现有研究初步关注到了中国OFDI的动因，特别是资源寻求动因及东道国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区位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深化中国OFDI的动因和东道国制度的差异性，重点考察资源和技术动因下中国对资源相对丰裕和资源欠丰裕国家、技术相对先进和技术相对落后国家的OFDI的制度偏向问题。并且，与投资动因分类相印证，本文还考察了制度质量相对中国高和制度质量相对中国低的两类国家对中国OFDI制度偏向的影响，从而得出更符合中国OFDI实际的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交易效率和交易成本的影响差异较大。良好的制度安排可以提高交易的透明度和规范度，保护市场主体的权益，减少负外部性，提高市场和资源配置效率，鼓励直接投资的流入。而脆弱的制度安排则会使政府主导的公共产品质量较低，放大信息不对称，增加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经营风险，降低投资收益。东道国和母国间的制度距离同样是影响母国OFDI的重要因素。制度距离反映了两国间规则体系、认知、市场运行效率的差异性，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制度差异越小，母国越容易适应东道国的环境和规则，进而增加对东道国的投资。然而，与制度接近论观点相反，刘晶等（2012）对南方国家跨国公司国际化策略的研究表明。南方国家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制度优于母国、制度距离大的战略资产充裕的国家和制度低于母国、制度距离大的资源充裕国家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多种因素推动的结果，除市场寻求外，资源和技术动因近年来逐步成为中国OFDI的主要关注点。一般而言，资源丰裕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制度相对不够稳定，环境恶劣。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中国企业凭借国内制度安排形成的特定所有权优势，增加了对高风险区位的投资力度。在这些国家，中国企业能灵活应对制度的不透明，并处理好各种商业关系。因此，资源寻求更多体现了迎合政府资源获取目标的非市场动机，而以技术获取或者技术输出为目的的OFDI则注意考虑企业自身的需要和竞争力状况，依据企业自身经营战略进行，因而更多基于市场动机出发。
出于市场动机和非市场动机目的形成的区位制度偏向必然与中国企业的投资动因紧密联系。就资源寻求型OFDI而言，出于非市场化的动机，凭借国内政策支持，为弥补资源缺口，中国企业可能在制度越差的国家投资越多。而对资源欠丰裕的国家而言。这一类国家既有制度质量较高的发达国家，也有制度质量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源寻求并非为主要动因，中国企业可能会选择制度质量高的国家。因而，基于上述分析，有假设1-1：中国对资源丰裕国家OFDI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成反比；假设1-2：中国对资源丰裕国家OFDI与制度距离成正比：假设1-3：中国对资源欠丰裕国家OFDI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成正比：假设1-4：中国对资源欠丰裕国家OFDI与制度距离成正比。就技术动因而言，技术寻求与输出更多体现市场化的动机。一般而言，技术先进国家多为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制度相对稳定，且效率较高，因而中国企业到发达国家寻求技术更容易获得制度的保障，且能获得制度溢出带来的收益。而对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技术寻求并非主要动因，近年来中国企业加大了对外产业转移的力度，因而选择制度质量相对较低且与中国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投资可能会更容易承接中国对外产业转移。为此，有假设2-1：中国对技术相对先进国家OFDI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成正比：假设2-2：中国对技术相对先进国家OFDI与制度距离成正比；有假设2-3：中国对技术相对落后国家OFDI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成反比；假设2-4：中国对技术相对落后国家OFDI与制度距离成反比。 根据世界治理指标（WGI）等关于制度质量的评分，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制度质量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相对于制度质量高于中国的东道国，中国OFDI可能更多出于市场动机，而对于制度质量低于中国的东道国，中国企业则可能更多出于非市场动机，利用国家特定优势下形成的所有权优势和东道国的制度缺陷，实现母国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因此，有假设3-1：对制度质量高于中国的国家，中国OFDI与其制度质量成正比；假设3-2：对制度质量高于中国的国家，中国OFDI与制度距离成正比；假设3-3：对于制度质量低于中国的国家，中国OFDI与其制度质量成反比：假设3-4：对制度质量低于中国的国家，中国OFDI与制度距离成正比。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1 模型设定
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为考察制度质量、制度差距对中国OFDI的影响，本文将引力模型设定如下：
