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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进行的以“求强”和“求富”为宗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方针的洋务运动中，为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清政府创办多种类型的新式学堂。伴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多，西方“职业教育”也被介绍到中国。
“职业教育”一词在我国首次出现于1904年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的《山西农林学堂添聘普通教习详文》中，文曰：“论教育理论，与国民最有关系者，一为普通教育，一为职业教育，二者相成而不相背……本学堂兼授农、林两专门，即是以职业教育为主义。”姚文栋在《送农林学生崔潮游学日本文》中又说：“职业教育为东西洋各国所最重，生等出洋后自知之，予不必言也；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需为用，缺一不可。”（陈选善：《职业教育之理论与实际》，中华职业教育社1933年，35页）可见，某些晚清官员对西方职业教育及其重要地位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和了解。
“职业教育”一词真正被确立并传播则有赖于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贡献。民国初，黄炎培针对实业教育多理论说教、少实践操作的弊病，提出“实用主义教育”的口号。其后，他则更多地提倡“职业教育”而非“实业教育”。1915年，他考察美国之后更加坚定了“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经职业教育”的信念。1917年，黄炎培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弃“实业教育”而用“职业教育”，此为学术界名称的转换。而黄炎培同年在《新大陆之教育》一书中对职业教育概念进行阐释，并与实业教育加以区别，并在《职业教育析疑》一文中进一步完善这种理论认识，则是从学理角度对职业教育的论证。到1922年颁布新学制，正式在国家教育制度中规定用“职业教育”代替“实业教育”，这标志职业教育这种教育类型在中国的正式确立，职业教育学科旋即得以建立与发展起来。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译著概述
据统计《民国时期总书目》（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教育、体育)》，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版，555—575页）一书收录1911年至1949年间中国出版的各类中文图书共计12.4万余种，据编者估算，该书目收书率约为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总量的90%，号称是民国图书的最全书目（王奇生：《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近代史研究》2008年6期，46页）。
该书收录了民国时期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各种书目资料共计303本。其中有关职业教育理论著作70本，译著6本，编译著作7本。如表1、表2所示。
可见，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类著作中，约20%的著作是对外国职业教育论著的翻译和编译。通过研究进一步发现，在其他职业教育理论著作中，约有10%的著作中设有专章讲述各国职业教育，约一半著作都有介绍或研究外国职业教育的内容，余下一半的著作详查其内容，也多有参考外国职业教育论著的书目。由此可见，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科的发展充分借鉴了外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在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其间，上述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提供了参考，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国时期主要职业教育译著例述
《职业教育真义》于1917年出版，是朱元善根据日本学者川本宇之介所著的《职业教育研究》一书编译而成。这是我国最早的成体系的职业教育理论著作。该书以中等教育之农、工、商及家事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基本范围，涉及到英、法、美、德、瑞士等国的职业教育情况，并推及我国国情，从国际视角解读职业教育之于世界各国、之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意义。尽管这本书是继朱景宽的《职业教育论》（1916年出版）之后我国第二本专门论述职业教育理论的著作，但从体系性、完整性来说，可以说其实际上是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开篇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作用不可言喻。
