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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资并购设限
商务部、国资委等六部委8月8日出台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政府试图使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与此同时,政府也在设置“门槛”,试图加强对该领域的监管。该规定第一次明确界定了外国投资者以股权作为支付手段并购境内公司的行为,以及股权并购的条件,并规定了申报文件与程序。促成这个政策出台的催化剂,是凯雷集团收购徐工。
今年3月初,美国凯雷集团收购中国第一制造厂商徐工机械的并购方案,让中国政府充分看到了外资“斩首行动”的胃口到底有多大。商务部不得不紧急批复,不希望外资控股。而从2005年10月初步达成的战略协议来看,凯雷当初的梦想,是准备以 3.75亿美元收购徐工85%的股权。
据了解,一些跨国公司或基金在华并购的基本要求是三个“必须”: 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15%。这一策略被称为外资并购的“斩首”策略。而徐工集团正符合这个条件,其生产的压路机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54%,挖掘机市场份额也在30%左右。
根据已经发生的并购案看,中国社科院工业所一位研究员表示,外资对于中国原有企业的策略一般是前2－3年让其自由发展,后面的几年开始慢慢减少投入,收回当初的投资,不再进行产品创新和品牌维护,最后直至原有中国品牌死掉。
凯雷并购徐工案是大型国有企业改制进程中, 第一个外资控股收购案例。作为一次标志性的个案,被国际资本视为检验中国外资并购政策的试金石。与此同时,在国内也引发了对外资并购的重新反思。收购方案刚一披露,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等12名老专家,就联名上书国务院领导。国家发改委则根据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要规范外资并购的批示,委托工业司和外资司对装备业进行专题调研,最后形成专题报告上报国务院。
根据国家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课题组调查发现,目前中国被收购的集中行业包括: 能源生产和供应领域、基础材料工业领域、具有巨大市场规模和长期增长潜力的消费品生产领域、新技术服务和正在逐步走向开放的商业、金融服务业领域,“其中装备制造业非常突出”。
近年来,以国家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为首的一批专家,一直在呼吁对外资并购行为要保持理性,不能一卖了之,尤其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领域。“国家发改委的调研结果触目惊心,中国装备制造业领域外资的进入已经相当惊人。”
据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政介绍, 对重要行业的跨国并购实行严格的管制是国际惯例,包括制定法律和审查程序,实行积极的行政和法律干预。美国更是全球第一个对外资并购进行管制的国家。
德国《公司法》规定,跨国收购中,当收购德国公司25%或50%以上股权时,必须通知联邦卡特尔局;当收购产生并加强市场控制地位时,这种收购将被禁止。而韩国也在2005年采取了抵御外资恶意收购的新规则。
中国还没有完善的外资审查机制,目前的现实是,各项管理规定均出自不同部门的规章,要求并不完全相同。所有的管制都在灰色地带,处理得不好头破血流,处理好了就长驱直入。即使不符规定也能找到办法,比如分成两次交易,或者特批一事一办。 “外资正好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不在中国跑马圈地才怪,一旦垄断形势形成,最终很有可能危害到国家安全。”
宏调进入加息通道
央行终于加息了！
8月18日晚央行宣布,自8月1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2. 25%提高到2.52%;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5.85%提高到6.12%;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调整,长期利率上调幅度大于短期利率上调幅度。
7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上半年GDP增长10.9%,创下自1995年以来的最快增长速度。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已有过热迹象。央行也表示,当前经济运行存在“三过”: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对外贸易顺差过大。今年前六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8%;信贷投放总额破2.18万亿元,接近全年2.5万亿元调控目标的九成;外贸顺差创历史新高,达614.5亿美元,同比大增55%。专家认为,此次加息正是央行应对中国宏观经济过热的重要举措。
此前,多数经济学家也都预期,中国下一步的宏调举措将是加息,可是7月21日央行却突然宣布,从8月1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 个百分点至8.5%。这让人们普遍的加息预期落空。如此大规模的信贷增长,加息是毋庸置疑的方案,但为什么央行却一直未采取加息措施呢？
事实上,央行迟迟未动用加息手段的重要原因是,中国主导投资过热的并非对利率较为敏感的私营企业而是地方政府。作为“十一五”开局与党组织换届的重叠之年,未来五年的重大工程一哄而上的同时,为了创造政绩进而高升的地方官员不得不重视经济数字。这双重的力量加速了地方投资的膨胀,使得半年内已经完成全年信贷总额的90%左右。加息似乎并不能威胁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地方政府与辖区内的银行长期以来保持着默契的关系,甚至地方支行作为地方政府“取款机”的计划经济痕迹还没有完全消除。
央行的另一个顾虑是,中国正在致力于建立依赖国内消费的发展路径,以替代投资和贸易拉动的模式,若提高利率,必将对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中国人目前的主要消费为住宅、汽车等大宗商品,这些商品的需求对利率较为敏感。
资本市场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央行的加息决策。中国政府正在加大股市的扩容力度,将更多的大型国有银行和企业推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吸取银行过多的储蓄,减轻银行放贷压力。如果大幅加息将会导致上市公司的经营和业绩受冲击,资本市场产生恐慌,进而影响政府大型的IPO计划,甚至导致股市崩溃。
正是出于上述种种顾虑,中央政府一直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力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而不是采取加息的措施。但先前非常有效的行政性紧缩手段在当前所发挥的作用似乎正在减弱,经济过热的势头并没有被有效遏制。为了巩固宏调的成果,央行在做出小幅提高准备金率的决定过去近一个月后,终于做出了加息的决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经济继续过热,不排除央行有继续加息或调高准备金率的可能。
