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玉新在出租屋里呆了一整天。他赤着上身，穿了一条小短裤，浑身直冒汗。天快黑的时候，他套上背心，趿着一双拖鞋出了门。外面有风，是热乎乎的风，吹得人更热。在七拐八弯的小巷子里，他看到几个和他差不多大的男孩，也正在往外走。
　　“王玉新！王玉新！”朝他大声喊的江西男孩名叫李永昌，是玉新在来双桥镇的长途大巴上认识的。他们的父母在同一个工厂里打工，都住在这一带。
　　李永昌往回走了几步，来到玉新身旁，拽起他的手，说：“我们要去网吧打游戏，你去吗？”
　　玉新摇了摇头。他悄悄捏了一下裤兜里的五块钱，说：“我们是‘未成年人’，去了，也不会放我们进场的。”
　　永昌推了他一把，鄙夷地说：“你还当真呀！交钱就可以进场，我们都去玩过好几回了！”
　　旁边的那个男孩掩着嘴在笑。“呆子！”他眼睛看着别处，小声说。
　　永昌忽然又凑近他：“你有多少钱？”
　　玉新把捏着钱的手从裤兜里拔出来，亮给他看。“五块，”他说。“我只有五块钱。”
　　“够了够了，押金我帮你出！”永昌又推了他一把，一群男孩推推搡搡地出了巷子口。
　　玉新还在犹豫。中午的时候，伯抽空回了一趟出租屋，告诉他晚上厂里要“直漏”——就是白班连一个晚班的意思。玉新在电视上看到过这个词，应该是“直落”，用广东话讲出来，介于“漏”和“涝”之间，伯和他的工友们可能是舌头太僵硬，便“直漏”、“直漏”地讲过来讲过去。在工厂里，伯他们可不就是一粒砂，从白天直接就给“漏”到了夜晚。伯给了他五块钱，吩咐他肚子饿了就自己出去，到巷子口每天吃早餐的那个小摊上吃份肠粉。
　　玉新的老家在鄂西北，他们那里管爸爸叫“伯”，发音和“白”一模一样，不是“伯父”的意思。真正的“伯父”则叫“大伯”，父亲那一辈若是兄弟很多，就按照排行“大伯”、“二伯”、“三伯”依次叫下来。伯是初中生，也算是村里有“文化”的人了，但家里并没有改掉这个祖上传下来的习惯，所以，玉新就一直叫他“白”，听上去比“爸爸”简洁有力得多。这件事，玉新解释过很多遍，可那个江西“小老表”李永昌就是搞不懂。
　　逢到“直漏”的时候，伯和娘他们一般晚上十一点回家，赶上流水线上备料不足，也有九点多就提前回来的。他暗自希望伯和娘每次“直漏”都来个“备料不足”。——要是他们回到出租屋见不到他，那可怎么好！
　　玉新在家里是个乖孩子，在学校里也一直是个听话的学生。七年前，父母来南方打工，三岁的他便开始了寄养生活。开头的几年在县城里的大姨妈家。大姨妈在一个街道小诊所里当护士，喜欢打麻将，平日里上班也没多少活干，基本上是一种半退休状态。大姨妈很胖，但是讨厌别人说她胖；她的左臂上有一道紫红色的、长长的疤，夏天从来不穿短袖；表姐已经大专毕业，在外地工作，一年也回不了一次家；大姨夫在一个机关里守大门。
　　逢到大姨妈晚上打麻将不回家的时候，大姨夫就煮一锅面条，就着一大盆大头菜炒豆腐吃。若是大姨妈赢了钱，回来后脸色就还好；若是输了，看谁谁不顺眼。玉新便躲在屋角，玩自己的十个手指头。他寄养在大姨妈家，伯和娘除了每个月要给生活费，还得陪上各种好话和笑脸，这些玉新都知道。那一年春节，伯和娘来接他回自己家。大姨妈不在；电视机开得山响。大姨夫捧了一个带盖子的大玻璃茶杯，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娘放下行李，自觉理亏一般，赶紧去菜市场买了鸡鸭鱼肉，花了两百多块钱，那差不多是他们一家三口一个月的伙食费了。回来做好一大桌子菜，单等大姨妈回家吃饭。打她手机，她正在麻将桌上忙着呢。头一遍，她回说，还有最后一“圈”，马上就到；第二遍，她又回说要大家先吃，不必等她了。大姨夫的脾气终于爆发了。
　　“你是不是人啊？！还像不像话了！”大姨夫对着电话，大声吼叫着。
