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把我们的结婚照称之为“特殊”，乃是因为此照是我以特殊的身份，拍摄于特殊的年代。特别是我又以特殊的方法收藏，将它藏在住宅的墙缝里，才逃过“文革”时期“破四旧”浩劫，此照才成为最最“特殊”的。
　　1957年大学刚毕业的我还没跨出校门，便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留在学校劳动改造。老师和同学是不敢和我接近的，就连我那初恋的苏州姑娘，也视我为“恶魔”，离我远去……就在我万分孤独、悲痛欲绝的时刻，有一个漂亮的青岛姑娘，就是同校一年级的大学生辛泽芬，不顾父母的坚决反对，决心与我结为“秦晋之好”。1958年我来到费县的一个农场喂猪、放羊、牧马。辛泽芬竟于1960年毕业分配时紧追而来，被安排在平邑师范学校任教。
　　为了摆脱其他人的追求，辛泽芬主动向我提出：必须在1961年的大年夜结婚。这怎么能行？一个是大学本科刚毕業的青岛姑娘，一个是正在农场劳改的“五类分子”——这是天渊之别的悬殊。再说在经济上我每月只有十八元的工资，是地地道道的“穷光蛋”，哪有资格当新郎呢？还有，当年谁一旦跟“右派”结了婚，她的全家必定跟着倒了霉。她的两个军官兄弟，就因为我是“右派”，被开除了军籍。
　　于是，我跑到邮局在电话中断然告之：“现在我们不能结婚，等我改造好再说吧，最好是你重新选择……”但对方竟哽咽地说：“我再选择的还是你，你定会有出头之日的那一天。你务必在腊月三十来到平邑师范同我结婚……”对方的铁心，我无言以对，只好着手准备婚事。
　　所谓“准备”，只是请求领导给我一周假期，再开张准予登记结婚的介绍信，那时的我根本没有钱去做一身像样的衣裳。经过再三请求，领导只准假三天。至于介绍信，还有待公安局、教育局、宣传部、组织部的批准。
　　到了年三十那天上午，结婚的介绍信仍然没有批下来。于是，我只身跑向费县汽车站，打算不要什么证明乘汽车直达平邑城。谁知1961年是国家极度困难时期，汽油奇缺，每天只能开两班车直达兖州，想去平邑乘车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决定步行前去九十里之遥的目的地。由于当年的粮食是定量供应，我每天难以填饱肚皮，因而走到铜石镇时就饿得晕倒在路旁了。天哪！还有四十里路怎么走？待我清醒过来后，发现有一辆拖拉机将我载到了平邑汽车站。
　　我刚出车站门口，一位窈窕淑女跑过来紧抓住我的手说：“终于把你盼来了！”这不就是我朝思暮想的心上人吗？我对她说什么好呢？向她倾吐我狼狈的处境吗？她不等我开口便抢着说：“你们那边不准办的，我们单位的王洪烈校长都替咱办好了。”说罢便拉着我前去平邑镇政府办理了登记手续。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她又带着我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结婚照”。当我面对那张照片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灰溜溜的我原来可以如此文质彬彬、相貌堂堂？稚嫩、清纯、文雅、端庄而聪慧的少女偎依在我的身旁，这是不是在白日做梦啊？……然而，我爱人那悦耳的笑声，却使我清醒过来。她告诉我：我这身着装是她早在两年前就开始节约布票和鞋票为我准备的。她还说：为了我们的婚事，王校长专门腾出一间房子，并送来了介绍信、布票、油票、粮票和鸡蛋。说罢，她又拿着这张照片仔细端详着，并跟我打趣地说：“你哪里是愁眉苦脸的大右派呀！你像极了年轻时的电影大明星孙道临。”当年她对我如此的夸奖，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边。一想起这些情景，我的内心总是甜甜的。
　　俱往矣！岁月过去六十年了。人们都熟知《天云山传奇》的电影，但我敢说：我的老伴当年与我共患难的场景，比那天云山的故事更为“传奇”。我愿这样的“传奇”，今后永远不会再有，更愿天下有情的人“终成眷属”。
　　【原载《沂蒙晚报》】
　　插图 / 风雨同舟 / 佚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