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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个多月后的一个上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长陈毅以及聂荣臻元帅等领导，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原子弹试制工作的几十位科学家。会客室里，周总理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位身份特殊的老人，他叫吴有训。
会见快结束时，周总理宣布：“下面请吴先生讲话。”只见老人缓缓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望着满屋子核武英雄们的脸，竟然脱口溜出一句“同学们！”他猛然意识到场合并不妥当，立即尴尬地改口“同志们”，而台下的“同学们”已经发出了“哧哧”的笑声，这里面有钱三强、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王大珩、朱光亚、邓稼先等人。
周总理一下明白了个中奥妙，连忙解围道：“吴先生你不必改口，还是称同学们更好，你是他们的老师，这里只有你有资格使用这个称呼，这是你的特权！”顿时掌声四起。
这是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空前未有的一次师生盛会。有哪一个国家的原子弹或其他尖端科技项目，几乎清一色地由同一位老师教出的一大批学生共同研制成功的呢？吴有训有幸成为这一特殊现象的主角。这是他一生中意想不到的奇迹。
红土地上的传说
在江西高安一带，土壤如血色一般的红润。有关这里的土地为什么是红色的，流传着两种说法，有人说是上天赋予的奇特颜色，有人说是因为这里的人民特别勤劳，他们的血汗将这块土地染成了红色。正是在这片红色大地上，生长着各种各样与众不同的作物。香甜似蜜的柑桔，是每年向朝廷进贡的水果；粒大饱满的稻米，品质绝不亚于任何地方的名牌大米；还有散发清香、耐腐蚀的香樟树，是既可药用又能制造工艺品的上好木材。
然而最奇特的是，在这片土地上不知道什么年代生长出一颗高大茂盛的栎子树。相传，只要哪一年这栎子树上结出了一百颗果实，高安一带就会诞生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比如初唐时期的“怪杰”王勃，北宋参与编纂《资治通鉴》的史学家刘恕，明末传授“桔槔汲水灌溉法”的农学家陈帮瞻……
到了19世纪末，据说栎子树又结出了一百颗好看的果实。1897年4月26日，在高安一带北部的一个村庄里，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伟大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吴有训诞生了。
吴有训的家虽在农村，但家境并不清贫。父亲吴起辅在外地经营绸布与颜料买卖，为人谨慎，善于理财，母亲邓氏聪明贤淑，勤劳节俭。父母将吴有训视若珍宝。因此，吴有训的少年时代在生活上基本是无忧无虑的。父亲还很早就为他请来了私塾先生。
这位私塾先生名为吴起瑞，是全村公认的有学问的人。但他发现，吴有训这个学生天赋聪颖，而且还十分用功，前程无法估量。他意识到自己很快就不能再继续给他提供指导了。
到吴有训12岁时，有一位族叔吴起銮从云南卸官回家，受族人之托，办起了一所新式的私塾。吴起銮是一位比较新派的人物，不但精于文史，也兼通数理，授课之余，还会讲些诸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类的话题。师承吴起銮之后，吴有训找到了科学启蒙路上最好的导师。他对于新式科学的兴趣油然而生，利用课余时间与老师探讨物理现象和进化论成了吴有训的习惯。在外做生意的父亲从汉口寄回家一摞书，其中有一本《物理常识》让吴有训着迷到废寝忘食的程度。
1911年辛亥革命后，高安县城改旗易帜。民国时代到来，也伴随着新式的学校和教育。当地有名的瑞州合府学堂改名瑞州中学，扩大招生，广纳学子。就在这一年，在老师吴起銮的推荐下，吴有训报考了瑞州中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奇妙的X射线
戊戌变法，给当时的中国文化生活带来了很多新风尚，例如“设书局，译西书”就是明显的进步。
当时上海的江南制造局曾翻译了一本名为《通物光电》的新书，是中国流行的第一部介绍X射线的专门著作。那时距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X射线仅4年时间。
正在上中学的吴有训读了这本书，他感到X射线真是奇妙而有趣，脑海中浮想联翩，这X射线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为什么人的眼睛看不到它，而它却能穿透人的身体，甚至连金属板也能穿透呢……一连串的问题指引着年少的吴有训向这道神奇的光线靠近。这似乎是一种历史的牵引，若干年后，这个已经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将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耐尔森实验室抓住这道神奇的射线，拿起一把“打开微观世界之门”的钥匙。
1916年，19岁的吴有训考入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在南高读书，吴有训并不是门门功课优秀，但在理化方面的成绩始终出类拔萃，显示了他在物理学上的天赋。当时学校提倡“重启发、重自修、重实验”的学风，加上吴有训从小刻苦学习、锲而不舍的韧劲，很快他就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
在吴有训升到三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理化部来了一位新教师，他就是刚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青年学者胡刚复。由他来专门教授物理，这对吴有训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幸运的机缘。因为胡刚复非常了解国外科学研究的前沿情况，而且他本人是专门研究X射线的。
听了胡刚复的课后，吴有训对X射线的研究产生了极强烈的兴趣。他认真地做笔记，去图书馆借阅有关X射线的书籍，还跑去实验室涉猎一些简单的实验。这些对于吴有训以后从事X射线研究，并与康普顿教授合作创造奇迹，起到了直接的启蒙作用。