　　大姨妈在电话那头说，她今天赢了钱，不好意思先走。大姨夫听了火气更大，“你把钱退毬给人家，不行吗？一屋子人在等你一个呢！”
　　伯和娘都愣怔着，也没敢上前劝一句。大姨夫啪地一声扔了电话，宣布：“我们吃饭，不管毬她！”
　　一桌子人一声不响地坐下来，只听见碗筷磕碰的声音。玉新许久没吃过娘做的饭菜了，味道真好，却也没敢放开了吃。直到大家快吃完的时候，大姨妈满面春风地回来了。她朗声喊着娘的小名，“吃饱了吗？你们都等着，我再来搞几个菜！”一边乒乒乓乓地打开冰箱，四处找了一圈，却一根葱也没找着，自己讪讪地笑了笑。大姨夫一脸嫌恶地横她一眼，一言不发，放下筷子，打开门，砰地一声走了。
　　大姨妈迅速地尴尬了一下，一把搂过玉新的脑袋，柔声道：“新新呀，我的小新新呀，好吃吗？”又抄起大姨夫用过的筷子，戳了一下那盘只剩半边的红烧鲤鱼，在嘴里嘬了嘬，“瞧瞧，这鱼煎的！你妈的手艺硬是比老子强！哈哈哈哈——”大姨妈从来没有叫过他“小新新”，听上去挺别扭的，玉新脸都红了。
　　大姨妈和大姨夫的关系向来不太平，他们总是这样子，谁也不肯迁就谁。娘说，这都怪他俩的属相犯了冲，“鸡狗不和”，打一开始就不对，之后又错上加错，怕是这辈子都要这样耗下去了。
　　那年春节过后，玉新快满七岁，到了上学的年龄。大姨妈那边早就招呼过，县城的学校“卡”户口，别指望能报上名。伯和娘合计了一番，决定把玉新转寄在表舅家。表舅在邻县的一个小学里当教工。伯和娘再去南方打工之前，带玉新坐了三四个小时的长途车，去了表舅家，从此他便吃住在表舅的宿舍里。表舅瘦瘦高高的，三十好几了，还没成家，业余时间爱好几手拳脚，也不知道是哪一路数。每天一大早，表舅就把玉新从热乎乎的被窝里薅起来，带着他到学校的操场上“打拳”。一个冬天下来，玉新的个头一下子蹿高了一个头，快齐到表舅的肩膀了，只是比表舅更瘦更细溜。到了夏天，表舅突然又不练了。如果只是因为看不上玉新这块“材料”，那表舅自己为什么也不再练了呢？他想问，又不敢问。其实，表舅练不练武，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城里的人都在减肥，表舅却要“增肥”——那之前，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女方见了面，却没了下文，过了好久才传话过来，原来是嫌他太瘦。表舅练了一阵子，没收到效果，就再也不练了。 　　这样一晃三年多过去，玉新已满十岁，是个三年级生了。今年的暑假一到，玉新就上了火车。表舅只送他到车站，剩下在车上的一天一夜都由他一个人对付。其实，这趟路他也不是第一次走，去年和前年，他都是来双桥镇过的暑假，前两次伯都请了假回去接他，可是，请假厂里要扣钱，他都是一米几的大小伙子了，伯在电话里问他能不能行，他说：能行。伯又和表舅商量了老半天，就决定让他独自坐火车。路上还真没碰到什么波折，一觉醒来，差不多就到了。伯在火车站接到他，又带他坐上了大巴。那辆终点在双桥镇的大巴挤了五十来号人，一半是大人，一半是和玉新差不多的半大孩子，都是来过暑假的打工子弟，电视上称呼他们为“小候鸟”，那意思是说，每到夏天，放了暑假，他们这些孩子就会像鸟一样“飞”过来，和父母一起住上一段时间。玉新有点不太懂，可是，把活生生的人说成“鸟”，怎么听也不能算是一个好词儿。
　　“旭日网吧”在105国道对面，有一个地下通道可以穿过去。隆隆作响的大货车从国道上疾驰而过；已到了正常下班的时间，来往的车辆争先恐后，各不相让，把宽阔的、八车道的路面填得密不透风；李永昌猫着腰，眼睛紧盯着前方，好不容易见到一个空隙，抽冷子飞奔过去，身后的一台车跟过来，掠起的风把他的汗衫鼓起了一个大包。他嘻嘻地笑着，在路那一边向大家招手。有几个小孩跟着他过去了；玉新和另外几个胆小的孩子没敢跑，就绕了个大弯，从地下隧道里过去了。
