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拥有93年悠久历史、2000多万党员、执政74年的大党、老党，领导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就这样一个大党、老党，却在一夜之间就跨掉了。苏共的败亡，苏联的解体，给世界以极大的震撼。苏共败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苏共党内民主的缺失无疑是苏共败亡的根本原因。
一、充分发展党内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和目标的根本要求
充分发展党内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和目标的根本要求。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党内民主问题，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成功地领导革命斗争，必须在党内实行民主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创建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同盟就完全是一个民主政党，党的各级领导人都是按民主原则产生，每年定期选举，如不称职可以随时撤换，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其执行机关，每三个月要向各下级组织作一次工作报告，每年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恩格斯后来谈到同盟章程的特点时说：“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①
苏联共产党的前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鉴于第二国际组织松散，缺乏组织纪律约束，致使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思潮泛滥的教训，也由于沙皇的专制统治，列宁侧重强调建党的集中制。十月革命后，由于全国处于内战，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和帝国主义的包围，苏共又一度实行“极端集中制”，党组织军事化，全党直接服从军事命令，工作方法上实行“战斗命令制”，在干部工作上实行自上而下的委任制，党的干部的工作由组织局进行掌握分配。
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极端集中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列宁敏锐地觉察到这些严重后果，1921年俄共（布）十大决议指出：“集中化就是发展了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战斗命令制往往采取被歪曲了的不必要的压制形式；必要的特权变成了各种舞弊的凭借；党的机关必要的紧缩削弱了党的精神生活，如此等等。这一切引起了党内的危机。”②列宁在晚年提出了一系列改革领导体制、发展党内民主的设想和措施。十大决议提出要“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决议通过以前应开展广泛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实行集体领导，“使召开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会议制度成为一种制度”，集体决定问题，定期向全党报告工作，“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③列宁还积极探索建立党的监察体制，对党的领导机构进行监督，监督党员干部行使职权的情况，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建议选拔优秀的工人和农民充实进中央委员会，使中央委员会能密切联系群众，增强决策的民主化。
列宁在世时，由于他具有良好的民主作风，以身作则，谦虚谨慎，即使在实行“极端集中制”时，也允许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苏共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形成个人集权和个人独裁，而且一旦条件成熟，列宁便及时地提出实施党内民主，力图通过改革，加强集体领导，防止个人独裁。然而，由于列宁的早逝，他的设想并没有完全变成现实。
二、斯大林严重破坏党内民主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执政达30年之久。列宁逝世前对斯大林权力膨胀可能专权的预感不幸而被言中，列宁时期一些暂时的被迫性的集中制的做法，斯大林时期都被当作长期的、必不可少的原则加以运用和发展。斯大林肆意践踏民主和法制，把党内民主破坏殆尽，其个人集权和专制在苏共党内达到了顶峰，苏共党由一个无产阶级的民主政党逐渐演变成一个个人集权的政党。
1、总书记集权
1922年4月设立总书记一职，由斯大林担任，列宁在世时，书记处只是中央委员会下设的一个日常工作机构，但列宁逝世后，由于斯大林既是总书记，又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掌握有很大的权力，他又不断扩张书记处的权力，导致书记处不仅有权任命从中央机关到地方基层的一般干部，而且直接影响党中央最高机关的人选和决策，斯大林以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的身份兼任总书记，由书记处最高领导变成政治局和组织局的首脑，以至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领袖。1941年后，斯大林以总书记的身份兼任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他的个人权力膨胀与集中发展到了顶峰。
2、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残酷手段清除党内不同意见者
