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世界正在进入后工业时代——制造业日益复杂，竞争日益全球化。要取得成功，则需要具有更高超的技能和更高教育程度的工作人口。因此，提升中学传授知识与技能的水平，就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紧要任务。
　　对于我个人来说，教育问题并不只是个专业上的问题。我出生在一个有九个孩子的家庭中。我的父母都是文盲，我的姐妹也没有上过初中。但是，在我家的下一代中，我所有的侄辈都拥有高中文凭，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还上了大学。
　　土耳其的小学生和中学生的总数量超过1600万人，可以想象，改善这样一个教育体系是一项非常艰巨的财政挑战。因此，第一步就是建立起扎实的改革的宏观经济基础。
　　多年以来，公债高企和宏观经济管理失当，迫使土耳其需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支付高昂的利率溢價——这笔钱本来是可以投资于学校的。但是，自2003年执政以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政府将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缩减了近十个百分点——从2002年的10.8%降至2013年的1%，并将公债/GDP的比率从2002年的74%降至2013年的36.3%。其结果，同期政府利息支出占税收收入之比从85.7%降至15.3%。
　　这些财政状况方面的改善，其结果是将资金解放出来，用于大规模的教育投资，而不必增加公共债务。从2002年到2014年，土耳其教育支出占总预算之比实现了翻倍，达到了18%，而国家的财政状况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自2003年以来，这笔额外资金让政府增加了41万位教师、20.5万间教室，并且提供了18亿份免费教材。
　　但是，要想与世界经济大国、强国进行竞争，我们还需要改善劳动力存量的总体质量。从2002 ～ 2003学年到2012 ～ 2013学年，土耳其全国的小学毛入学率（包括年龄高于或低于官方入学年龄群体的学生）从96.5%上升至107.6%，中学从80.8%上升至96.8%，中学以上则从35.8%上升至92.1%。
　　与此同时，学生-教师比率也有所下降。在2002 ～ 2003学年，平均每28位小学生和18名中学生拥有一名教师；而到了2012 ～ 2013学年，这一比率分别降至20人和16人拥有一名教师。2012年，土耳其将义务教育最低年限提高到12年。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因为在土耳其25岁以上年龄段的人群中，平均上学年限只有6.5年，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其平均水平为11年。
　　除了上述举措以外，土耳其政府还改善了教育机会。作为旨在帮助弱势学生的FATIH 工程的一部分，2014年土耳其投入14亿新里拉（约合6650万美元）用于为学校配置互联网宽带和最新的信息技术。此外，还采取了其他措施，例如，“爸爸请让我上学”和“闺女，上学去吧”等项目的实施，改善了入学的性别比。女生、男生之比从2002年的91.1：100上升到2012年的101.8：100。这一成果有望改善土耳其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目前平均水平为30%左右，但有大学文凭者高达72%。
　　考虑到土耳其地理上的规模，确保所有学生——不论身居何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都能获得良好的教育，这一目标一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2003年以来，土耳其最令人瞩目的成功之一，便是打破了学生的家庭条件与其获得优秀学业成绩的机会之间的负面联系。
　　2003年，土耳其学生考试分数的28%可以归因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换句话说，越穷的学生，其PISA分数越低；而富有家庭的孩子，有更大的机会获得优异的成绩。这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水平相符。但是，经合组织的2012 年的报告则发现，土耳其学生的较低考试分数中，只有15%可以归因于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一新的结果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
　　土耳其也在缩小与经合组织国家在教育公平性方面的差距。2006年，土耳其在科学方面的得分比经合组织平均分低76分，数学方面低74分。及至2012年，这一差距缩小为科学38分，数学46分。
　　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年轻一代的失业率也有所下降，从2009年的25.3%降至2014年1月的17.3%，低于欧盟平均水平22.8%。显然，改善教育水平和刺激经济增长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过去十年的教育改革及其带来的积极的经济效应表明，土耳其正在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快速、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