1923年，邹恩润（即邹韬奋）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出版，此书依据1920年出版的美国希尔博士所著的《职业教育概论（Introduction to Vocational Education）》，并参以其他名家的著作，并斟酌中国国情编撰而成。邹恩润在编译赘语中说，此书内容多取材于先进国关于职业教育之名著，虽间采吾国社会状况，有所论列；然吾国职业教育尚在萌芽时代，可资参考资料甚少；且统计之学向非吾国所注重，关于统计之参考资料，尤属不易搜集。故书中关于统计之叙述，几全偏于美国社会状况，良非得已；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在善读是书者（邹恩润编译：《职业教育研究》，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赘语1页）。可知此书主要基于美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况完成，全书十章，分述职业教育的意义、职业心理、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教育指导、职业预备、科学的索究法等。此书较《职业教育真义》一书，内容更加丰富和详尽。这本书的确着力于介绍国外特别是美国职业教育的理论精华，目的在于令国人“善用是书”，以开创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的新局面。
当时的学者特别关注职业指导的理论介绍与研究。杨鄂联、彭望芬于1925年出版的译作《小学职业陶冶》就是根据美国勒维特和布朗所著的“Pre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ublic School”一书编译而成，所谓“准以吾国之国情，更参以译者之经验，以成是书”。黄炎培在序言中说，“职业教育之于吾国，其为基至薄，诚欲厚培之，必自推行职业陶冶始”（（美）勒维特·布朗著，杨鄂联、彭望芬编译：《小学职业陶冶》，商务印书馆1925版，2页）。视职业陶冶不仅是职业教育的内容，更是实行职业教育的“前奏”。邹恩润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将《小学职业陶冶》一书称作职业陶冶的“指南针”。可以说，这本书的确为我国职业陶冶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模板”，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石”。
《工作学校要义》一书的作者是德国著名教育家凯兴斯泰纳，他被美国人推称为杜威先锋，对现代教育的发展而言有重要作用。他著述颇多，尤以《工作学校要义》一书为最重要。民国时期，“工作学校”对于我国学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译者刘钧在北京大学演讲“德国的新教育”时将“工作学校”概念引介到我国，始被中国学者强烈关注。刘钧本人也高度评价“工作学校”理念，认为是适合于人类整个生活的学校，而《工作学校要义》这本书则是学校施行这种理念的准绳。他认为工作学校合于我国社会的迫切需要，能补救中国社会人生的一切缺陷，为此他翻译了这本书。此书是20世纪职业教育领域的重要著作，在我国职业教育学科起步之时，我国学者便注意到这本书并加以译介，确实难能可贵。这对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 《实业教育》则是1926年王长平翻译美国利克的“Industrial Education”一书。原著于1913年发行。译者王长平在序言中说：“于公务余暇，阅美人利克所著实业教育一书，议论多偏重实际，办法不拘牵成例，其最足称者，主张有一种实业，设一种学校，庶几乎学归实用，人无弃材。译之以供于世，果能采其长而补其短，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焉。”（<美>利克著，王长平译：《实业教育》，商务印书馆1926版，1页）此书对我国职业教育实践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以上所介绍各书，为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译著和编译著作的代表性作品，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另外，其他的译介作品，如1925年陆振邦翻译的德国学者培伦子的《德国工商补习学校》，1929年赵仰夫译述的日本学者山田敏一的《欧美的劳动教育》，1926年金振华翻译麦甘佛的《女子职业训练谈》等，同样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开阔了视野。
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的影响
学科是在独特领域、项目和平台上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体系和研究学派的建构。职业教育要发展为一门学科，就应当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领域和研究方法。
以我国学者对职业教育概念的认识与研究作为例证来审视译介著作的影响。在《职业教育真义》一书中，把职业教育定义为“供后来选择职业之便，增进其职业能率以作育善良之公民者，是为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即以一定之职业顺应个人之必要，多与以直接之生产的机会者，要之适于生活之教育，即本于勤劳之教育（Education by work），而职业教育即实行勤劳之教育（Education for work）也”。（米靖：《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版，20页）很明显，朱氏的定义是采用外国著作对职业教育的解释，认为职业教育是培养职业能力，便于选择职业，同时培养出好的国家公民的教育。
邹恩润在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一书中详述职业教育的涵义，他认为当时职业教育之于我国是新产物，是故“惟其为新产物，新旧冲突，常不免各走极端，其意义亦因是模糊不明，莫衷一是。吾国自来重士而轻农工商，盖以科举制遗毒，乃愈积重难，谬见牢不可破”（《职业教育研究》，1页）。他通过研究把国外关于职业教育的涵义概述为六种意义：一、视职业教育为狂想；二、视职业教育为狭义的实用；三、以生产与消费为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之区分；四、以特殊效率与随境适应之区分为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之区分；五、以职业教育为实利教育；六、实用教育与道德理想融合。在分析的基础上，邹恩润将职业教育定义为“职业教育乃准备能操一技之长，从事有益社会之生产事业，藉求适当之生活”。（《职业教育研究》，1—10页）显然也是从个人和社会两方面进行定义的。