列宁有着较好的民主作风，在未形成党的决议之前，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非常自由，即使对一时犯有错误的人也都非常尊重，从没把谁打成反党集团。斯大林当政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简单地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采取清洗和镇压的手段，在党内大开杀戒，其所作所为骇人听闻。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暗杀事件发生后，苏联在全国开展了以“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分子”为名的大检举、大揭发、大逮捕、大处决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1938年秋，先后被牵连的人在500万以上，4年间估计有140多万人被处决，④第17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71名中央委员，有51名被处决，2名被迫自杀；68名候补中央委员，有47名被处决。在战后，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现象又多次发生。在所谓的“列宁格勒事件”、“克里米亚案件”、“医生案件”等政治要案中，又有一大批无辜的党政干部和群众遭到逮捕和处决。邓小平曾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⑤一个人民寄希望发展高度民主、建设新社会的党，竟然做出连西方国家都不会作出的事情，一旦人民了解了事实真相之后，它的威信将何在？苏共威信下降，执政合法性受到质疑是必然的。
3、破坏党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地位，使党代表大会的作用名存实亡
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决定全党重大事项是广大党员享有民主权利的标志。列宁时期，党章规定每年召开1次党代会，每2个月召开1次中央全会。列宁严格按照党章规定，7年内共召开6次（不包括1917年召开的六大）代表大会，79次中央全会，在这些会议上讨论决定党和国家的一切重大问题。斯大林时期，从1925年党的十四大之后，党代表大会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从相隔2年、3年到4年5年，甚至相隔13年之久才召开。中央全会的召开时间也间隔越来越长，1936年和1938年都只召开了1次中央全会，从1941年到1952年只召开了3次中央全会，这样的做法严重削弱了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权力地位，政治局实际上成为凌驾于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权力最高中心。斯大林在晚年深居简出，甚至连政治局会议的召开也极不正常，一个人随意决策。
4、改变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致使党内监督制约机制形同虚设
列宁非常重视权力的监督制约问题，其所设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党中央委员会平行地行使职权，它有权监督中央领导机构直至政治局，要求中央委员一般不得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但自1926年后，监委领导人都是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兼任。1934年十七大新党章把监委的职权缩减为3项，即监督对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执行，审理违反党纪的人，审理违反党的道德的人。并规定委派一名中央委员会书记为党的监察委员会的领导者，这样无形中就取消了监察委员会原来拥有的制约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权力。十八大又正式决定把党的监察委员会变成党中央委员会的下设机构，不再由党的代表大会而是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从此成为党委的附属品，完全改变了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背离了列宁设立的初衷，这样的监察委员会形同虚设，斯大林的权力不再也无从受到监督和制约。
5、以普遍的任命制或变相的任命制代替选举制，形成干部职务终身制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每一个党员和公民的基本权利，斯大林在理论上主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撤换，党章和宪法也规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全部由选举产生，但实际上各级党政干部的任免权集中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党内各级干部人选实际上由上级主要领导人决定，自上而下层层委派，选举制流于形式，事实上剥夺了党员和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没有规定任期，形成了事实上的终身制。
三、党内民主的缺失是苏共败亡的根本原因
斯大林践踏民主和法制，个人专权、个人崇拜盛行，致使党内无民主可言，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为以后苏共的败亡留下了难以克服的危机。赫鲁晓夫等继任者对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曾尝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都没有取得一个根本性的解决，党内民主缺失的后果日益积淀下来。
1、缺失党内民主，造成各级领导干部缺乏监督，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党群关系恶化
由于缺乏党内民主，在干部人事工作中普通党员的选择权、参与权、监督权、知情权被剥夺，形成了委任制和终身制，这种干部政策造就出一批批只对上级负责，不对普通党员群众负责的干部，他们为自己的私利阿谀奉承，投机钻营，生活待遇特殊化，逐渐演变为一个脱离群众的特殊的利益集团。列宁时期形成的配给制在斯大林时期发展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根据级别大小，各级干部都有各种商品的购货证和票券，而普通老百姓根本无法得到这些东西，把配给的和用购货证买到的酒类、衣料、鞋套、鞋类及其它各种杂物来进行投机倒把，几乎成了高中级负责干部家庭正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⑥领导干部失去了群众的监督，必然无视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不能正确反映群众的意志，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削弱党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失去群众的信任。1990年6月《西伯利亚报》针对“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作用”为题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就说明，党群关系危机已非常严重，在这份调查中，当人们被问及“你认为苏共的政策代表谁的利益”时，回答代表苏共党员的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1%，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回答代表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的均为2%，而回答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到85%，还有13%的人回答除此之外的“其他集团”。⑦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胜利之本、力量之源，一个凌驾于群众之上的、脱离了群众的党必然丧失执政的根基。毫不奇怪，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解散，苏联国家不复存在，苏联国旗黯然飘落的时候，人们都保持了沉默。