“康普顿—吴有训效应”
1921年9月14日，正当吴家上下庆贺吴有训的妻子邓氏生下长子之时，又传来吴有训考取官费留学的喜报，可谓双喜临门。但后者让吴有训久久不能平静。因为他即将跨出国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攀登世界科学高峰。他的主攻方向是物理学，而大洋彼岸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早就是一颗闪耀在他心头的明珠，因为那里有世界第一流的物理学家，也有最好的教学与实验条件。吴有训很早就意识到，成才固然要靠拼搏，但若没有名师指点，是很困难的。吴有训还看到，我国很多物理学前辈如饶毓泰、叶企孙、周培源等都在这所学校求学。
1922年12月，吴有训远涉重洋，如愿以偿地来到了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 美丽富饶的芝加哥，在地图上犹如半片残缺的树叶，摆在密执安湖的西南岸边。芝加哥大学就坐落于湖滨马路的一侧。这里绿树成荫，水天一色。
然而，学习生活并不像密执安湖水那样平静，这里的学习气氛热烈又紧张。吴有训得知，自己的导师竟然是卓尔不凡的物理大师康普顿教授，这让他欣喜若狂。
康普顿教授仪表堂堂，和蔼可亲，只比吴有训大5岁，却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早年工作于英国卢瑟福实验室，1919年回美国，着手X射线实验和研究，并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即发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物理现象——康普顿效应。
他发现：当用单色X射线作射线源，对一些较轻的元素进行散射实验时，经元素散射后的X射线的波长发生些微变化，从经典物理学的角度看，这完全是一种异常现象。康普顿对异常现象选择了量子论式的解释，就是他著名的“X射线量子散射理论”。
但这个发现当时并没有立即获得物理学界的广泛承认，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效应与经典理论有很大的冲突，另一方面是康普顿所获得的实验证据还不充分，使很多的物理学家不敢贸然相信。他们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感兴趣的观望态度，等待进一步的实验证实。当时着手进行这一实验的科学家很多，但科学界最为关注的仍是康普顿本人拿出更多的、有说服力的证据。
此时，吴有训恰好就在跟随康普顿进行研究工作，他用自己非凡的实验才能和艰苦努力，紧紧地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为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中国人的贡献。
当时科学界对康普顿量子散射理论的怀疑，首先在于他所依据的基本实验，只有一种实验样品——石墨。虽然这个实验本身无懈可击，但毕竟只使用了一种材料，这很难说明效应的普遍意义。吴有训就把主攻方向定在证实康普顿效应的普遍适用性方面。他陆续使用多达15种不同的样品材料进行X射线的散射实验，结果无一不与康普顿的理论相符合，从而强有力地证明了此理论具有广泛适用性。
由于吴有训的验证工作不管是在精密度还是可靠性方面，都无可挑剔，他得到了康普顿本人的高度重视并赞誉有加。康普顿把吴有训所获得的15种物质X射线散射光谱与他自己的那张石墨散射谱，一并收入了他于1926年写成的专著《X射线与电子》中，作为其量子散射理论的主要实验证据。
吴有训对康普顿效应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他用精确的实验，解决了康普顿散射光谱中变线与不变线之间能量与强度的比率问题。这项工作当即就得到了美国物理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变线”与“不变线”是康普顿散射曲线中的两个专有名词，研究二者的能量与强度比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这个比值能说明康普顿效应的机理，可以由此进一步探讨康普顿效应的量子理论。吴有训是第一个对这一比值进行严密测量的人。
1925年11月，美国物理学会第135届会议召开。会上宣读的60篇论文中，吴有训的论文排在第一位。这时他已是颇有声望的物理学家，备受学界推崇。
在现代物理学中，康普顿效应占据了一个极端重要的地位。康普顿本人在1927年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由于吴有训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有一位苏联学者曾提议将康普顿效应改称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吴有训却公开表示不同意，他始终谦虚地认为自己只是康普顿教授的学生而已。
而康普顿作为一代物理学大师，则从来没有忘记吴有训的重要贡献，在自己的著作和多种场合都不断地提到吴有训。甚至在自己的晚年，还很有感慨地说道：吴有训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两个学生之一（另一位学生是L.W.阿尔瓦莱兹，196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一代名师
正当在国外研究前程似锦之时，吴有训却毅然谢绝了导师的挽留，回到苦难深重的祖国，开始了他让科学在中国生根并独立的艰难历程。
1926年9月12日，一艘名为“公主号”的美国大型客轮在浓重的晨雾中宁静地行驶。红日从海平面升起，海天交界处披上一层迷人的金色。轮船的后甲板上，一位年轻的中国人正注视着这梦幻般的风景。他身材颀长，貌不出众的脸上显露出几分沉着，一副琅玡眼镜为他增添了几许学者风度。
回国之初，怀着一腔科学报国热忱的吴有训，应家乡人士之邀，赴江西南昌协助筹办江西大学。当时正是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之际，但随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惨案。政治上的腥风苦雨，使吴有训有理想破灭之感，1927年夏天，他黯然离开了故乡。