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学者杨鄂联在其1929年出版的著作《职业教育概要》中，首章首页以“职业教育之意义如何解释？”开篇，作者援引邹恩润对职业教育意义所梳理出的六种意义，根据学理，参酌事实，下一定义为，凡用教育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上之供给及乐趣，同时尽其对于人群之义务，此种教育，名曰职业教育。(《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151页)并指出“据云经过许多专家之研究，为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所通过者，故比较的以此定义为最确当也” (《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151页)。即该定义是为我国当时职业教育界所统一认定的。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原理中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其对职业教育定义的解释显然对编译著作《职业教育研究》一书有所借鉴。
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还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产生了重要作用，使得诸如职业指导、职业陶冶、职业训练、特殊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师资、职业学校的课程等方面都为国人所认识和理解。
以职业指导学为例。职业指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发展首先在欧美兴起的。这一时期，美国的职业指导发展最为迅速，紧接着英、法、德、日等国也都相继开展职业指导工作，掀起职业指导的社会运动。当时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同仁开始对职业指导注意并重视起来。他们做了大量工作，致力于引进和发展我国的职业指导，《教育与职业》出版了《职业指导》专刊，介绍国外职业指导情况，探讨我国开展职业指导理论和方法。1923年时任《教育与职业》主编的邹恩润负责职业指导有关研究资料的译著工作，他先后编译出版了《职业指导》、《职业智能训练法》等专著，对职业指导的贡献非常大。
《职业指导》一书指出，职业指导在我国是最新的教育运动，即便在发达国家形成系统的有组织的实行办法也不过10年左右。初闻职业指导认为不过是指导人如何获得职业，不曾想其与实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哲学、学校训练、课程编制等都密切相关，切实感到职业指导的重要。邹恩润编译职业指导著作，将其引介给国人，并积极的推行和倡导在我国实行职业指导。该编译著作分3编，介绍职业指导之范围及其效用，欧美职业指导之发达史及其现况，职业指导之机关与方法等，内容系统全面，极大的促进了我国职业指导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除了邹恩润编译的职业指导的论著，还有其他的译介作品，如1924年出版的美国卜龙飞著，王文培译的《青年职业指导》，1937年出版的喻鉴清编译的《各国职业指导》，1935年莫若强编译的《职业指导与职工选择》等，都为我国职业指导提供了借鉴，丰富和完善了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也为我国职业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
上举之例旨在说明译介西方的著作是我国学者和国人了解和认识职业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他们结合我国国情，通过大量实践经验，逐渐探索我国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这是一条由翻译、编译到自成体系的道路，实际上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实践者对职业教育从认识和了解到理解和创新的过程。不难看出，通过职业教育理论的译介和职业教育的实践是我国早期职业教育学科理论发展的两个源泉，共同构成了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形成的基础。 客观地评价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的引介
中国职业教育学产生和发展基于对世界各国的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研究借鉴的基础之上。职业教育学的理论于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出现，最早的是1916年朱景宽编译的《职业教育论》，之后由我国从事职业教育的学者翻译或者编译外国优秀的职业教育著作，进而部分学者就我国的职业教育理论进行专项研究，从而形成中国的职业教育理论。
纵观这一过程，从1916年第一本译介的《职业教育论》到1941年第一本《职业教育学》的出版，在短短的25年间，我国的职业教育学理论完成了从引介到形成初步系统理论的发展过程。显然，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模板”，帮助我国职业教育理论迅速的成长起来，这种作用不容忽视。