2、缺失党内民主，必然造成党的决策的失误，损害群众的利益
党内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是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现象，也是党员参与决策的一项基本权利，通过争论，能够听取众家之言，博采众长，使决策更符合客观规律，减少或避免决策失误，更好地体现党和人民群众的意志，从而使党不断获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列宁时期，党在决策之前就允许自由讨论，并允许少数同志保留意见。但决策后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全党行动必须一致。这种民主的制度和民主的作风，从根本上保证了党的决策的民主与正确，避免了重大失误。而斯大林时期，这种民主制度和民主作风并没有被继承下来，斯大林权力地位未曾巩固时，起初还比较谨慎，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决策还比较民主，但随着地位的巩固，其作风日益粗暴，对党内不同意见采取打压的政策，党内自由讨论的气氛一扫而光，斯大林的家长制和一言堂充斥于党内，听不得一点批评的意见，不同意见往往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而招来杀身之祸。这样苏共的决策必然会出现重大失误。斯大林在中央决策独断专横，晚年多疑，只和几个亲信相处，深居简出，高高在上，从不外出，严重脱离集体和群众，他最后一次视察农村是在1928年1月，当时是到西伯利亚了解粮食收购情况。听不得不同意见，自己又高高在上，导致斯大林时期的农业政策脱离了农村实际，没有反映农民的利益和愿望，致使苏联农业长期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较大改善。
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等继任者，批判了斯大林严重脱离群众的错误，但由于对产生错误的根源缺乏清醒的认识，又都自觉不自觉地重犯了斯大林的错误，结果党中央和各级党的领导机关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3、缺失党内民主，造成了党的思想的僵化，窒息了党的生机和活力
在列宁逝世后激烈的俄共党内斗争中，斯大林以维护列宁和列宁主义路线为名，利用其对列宁主义解释权的垄断地位，对历史上曾经同列宁有过意见分歧、或反对过列宁而如今又站在反对派营垒里的人一一清算其所谓反对列宁主义的“罪行”，并给予严厉的党纪处分，从撤销党内外职务直至开除党籍，消灭肉体。在这样的高压体制下，党员的权利缺乏基本的保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受到严重压抑，人们噤若寒蝉，唯唯诺诺，不敢讲真话说实情，无从也不敢有所创新，唯上是从，唯书是从，一切按上级领导意志行事，对列宁的言论由“敬重”变为“敬畏”，写文章办事情作报告都要到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寻找语录作为根据，造成对列宁主义的严重教条化。头脑禁锢，思想僵化，成了苏共党的痼疾。苏共思想理论僵化，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窒息了党内的创新精神和探索精神，逐渐丧失了思想上的先进性，而必然要落后于时代。
一个党员讲话都顾虑重重，思想认识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的党，其结局，早在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⑧事实果然验证了这一真理。
由上所述，苏共党内民主的缺失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使苏共背离了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由执政初期充满朝气活力、战斗力的政党，变成了一个脱离群众的、思想僵化的官僚主义政党。脱离了群众，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生命力。斯大林之后苏共历届领导人的改革都未能摆脱党内民主的缺失所酿成的后果，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了民主集中制，最终放弃了党的领导，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败亡了。可以说，党内民主的缺失是苏共败亡的根本原因，最终遭到人民的唾弃是历史的必然。
苏共缺失党内民主导致败亡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欣喜地看到，我们党中央对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性的认识有了巨大的飞跃，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总结吸取苏共亡党的教训得出的科学结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这就需要以改革的精神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增进党的团结和活力，充分实现党内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否则，党内民主就会流于形式，而难免重蹈苏共败亡的覆辙。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00页。
②《苏共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2页。
③《苏共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2页～第57页。
④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8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第143页。