吴有训来到南京，想去求教业师胡刚复先生。当年的母校已经更名为“第四中山大学”，而胡刚复时任自然科学院院长。师生相见，万般感慨。在老师的推荐下，吴有训被聘为第四中山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兼任物理系主任。在执教期间，吴有训倾尽全力、用心育人，深得同仁和学生们的尊敬。
这时，清华学校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正在千方百计为清华延聘人才。当他得知名扬中外的吴有训博士已经归国并在第四中山大学执教时，连忙通过胡刚复先生邀请吴有训来清华任教。
吴有训自然欣然应聘。当时在国内，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条件最好，到那里执教既可以为国家培养精英，又能充分利用实验设备和文献资料的优势，发挥个人在物理研究方面的特长。
1928年深秋，北京的香山枫叶如火。附近的清华园里，又多了一位精神抖擞的教授。让吴有训感动的是，叶企孙竟然将吴有训的工资定在自己之上，以示对吴有训来清华园的重视。不久，校方又安排给吴有训一套中式平房，门牌是13号，隔壁是杨武之一家。这里风景优美，环境清雅。在清华园，吴有训开始了自己科学生涯的一个新阶段，也开始了与叶企孙先生近半个世纪的交谊。
后来，叶企孙主动让贤，吴有训接任了理学院院长，他与叶企孙和其他教授一起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使清华物理系人材辈出，蜚声中外。
在吴有训的教学中，有一个从北京大学来的预科生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个看起来十七八岁的小个子就是钱三强。钱三强在旁听了吴有训的课之后，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吴有训的得意门生之一。钱三强毕业后，吴有训还亲自介绍他到法国巴黎居里实验室工作。 在吴有训手把手的教诲下，成长起来的物理学尖子还有钱伟长、王淦昌、赵九章、陆学善等人。
实验物理学家
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时，吴有训已在康普顿效应的证明方面有重大建树，并成为一名掌握了精密实验技术的实验物理学家。但遗憾的是，由于国内实验条件的限制，回国后的他未能充分发挥这方面的特长。当时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是全国条件最好的地方，但真要开展具有国际水准的实验物理学研究，依然存在着许多困难。吴有训在无法进行实验工作的情况下，利用清华比较丰富的文献情报资源，努力开展了理论研究工作。
1930年10月，吴有训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回国后的第一项研究成果，这是中国物理学家立足于国内，最早在国际权威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之一。以此为起点，吴有训在几年当中，对X射线经单原子气体、双原子气体和晶体散射过程中强度、温度因素对散射的影响以及散射系数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吴有训的这一系列研究工作，再一次引起国际物理学界对这位年轻中国物理学家的瞩目。鉴于吴有训在这些工作中的杰出贡献，德国哈莱（Halle）自然科学研究院推举他为院士，并向他颁发了荣誉证书。
在当时，虽然中国的物理学工作者已先后做出一些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工作，但这些都是在国外、借助外国的某些工作条件完成的。当时，真正立足于国内的研究工作，仅仅还处于起步阶段，吴有训关于X射线的气体散射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重要标志。对此，严济慈先生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吴有训的工作“实开我国物理学研究之先河”。
天亮之前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卢沟桥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顿时华北平原战火连天。时值暑假，学校主要领导不在北平，吴有训作为理学院院长，坚守岗位沉着应变，与几位同事一起安排在校师生的疏散。
清华大学再也无法正常办学了，但如果就此停办，将会在教学上蒙受巨大损失。校方根据广大师生意见，决定南迁昆明，并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联合组建西南联大。
很快学校的任命书下达了，由吴有训担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随同南迁。为了使教学和研究能得以为继，吴有训和一些年轻教师一起动脑筋，把实验设备拆下装箱，一起运往昆明。但能搬走的设备实在有限，后来吴有训特地跑到香港，购买了一批国外的物理、化学仪器，基本解决了学校教学上的需要。
学校南迁时，为防日军空袭，先绕道长沙，经过长途跋涉才最终到达昆明。吴有训的心中长舒了一口气，但还没等他缓过神，一个更大的压力向他袭来，那就是学校需要招揽更多优秀的教师。因为在三校合并的时候，有一部分教师留守在北京，南迁时又有很多教师为形势所逼，各奔前程了。只剩下不到1/3的师资力量。
由于吴有训的积极努力，没有多长时间，西南联大先后聘请了一批著名的教授前来任教。其中有赵忠尧、吴大猷、王竹溪、任之恭、杨武之等人，还有一批年轻的教授如陈省身、熊庆来、华罗庚等。位于祖国边陲的西南联大一时间人才云集，群星璀璨。
但当时的教学条件是十分艰苦的，校址选在大山中的几座寺庙里，到处都是危房。由于资金缺乏，吴有训便带领学生们自己维修、粉刷。西南雨水天气多，屋顶漏雨，地面常常坑坑洼洼。面对艰苦的教学和生活环境，加上大自然带来的许多难以想象的困境，吴有训和师生们不畏艰辛，将困难转换成巨大的力量，坚持办学。
西南联大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便是杨振宁。杨振宁之父杨武之和吴有训是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同学，在清华又成为同事。17岁的杨振宁秉承父志，考入西南联大，当时他报考的是化学系。