2 变量及数据说明
ofdi采用2003-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公布的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对数值，去除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投资避税地，最终确定样本国家99个；hinsti采用WGI提供的6个子维度制度质量的加总：将加总后的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制度质量之差取绝对值得到制度距离adifinsti；中国和东道国人均GDP、中国和东道国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采用现价美元对数值，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和中国统计年鉴；东道国资源丰裕程度res采用以东道国油气、矿石和金属矿物出口在其总出口中的比重计算；东道国技术水平tec以东道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在其制成品总出口中的比重作为替代变量。上述数据来自UNCTAD数据库并经计算；地理距离dist采用CEPII地理距离数据库中用人口比重加权计算而得到的两国距离。
四、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由于各变量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系统GMM将差分方程与水平方程结合成一个方程系统进行估计，可以一定程度消除内生性带来的估计偏差问题，提高估计的效率，并且可以估计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为此，引入因变量的滞后一阶作为解释变量，除距离变量外，其他变量采用滞后一阶作为工具变量。
本文将样本进行三种分类：其一，从资源寻求动因着手，依据99个国家2003-2012年油气、矿石和金属矿物出口在其总出口中比重的均值，将高于该均值的国家定义为资源丰裕型国家，其余为资源欠丰裕型国家，分别为54个和45个国家。其二，从技术寻求动因出发，依据2013-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technological readiness排名，选择前35位的国家作为技术相对先进的国家，再与本文样本相匹配，共选出24个国家。参考现有关于技术先进国家分类的做法，将俄罗斯也作为技术先进的国家，其余74个为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其三，将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与中国的制度质量相减，将各年度制度质量差均为正值的作为制度质量相对高的国家组合，共计48个国家，其余作为制度质量相对低的国家组合。下表1-A与表1-B为三种分类下的计量结果。
（1）-（12）列分别为三种分类下的回归结果。Arellano-band检验和Sargan检验结果表明可以使用系统GMM方法。从估计结果看，中国和东道国人均GDP、距离在显著性和正负号上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从东道国资源密集度看，在按资源丰裕程度分类的两组结果中（1-4列），资源丰裕一组的资源密集度显著正向促进中国OFDI，资源欠丰裕一组的资源密集度对中国OFDI呈正向关系，但不显著。在按制度质量高低分类的两组结果中（9-12列），制度质量相对较高一组和制度质量相对较低一组的资源密集度都显著正向促进中国OFDI。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近年来部分制度质量较好的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也加快了资源的出口。从技术水平来看，5-8列采用技术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在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国家，中国OFDI存在技术寻求动因，在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一组中，东道国技术水平与中国OFDI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可能原因在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和中低技术密集型产业具备了一定的生产和技术优势，近年来加大了这些产业的对外转移，东道国较低的技术水平有利于中国产业技术优势的发挥。
从制度偏向看，在按资源丰裕程度分类的两组结果中（1-4列），资源丰裕一组的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OFDI呈显著负向关系，而制度距离则与中国OFDI为显著正向，符合假设1-1、1-2。这表明中国企业偏好制度质量差、风险高的资源丰裕国家。在资源欠丰裕的一组估计结果中，东道围制度质量能够显著促进中国OFDI的增加。但是中国OFDI会选择与中国制度距离接近的东道国。结果符合假设1-3，但是不符合假设1-4。这说明在资源寻求动因之外，中国OFDI可能会偏向样本中制度质量相对较好的国家，但是不会更多地选择制度质量与中国差异很大的东道国，而是较稳妥地对与中国制度接近的国家进行投资，因为制度接近更容易使中国企业消除环境差异带来的影响。在按技术水平高低分类的两组结果中（5-8列），估计结果显示相似的特征，无论是技术先进国家还是技术相对落后国家，中国OFDI都倾向选择制度质量相对较差、与中国制度差距相对较小的东道国。估计结果不符合假设2-1和2-2，但符合假设2-3和2-4。