然而，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并非全为益处。借鉴来的职业教育理论适应其所在国家社会发展的模式，在我国也有着“水土不服”的现象，由于不恰当的借鉴造成我国职业教育指导理论与实际发展不相符的问题，从而影响甚至阻碍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民国在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各地实业学校的成效并未如预期设想得那么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学校所设学科，未能适应地方需要，所取教材，未能确合地方情形”，造成各地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殊于设立实业学校之本旨”（米靖：《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版，162页）。可见，职业教育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不能不说与指导思想存在一定的问题大有关系。
邹恩润作为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积极和重要的引介者，也深刻地认识到“各国职业教育皆有其特性，美国有美国之职业教育，英德法有英德法之职业教育，皆参酌本地情形，各适其特殊社会之需要，非徒抄袭成法所能奏功。故实行职业教育者，固宜博考他国之良法美意为借镜，尤宜体察本地之社会状况为基本，庶几因地制宜，不贻削足适履之讥笑” （《职业教育研究》，赘语1页）。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职业教育研究应当避免的大问题。
回首二十世纪上半叶，通过译介西方的著作，我国学者了解和掌握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通过借鉴，不断探索和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学说，从而推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而学者们所抱有的谨慎、客观与不盲从的态度尤其值得我们今天回味与体会。
本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课题“中国20世纪职业教育学学术史研究”（TJJX07-1030）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米靖为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教育学博士，张燕香为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研究生
“职业教育”一词在我国首次出现于1904年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的《山西农林学堂添聘普通教习详文》中，文曰：“论教育理论，与国民最有关系者，一为普通教育，一为职业教育，二者相成而不相背……本学堂兼授农、林两专门，即是以职业教育为主义。”姚文栋在《送农林学生崔潮游学日本文》中又说：“职业教育为东西洋各国所最重，生等出洋后自知之，予不必言也；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需为用，缺一不可。”（陈选善：《职业教育之理论与实际》，中华职业教育社1933年，35页）可见，某些晚清官员对西方职业教育及其重要地位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和了解。
“职业教育”一词真正被确立并传播则有赖于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贡献。民国初，黄炎培针对实业教育多理论说教、少实践操作的弊病，提出“实用主义教育”的口号。其后，他则更多地提倡“职业教育”而非“实业教育”。1915年，他考察美国之后更加坚定了“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经职业教育”的信念。1917年，黄炎培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弃“实业教育”而用“职业教育”，此为学术界名称的转换。而黄炎培同年在《新大陆之教育》一书中对职业教育概念进行阐释，并与实业教育加以区别，并在《职业教育析疑》一文中进一步完善这种理论认识，则是从学理角度对职业教育的论证。到1922年颁布新学制，正式在国家教育制度中规定用“职业教育”代替“实业教育”，这标志职业教育这种教育类型在中国的正式确立，职业教育学科旋即得以建立与发展起来。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译著概述
据统计《民国时期总书目》（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教育、体育)》，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版，555—575页）一书收录1911年至1949年间中国出版的各类中文图书共计12.4万余种，据编者估算，该书目收书率约为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总量的90%，号称是民国图书的最全书目（王奇生：《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近代史研究》2008年6期，46页）。
该书收录了民国时期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各种书目资料共计303本。其中有关职业教育理论著作70本，译著6本，编译著作7本。如表1、表2所示。
可见，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类著作中，约20%的著作是对外国职业教育论著的翻译和编译。通过研究进一步发现，在其他职业教育理论著作中，约有10%的著作中设有专章讲述各国职业教育，约一半著作都有介绍或研究外国职业教育的内容，余下一半的著作详查其内容，也多有参考外国职业教育论著的书目。由此可见，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科的发展充分借鉴了外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在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其间，上述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提供了参考，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国时期主要职业教育译著例述
