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科学文化名人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玻尔、泰戈尔、马可尼、萧伯纳、卓别林、郎之万等人纷纷来中国访问，他们或着迷于东方的传统文化，或感兴趣于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或像杜威一样被弟子的热情所感染，因而受邀来华访问。来访的具体原因，大多为讲学，也有出访他国途中顺道逗留的。
　　而上海，往往是他们访问的第一站。
　　那么，在这些世界文化名人的眼中，上海又呈现出一种何等景象呢？他们又为上海带来了什么呢？透过他们的视角，回首八十多年前的上海，我们又能得到何种感悟呢？
　　
　　一、繁华上海的背后：“实在是一幅悲惨的图像”
　　
　　1919年4月30日，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夫妇和他们的女儿罗茜，乘坐日本轮“熊野丸”抵达上海码头。三位中国弟子胡适、蒋梦麟、陶行知赶忙迎上前去迎接。
　　弟子们将杜威及家人送至沧州饭店。胡适说：请老师先休息几天，“略略看看上海”。这时候的上海，的确也颇有一些看处，故而胡适有此自信。据杜威自己的记述，那几天胡适等人陪同他参观了一家棉纱厂、申报馆和百货商店等地方。
　　在棉纱厂，杜威震惊于那些可怜的童工和女工们微薄的薪水，他被告知，童工们每天的工资不超过1角。回到旅馆后，他给女儿写信说：你能想到吗，这些孩子每天都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杜威在南京路的百货商店买了手套、吊袜带和丝绸，这显然是为夫人和女儿买的，但他注意到，尽管店里的日本货质量上乘而且便宜，但“这里的人们不买日本货，他们宁可要美国的”。
　　而自称“我是来研究中国社会状况的”的罗素，日后回忆说，初见的上海如同西方大都市，和他习惯的伦敦并无多少区别。但一出租界不远，便是破败的贫民区，这使他感到上海城市面貌的多样性，或者说一种畸形的繁华。
　　1922年12月底，当爱因斯坦第二次路过上海时，夫妇两人逛了上海老城厢。这里是华人的居住区，房屋破旧、市容肮脏，而且到处可见那些瘦骨嶙峋的黄包车夫，载着洋人招摇过市前来游玩。这种景象让爱因斯坦夫妇难过。
　　爱因斯坦走在石子铺成的路上，看到路旁有许多小工在凿石块，于是他问身旁的翻译，这些人一天能挣多少钱？翻译告诉他，折合成美元大约是5美分。
　　看着这些席地而坐、衣不蔽体的工人，他们目光呆滞，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只是机械地挥舞着手中的榔头，爱因斯坦认为艰辛的生活使他们变得麻木。在这里，他还看到了在马路上来回奔跑的人力车夫，坐在车上的是趾高气扬的洋人小伙子，而拉车的却是瘦骨嶙峋的中国老翁。
　　这些景象都被记录在了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中。中国人民的苦难唤起了爱因斯坦深切的同情，上海的悲惨景象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至1936~1937年他在普林斯顿遇到周培源时，还曾与之谈起当时的情形，唏嘘不已。
　　他的女婿曾根椐他的旅行日记，记述了爱因斯坦对当年上海的感受：“实在是一幅悲惨的图像。”
　　
　　二、上海传统文化的象征：城隍庙、湖心亭、半淞园
　　
　　在外国人看来，上海既是天堂又是地狱，既是西方文化的桥头堡又是东方文化的最后根据地。像城隍庙、湖心亭那样的地方，像京剧、昆曲等戏曲，就是古老中国的象征，东方文化的精髓，到了中国一定要“到此一游”。
　　1922年11月，第一次来上海的爱因斯坦也不例外。他向主人提出的要求是“领略我国烹调、戏剧与园林之胜”。他的访问，不过顺道而已，时间有限，而上海方面的安排，当然尽力满足他的心愿，为此主办方特意选择了“小世界”、“城隍庙”和“梓园”等几个地方。
　　在城隍庙北面，有一家有名的游乐场“小世界”，那里正好在上演一出昆剧，但见演员浓妆艳抹、服色华丽，唱腔委婉动听，在众人的陪同下，他坐着看了一会儿，显得很有兴趣。
