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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图像资料并非仅用于质疑政府的作为,更足希望引起每个人的反思。毕竟,过量垃圾的产生源于人们的无穷欲望和过度消费。从内心认识到浪费和污染的危害,改变消费观念和习惯,减少垃圾排放,才是真正解决垃圾问题的源头
16年前,摇滚歌手何勇对着听众大吼:“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那时人们以为,这只是一个譬喻。
2009年,当摄影师王久良将自己一年多来跑过的北京大型垃圾场在地图上标记出来,赫然发现这些点形成了一个明晰的包围圈——它们分布在五环路、六环路之间,将首都围在其中。“从垃圾场里看城市的高楼大厦,你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和思考。”
他用镜头记录下令人触目惊心的种种:羊群在垃圾堆里觅食,奶牛在严重污染的小河饮水,泔水猪厂的老板在熬猪食的大锅里捞出一次性筷子,拾荒者的孩子们每天在臭气熏天中玩耍嬉戏
“以前我以为把垃圾放进塑料袋扔进垃圾箱,就跟我再没什么联系了,后来发现远不是这么回事。”许多蔬菜大棚就建在垃圾场旁边,这些所谓的“绿色”菜品很可能会供应北京城区;鱼塘被严重污染,但周边小饭馆热衷以低价收鱼……“也许我们吃的涮羊肉,我们喝的牛奶,就来自在垃圾堆上扫荡的牛羊。我才发现垃圾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连。”
飞转的城市每年都产生上亿吨垃圾。早在1983年,北京的垃圾带出现在三环路与四环路之间,50平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座。如今情况更糟,据报道,北京现在垃圾产生量是每天1.84万吨,仅王久良探访的占地一万平米以上的垃圾堆就达400多处。
据一项最新的数据统计,中国600多座主要城市每年产生垃圾有1.6亿吨,这些城市已经堆放或者填埋各种垃圾80亿吨,而且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垃圾堆积累计侵占土地达到5亿平方米(详见本刊总第319期报道《垃圾是否必须焚烧》)。
由于垃圾焚烧方式饱受争议,在北京,处理方式仍以填埋为主。“现在北京正规大型垃圾填埋场是16座,位于近郊的8座,可以说就在我们身边。”王久良发现,尽管大型填埋场不适合建在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紧缺的地方,但北京恰恰两点都符合。距离垃圾堆三公里外,刺鼻的臭味就扑面而至。更不必提它们对水质、土壤、周边农业、畜牧业、附近居民的健康带来的种种影响。
王久良认为,目前之所以存在诸多不符合规范的垃圾场,一是监管不力,他甚至多次看到有环卫部门的车直接向野地倾倒未经处理的粪便;二是其中存在巨大的灰色利益。拾荒者们从城里将垃圾买出来,分类回收后将剩余废物就地倾倒;而不少社区、办公场所的物业公司也乐于一面收着卫生管理费,一面将大量垃圾卖给民间回收者,再赚一次钱。
几乎垃圾处理的每个环节都存在不合规范的现象,甚至在垃圾填满场超过容纳能力搬迁新址后,原址依然能拍卖土地用于塑料大棚、两限房乃至国际学校的建设……这些都被王久良一一记录在胶片上。
这些图像资料并非仅用于质疑政府的作为,更是希望引起每个人的反思。毕竟,过量垃圾的产生源于人们的无穷欲望和过度消费。从内心认识到浪费和污染的危害,改变消费观念和习惯,减少垃圾排放,才是真正解决垃圾问题的源头。
“我不是一个极端环保主义者,我也是人,也是制造垃圾的一分子。但是对垃圾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之后,就会提醒自己克制不必要的欲望。”王久良现在出门都是自带牙刷和毛巾,宾馆拖鞋从来不穿,宁愿赤脚一一他曾在一个废品回收点见过海量的牙刷、梳子、一次性沐浴液的小瓶,堆积成山的景象让他印象深刻。
“提起这些现实问题,每个人想到的都是追问他人的责任,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是能不能稍微停下脚步,想想自己应尽的义务?”