不符合假设2-1和2-2的原因可能在于：技术相对先进的国家以发达国家为主，制度质量普遍高于中国，制度质量高意味着技术保护或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更严格，中国企业获取技术或者知识外溢的难度反而更大，因而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循序渐进地从技术相对先进国家中的制度质量相对低、制度差距相对小的国家开始投资，并且，出于距离和历史交往等因素，中国OFDI对北欧一些技术先进的国家相对较少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一组估计结果表明，这一组国家中制度质量相对低且与中国制度距离接近的东道国能更容易促使中国企业转移产业、输出技术并保持相对技术优势。在按制度质量高低分类的两组结果中（9-12列），在制度质量相对高的国家中，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制度距离都与中国OFDI呈显著负向关系，即中国OFDI倾向选择制度质量相对较低、与中国制度接近的国家，不符合假设3-1和3-2。这可能是在制度质量相对中国高的国家中，技术寻求等非资源寻求动因占相对优势地位，从而影响了中国OFDI的制度偏向。就制度质量差异导致的制度偏向而言，也体现了中国OFDI采取了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路径。此外，中国对一些北欧制度质量高的国家投资较少也是可能原因之一。在制度质量相对中国低的国家中，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制度距离分别与中国OFDI呈显著负向关系和显著正向关系，即中国OFDI会在制度质量更差的国家投资，符合假设3-3和3-4。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在制度质量相对较低的国家中，中国企业的资源寻求动因占相对优势地位，就制度偏向而言，反映了中国OFDI在国内政策支持下充分利用东道国制度不规范所可能产生的资源获取的便利性。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2001-2012年中国对99个国家的OFDI数据，通过系统GMM方法实证研究了制度质量和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影响。本文研究证实了动因和制度差异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中国OFDI在不同动因下存在制度偏向的多样化路径。作为转型背景下大国的对外经济实践，中国的OF-DI并无先例可循，必然有其独特性。研究结果表明，中国OFDI存在复杂的制度偏向路径，很难用一种模式解释。中国OFDI既存在基于技术获取和输出为目的的市场动机下的制度偏向，又存在依靠国家特定优势、配合政府资源安全目的的非市场动机下的制度偏向路径。市场动机的存在使得中国企业在制度偏向上采取了由易到难的策略，而非市场动机的存在又促使中国企业加大对制度质量差的国家的投资，从而面临资源丰裕国家政治局势动荡的风险。一定意义上，在不同动因促使下，通过对制度质量高低和制度距离大小的搭配，中国OFDI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制度偏向路径。
中国OFDI的迅速发展是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必然结果。从当前中国与国外经济合作的发展态势看。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和“一带一路”的进一步实施与深化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产能过剩、部分产业制造和技术优势、金融资本与东道国资源与市场的对接，由此也将对中国OFDI的快速发展产生更强的带动作用。在这一趋势和背景下，鉴于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中国与东道国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重要影响，对制度因素的考量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应该成为决定中国OFDI规模、结构和区位的重要因素。从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看，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在寻求国外资源时屡屡因为国内政策需要而缺乏对东道国制度因素的分析和把握，从而由于东道国政治局势变化、中资与当地雇工劳资纠纷等承受风险和损失，这在中国对中东和非洲部分国家的投资实践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因此，中国企业在对外获取资源时，应注意将企业发展的市场动机与国内政策需要的非市场动机相结合，逐步建立风险预警体系，合理评估东道国局势。由于近年来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也加快了资源的开发与开放，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加快对这些制度质量较高的发达国家的资源获取力度，在获取资源的同时，也获得良好制度所带来的制度溢出。当然，由于中国制度和发达国家制度差距较大，且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政府背景，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对发达国家的OFDI也存在制度差异导致的投资风险问题，从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资源并购屡屡受阻就可以看出，对发达国家规则和制度缺乏深入分析，一味地沿袭国内的一些做法使企业也面临着制度差距带来的风险。