　　离开“小世界”，他们步行到了城隍庙，这里商家酒楼密集，各种特色小吃、手工艺品应有尽有，还有不少地摊，来往人流如梭，吆喝之声四起，一派热闹景象，爱因斯坦夫妇饶有兴趣地漫步其中，过九曲桥，驻足湖心亭，悠然而享受。
　　当天傍晚，爱因斯坦夫妇赶到王一亭宅邸“梓园”，出席欢迎宴会。
　　王一亭，名震，字一亭，号白龙山人，集书画家、收藏家、实业家、慈善家于一身，更是一个热心的社会活动家。梓园在南市乔家弄，是一座二层小洋楼，附有中国式花园，当年颇具雅趣。好客的中国主人认为，以家宴形式欢迎爱因斯坦，不仅可以使他感觉亲切、领略中国家庭寓所的特色，而且还可以让他欣赏到许多中国名画。
　　喜剧大师卓别林则游览了“大世界”，领略上海市民的休闲娱乐活动。在南京路河南路口的老介福绸布店，卓别林一口气买下60打真丝衬衫。
　　在南市的一所私家园林——半淞园，罗素也呆了两个多小时。半淞园“剪去吴淞半江水”，景色清幽，有听潮阁、迎帆楼、鉴影亭等景，多中国传统形式，但因原来的园主是天主教徒，那些亭阁之上，就装饰了十字架，又有弹子房等西式游乐节目，中西合璧，颇得罗素的欣赏。
　　大凡来华访问的外国名流，都为东方传统文化的魅力所慑服，呼吁保存中国的“国粹”，极少有人去游览外滩之类的万国建筑博览会，因而罗素流连半淞园这样的名园，倒是合情合理的。这所著名的园林，“八·一三”事变中毁于日本人的炮火之下，如今只有半淞园的路名，可以让人遐想当年的风情。
　　
　　三、与科学大师对话的场所：交通大学、中国科学社
　　
　　
　　来沪的世界文化名人，大多是来讲学的，演讲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能够与科学大师对话的，自然是当年的名教授们，而科研水平和科研人才相对较强的交通大学、中国科学社等，成为他们演讲的首选之地。
　　1933年，意大利著名科学家马可尼携夫人曼丽亚作环球旅行，于12月7日清晨抵达上海，并应邀前往交大演讲。
　　演讲之前，在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等人陪同下，马可尼夫妇进入交大容闳堂内，出席与交大师生的座谈会。
　　会毕，校长黎照寰邀请马可尼在交大工程馆门前建立“马可尼纪念物”，并亲行植基。然后，又为即将兴建的无线电台典基。“马可尼纪念物”迄今保存完好，成为交大的一处胜迹，但其中蕴含的故事，或许大多数学生已不知晓。
　　1937年春，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玻尔也抵达上海访问。
　　作为国际物理学界的泰斗，玻尔的来华也受到媒体的关注，但与当初爱因斯坦相比，玻尔的到来似乎要冷清得多，报纸上没有连篇累牍的报道，只有《大公报》、《申报》和《中央日报》等几条不起眼的消息。好在玻尔的儿子汉斯·玻尔随行时，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父亲在上海的一些活动，可惜因当年的他年纪轻轻，不可能对上海的风貌人情都有准确的描述。
　　小玻尔的日记原是丹麦文，现在的中文则是从英文转译的，当中又不免走样，有些译名也无法考定，但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玻尔对在上海交通大学工程馆的讲演，极为重视。
　　当时交大离租界中心区还有一段距离，周围尚显荒凉。
　　玻尔的儿子在日记中写道：“大学在较远的郊区，坐落在田野和茅舍之间，那些茅舍用泥土修建，用草盖顶。”今日徐家汇地区的商业繁华，车水马龙，确非小玻尔后来所能预料。
　　下午三时，玻尔的演讲开始，题目为《原子核》，具体阐述他的原子模型理论。工程馆大教室里挤满了慕名前来的学生，人太多只好在过道上加座，场内听众约有600余人，场外还有数百人收听拉线广播。
　　除交大外，工部局礼堂和中国科学社也是大师们演讲较多的地方。爱因斯坦第二次访沪时，应上海犹太人青年会和学术研究会的邀请，在福州路英租界工部局礼堂，作了关于相对论的演讲。
　　
　　1931年12月10日，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邀请朗之万，在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演讲，题为《磁学之现代观念》。