　　网吧在二楼的一个大房间里，放眼望去，只见一排排头戴耳机的人，各自像戴了一副沉重的头盔。屋子里的光线异常昏暗，每个人的脸上都映着一层电脑屏幕的绿光，像上了一层彩釉。有大人，也有小孩。有人在抽烟；有人脱了鞋袜，把脚翘在电脑桌上，起劲地抠着脚丫子。李永昌寻着号码首先找到了自己的那台电脑，就不再理他们了；他争分夺秒地开始玩起一个叫做“洛克王国”的游戏。玉新的电脑和他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他坐下来，打开了一部叫做《阿拉德战记》的动画片，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看过了。他的肚子开始饿了，脑袋也昏沉沉的。真想找个地方躺下来，好好睡上一觉。
　　他推开电脑键盘，站起来走了几步，发现在房间的另一侧有一个窄窄的黑过道，过道尽头有一扇铁门。他试着推了推，门无声地开了。走进去，便有一股森森的冷气迎面吹来。狗日的！这是不是传说中的“VIP”房？冷气开得好足！他看见，这个房间更大，也干净很多，房间摆放的电脑屏幕足有电视机那么大。电脑前零零星星地坐了一些人，所有的电脑都在播放着同一个画面，像是一部黑白电影。玉新走到一台开着的电脑前，坐了下来。从头到尾，没有人阻拦他。
　　“亲爱的，你好了吗？”电影里的那个外国男人对着镜头，手里端着一锅冒着热气的汤。
　　“好了，这就好了！”
　　一个胖女人走过来。她有些夸张地扭动着腰肢，搓了搓手，准备好要干点什么的样子。男人一转身，和她撞在了一起，那锅汤全部倾洒在了女人的左臂上。一阵撕心裂肺的尖叫声从音箱里传出来，随后是哭泣、吵骂和含糊不清的呻吟。女人斜躺在地板上，右手捂着那条烫伤的左臂，不停地滚来滚去。然后，男人的脸一下子充满了整个屏幕。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明显的、得意洋洋的笑。
　　玉新发觉，他不是外国人。他谁也不是，就是大姨夫。大姨妈还在地板上打滚。
　　他静静地坐在那里。旁边那些人也都很安静，他们全都黑衣黑裤，直挺挺地坐在电脑前，脸上表情严厉，不像是在看电影，倒像是在监视着屏幕上的一举一动。没有人笑。玉新也没有笑。他的左臂开始火烧火燎地疼。
　　随后，他走出网吧，迈着轻飘飘的步子，原路返回了出租屋。
　　二
　　出租屋里静悄悄的。正对着门的铁架子床是双层的，平时伯和娘在上层堆放各种杂物，玉新来了，娘把杂物清走，安排他睡在上面。靠角落的地方修了个水泥台子，摆放着一台电磁炉、一口铁锅、一壶调和油和几双碗筷，不“直漏”的时候娘就“球”着身子，在那里做饭；另一个角落隔出了一个厕所，大小刚刚容得下一个人，里面的水管子引了个莲蓬头挂在墙上，洗澡的时候只有冷水——广东人叫做“冲凉”，说的可能就是这样没有热水的洗法。
　　玉新打开电视机，里面在播放一部叫做《阿拉德战记》的动画片。屋里越来越热，热得人浑身直冒汗。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里有些烦躁，就套上小背心，趿着一双拖鞋出了门。
　　在七拐八弯的小巷子里，他看到几个和他差不多大的男孩，也正在往外走。领头的那个江西男孩名叫李永昌，他对玉新说，他们要去网吧打游戏，问他去不去。
　　玉新说：“我们是‘未成年人’，去了，也不会放我们进场的。”
　　永昌推了他一把，鄙夷地说：“你还当真呀！交钱就可以进场，我们都去玩过好几回了！”
　　说着，又推了他一把。一群男孩推推搡搡地出了巷子口。
　　在“旭日网吧”里，玉新打开了电脑。又是《阿拉德战记》，一看就知道是看过了的。他觉得很委屈，想哭一场。看了一小会儿，他不想再看了，便起身走出了网吧。