由此，中国企业应注意克服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以符合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规则的方式进入。除资源寻求动因之外，技术寻求与输出成为近年来中国OFDI的重要动因之一，对技术先进的国家。中国企业可以逐步加强对最先进国家，特别是一些北欧国家的技术获取力度。而在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和产业输出中，应注意防范东道国制度风险，对一些存在历史争议的国家应合理把握投资力度，如最近中越冲突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此外，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既是经济、社会不断开放的过程，又是经济、法律以及政府规制等制度对外取长补短的过程。在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中，不断深入的国际化进程成为促进国内制度改革的重要动力。中国制度质量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应逐步加大对制度质量高的发达国家的投资，通过制度间的碰撞与融合，不断获取制度溢出，进而产生制度逆向效应，促进国内制度质量的持续提升。
（责任编辑 陈孝兵）
关键词：制度质量；制度距离；制度偏向；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2-0005-06
一、引言
针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OFDI），近年来更多的研究聚集到从制度层面探讨其对中国OFDI的影响，这些研究主要涉及中国制度因素、东道国制度因素和双边制度距离等方面。相对东道国制度因素和双边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而言，现有研究关于中国制度因素的结论比较一致。一般认为中国国内制度安排带来的国家特定优势是国内企业在缺乏企业特定优势的情况下进行OFDI的重要条件。国内的低成本资金优势、政府对于经济的有力干预以及海外华人关系资源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性因素促进了中国OFDI的发展。在关于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区位影响的研究中，现有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分歧。Buckley等使用1984-2001年数据对中国OFDI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OFDI更偏好政治风险高的东道国。而祁春凌等（2013）就2003-2009年中国对51个国家的OFDI数据研究认为，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越好，越是优于中国，越能吸引中国的投资。不少研究将中国OFDI与中国对外资源寻求等动因结合起来，Kolstad等利用2003-2006年中国对104个国家的OFDI数据实证研究认为制度环境较差、自然资源禀赋较好的东道国更能吸引中国的OFDI。蒋冠宏等利用2003-2010年中国对107个发展中国家的OFDI数据研究也认为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有负面影响。此外，也有研究显示，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影响不显著，如Cheung等（2009）的实证研究。在双边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中，现有结论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形。
总体而言，当前研究结论的分歧反映了制度影响的复杂性。一方面，由于动因的复杂性产生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制度偏向的影响，另一方面，东道国制度质量的高低也影响了中国OFDI制度偏向。现有研究初步关注到了中国OFDI的动因，特别是资源寻求动因及东道国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区位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深化中国OFDI的动因和东道国制度的差异性，重点考察资源和技术动因下中国对资源相对丰裕和资源欠丰裕国家、技术相对先进和技术相对落后国家的OFDI的制度偏向问题。并且，与投资动因分类相印证，本文还考察了制度质量相对中国高和制度质量相对中国低的两类国家对中国OFDI制度偏向的影响，从而得出更符合中国OFDI实际的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交易效率和交易成本的影响差异较大。良好的制度安排可以提高交易的透明度和规范度，保护市场主体的权益，减少负外部性，提高市场和资源配置效率，鼓励直接投资的流入。而脆弱的制度安排则会使政府主导的公共产品质量较低，放大信息不对称，增加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经营风险，降低投资收益。东道国和母国间的制度距离同样是影响母国OFDI的重要因素。制度距离反映了两国间规则体系、认知、市场运行效率的差异性，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制度差异越小，母国越容易适应东道国的环境和规则，进而增加对东道国的投资。然而，与制度接近论观点相反，刘晶等（2012）对南方国家跨国公司国际化策略的研究表明。