吴有训翻阅了杨振宁的入学物理试卷，发现这位学生答题简洁明了，很有见地，能举一反三，是块攀登物理高峰的好材料，便亲自去会见这位“老熟人”，并把他拉入自己的物理系中。吴有训把杨振宁引荐给王竹溪和吴大猷两位“大牛”教授，后来在老师们的鼓励下，杨振宁漂洋过海去了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深造，并摘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风波后的隐居
1945年10月，抗战刚胜利不久。吴有训正欣喜地琢磨着如何将学校搬回北平的事，突然就接到了调任的命令，这是蒋介石亲自签署的委任状，要吴有训出任中央大学校长。
吴有训感到意外，他清楚地知道，中央大学是国民党的嫡系名牌大学，政治情况比较复杂，一直由蒋介石亲自担任校长职务。虽然中央大学前身是吴有训的母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但对于这项任命，吴有训内心十分矛盾。他为自己定下“合则留，不合则去，决不苟同”的原则，单身一人布衣长衫前往重庆上任。
然而，一心不想参与政治的吴有训很快看清了国民政府的腐败。蒋介石在第二年就发动了内战，国内的游行、运动风起云涌，政治环境越来越复杂。
1947年5月20日，各地大学联合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示威，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5·20”运动。中央大学的游行很快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南京警备司令部立即发布了对中央大学的戒严令，并向校方提出“黑名单”，指名要逮捕40名学生。
一天，吴有训在家喝着咖啡，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门铃声，走进两个神色慌张的学生。
“校长，来了一大批特务，他们无论如何要进来搜捕。”
吴有训沉思了片刻说：“我随后就到。”
几分钟后，一辆小汽车停在中央大学门前，吴有训从车上下来，恰见几名军警恶狠狠地举棍殴打学生。“住手！你们在干什么？”吴有训大喝一声。
领队的警官见校长来了，连忙立正说：“吴校长，奉上司命令，前来搜捕不法分子。”
吴有训严厉地问：“你们的上司是谁？”
“南京警察局长。”
“你们知不知道我的上司是谁？”
警官迟疑：“不知道。”
“我的上司是蒋总统。”吴有训板着脸，冷冷地说，“是不是非要我亲自给蒋总统一个电话？” “不，不。”警官忙说，“我们马上就走！”
吴有训顺水推舟，补了一句：“以后没有蒋总统的手谕，你们不要进中大校园。”
一场风波就这样暂时平息。
但吴有训也早就萌发了离开中央大学之意。1947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邀请中国代表出席。蒋介石决定让吴有训代表中国出席这一会议。吴有训心中大喜，正好借此机会，摆脱校长职务。
吴有训决定成行，但其中奥秘未向其他人吐露。联合国教科文大会如期在墨西哥召开。会议中间，吴有训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一面回想着刚才会上宣读的世界一流论文，感叹中国与世界科学发展的差距之大，一面还在想着自己接下来的打算。
突然，一位中等身材、年纪约有60岁的美国人走到他身边，朝他仔细打量了一番，“吴有训先生，你总算来了。”
吴有训站起身，端详对方，终于认出来了，这不就是自己时时记挂于心的老师——康普顿教授嘛！
“老师！”吴有训大声喊道，紧紧地拥抱了他。时隔20多年，这对在科学高峰上共同攀登过的师生再度重逢。
康普顿教授止不住老话重提：“我现在是美国物理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我聘请你来工作，怎么样？”
吴有训听后，一语不发，陷入沉思。现在的中国虽然混乱不堪，再也不能好好搞科研了，但他还从来没想过放弃它。
吴有训为康普顿点上一支烟，婉谢道：“老师，容我考虑一下，我打算在美国住一段时间。”
后来，吴有训选择了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的剑桥，作为隐居之地，这里远离都市的繁华，但科教很发达，对于考察和避人耳目，都是十分理想的住所。
曙光的召唤
“有训：
望顾念大局，接电速归国返校。
蒋中正”
在美国隐居的吴有训也没有闲着，一面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考察，一面关注国内时局。现在他的桌上赫然躺着上面这封电邮。
1948年底，吴有训从亲友的消息里得知，中央大学已经批准了他的辞职。他随即收拾了行装，回到祖国。
吴有训一到南京，就被当局的特务盯上了。与蒋介石见面之后，吴有训意识到国名党不会甘心失败。他们甚至提出请吴有训去台湾发展，共谋大业。这其实是蒋介石“抢救”学者计划的一部分。1948年初，蒋介石的专机降临南京，首先带走了北大校长胡适。
1949年5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了上海。5月25日，上海终于解放。正在上海交通大学隐居兼授课的吴有训欣喜若狂。接着，他听到新华社广播公告，宣布中共将欢迎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留在大陆参加未来国家建设，其中点名吴有训不要离开大陆，这让吴有训可谓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庆幸自己对祖国命运的依附，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1949年7月6日上午，天朗气清，曙光出现在外滩的江面上。上海火车站的站台上，52岁的吴有训精神抖擞地站立着，不时和周围的人们微笑，交谈。他将带领由27人组成的上海科技代表团，登上奔赴北京的列车，参加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这是他人生的崭新开始，以后他将率领着着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大军，向新中国的科研新局面不断前进。
吴有训从事教学履历
1926年～1927年：第四中山大学副教授、物理系主任
1928年～1937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
1938年～1945年：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