　　中国科学社位于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309号，设有总办事处、明复图书馆及编辑部等。其中明复图书馆是为纪念已故的科学社创始人胡明复而建，1931年初建成后，即成为上海社会和学术生活的重要活动场所。罗素来华时，也曾在此发表演讲。
　　
　　四、世界文化名人下榻处：礼查、华懋、一品香
　　
　　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是外国人在上海最早开设的近代化大饭店，设施先进，服务周到，舞厅、酒吧一应俱全。加上位于苏州河和黄浦江交汇处，地理位置优越，因此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建造前，那些来沪访问的外国商人、名流，都喜欢下榻于此。
　　1922年12月27日，爱因斯坦夫妇访问日本后回国，顺路在上海逗留时，就入住礼查饭店304房间。
　　爱因斯坦在上海逗留过的地方，大概只有浦江饭店还保留了原貌，笔者去实地看过饭店和爱氏下榻的房间，也的确能感受到这一点。
　　1929年华懋饭店建成后，一直是上海的奢华所在，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交场，饭店里的九国套房，面临黄浦江，分别以中、英、法、美、德、日、意、西、印等九国风格装设，在上海独一无二，有人戏称为联合国度假村。马可尼也下榻于此，只可惜下榻的具体房间已不可考。临行前，马可尼在华懋饭店设宴回请热情好客的中国主人。
　　1936年卓别林拍完电影《摩登时代》后，作了一次环球旅游，其中一站就是东方大都市的上海。陪同他来访的，是《摩登时代》的女主角宝莲·高黛，当时他们已经同居，但尚未正式宣布结婚，因此他们在上海并未以夫妻相称，但耽于八卦的记者总喜欢问诸如此类的问题，且记者们得知，卓别林与宝莲·高黛下榻于华懋饭店。饭店方面为卓别林准备了5楼A字房间，不知是有意安排还是巧合，宝莲·高黛入住的同层9号房间，恰好与卓别林房门相对。
　　罗素在上海期间，住在上海西藏路一品香旅馆，在上海度过了访华的最初5天。一品香旅馆附设的饭店是上海最早的西餐馆之一，大厨们能烹制极为地道的西餐；中餐则色香味俱全，且中餐西吃，很合外国人的口味。早期一品香旅馆是二层楼的中式楼房，20年代后翻造为大楼建筑，是接待外国人较多的著名旅馆。罗素还在一品香旅馆接受了《申报》记者的采访，第二天，意犹未尽的他又去参观了报馆。
　　另一所静安寺附近的沧州饭店，印度诗哲泰戈尔和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来上海时，曾在此下榻。但该楼现已拆除，在原址上造起了雄伟的锦沧文华大酒店。
　　
　　五、泰戈尔的温馨记忆：徐志摩陆小曼寓所
　　
　　1924年4月来上海的印度诗哲泰戈尔，其行程仿佛要私人化得多，并没有惊动多少人，其行程也更具浓郁的文化和宗教气息。
　　泰戈尔在诗人徐志摩的陪同下，来到了位于上海西南的龙华。4月的龙华，桃花齐放，鲜艳欲滴，不过在泰戈尔看来，庄严、肃穆的龙华古寺则显得“衰败”，“无任何宗教精神”。
　　13日上午，泰戈尔又到哈同花园（今上海展览中心）参观。吸引泰戈尔的或许是笃信佛教的哈同夫人罗迦陵和总管宗仰上人，以及园内珍藏的名贵佛教典籍。泰戈尔与陪同的徐志摩在园内徜徉多时。这位耽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诗人，还来到了位于四马路（今福州路）的有正书局，选购该局所印之中国美术图集多种，准备归国后加以研究。
　　晚上，徐志摩、郑振铎、戈公振、刘海粟等人在北京路功德林素菜馆设宴，为他举行欢迎宴会。
　　上海各界代表和英美人士约一千二百多人，曾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为诗人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会场门口用松柏树枝粘连而成“欢迎”两字，内部四壁悬挂着中国古画以及用松柏交叉做成的彩条和彩球，主席台上也用同样的方法织成“欢迎”两字，台前则摆放着十余盆鲜花。当泰戈尔出现在会场上时，乐队奏起优美的音乐。
　　东方图书馆由张元济先生一手创立，藏书约46万8千册，尤以典藏的20万册涵芬楼古籍藏书闻名东亚。