南方国家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制度优于母国、制度距离大的战略资产充裕的国家和制度低于母国、制度距离大的资源充裕国家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多种因素推动的结果，除市场寻求外，资源和技术动因近年来逐步成为中国OFDI的主要关注点。一般而言，资源丰裕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制度相对不够稳定，环境恶劣。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中国企业凭借国内制度安排形成的特定所有权优势，增加了对高风险区位的投资力度。在这些国家，中国企业能灵活应对制度的不透明，并处理好各种商业关系。因此，资源寻求更多体现了迎合政府资源获取目标的非市场动机，而以技术获取或者技术输出为目的的OFDI则注意考虑企业自身的需要和竞争力状况，依据企业自身经营战略进行，因而更多基于市场动机出发。
出于市场动机和非市场动机目的形成的区位制度偏向必然与中国企业的投资动因紧密联系。就资源寻求型OFDI而言，出于非市场化的动机，凭借国内政策支持，为弥补资源缺口，中国企业可能在制度越差的国家投资越多。而对资源欠丰裕的国家而言。这一类国家既有制度质量较高的发达国家，也有制度质量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源寻求并非为主要动因，中国企业可能会选择制度质量高的国家。因而，基于上述分析，有假设1-1：中国对资源丰裕国家OFDI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成反比；假设1-2：中国对资源丰裕国家OFDI与制度距离成正比：假设1-3：中国对资源欠丰裕国家OFDI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成正比：假设1-4：中国对资源欠丰裕国家OFDI与制度距离成正比。就技术动因而言，技术寻求与输出更多体现市场化的动机。一般而言，技术先进国家多为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制度相对稳定，且效率较高，因而中国企业到发达国家寻求技术更容易获得制度的保障，且能获得制度溢出带来的收益。而对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技术寻求并非主要动因，近年来中国企业加大了对外产业转移的力度，因而选择制度质量相对较低且与中国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投资可能会更容易承接中国对外产业转移。为此，有假设2-1：中国对技术相对先进国家OFDI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成正比：假设2-2：中国对技术相对先进国家OFDI与制度距离成正比；有假设2-3：中国对技术相对落后国家OFDI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成反比；假设2-4：中国对技术相对落后国家OFDI与制度距离成反比。 根据世界治理指标（WGI）等关于制度质量的评分，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制度质量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相对于制度质量高于中国的东道国，中国OFDI可能更多出于市场动机，而对于制度质量低于中国的东道国，中国企业则可能更多出于非市场动机，利用国家特定优势下形成的所有权优势和东道国的制度缺陷，实现母国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因此，有假设3-1：对制度质量高于中国的国家，中国OFDI与其制度质量成正比；假设3-2：对制度质量高于中国的国家，中国OFDI与制度距离成正比；假设3-3：对于制度质量低于中国的国家，中国OFDI与其制度质量成反比：假设3-4：对制度质量低于中国的国家，中国OFDI与制度距离成正比。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1 模型设定
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为考察制度质量、制度差距对中国OFDI的影响，本文将引力模型设定如下：
2 变量及数据说明
ofdi采用2003-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公布的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对数值，去除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投资避税地，最终确定样本国家99个；hinsti采用WGI提供的6个子维度制度质量的加总：将加总后的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制度质量之差取绝对值得到制度距离adifinsti；中国和东道国人均GDP、中国和东道国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采用现价美元对数值，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和中国统计年鉴；东道国资源丰裕程度res采用以东道国油气、矿石和金属矿物出口在其总出口中的比重计算；东道国技术水平tec以东道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在其制成品总出口中的比重作为替代变量。上述数据来自UNCTAD数据库并经计算；地理距离dist采用CEPII地理距离数据库中用人口比重加权计算而得到的两国距离。