1945年～1948年：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1949年～1952年：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校长
1950年～1977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会见快结束时，周总理宣布：“下面请吴先生讲话。”只见老人缓缓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望着满屋子核武英雄们的脸，竟然脱口溜出一句“同学们！”他猛然意识到场合并不妥当，立即尴尬地改口“同志们”，而台下的“同学们”已经发出了“哧哧”的笑声，这里面有钱三强、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王大珩、朱光亚、邓稼先等人。
周总理一下明白了个中奥妙，连忙解围道：“吴先生你不必改口，还是称同学们更好，你是他们的老师，这里只有你有资格使用这个称呼，这是你的特权！”顿时掌声四起。
这是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空前未有的一次师生盛会。有哪一个国家的原子弹或其他尖端科技项目，几乎清一色地由同一位老师教出的一大批学生共同研制成功的呢？吴有训有幸成为这一特殊现象的主角。这是他一生中意想不到的奇迹。
红土地上的传说
在江西高安一带，土壤如血色一般的红润。有关这里的土地为什么是红色的，流传着两种说法，有人说是上天赋予的奇特颜色，有人说是因为这里的人民特别勤劳，他们的血汗将这块土地染成了红色。正是在这片红色大地上，生长着各种各样与众不同的作物。香甜似蜜的柑桔，是每年向朝廷进贡的水果；粒大饱满的稻米，品质绝不亚于任何地方的名牌大米；还有散发清香、耐腐蚀的香樟树，是既可药用又能制造工艺品的上好木材。
然而最奇特的是，在这片土地上不知道什么年代生长出一颗高大茂盛的栎子树。相传，只要哪一年这栎子树上结出了一百颗果实，高安一带就会诞生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比如初唐时期的“怪杰”王勃，北宋参与编纂《资治通鉴》的史学家刘恕，明末传授“桔槔汲水灌溉法”的农学家陈帮瞻……
到了19世纪末，据说栎子树又结出了一百颗好看的果实。1897年4月26日，在高安一带北部的一个村庄里，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伟大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吴有训诞生了。
吴有训的家虽在农村，但家境并不清贫。父亲吴起辅在外地经营绸布与颜料买卖，为人谨慎，善于理财，母亲邓氏聪明贤淑，勤劳节俭。父母将吴有训视若珍宝。因此，吴有训的少年时代在生活上基本是无忧无虑的。父亲还很早就为他请来了私塾先生。
这位私塾先生名为吴起瑞，是全村公认的有学问的人。但他发现，吴有训这个学生天赋聪颖，而且还十分用功，前程无法估量。他意识到自己很快就不能再继续给他提供指导了。
到吴有训12岁时，有一位族叔吴起銮从云南卸官回家，受族人之托，办起了一所新式的私塾。吴起銮是一位比较新派的人物，不但精于文史，也兼通数理，授课之余，还会讲些诸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类的话题。师承吴起銮之后，吴有训找到了科学启蒙路上最好的导师。他对于新式科学的兴趣油然而生，利用课余时间与老师探讨物理现象和进化论成了吴有训的习惯。在外做生意的父亲从汉口寄回家一摞书，其中有一本《物理常识》让吴有训着迷到废寝忘食的程度。
1911年辛亥革命后，高安县城改旗易帜。民国时代到来，也伴随着新式的学校和教育。当地有名的瑞州合府学堂改名瑞州中学，扩大招生，广纳学子。就在这一年，在老师吴起銮的推荐下，吴有训报考了瑞州中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奇妙的X射线
戊戌变法，给当时的中国文化生活带来了很多新风尚，例如“设书局，译西书”就是明显的进步。
当时上海的江南制造局曾翻译了一本名为《通物光电》的新书，是中国流行的第一部介绍X射线的专门著作。那时距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X射线仅4年时间。
正在上中学的吴有训读了这本书，他感到X射线真是奇妙而有趣，脑海中浮想联翩，这X射线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为什么人的眼睛看不到它，而它却能穿透人的身体，甚至连金属板也能穿透呢……一连串的问题指引着年少的吴有训向这道神奇的光线靠近。这似乎是一种历史的牵引，若干年后，这个已经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将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耐尔森实验室抓住这道神奇的射线，拿起一把“打开微观世界之门”的钥匙。
1916年，19岁的吴有训考入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在南高读书，吴有训并不是门门功课优秀，但在理化方面的成绩始终出类拔萃，显示了他在物理学上的天赋。当时学校提倡“重启发、重自修、重实验”的学风，加上吴有训从小刻苦学习、锲而不舍的韧劲，很快他就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
在吴有训升到三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理化部来了一位新教师，他就是刚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青年学者胡刚复。由他来专门教授物理，这对吴有训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幸运的机缘。因为胡刚复非常了解国外科学研究的前沿情况，而且他本人是专门研究X射线的。
听了胡刚复的课后，吴有训对X射线的研究产生了极强烈的兴趣。他认真地做笔记，去图书馆借阅有关X射线的书籍，还跑去实验室涉猎一些简单的实验。这些对于吴有训以后从事X射线研究，并与康普顿教授合作创造奇迹，起到了直接的启蒙作用。
“康普顿—吴有训效应”