　　天怎么还不黑，时间好像停止了。附近的厂房传来巨大的声响，厂房的上空飘着一阵阵黑烟。前面不远处，在国道的旁边，有一座红房子，房子的门口竖着三个巨大的红字“肯德基”。玉新认识它们。来双桥镇的第一天晚上，伯带他来这里吃了“汉堡包”，还有炸鸡翅、薯条和满满一大杯冰块可乐。他最喜欢的是炸鸡翅，焦黄酥脆，想想就直冒口水。去“肯德基”之前，伯特地脱掉工装，换上了一件白衬衣，也给他换了一套干净衣服。那顿“套餐”，花去了伯一百多块钱，玉新也知道没有第二次了，就像过年，一年只能有一次。
　　过了“肯德基”，再往前面走，就是伯和娘上班的那个工厂。厂房不高，有好几栋，外面围了一圈半人高的铁栅栏。玉新走过去，站在铁栅栏旁边看了一会儿。有人推着堆满物件的平板滑轮车，急匆匆地走来走去；有人蹲在一个角落里抽烟，还不停地往身旁的一个大铁桶里弹烟灰。他看见，伯就站在离他不远的一小片水泥地上。伯今天没穿那套油渍麻花的工装。伯穿了一件红色的、好看的衬衫，新崭崭的，玉新一次也没见他穿过。衬衫的外面，伯从头到脚被罩上了一个半透明的、像玻璃样的东西。 　　“伯！伯！”玉新把头使劲挤进铁栅栏，朝他喊。
　　伯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没有答应。
　　一定是“直漏”的时候“备料不足”，玉新心里一阵欢喜。
　　“伯，我们回家吧！”玉新提高嗓门，又喊了一声。
　　这一回，伯往他这边看了一眼，还是没有答应他。
　　玉新的眼泪流下来了。他想让伯带他回家——他想回自己的家，不是回那个出租屋，也不是回县城的大姨妈家，更不是回表舅的宿舍。他还记得小时候住过的那个家，后墙有些歪，顶棚上糊的纸裂开了一道缝，有一次他盯着那道缝看，正好掉下来几粒老鼠屎，差点没落到他嘴里。他还记得家门口那两颗刺槐树，春天里开满了白花，香气能飘出好几里地；夏天，密密匝匝的叶片绿得透亮，在空地上投下好大一片阴凉。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回去过了。前年过年，伯和娘把他从表舅那里接走，就直接住到了大姨妈家。伯说在县城坐火车方便，也好提前买到返程票。伯还说，不就是过年吗，在哪里过都一样。在大姨妈家，多陪点笑脸，多陪些小心，大姨妈的性格就那样，互相理解就好，说到底还是一家人。再说，人家肯“收留”，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娘说，可不是吗，你大姨妈是个好人，娘像你这么大时，她对娘可好着呢！按照他们那里的规矩，大年初一早上拜年时，晚辈要给长辈磕头下跪，伯和娘让玉新先给大姨妈和大姨夫拜年，还交代他，一定要说“忘不了你们的养育之恩，日后定将报答”这句话。玉新跪在大姨妈面前，嘴里磕磕绊绊地把这句话说完，把大姨妈高兴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其实，玉新每次见到伯和娘，都打心底里害怕，他最怕他们问他的学习成绩。从二年级开始，他门门功课都不及格。老师回回都点着鼻子批评他，他越是着急，大脑越是不听使唤。一到考试的时候，脑瓜子里更像灌满了浓稠的浆糊，搅都搅不化。一年级的时候，伯见了面还会问问他都学了些什么，看一眼他的成绩单，到后来就什么也不问了。玉新觉得自己就像寄养在别人家里的小猫小狗，每隔半年和“主人”见上一面，只要还会活蹦乱跳，就算放心了。好在，村里的那个小学，也没有人“考核”什么的，学校里只要不出大的乱子，不死人，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安无事。到了期末考试，有一多半的学生不及格，还不都照样升级。少数几个学习“尖子”，让爹妈觉着还有点盼头的，都想方设法转学到别处去了。