四、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由于各变量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系统GMM将差分方程与水平方程结合成一个方程系统进行估计，可以一定程度消除内生性带来的估计偏差问题，提高估计的效率，并且可以估计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为此，引入因变量的滞后一阶作为解释变量，除距离变量外，其他变量采用滞后一阶作为工具变量。
本文将样本进行三种分类：其一，从资源寻求动因着手，依据99个国家2003-2012年油气、矿石和金属矿物出口在其总出口中比重的均值，将高于该均值的国家定义为资源丰裕型国家，其余为资源欠丰裕型国家，分别为54个和45个国家。其二，从技术寻求动因出发，依据2013-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technological readiness排名，选择前35位的国家作为技术相对先进的国家，再与本文样本相匹配，共选出24个国家。参考现有关于技术先进国家分类的做法，将俄罗斯也作为技术先进的国家，其余74个为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其三，将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与中国的制度质量相减，将各年度制度质量差均为正值的作为制度质量相对高的国家组合，共计48个国家，其余作为制度质量相对低的国家组合。下表1-A与表1-B为三种分类下的计量结果。
（1）-（12）列分别为三种分类下的回归结果。Arellano-band检验和Sargan检验结果表明可以使用系统GMM方法。从估计结果看，中国和东道国人均GDP、距离在显著性和正负号上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从东道国资源密集度看，在按资源丰裕程度分类的两组结果中（1-4列），资源丰裕一组的资源密集度显著正向促进中国OFDI，资源欠丰裕一组的资源密集度对中国OFDI呈正向关系，但不显著。在按制度质量高低分类的两组结果中（9-12列），制度质量相对较高一组和制度质量相对较低一组的资源密集度都显著正向促进中国OFDI。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近年来部分制度质量较好的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也加快了资源的出口。从技术水平来看，5-8列采用技术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在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国家，中国OFDI存在技术寻求动因，在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一组中，东道国技术水平与中国OFDI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可能原因在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和中低技术密集型产业具备了一定的生产和技术优势，近年来加大了这些产业的对外转移，东道国较低的技术水平有利于中国产业技术优势的发挥。
从制度偏向看，在按资源丰裕程度分类的两组结果中（1-4列），资源丰裕一组的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OFDI呈显著负向关系，而制度距离则与中国OFDI为显著正向，符合假设1-1、1-2。这表明中国企业偏好制度质量差、风险高的资源丰裕国家。在资源欠丰裕的一组估计结果中，东道围制度质量能够显著促进中国OFDI的增加。但是中国OFDI会选择与中国制度距离接近的东道国。结果符合假设1-3，但是不符合假设1-4。这说明在资源寻求动因之外，中国OFDI可能会偏向样本中制度质量相对较好的国家，但是不会更多地选择制度质量与中国差异很大的东道国，而是较稳妥地对与中国制度接近的国家进行投资，因为制度接近更容易使中国企业消除环境差异带来的影响。在按技术水平高低分类的两组结果中（5-8列），估计结果显示相似的特征，无论是技术先进国家还是技术相对落后国家，中国OFDI都倾向选择制度质量相对较差、与中国制度差距相对较小的东道国。估计结果不符合假设2-1和2-2，但符合假设2-3和2-4。不符合假设2-1和2-2的原因可能在于：技术相对先进的国家以发达国家为主，制度质量普遍高于中国，制度质量高意味着技术保护或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更严格，中国企业获取技术或者知识外溢的难度反而更大，因而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循序渐进地从技术相对先进国家中的制度质量相对低、制度差距相对小的国家开始投资，并且，出于距离和历史交往等因素，中国OFDI对北欧一些技术先进的国家相对较少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一组估计结果表明，这一组国家中制度质量相对低且与中国制度距离接近的东道国能更容易促使中国企业转移产业、输出技术并保持相对技术优势。在按制度质量高低分类的两组结果中（9-12列），在制度质量相对高的国家中，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制度距离都与中国OFDI呈显著负向关系，即中国OFDI倾向选择制度质量相对较低、与中国制度接近的国家，不符合假设3-1和3-2。这可能是在制度质量相对中国高的国家中，技术寻求等非资源寻求动因占相对优势地位，从而影响了中国OFDI的制度偏向。就制度质量差异导致的制度偏向而言，也体现了中国OFDI采取了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路径。此外，中国对一些北欧制度质量高的国家投资较少也是可能原因之一。