1921年9月14日，正当吴家上下庆贺吴有训的妻子邓氏生下长子之时，又传来吴有训考取官费留学的喜报，可谓双喜临门。但后者让吴有训久久不能平静。因为他即将跨出国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攀登世界科学高峰。他的主攻方向是物理学，而大洋彼岸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早就是一颗闪耀在他心头的明珠，因为那里有世界第一流的物理学家，也有最好的教学与实验条件。吴有训很早就意识到，成才固然要靠拼搏，但若没有名师指点，是很困难的。吴有训还看到，我国很多物理学前辈如饶毓泰、叶企孙、周培源等都在这所学校求学。
1922年12月，吴有训远涉重洋，如愿以偿地来到了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 美丽富饶的芝加哥，在地图上犹如半片残缺的树叶，摆在密执安湖的西南岸边。芝加哥大学就坐落于湖滨马路的一侧。这里绿树成荫，水天一色。
然而，学习生活并不像密执安湖水那样平静，这里的学习气氛热烈又紧张。吴有训得知，自己的导师竟然是卓尔不凡的物理大师康普顿教授，这让他欣喜若狂。
康普顿教授仪表堂堂，和蔼可亲，只比吴有训大5岁，却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早年工作于英国卢瑟福实验室，1919年回美国，着手X射线实验和研究，并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即发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物理现象——康普顿效应。
他发现：当用单色X射线作射线源，对一些较轻的元素进行散射实验时，经元素散射后的X射线的波长发生些微变化，从经典物理学的角度看，这完全是一种异常现象。康普顿对异常现象选择了量子论式的解释，就是他著名的“X射线量子散射理论”。
但这个发现当时并没有立即获得物理学界的广泛承认，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效应与经典理论有很大的冲突，另一方面是康普顿所获得的实验证据还不充分，使很多的物理学家不敢贸然相信。他们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感兴趣的观望态度，等待进一步的实验证实。当时着手进行这一实验的科学家很多，但科学界最为关注的仍是康普顿本人拿出更多的、有说服力的证据。
此时，吴有训恰好就在跟随康普顿进行研究工作，他用自己非凡的实验才能和艰苦努力，紧紧地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为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中国人的贡献。
当时科学界对康普顿量子散射理论的怀疑，首先在于他所依据的基本实验，只有一种实验样品——石墨。虽然这个实验本身无懈可击，但毕竟只使用了一种材料，这很难说明效应的普遍意义。吴有训就把主攻方向定在证实康普顿效应的普遍适用性方面。他陆续使用多达15种不同的样品材料进行X射线的散射实验，结果无一不与康普顿的理论相符合，从而强有力地证明了此理论具有广泛适用性。
由于吴有训的验证工作不管是在精密度还是可靠性方面，都无可挑剔，他得到了康普顿本人的高度重视并赞誉有加。康普顿把吴有训所获得的15种物质X射线散射光谱与他自己的那张石墨散射谱，一并收入了他于1926年写成的专著《X射线与电子》中，作为其量子散射理论的主要实验证据。
吴有训对康普顿效应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他用精确的实验，解决了康普顿散射光谱中变线与不变线之间能量与强度的比率问题。这项工作当即就得到了美国物理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变线”与“不变线”是康普顿散射曲线中的两个专有名词，研究二者的能量与强度比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这个比值能说明康普顿效应的机理，可以由此进一步探讨康普顿效应的量子理论。吴有训是第一个对这一比值进行严密测量的人。
1925年11月，美国物理学会第135届会议召开。会上宣读的60篇论文中，吴有训的论文排在第一位。这时他已是颇有声望的物理学家，备受学界推崇。
在现代物理学中，康普顿效应占据了一个极端重要的地位。康普顿本人在1927年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由于吴有训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有一位苏联学者曾提议将康普顿效应改称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吴有训却公开表示不同意，他始终谦虚地认为自己只是康普顿教授的学生而已。
而康普顿作为一代物理学大师，则从来没有忘记吴有训的重要贡献，在自己的著作和多种场合都不断地提到吴有训。甚至在自己的晚年，还很有感慨地说道：吴有训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两个学生之一（另一位学生是L.W.阿尔瓦莱兹，196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一代名师
正当在国外研究前程似锦之时，吴有训却毅然谢绝了导师的挽留，回到苦难深重的祖国，开始了他让科学在中国生根并独立的艰难历程。
1926年9月12日，一艘名为“公主号”的美国大型客轮在浓重的晨雾中宁静地行驶。红日从海平面升起，海天交界处披上一层迷人的金色。轮船的后甲板上，一位年轻的中国人正注视着这梦幻般的风景。他身材颀长，貌不出众的脸上显露出几分沉着，一副琅玡眼镜为他增添了几许学者风度。
回国之初，怀着一腔科学报国热忱的吴有训，应家乡人士之邀，赴江西南昌协助筹办江西大学。当时正是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之际，但随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惨案。政治上的腥风苦雨，使吴有训有理想破灭之感，1927年夏天，他黯然离开了故乡。
吴有训来到南京，想去求教业师胡刚复先生。当年的母校已经更名为“第四中山大学”，而胡刚复时任自然科学院院长。师生相见，万般感慨。在老师的推荐下，吴有训被聘为第四中山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兼任物理系主任。在执教期间，吴有训倾尽全力、用心育人，深得同仁和学生们的尊敬。