　　伯也是累了，操心不到他。去年过年回家，伯说，再打几年工，多攒点钱，等干不动了，就回家立房子，养它几箱蜂子，卖蜂糖。伯说，你要听话，我和你娘辛辛苦苦打工，都是为了你。可是，玉新在想，等伯老了，不打工了，自己干什么呢？考大学是没有指望的了，该不会也到南方来打工吧？电视上天天在说 “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什么的，那他就只能命中注定是“打工二代”了。
　　这会儿，玉新很想大声对伯说几句心里话。但是伯的样子好像完全不认识他。准是那个玻璃罩子的问题。伯被它罩在里面，当然不认识他了。玉新离开了铁栅栏，转过身，悻悻地走了。
　　三
　　出租屋里越来越闷，玉新感到有点喘不上气来。他的下巴痒痒的，顺手抹了一把，不知什么时候竟然挂了一道涎水。太阳迟迟没有落山，天空异常明亮，他再一次觉得时间好像停住了。
　　玉新一个人坐在高脚凳子上，发了一会呆。他好像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情，急急忙忙套上小背心，趿着一双拖鞋出了门。
　　小巷子七拐八弯，玉新早就走熟了，步子迈得飞快。他看到几个和他差不多大的男孩，也正在往外走。又是那个江西男孩，他叫李永昌。
　　李永昌没玉新个头高，但比他皮实。他喜欢在大太阳下面跑来跑去，把脸和脖子晒得又红又黑。他对玉新说，他们要去网吧打游戏，问他想不想一起去。
　　玉新说：“我们是‘未成年人’，去了，也不会放我们进场的。”
　　永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说，只要交钱，谁就可以进去，管你成年未成年呢。他说他都去过好几回了。
　　玉新想了想，又说：“你跟你爸爸说过吗？等会儿他们下班回来找不着你，怎么办？”
　　“还早的很呢！你就是打完几轮通关，他们也回不来。今天要‘直漏’！‘直漏’！你知道吗？”说着，他又推了玉新一把。一群男孩推推搡搡地往外走。一辆摩托车从身后飞过来，大家一哄而散。摩托车前轮平着地面兜了个半圆，速度没有减。骑车的男人嫌热没戴头盔，他恶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用“白话”骂了一句什么。等他刚一走远，永昌便冲着他的背影大声回骂道：“丢雷老母‘嗨’——当老子不懂！”大家差点笑死过去。
　　永昌比玉新小，只小半岁，胆子却比他大，点子也比他多。他还没出生，他的父母就来双桥镇打工了，他就出生在出租屋里。他今年也在上三年级，玉新告诉他自己“寄养”的事情，他说，你那点破事算个屁呀，哥哥我差不多半年换一个地方，上了三年学转了四个学校。转学多了好啊，转学多了认识的妹妹多。他问玉新有没有女朋友，玉新老实回答说没有，他妈连个妹妹都没有给他生，哪里来的女朋友？永昌就眨巴眨巴眼，咧着嘴直笑。问他笑什么打死也不说。
　　永昌住的出租屋要大很多，他爸爸还买了一台电脑放在家里，就是为了不让他偷偷去网吧。前几次“直漏”，还把他反锁在家里。可是他总有办法跑出来。他跟玉新说，他上网吧的钱都是从他妈的钱包里偷的。一次五块十块地偷，轻易不会被察觉。就是察觉了，对付他妈那也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而且他也拿得准，他妈肯定不会把这事告诉他爸爸。玉新有时候虽然不习惯他说话做事的派头，但他是他的“朋友”，长了这么大，他是他唯一的朋友。
　　他们到了国道对面的那个“旭日网吧”。玉新不喜欢打游戏，他看了一会儿动画片，觉得头有点晕，浑身上下棉花一样又轻又软。他一个人走出来，到了国道旁。