商务部、国资委等六部委8月8日出台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政府试图使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与此同时,政府也在设置“门槛”,试图加强对该领域的监管。该规定第一次明确界定了外国投资者以股权作为支付手段并购境内公司的行为,以及股权并购的条件,并规定了申报文件与程序。促成这个政策出台的催化剂,是凯雷集团收购徐工。
今年3月初,美国凯雷集团收购中国第一制造厂商徐工机械的并购方案,让中国政府充分看到了外资“斩首行动”的胃口到底有多大。商务部不得不紧急批复,不希望外资控股。而从2005年10月初步达成的战略协议来看,凯雷当初的梦想,是准备以 3.75亿美元收购徐工85%的股权。
据了解,一些跨国公司或基金在华并购的基本要求是三个“必须”: 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15%。这一策略被称为外资并购的“斩首”策略。而徐工集团正符合这个条件,其生产的压路机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54%,挖掘机市场份额也在30%左右。
根据已经发生的并购案看,中国社科院工业所一位研究员表示,外资对于中国原有企业的策略一般是前2－3年让其自由发展,后面的几年开始慢慢减少投入,收回当初的投资,不再进行产品创新和品牌维护,最后直至原有中国品牌死掉。
凯雷并购徐工案是大型国有企业改制进程中, 第一个外资控股收购案例。作为一次标志性的个案,被国际资本视为检验中国外资并购政策的试金石。与此同时,在国内也引发了对外资并购的重新反思。收购方案刚一披露,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等12名老专家,就联名上书国务院领导。国家发改委则根据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要规范外资并购的批示,委托工业司和外资司对装备业进行专题调研,最后形成专题报告上报国务院。
根据国家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课题组调查发现,目前中国被收购的集中行业包括: 能源生产和供应领域、基础材料工业领域、具有巨大市场规模和长期增长潜力的消费品生产领域、新技术服务和正在逐步走向开放的商业、金融服务业领域,“其中装备制造业非常突出”。
近年来,以国家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为首的一批专家,一直在呼吁对外资并购行为要保持理性,不能一卖了之,尤其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领域。“国家发改委的调研结果触目惊心,中国装备制造业领域外资的进入已经相当惊人。”
据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政介绍, 对重要行业的跨国并购实行严格的管制是国际惯例,包括制定法律和审查程序,实行积极的行政和法律干预。美国更是全球第一个对外资并购进行管制的国家。
德国《公司法》规定,跨国收购中,当收购德国公司25%或50%以上股权时,必须通知联邦卡特尔局;当收购产生并加强市场控制地位时,这种收购将被禁止。而韩国也在2005年采取了抵御外资恶意收购的新规则。
中国还没有完善的外资审查机制,目前的现实是,各项管理规定均出自不同部门的规章,要求并不完全相同。所有的管制都在灰色地带,处理得不好头破血流,处理好了就长驱直入。即使不符规定也能找到办法,比如分成两次交易,或者特批一事一办。 “外资正好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不在中国跑马圈地才怪,一旦垄断形势形成,最终很有可能危害到国家安全。”
宏调进入加息通道
央行终于加息了！
8月18日晚央行宣布,自8月1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2. 25%提高到2.52%;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5.85%提高到6.12%;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调整,长期利率上调幅度大于短期利率上调幅度。
7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上半年GDP增长10.9%,创下自1995年以来的最快增长速度。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已有过热迹象。央行也表示,当前经济运行存在“三过”: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对外贸易顺差过大。今年前六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8%;信贷投放总额破2.18万亿元,接近全年2.5万亿元调控目标的九成;外贸顺差创历史新高,达614.5亿美元,同比大增55%。专家认为,此次加息正是央行应对中国宏观经济过热的重要举措。
此前,多数经济学家也都预期,中国下一步的宏调举措将是加息,可是7月21日央行却突然宣布,从8月1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 个百分点至8.5%。这让人们普遍的加息预期落空。如此大规模的信贷增长,加息是毋庸置疑的方案,但为什么央行却一直未采取加息措施呢？
事实上,央行迟迟未动用加息手段的重要原因是,中国主导投资过热的并非对利率较为敏感的私营企业而是地方政府。作为“十一五”开局与党组织换届的重叠之年,未来五年的重大工程一哄而上的同时,为了创造政绩进而高升的地方官员不得不重视经济数字。这双重的力量加速了地方投资的膨胀,使得半年内已经完成全年信贷总额的90%左右。加息似乎并不能威胁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地方政府与辖区内的银行长期以来保持着默契的关系,甚至地方支行作为地方政府“取款机”的计划经济痕迹还没有完全消除。
央行的另一个顾虑是,中国正在致力于建立依赖国内消费的发展路径,以替代投资和贸易拉动的模式,若提高利率,必将对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中国人目前的主要消费为住宅、汽车等大宗商品,这些商品的需求对利率较为敏感。
资本市场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央行的加息决策。中国政府正在加大股市的扩容力度,将更多的大型国有银行和企业推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吸取银行过多的储蓄,减轻银行放贷压力。如果大幅加息将会导致上市公司的经营和业绩受冲击,资本市场产生恐慌,进而影响政府大型的IPO计划,甚至导致股市崩溃。
正是出于上述种种顾虑,中央政府一直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力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而不是采取加息的措施。但先前非常有效的行政性紧缩手段在当前所发挥的作用似乎正在减弱,经济过热的势头并没有被有效遏制。为了巩固宏调的成果,央行在做出小幅提高准备金率的决定过去近一个月后,终于做出了加息的决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经济继续过热,不排除央行有继续加息或调高准备金率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