这时，清华学校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正在千方百计为清华延聘人才。当他得知名扬中外的吴有训博士已经归国并在第四中山大学执教时，连忙通过胡刚复先生邀请吴有训来清华任教。
吴有训自然欣然应聘。当时在国内，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条件最好，到那里执教既可以为国家培养精英，又能充分利用实验设备和文献资料的优势，发挥个人在物理研究方面的特长。
1928年深秋，北京的香山枫叶如火。附近的清华园里，又多了一位精神抖擞的教授。让吴有训感动的是，叶企孙竟然将吴有训的工资定在自己之上，以示对吴有训来清华园的重视。不久，校方又安排给吴有训一套中式平房，门牌是13号，隔壁是杨武之一家。这里风景优美，环境清雅。在清华园，吴有训开始了自己科学生涯的一个新阶段，也开始了与叶企孙先生近半个世纪的交谊。
后来，叶企孙主动让贤，吴有训接任了理学院院长，他与叶企孙和其他教授一起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使清华物理系人材辈出，蜚声中外。
在吴有训的教学中，有一个从北京大学来的预科生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个看起来十七八岁的小个子就是钱三强。钱三强在旁听了吴有训的课之后，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吴有训的得意门生之一。钱三强毕业后，吴有训还亲自介绍他到法国巴黎居里实验室工作。 在吴有训手把手的教诲下，成长起来的物理学尖子还有钱伟长、王淦昌、赵九章、陆学善等人。
实验物理学家
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时，吴有训已在康普顿效应的证明方面有重大建树，并成为一名掌握了精密实验技术的实验物理学家。但遗憾的是，由于国内实验条件的限制，回国后的他未能充分发挥这方面的特长。当时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是全国条件最好的地方，但真要开展具有国际水准的实验物理学研究，依然存在着许多困难。吴有训在无法进行实验工作的情况下，利用清华比较丰富的文献情报资源，努力开展了理论研究工作。
1930年10月，吴有训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回国后的第一项研究成果，这是中国物理学家立足于国内，最早在国际权威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之一。以此为起点，吴有训在几年当中，对X射线经单原子气体、双原子气体和晶体散射过程中强度、温度因素对散射的影响以及散射系数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吴有训的这一系列研究工作，再一次引起国际物理学界对这位年轻中国物理学家的瞩目。鉴于吴有训在这些工作中的杰出贡献，德国哈莱（Halle）自然科学研究院推举他为院士，并向他颁发了荣誉证书。
在当时，虽然中国的物理学工作者已先后做出一些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工作，但这些都是在国外、借助外国的某些工作条件完成的。当时，真正立足于国内的研究工作，仅仅还处于起步阶段，吴有训关于X射线的气体散射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重要标志。对此，严济慈先生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吴有训的工作“实开我国物理学研究之先河”。
天亮之前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卢沟桥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顿时华北平原战火连天。时值暑假，学校主要领导不在北平，吴有训作为理学院院长，坚守岗位沉着应变，与几位同事一起安排在校师生的疏散。
清华大学再也无法正常办学了，但如果就此停办，将会在教学上蒙受巨大损失。校方根据广大师生意见，决定南迁昆明，并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联合组建西南联大。
很快学校的任命书下达了，由吴有训担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随同南迁。为了使教学和研究能得以为继，吴有训和一些年轻教师一起动脑筋，把实验设备拆下装箱，一起运往昆明。但能搬走的设备实在有限，后来吴有训特地跑到香港，购买了一批国外的物理、化学仪器，基本解决了学校教学上的需要。
学校南迁时，为防日军空袭，先绕道长沙，经过长途跋涉才最终到达昆明。吴有训的心中长舒了一口气，但还没等他缓过神，一个更大的压力向他袭来，那就是学校需要招揽更多优秀的教师。因为在三校合并的时候，有一部分教师留守在北京，南迁时又有很多教师为形势所逼，各奔前程了。只剩下不到1/3的师资力量。
由于吴有训的积极努力，没有多长时间，西南联大先后聘请了一批著名的教授前来任教。其中有赵忠尧、吴大猷、王竹溪、任之恭、杨武之等人，还有一批年轻的教授如陈省身、熊庆来、华罗庚等。位于祖国边陲的西南联大一时间人才云集，群星璀璨。
但当时的教学条件是十分艰苦的，校址选在大山中的几座寺庙里，到处都是危房。由于资金缺乏，吴有训便带领学生们自己维修、粉刷。西南雨水天气多，屋顶漏雨，地面常常坑坑洼洼。面对艰苦的教学和生活环境，加上大自然带来的许多难以想象的困境，吴有训和师生们不畏艰辛，将困难转换成巨大的力量，坚持办学。
西南联大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便是杨振宁。杨振宁之父杨武之和吴有训是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同学，在清华又成为同事。17岁的杨振宁秉承父志，考入西南联大，当时他报考的是化学系。
吴有训翻阅了杨振宁的入学物理试卷，发现这位学生答题简洁明了，很有见地，能举一反三，是块攀登物理高峰的好材料，便亲自去会见这位“老熟人”，并把他拉入自己的物理系中。吴有训把杨振宁引荐给王竹溪和吴大猷两位“大牛”教授，后来在老师们的鼓励下，杨振宁漂洋过海去了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深造，并摘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风波后的隐居