　　在隧道口，有人摆了一个水果摊，卖西瓜。摊主是个彪悍的北方人，满脸粗壮的胡子茬。他拿那柄长长的、雪亮的西瓜刀“噗”地一声杀开一只大西瓜时，就像剖开了一颗脑袋瓜子。他的身后放了一个大冰柜，一长列切成月牙儿状的西瓜摆放在那里，有三三两两的过路人在和他讨价还价。一不留神，有个穿汗衫的小孩从几个大人的大腿缝里钻进来，捧起一牙西瓜就跑，早被摊主一把揪住，哪里跑得脱！摊主抡起巴掌便打。那片西瓜掉在地上，他飞起一脚踢了个稀烂。 　　“去呀！去把它捡起来吃了！”他朝男孩喊，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好像他不是来卖西瓜，只是来抓小偷。
　　人们赶紧往一边避让。玉新认出来那个男孩原来是永昌。
　　“放开他！你快点放开他！”玉新冲过去，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他用力地掰着摊主的大手。
　　摊主愣了愣，男孩趁机“哧溜”一下逃脱开，转眼间没有了踪影。玉新都没来得及细看，他到底是不是永昌。
　　这一回，摊主逮着玉新不放手。“哈哈，哈哈，原来还是团伙作案呀！小兔崽子，爷的西瓜你们也敢偷？看我不拧断你的脖子！”
　　不知过了多久，玉新从地上爬了起来。他的脖子可能真的被拧断了。他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哪里也不痛，就是脖子痛，痛得他不敢晃一下脑袋。卖西瓜的摊子已经撤走了，四周看不见一个人。天还没黑。时间真的停住了。
　　随后，他转过身，慢慢走回了出租屋。
　　四
　　“王玉新！王玉新！”
　　有人在喊他。玉新抬起头，刚要答应一声，隔壁那个江西男孩李永昌已经跑到他面前，拽住了他的手。他问玉新要去哪里，玉新说去巷子口吃肠粉。
　　“别吃了！跟我们去网吧打游戏吧！”永昌热切地对他说。
　　加上他，一共六个男孩，大家不由分说，推推搡搡地往巷子外面走去。
　　出了巷子口，不远处就是105国道。“旭日网吧”在国道的对面。这条国道通往广州，路牌上标的很清楚：离广州只有12公里路程。他们中间只有永昌去过广州，他的爸妈还带他爬上过“小蛮腰”，（“就是那个很高很高的电视塔，”他对玉新他们解释道。）穿过双桥镇的这段国道，经过这些年的一次次拓宽，现在变成了双向八车道；黑色的沥青路面光洁平整，晴天里远远望过去，路面上悬浮着一片像镜子一样的水光。路中间修了高高的铁栏杆和花坛，花坛里种上了密密的花草和小树丛，就是为了防止人们抄近道攀爬。附近一带没有设红绿灯。有醒目的指示牌上写着“事故高发路段”的字样。肯定撞死过不少人。
　　伯和娘上班的地方也是在国道对面，玉新去过几次。要穿过国道，必须绕上一段路，从一个地下通道走过去。但是永昌说根本用不着。正对着路口的地方，有一处铁栏杆早就被人撬开了一道豁口，刚好可以通过一个人。
　　国道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全都开足了马力，像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速度大比拼和大较量。一辆辆黄色的、绿色的大货车拖着山一样巨大的车厢轰隆隆开过去，脚下的路面被它们震颤着，震得人脚心发麻；瓦亮瓦亮的小轿车，凭了自己的灵巧和高人一等，又岂能甘拜下风？它们占据着快车道，从左边、从右边，从斜刺里，完成一次次漂亮的超越，留下了一道道转瞬即逝的、逶迤飘逸的行车轨迹。长长短短的车喇叭声，带着焦虑、蛮横和孤注一掷的决心，响成一片汪洋。
　　玉新有点被吓呆了。他想拦住永昌。他要拦住他，求他多走一段路，到隧道那边去，从那里穿过国道。或者，他要拦住他，求他干脆返回他们的出租屋，再也别去网吧打游戏了。但是永昌甩掉他的手，看也没看他一眼。他站在路边，微微地弓着身子，双手握拳在胸。他的两眼放着热烈的红光，紧紧地盯着路面。他就要开始奔跑了；他就要开始以一种飞翔的姿势奔跑。