⑥（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
⑦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
■ 责任编辑：王关兴
一、充分发展党内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和目标的根本要求
充分发展党内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和目标的根本要求。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党内民主问题，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成功地领导革命斗争，必须在党内实行民主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创建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同盟就完全是一个民主政党，党的各级领导人都是按民主原则产生，每年定期选举，如不称职可以随时撤换，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其执行机关，每三个月要向各下级组织作一次工作报告，每年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恩格斯后来谈到同盟章程的特点时说：“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①
苏联共产党的前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鉴于第二国际组织松散，缺乏组织纪律约束，致使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思潮泛滥的教训，也由于沙皇的专制统治，列宁侧重强调建党的集中制。十月革命后，由于全国处于内战，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和帝国主义的包围，苏共又一度实行“极端集中制”，党组织军事化，全党直接服从军事命令，工作方法上实行“战斗命令制”，在干部工作上实行自上而下的委任制，党的干部的工作由组织局进行掌握分配。
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极端集中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列宁敏锐地觉察到这些严重后果，1921年俄共（布）十大决议指出：“集中化就是发展了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战斗命令制往往采取被歪曲了的不必要的压制形式；必要的特权变成了各种舞弊的凭借；党的机关必要的紧缩削弱了党的精神生活，如此等等。这一切引起了党内的危机。”②列宁在晚年提出了一系列改革领导体制、发展党内民主的设想和措施。十大决议提出要“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决议通过以前应开展广泛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实行集体领导，“使召开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会议制度成为一种制度”，集体决定问题，定期向全党报告工作，“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③列宁还积极探索建立党的监察体制，对党的领导机构进行监督，监督党员干部行使职权的情况，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建议选拔优秀的工人和农民充实进中央委员会，使中央委员会能密切联系群众，增强决策的民主化。
列宁在世时，由于他具有良好的民主作风，以身作则，谦虚谨慎，即使在实行“极端集中制”时，也允许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苏共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形成个人集权和个人独裁，而且一旦条件成熟，列宁便及时地提出实施党内民主，力图通过改革，加强集体领导，防止个人独裁。然而，由于列宁的早逝，他的设想并没有完全变成现实。
二、斯大林严重破坏党内民主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执政达30年之久。列宁逝世前对斯大林权力膨胀可能专权的预感不幸而被言中，列宁时期一些暂时的被迫性的集中制的做法，斯大林时期都被当作长期的、必不可少的原则加以运用和发展。斯大林肆意践踏民主和法制，把党内民主破坏殆尽，其个人集权和专制在苏共党内达到了顶峰，苏共党由一个无产阶级的民主政党逐渐演变成一个个人集权的政党。
1、总书记集权
1922年4月设立总书记一职，由斯大林担任，列宁在世时，书记处只是中央委员会下设的一个日常工作机构，但列宁逝世后，由于斯大林既是总书记，又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掌握有很大的权力，他又不断扩张书记处的权力，导致书记处不仅有权任命从中央机关到地方基层的一般干部，而且直接影响党中央最高机关的人选和决策，斯大林以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的身份兼任总书记，由书记处最高领导变成政治局和组织局的首脑，以至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领袖。1941年后，斯大林以总书记的身份兼任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他的个人权力膨胀与集中发展到了顶峰。
2、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残酷手段清除党内不同意见者
列宁有着较好的民主作风，在未形成党的决议之前，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非常自由，即使对一时犯有错误的人也都非常尊重，从没把谁打成反党集团。斯大林当政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简单地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采取清洗和镇压的手段，在党内大开杀戒，其所作所为骇人听闻。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暗杀事件发生后，苏联在全国开展了以“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分子”为名的大检举、大揭发、大逮捕、大处决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1938年秋，先后被牵连的人在500万以上，4年间估计有140多万人被处决，④第17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71名中央委员，有51名被处决，2名被迫自杀；68名候补中央委员，有47名被处决。在战后，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现象又多次发生。在所谓的“列宁格勒事件”、“克里米亚案件”、“医生案件”等政治要案中，又有一大批无辜的党政干部和群众遭到逮捕和处决。邓小平曾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⑤一个人民寄希望发展高度民主、建设新社会的党，竟然做出连西方国家都不会作出的事情，一旦人民了解了事实真相之后，它的威信将何在？苏共威信下降，执政合法性受到质疑是必然的。