1945年10月，抗战刚胜利不久。吴有训正欣喜地琢磨着如何将学校搬回北平的事，突然就接到了调任的命令，这是蒋介石亲自签署的委任状，要吴有训出任中央大学校长。
吴有训感到意外，他清楚地知道，中央大学是国民党的嫡系名牌大学，政治情况比较复杂，一直由蒋介石亲自担任校长职务。虽然中央大学前身是吴有训的母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但对于这项任命，吴有训内心十分矛盾。他为自己定下“合则留，不合则去，决不苟同”的原则，单身一人布衣长衫前往重庆上任。
然而，一心不想参与政治的吴有训很快看清了国民政府的腐败。蒋介石在第二年就发动了内战，国内的游行、运动风起云涌，政治环境越来越复杂。
1947年5月20日，各地大学联合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示威，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5·20”运动。中央大学的游行很快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南京警备司令部立即发布了对中央大学的戒严令，并向校方提出“黑名单”，指名要逮捕40名学生。
一天，吴有训在家喝着咖啡，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门铃声，走进两个神色慌张的学生。
“校长，来了一大批特务，他们无论如何要进来搜捕。”
吴有训沉思了片刻说：“我随后就到。”
几分钟后，一辆小汽车停在中央大学门前，吴有训从车上下来，恰见几名军警恶狠狠地举棍殴打学生。“住手！你们在干什么？”吴有训大喝一声。
领队的警官见校长来了，连忙立正说：“吴校长，奉上司命令，前来搜捕不法分子。”
吴有训严厉地问：“你们的上司是谁？”
“南京警察局长。”
“你们知不知道我的上司是谁？”
警官迟疑：“不知道。”
“我的上司是蒋总统。”吴有训板着脸，冷冷地说，“是不是非要我亲自给蒋总统一个电话？” “不，不。”警官忙说，“我们马上就走！”
吴有训顺水推舟，补了一句：“以后没有蒋总统的手谕，你们不要进中大校园。”
一场风波就这样暂时平息。
但吴有训也早就萌发了离开中央大学之意。1947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邀请中国代表出席。蒋介石决定让吴有训代表中国出席这一会议。吴有训心中大喜，正好借此机会，摆脱校长职务。
吴有训决定成行，但其中奥秘未向其他人吐露。联合国教科文大会如期在墨西哥召开。会议中间，吴有训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一面回想着刚才会上宣读的世界一流论文，感叹中国与世界科学发展的差距之大，一面还在想着自己接下来的打算。
突然，一位中等身材、年纪约有60岁的美国人走到他身边，朝他仔细打量了一番，“吴有训先生，你总算来了。”
吴有训站起身，端详对方，终于认出来了，这不就是自己时时记挂于心的老师——康普顿教授嘛！
“老师！”吴有训大声喊道，紧紧地拥抱了他。时隔20多年，这对在科学高峰上共同攀登过的师生再度重逢。
康普顿教授止不住老话重提：“我现在是美国物理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我聘请你来工作，怎么样？”
吴有训听后，一语不发，陷入沉思。现在的中国虽然混乱不堪，再也不能好好搞科研了，但他还从来没想过放弃它。
吴有训为康普顿点上一支烟，婉谢道：“老师，容我考虑一下，我打算在美国住一段时间。”
后来，吴有训选择了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的剑桥，作为隐居之地，这里远离都市的繁华，但科教很发达，对于考察和避人耳目，都是十分理想的住所。
曙光的召唤
“有训：
望顾念大局，接电速归国返校。
蒋中正”
在美国隐居的吴有训也没有闲着，一面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考察，一面关注国内时局。现在他的桌上赫然躺着上面这封电邮。
1948年底，吴有训从亲友的消息里得知，中央大学已经批准了他的辞职。他随即收拾了行装，回到祖国。
吴有训一到南京，就被当局的特务盯上了。与蒋介石见面之后，吴有训意识到国名党不会甘心失败。他们甚至提出请吴有训去台湾发展，共谋大业。这其实是蒋介石“抢救”学者计划的一部分。1948年初，蒋介石的专机降临南京，首先带走了北大校长胡适。
1949年5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了上海。5月25日，上海终于解放。正在上海交通大学隐居兼授课的吴有训欣喜若狂。接着，他听到新华社广播公告，宣布中共将欢迎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留在大陆参加未来国家建设，其中点名吴有训不要离开大陆，这让吴有训可谓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庆幸自己对祖国命运的依附，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1949年7月6日上午，天朗气清，曙光出现在外滩的江面上。上海火车站的站台上，52岁的吴有训精神抖擞地站立着，不时和周围的人们微笑，交谈。他将带领由27人组成的上海科技代表团，登上奔赴北京的列车，参加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这是他人生的崭新开始，以后他将率领着着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大军，向新中国的科研新局面不断前进。
吴有训从事教学履历
1926年～1927年：第四中山大学副教授、物理系主任
1928年～1937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
1938年～1945年：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
1945年～1948年：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1949年～1952年：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校长
1950年～1977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