　　一霎间，永昌已经站在了国道中间的铁栏杆处。他回过头，朝他们挥手，朝他们呼喊，还咧开大嘴，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他赢了。
　　至少，他已经成功了一半。
　　从国道的这一边望去，反向的车辆一点也不比这边的少，速度也不比这边的慢。永昌站在铁栏杆的那个豁口处，再一次鼓足了勇气和决心。
　　他的一只脚已经迈出去了；他的双脚已经跳下了花坛。他肯定会没事的。玉新一直暗暗羡慕他的胆量。永昌有时候确实爱闯祸，可是，他是他的朋友。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他唯一的朋友。他看见，他的朋友李永昌正飞奔着，横过路面。
　　好几台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车同时踩下了刹车。接着，它们混乱地撞在了一起。最前面那辆小轿车的车头已经打横，直接撞在花坛上。从国道对面响起了一连串沉闷而剧烈的、惊天的撞击声。
　　很快，闪着红灯的警车呼啸着开过来。同样闪着红灯的救护车随后也开了过来。现场迅速围起了一圈红白相间的警戒线。国道上飞奔着的车辆终于歇了下来，它们头尾相接，连成了一道长长的、五颜六色的车龙。排在靠前些的司机见怪不怪的样子，打开车窗，面无表情地点起了香烟；排在后面的司机则打开车门跳下来，伸长脖子，徒劳地往前面张望着。
　　一阵忙乱过后，四周突然陷入了一片寂静中。时间仿佛停住了。
　　在警戒线的正中心，李永昌斜躺在那里。他双拳抱胸、双腿弯曲，以母腹中婴儿的姿势蜷缩在路面上，看上去就像一只熟睡的小鸟。鲜血从他的身子下面汩汩地流淌出来。
　　五
　　玉新在出租屋里独自呆了一整天。他赤着上身，穿了一条小短裤，浑身直冒汗。天快黑的时候，他趴在窗口往外看。永昌在对面的那个出租屋里朝他做鬼脸。他肯定又被他爸反锁在里面了。玉新朝他挥了一下手。窗外飘来了一股白兰花的香味；有大朵的白云停泊在天空上。然后，他朝巷子口那里望去。
　　先是，有几辆摩托车从七拐八弯的巷子里开进来，消失在了各家门前。玉新看见了李永昌的爸妈。他们有一辆摩托车，还是本地牌照的，下了班总是比伯和娘先到家。
　　不一会儿，伯的自行车也骑进了巷子。玉新看见伯的车把上挂着一个沉甸甸的大购物袋。娘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一只手熟练地扶着伯的腰。
　　伯到肯德基打了包，购物袋里都是玉新想要的东西，有炸鸡翅，薯条，汉堡包，还有满满一纸杯哗啦啦响的冰块可乐，装炸鸡翅的纸袋子透着油亮。
　　伯说，再过几天就要送他回家上学了，今天炸鸡翅这些管饱，要他只管放开肚子吃。
　　玉新问，李永昌的爸妈也给他打包了吗？
　　伯说打了。他和永昌的爸爸一起去的肯德基。永昌也要回家上学了。
　　玉新拿来一只碗，想把炸鸡翅盛在碗里，慢慢地吃。他发现碗里已经装满了炸鸡翅。
　　玉新又去拿来一只空盘子，空盘子一到他手里，也已装满了炸鸡翅。他把装满炸鸡翅的碗和盘子都放在了靠墙的一个小桌上。
　　玉新去搬那个高脚凳。一眨眼，高脚凳也变成了一个像牛腿那么大的、金黄金黄的炸鸡翅。
　　这么多的炸鸡翅呀！他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也吃不完。
　　真好。
　　玉新憋不住想笑。他张开嘴，却“哇”地一声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