在制度质量相对中国低的国家中，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制度距离分别与中国OFDI呈显著负向关系和显著正向关系，即中国OFDI会在制度质量更差的国家投资，符合假设3-3和3-4。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在制度质量相对较低的国家中，中国企业的资源寻求动因占相对优势地位，就制度偏向而言，反映了中国OFDI在国内政策支持下充分利用东道国制度不规范所可能产生的资源获取的便利性。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2001-2012年中国对99个国家的OFDI数据，通过系统GMM方法实证研究了制度质量和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影响。本文研究证实了动因和制度差异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中国OFDI在不同动因下存在制度偏向的多样化路径。作为转型背景下大国的对外经济实践，中国的OF-DI并无先例可循，必然有其独特性。研究结果表明，中国OFDI存在复杂的制度偏向路径，很难用一种模式解释。中国OFDI既存在基于技术获取和输出为目的的市场动机下的制度偏向，又存在依靠国家特定优势、配合政府资源安全目的的非市场动机下的制度偏向路径。市场动机的存在使得中国企业在制度偏向上采取了由易到难的策略，而非市场动机的存在又促使中国企业加大对制度质量差的国家的投资，从而面临资源丰裕国家政治局势动荡的风险。一定意义上，在不同动因促使下，通过对制度质量高低和制度距离大小的搭配，中国OFDI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制度偏向路径。
中国OFDI的迅速发展是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必然结果。从当前中国与国外经济合作的发展态势看。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和“一带一路”的进一步实施与深化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产能过剩、部分产业制造和技术优势、金融资本与东道国资源与市场的对接，由此也将对中国OFDI的快速发展产生更强的带动作用。在这一趋势和背景下，鉴于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中国与东道国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重要影响，对制度因素的考量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应该成为决定中国OFDI规模、结构和区位的重要因素。从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看，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在寻求国外资源时屡屡因为国内政策需要而缺乏对东道国制度因素的分析和把握，从而由于东道国政治局势变化、中资与当地雇工劳资纠纷等承受风险和损失，这在中国对中东和非洲部分国家的投资实践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因此，中国企业在对外获取资源时，应注意将企业发展的市场动机与国内政策需要的非市场动机相结合，逐步建立风险预警体系，合理评估东道国局势。由于近年来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也加快了资源的开发与开放，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加快对这些制度质量较高的发达国家的资源获取力度，在获取资源的同时，也获得良好制度所带来的制度溢出。当然，由于中国制度和发达国家制度差距较大，且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政府背景，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对发达国家的OFDI也存在制度差异导致的投资风险问题，从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资源并购屡屡受阻就可以看出，对发达国家规则和制度缺乏深入分析，一味地沿袭国内的一些做法使企业也面临着制度差距带来的风险。由此，中国企业应注意克服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以符合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规则的方式进入。除资源寻求动因之外，技术寻求与输出成为近年来中国OFDI的重要动因之一，对技术先进的国家。中国企业可以逐步加强对最先进国家，特别是一些北欧国家的技术获取力度。而在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和产业输出中，应注意防范东道国制度风险，对一些存在历史争议的国家应合理把握投资力度，如最近中越冲突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此外，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既是经济、社会不断开放的过程，又是经济、法律以及政府规制等制度对外取长补短的过程。在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中，不断深入的国际化进程成为促进国内制度改革的重要动力。中国制度质量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应逐步加大对制度质量高的发达国家的投资，通过制度间的碰撞与融合，不断获取制度溢出，进而产生制度逆向效应，促进国内制度质量的持续提升。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