　　可谁也想不到，在八年后的“一·二八”事变中，日本轰炸机的狂轰滥炸持续了10多个小时，闸北地区陷入一片火海。商务印书馆总厂对马路的东方图书馆，也被日军一把大火烧毁。
　　1929年3月，泰戈尔第二次来到了上海。他事先叮嘱徐志摩，这次来沪只是朋友间的私访，不要对媒体通报，且一定要求住在徐家。故诗人的身影，连上海的《申报》都看不到一丝的踪迹。
　　当时徐志摩与陆小曼新婚不久，住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四明村923号。该弄房子由四明银行投资建造，属于新式里弄建筑，只有资力殷实的小康人家才租住得起，徐志摩陆小曼夫妇以每月100块银洋的代价，租下923号整幢楼房。
　　虽然这处三层楼的房子，陆小曼“东看看也不合意，西看看也不称心”，泰戈尔看了却十分满意，还不愿住他们特意布置的一间印度式小房间，倒要睡他们的“那顶有红帐子的床”。有三天时间，泰戈尔只在徐家与志摩夫妇谈诗，还专门为陆小曼吟诵了几首新诗，陆小曼也“说不出的愉快”。后来陆小曼在《泰戈尔在我家》一文中写道：“虽然住的时间并不长，可是我们三人的感情因此而更加亲热了。”
　　是年6月，诗人访欧归来，第三次到上海，想不到他再次住进了徐志摩的家里。或许是年华老去，或者是他预料不会再来，回国前，泰戈尔拿出一件紫红色丝织印度长袍，深情地对徐志摩夫妇说：“我老了，恐怕以后再也不能到中国来了，这件衣服就留给你们作纪念吧。”
　　
　　六、中国京剧倾倒喜剧大师：共舞台、新光大戏院
　　
　　1930年梅兰芳访美演出时，就与卓别林结为莫逆之交。时隔6年后，卓别林来到了上海，而且在三个月内两度登陆上海。实际上，卓别林这次来上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与梅兰芳会面，观赏中国的京剧表演。
　　那天在国际饭店共进晚餐时，卓别林向梅兰芳提出想看京剧，梅兰芳自然一口答应。但当晚梅兰芳自己没有演出，考虑了一会儿，梅陪同他去了共舞台，看当时流行的京剧连台本戏《火烧红莲寺》。
　　梅兰芳、卓别林他们进场时，《火烧红莲寺》已经开演，正演到其中最精彩的一场“十四变”，卓别林对变幻无穷的舞台背景和热闹的武戏打斗，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后面梅兰芳还安排看马连良主演的《法门寺》，卓别林不等散场，便悄悄离开。
　　新光大戏院，即今新光电影院，在大马路南京路后面不远，四层楼高，有点中世纪风格的建筑。卓别林一行进场时，观众都在聚精会神地欣赏马连良德大段西皮唱腔。听说梅兰芳陪着卓别林来看戏，观众都起立，热烈鼓掌，卓别林也招手致意。找到座位后，梅兰芳与卓别林悄悄坐下，台下复归寂静，卓别林立即也被马连良的表演所吸引，他学着其他人的样子，用右手在膝盖上轻轻击着节拍，显得十分投入。
　　演出完毕，卓别林在梅兰芳的陪同下，上台祝贺马连良演出成功。马连良来不及卸妆，卓别林已经学着中国人的样子，就在台上与马连良面对面拱手作揖，接着伸出手来，两人紧紧握手，交谈起来，这一系列难得的镜头，被眼明手快的记者抢拍下来，发表在许多杂志封面上。
　　从新光出来，卓别林游兴不减，又至百乐门参加通宵舞会，直至凌晨3点才回到住所休息。是啊，在上海短短的一天逗留，又有梅兰芳的精心安排，卓别林怎么可能放弃这难得的艺术享受呢？
　　第二天上午9点，他乘游原轮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天上没有痕迹，鸟儿却已飞过”。当年杜威们“略略看过”的上海，如今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可否认，他们对上海——这个中国的异数，有着一种奇异的认知，以今天的眼光观之，甚至还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人的优越感。但他们独到的眼光和见解，总给我们一种与众不同的体验；他们对上海、对中国深深的同情和关怀，无论岁月怎么流失，总给人一份由衷的感动。
　　（作者为上海市档案馆编研室主任、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肖阿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