3、破坏党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地位，使党代表大会的作用名存实亡
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决定全党重大事项是广大党员享有民主权利的标志。列宁时期，党章规定每年召开1次党代会，每2个月召开1次中央全会。列宁严格按照党章规定，7年内共召开6次（不包括1917年召开的六大）代表大会，79次中央全会，在这些会议上讨论决定党和国家的一切重大问题。斯大林时期，从1925年党的十四大之后，党代表大会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从相隔2年、3年到4年5年，甚至相隔13年之久才召开。中央全会的召开时间也间隔越来越长，1936年和1938年都只召开了1次中央全会，从1941年到1952年只召开了3次中央全会，这样的做法严重削弱了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权力地位，政治局实际上成为凌驾于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权力最高中心。斯大林在晚年深居简出，甚至连政治局会议的召开也极不正常，一个人随意决策。
4、改变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致使党内监督制约机制形同虚设
列宁非常重视权力的监督制约问题，其所设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党中央委员会平行地行使职权，它有权监督中央领导机构直至政治局，要求中央委员一般不得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但自1926年后，监委领导人都是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兼任。1934年十七大新党章把监委的职权缩减为3项，即监督对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执行，审理违反党纪的人，审理违反党的道德的人。并规定委派一名中央委员会书记为党的监察委员会的领导者，这样无形中就取消了监察委员会原来拥有的制约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权力。十八大又正式决定把党的监察委员会变成党中央委员会的下设机构，不再由党的代表大会而是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从此成为党委的附属品，完全改变了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背离了列宁设立的初衷，这样的监察委员会形同虚设，斯大林的权力不再也无从受到监督和制约。
5、以普遍的任命制或变相的任命制代替选举制，形成干部职务终身制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每一个党员和公民的基本权利，斯大林在理论上主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撤换，党章和宪法也规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全部由选举产生，但实际上各级党政干部的任免权集中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党内各级干部人选实际上由上级主要领导人决定，自上而下层层委派，选举制流于形式，事实上剥夺了党员和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没有规定任期，形成了事实上的终身制。
三、党内民主的缺失是苏共败亡的根本原因
斯大林践踏民主和法制，个人专权、个人崇拜盛行，致使党内无民主可言，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为以后苏共的败亡留下了难以克服的危机。赫鲁晓夫等继任者对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曾尝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都没有取得一个根本性的解决，党内民主缺失的后果日益积淀下来。
1、缺失党内民主，造成各级领导干部缺乏监督，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党群关系恶化
由于缺乏党内民主，在干部人事工作中普通党员的选择权、参与权、监督权、知情权被剥夺，形成了委任制和终身制，这种干部政策造就出一批批只对上级负责，不对普通党员群众负责的干部，他们为自己的私利阿谀奉承，投机钻营，生活待遇特殊化，逐渐演变为一个脱离群众的特殊的利益集团。列宁时期形成的配给制在斯大林时期发展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根据级别大小，各级干部都有各种商品的购货证和票券，而普通老百姓根本无法得到这些东西，把配给的和用购货证买到的酒类、衣料、鞋套、鞋类及其它各种杂物来进行投机倒把，几乎成了高中级负责干部家庭正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⑥领导干部失去了群众的监督，必然无视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不能正确反映群众的意志，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削弱党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失去群众的信任。1990年6月《西伯利亚报》针对“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作用”为题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就说明，党群关系危机已非常严重，在这份调查中，当人们被问及“你认为苏共的政策代表谁的利益”时，回答代表苏共党员的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1%，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回答代表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的均为2%，而回答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到85%，还有13%的人回答除此之外的“其他集团”。⑦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胜利之本、力量之源，一个凌驾于群众之上的、脱离了群众的党必然丧失执政的根基。毫不奇怪，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解散，苏联国家不复存在，苏联国旗黯然飘落的时候，人们都保持了沉默。
