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不是“诞生日”。标志着党成立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哪一天召开，很长时间里人们并不清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解放思想，研究人员经考证认定“一大”召开时间是7月23日。现在国内的 “七一”纪念依旧，不过正式的党史资料中已说明这只是个象征性的日期。
　　对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准确时间，在1938年以前并无一致意见。这是由于建党本身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在中国共产党内和苏联的一些书中曾说党诞生于1920年。这一年2月间，陈独秀与李大钊最早议定了应建立共产主义政党（即人称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8月间上海最早成立了一个小组，此后北京、广州、济南、武汉和湖南也相继建立了小组。当时，这些组织的名称就是“共产党”，不过全国还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和党纲。
　　根据分散在国内各城市及旅日、旅法留学生中的共产党小组（总共有50余名成员）的要求，以及共产国际的意见，1921年夏正式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各地派出了12名代表，加上陈独秀个人的代表包惠僧，于7月间在上海秘密聚集，共产国际也派来两名代表。通过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最早的党纲，建立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就此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长期处于秘密状态，早期党员大都牺牲或脱党，早期文献在国内也多未保存下来。党中央结束长征时，只剩经万里跋涉靠肩膀挑来的两箱子文件，其中并无“一大”的材料。1937年中央进入延安后环境稳定，加上需要在全国扩大影响并凝聚全党，1938年春毛泽东决定举行建党纪念，并将“ 一大”召开定为党的正式诞生日。
　　毛泽东确定“七一”为建党“纪念日”，却未说是“诞生日”。
　　当时，在延安参加过“一大”的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二人，其他代表除四人亡故外，张国焘已叛逃，陈潭秋还在苏联，李达在国统区教书，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则在国民党中任高官，难以广泛征询意见。毛泽东、董必武均无当年的文字材料，只记得是7月间到上海开会，于是二人决定取月首的一天即7月1日为建党纪念日。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中正式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的纪念日。”应该说，这句话中的用语还是慎重的，只认为这天是“纪念日”。
　　解放初期，一些领导人曾做过“一大”考察工作。陈毅任上海市长时成立了工作组，为此把周佛海夫人杨淑慧释放出来，让她帮助寻找当年陪同丈夫至“一大”会场时去过的房子。工作组又找到布置过会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印证，终于认定了“一大”的会址，不过历史当事者对“一大”召开时间多未能讲清。
　　在二十世纪50年代，李达夫妇及已脱党的包惠僧、刘仁静等人都在回忆中说，“ 一大”于暑假期间召开。
　　1957年，苏共中央把过去共产国际的中共档案移交北京，其中有“一大”的重要线索。可惜的是，这一年反右运动后国内日益缺乏民主研究的气氛，党史界鉴于中央已确定“七一”是建党日（其实未准确理解毛泽东的用词是“纪念日 ”），便没有人再认真考证准确日子。
　　1979年在中央党校集中了一批史学工作者，以解放军后勤学院教员邵维正为首的小组负责考证中共“一大”的具体情况。
　　研究人员首先查阅了包括与会代表及其当时家属的回忆，大致肯定“一大”召开日期在7月下旬。苏联移交来的档案中对“一大”召开日期说法有着差异，两份材料说是7月23日：其一是“一大”的武汉代表陈潭秋（1943年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在莫斯科写的回忆，二是当时的工会红色国际驻赤塔特派员的报告。这两人都与“一大”有直接关系，说法最为可信，不过需要国内材料佐证。
　　当事人回忆和国际代表的报告，都称会议在上海开了八天。最后一天因陈公博住处出现凶杀案惊动了警方，加上法租界巡捕又到会场搜查，代表们便转移到嘉兴南湖上开了一天会，便结束大会。查到这次凶杀案的时间，便能查证会议的召开日子。
　　参加“一大”的陈公博和周佛海后投奔国民党又当过汉奸，为人所不齿，不过其回忆录还可参考。这两人的回忆中都说，当时陈公博带着新婚夫人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一大”在上海停会之日，他们夫妇的隔壁房间“当晚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研究人员查找当年的报纸，果然在1921年8月初的《申报》上有“大东旅馆发现谋杀案”的记载，案发时间系7月31日凌晨。这一命案日期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由此可见陈潭秋与国际代表所说的“一大”召开日期是正确的。
　　历史从来是今天的一面镜子，以求实的态度对待以往的事件，才能培养现实工作中的科学态度。通过对中共“一大”历史情况的查证，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实事求是精神指导下的史学研究的进步，也能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编辑整理自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