16年前,摇滚歌手何勇对着听众大吼:“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那时人们以为,这只是一个譬喻。
2009年,当摄影师王久良将自己一年多来跑过的北京大型垃圾场在地图上标记出来,赫然发现这些点形成了一个明晰的包围圈——它们分布在五环路、六环路之间,将首都围在其中。“从垃圾场里看城市的高楼大厦,你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和思考。”
他用镜头记录下令人触目惊心的种种:羊群在垃圾堆里觅食,奶牛在严重污染的小河饮水,泔水猪厂的老板在熬猪食的大锅里捞出一次性筷子,拾荒者的孩子们每天在臭气熏天中玩耍嬉戏
“以前我以为把垃圾放进塑料袋扔进垃圾箱,就跟我再没什么联系了,后来发现远不是这么回事。”许多蔬菜大棚就建在垃圾场旁边,这些所谓的“绿色”菜品很可能会供应北京城区;鱼塘被严重污染,但周边小饭馆热衷以低价收鱼……“也许我们吃的涮羊肉,我们喝的牛奶,就来自在垃圾堆上扫荡的牛羊。我才发现垃圾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连。”
飞转的城市每年都产生上亿吨垃圾。早在1983年,北京的垃圾带出现在三环路与四环路之间,50平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座。如今情况更糟,据报道,北京现在垃圾产生量是每天1.84万吨,仅王久良探访的占地一万平米以上的垃圾堆就达400多处。
据一项最新的数据统计,中国600多座主要城市每年产生垃圾有1.6亿吨,这些城市已经堆放或者填埋各种垃圾80亿吨,而且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垃圾堆积累计侵占土地达到5亿平方米(详见本刊总第319期报道《垃圾是否必须焚烧》)。
由于垃圾焚烧方式饱受争议,在北京,处理方式仍以填埋为主。“现在北京正规大型垃圾填埋场是16座,位于近郊的8座,可以说就在我们身边。”王久良发现,尽管大型填埋场不适合建在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紧缺的地方,但北京恰恰两点都符合。距离垃圾堆三公里外,刺鼻的臭味就扑面而至。更不必提它们对水质、土壤、周边农业、畜牧业、附近居民的健康带来的种种影响。
王久良认为,目前之所以存在诸多不符合规范的垃圾场,一是监管不力,他甚至多次看到有环卫部门的车直接向野地倾倒未经处理的粪便;二是其中存在巨大的灰色利益。拾荒者们从城里将垃圾买出来,分类回收后将剩余废物就地倾倒;而不少社区、办公场所的物业公司也乐于一面收着卫生管理费,一面将大量垃圾卖给民间回收者,再赚一次钱。
几乎垃圾处理的每个环节都存在不合规范的现象,甚至在垃圾填满场超过容纳能力搬迁新址后,原址依然能拍卖土地用于塑料大棚、两限房乃至国际学校的建设……这些都被王久良一一记录在胶片上。
这些图像资料并非仅用于质疑政府的作为,更是希望引起每个人的反思。毕竟,过量垃圾的产生源于人们的无穷欲望和过度消费。从内心认识到浪费和污染的危害,改变消费观念和习惯,减少垃圾排放,才是真正解决垃圾问题的源头。
“我不是一个极端环保主义者,我也是人,也是制造垃圾的一分子。但是对垃圾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之后,就会提醒自己克制不必要的欲望。”王久良现在出门都是自带牙刷和毛巾,宾馆拖鞋从来不穿,宁愿赤脚一一他曾在一个废品回收点见过海量的牙刷、梳子、一次性沐浴液的小瓶,堆积成山的景象让他印象深刻。
“提起这些现实问题,每个人想到的都是追问他人的责任,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是能不能稍微停下脚步,想想自己应尽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