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张允和是我妹妹的同学，常常来看我妹妹，这样我们就认识了。
　　我跟她从做朋友，到恋爱、到结婚，可以说是很自然，也很巧。起初都在苏州，我到上海读书，她后来也到上海读书。后来，更巧的是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我们常在一起，慢慢地、自然地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我们真正恋爱是在杭州，在苏州、在上海是朋友而已。在杭州，我在工作，她在那边读书。杭州地方比较小，又方便，我们周末到西湖玩。
　　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玩。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牵手，还特别拘束的。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
　　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
　　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这么好。”
　　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过架，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而且，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
　　我们的婚姻生活很和谐。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
　　有朋友来家里，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这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
　　在上海生活很好，我又是大学教授，又是新华银行秘书长，又在人民银行华东区兼职，拿三份工资，工作很顺利。张允和在光华实验中学教书，在上海是最好的中学，她教中国历史。我们在苏州还有一个家，我母亲不喜欢住上海，小孩子也觉得住上海没有苏州好。
　　“三反”、“五反”时说她是“大老虎”，为什么呢？我家虽然很穷，她的娘家很有钱。
　　其实，经过这种运动的人觉得无所谓，她没有经过这种事情，当真了，生了病。
　　张允和受了这次刺激后，我们来北京时，她不再出去工作，后来不断的运动，张允和是家庭妇女，不是重要对象，所以受的冲击不是很大。
　　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外国一位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我們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我和老伴从相识，到相恋、到结婚的过程，好像是很平坦的，却是最美好的。
　　摘自《周有光百岁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