2、缺失党内民主，必然造成党的决策的失误，损害群众的利益
党内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是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现象，也是党员参与决策的一项基本权利，通过争论，能够听取众家之言，博采众长，使决策更符合客观规律，减少或避免决策失误，更好地体现党和人民群众的意志，从而使党不断获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列宁时期，党在决策之前就允许自由讨论，并允许少数同志保留意见。但决策后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全党行动必须一致。这种民主的制度和民主的作风，从根本上保证了党的决策的民主与正确，避免了重大失误。而斯大林时期，这种民主制度和民主作风并没有被继承下来，斯大林权力地位未曾巩固时，起初还比较谨慎，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决策还比较民主，但随着地位的巩固，其作风日益粗暴，对党内不同意见采取打压的政策，党内自由讨论的气氛一扫而光，斯大林的家长制和一言堂充斥于党内，听不得一点批评的意见，不同意见往往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而招来杀身之祸。这样苏共的决策必然会出现重大失误。斯大林在中央决策独断专横，晚年多疑，只和几个亲信相处，深居简出，高高在上，从不外出，严重脱离集体和群众，他最后一次视察农村是在1928年1月，当时是到西伯利亚了解粮食收购情况。听不得不同意见，自己又高高在上，导致斯大林时期的农业政策脱离了农村实际，没有反映农民的利益和愿望，致使苏联农业长期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较大改善。
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等继任者，批判了斯大林严重脱离群众的错误，但由于对产生错误的根源缺乏清醒的认识，又都自觉不自觉地重犯了斯大林的错误，结果党中央和各级党的领导机关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3、缺失党内民主，造成了党的思想的僵化，窒息了党的生机和活力
在列宁逝世后激烈的俄共党内斗争中，斯大林以维护列宁和列宁主义路线为名，利用其对列宁主义解释权的垄断地位，对历史上曾经同列宁有过意见分歧、或反对过列宁而如今又站在反对派营垒里的人一一清算其所谓反对列宁主义的“罪行”，并给予严厉的党纪处分，从撤销党内外职务直至开除党籍，消灭肉体。在这样的高压体制下，党员的权利缺乏基本的保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受到严重压抑，人们噤若寒蝉，唯唯诺诺，不敢讲真话说实情，无从也不敢有所创新，唯上是从，唯书是从，一切按上级领导意志行事，对列宁的言论由“敬重”变为“敬畏”，写文章办事情作报告都要到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寻找语录作为根据，造成对列宁主义的严重教条化。头脑禁锢，思想僵化，成了苏共党的痼疾。苏共思想理论僵化，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窒息了党内的创新精神和探索精神，逐渐丧失了思想上的先进性，而必然要落后于时代。
一个党员讲话都顾虑重重，思想认识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的党，其结局，早在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⑧事实果然验证了这一真理。
由上所述，苏共党内民主的缺失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使苏共背离了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由执政初期充满朝气活力、战斗力的政党，变成了一个脱离群众的、思想僵化的官僚主义政党。脱离了群众，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生命力。斯大林之后苏共历届领导人的改革都未能摆脱党内民主的缺失所酿成的后果，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了民主集中制，最终放弃了党的领导，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败亡了。可以说，党内民主的缺失是苏共败亡的根本原因，最终遭到人民的唾弃是历史的必然。
苏共缺失党内民主导致败亡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欣喜地看到，我们党中央对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性的认识有了巨大的飞跃，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总结吸取苏共亡党的教训得出的科学结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这就需要以改革的精神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增进党的团结和活力，充分实现党内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否则，党内民主就会流于形式，而难免重蹈苏共败亡的覆辙。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00页。
②《苏共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2页。
③《苏共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2页～第57页。
④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8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第143页。
⑥（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
⑦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
■ 责任编辑：王关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