《职业教育真义》于1917年出版，是朱元善根据日本学者川本宇之介所著的《职业教育研究》一书编译而成。这是我国最早的成体系的职业教育理论著作。该书以中等教育之农、工、商及家事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基本范围，涉及到英、法、美、德、瑞士等国的职业教育情况，并推及我国国情，从国际视角解读职业教育之于世界各国、之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意义。尽管这本书是继朱景宽的《职业教育论》（1916年出版）之后我国第二本专门论述职业教育理论的著作，但从体系性、完整性来说，可以说其实际上是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开篇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作用不可言喻。
1923年，邹恩润（即邹韬奋）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出版，此书依据1920年出版的美国希尔博士所著的《职业教育概论（Introduction to Vocational Education）》，并参以其他名家的著作，并斟酌中国国情编撰而成。邹恩润在编译赘语中说，此书内容多取材于先进国关于职业教育之名著，虽间采吾国社会状况，有所论列；然吾国职业教育尚在萌芽时代，可资参考资料甚少；且统计之学向非吾国所注重，关于统计之参考资料，尤属不易搜集。故书中关于统计之叙述，几全偏于美国社会状况，良非得已；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在善读是书者（邹恩润编译：《职业教育研究》，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赘语1页）。可知此书主要基于美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况完成，全书十章，分述职业教育的意义、职业心理、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教育指导、职业预备、科学的索究法等。此书较《职业教育真义》一书，内容更加丰富和详尽。这本书的确着力于介绍国外特别是美国职业教育的理论精华，目的在于令国人“善用是书”，以开创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的新局面。
当时的学者特别关注职业指导的理论介绍与研究。杨鄂联、彭望芬于1925年出版的译作《小学职业陶冶》就是根据美国勒维特和布朗所著的“Pre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ublic School”一书编译而成，所谓“准以吾国之国情，更参以译者之经验，以成是书”。黄炎培在序言中说，“职业教育之于吾国，其为基至薄，诚欲厚培之，必自推行职业陶冶始”（（美）勒维特·布朗著，杨鄂联、彭望芬编译：《小学职业陶冶》，商务印书馆1925版，2页）。视职业陶冶不仅是职业教育的内容，更是实行职业教育的“前奏”。邹恩润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将《小学职业陶冶》一书称作职业陶冶的“指南针”。可以说，这本书的确为我国职业陶冶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模板”，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石”。
《工作学校要义》一书的作者是德国著名教育家凯兴斯泰纳，他被美国人推称为杜威先锋，对现代教育的发展而言有重要作用。他著述颇多，尤以《工作学校要义》一书为最重要。民国时期，“工作学校”对于我国学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译者刘钧在北京大学演讲“德国的新教育”时将“工作学校”概念引介到我国，始被中国学者强烈关注。刘钧本人也高度评价“工作学校”理念，认为是适合于人类整个生活的学校，而《工作学校要义》这本书则是学校施行这种理念的准绳。他认为工作学校合于我国社会的迫切需要，能补救中国社会人生的一切缺陷，为此他翻译了这本书。此书是20世纪职业教育领域的重要著作，在我国职业教育学科起步之时，我国学者便注意到这本书并加以译介，确实难能可贵。这对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 《实业教育》则是1926年王长平翻译美国利克的“Industrial Education”一书。原著于1913年发行。译者王长平在序言中说：“于公务余暇，阅美人利克所著实业教育一书，议论多偏重实际，办法不拘牵成例，其最足称者，主张有一种实业，设一种学校，庶几乎学归实用，人无弃材。译之以供于世，果能采其长而补其短，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焉。”（<美>利克著，王长平译：《实业教育》，商务印书馆1926版，1页）此书对我国职业教育实践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以上所介绍各书，为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译著和编译著作的代表性作品，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另外，其他的译介作品，如1925年陆振邦翻译的德国学者培伦子的《德国工商补习学校》，1929年赵仰夫译述的日本学者山田敏一的《欧美的劳动教育》，1926年金振华翻译麦甘佛的《女子职业训练谈》等，同样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开阔了视野。
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的影响
学科是在独特领域、项目和平台上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体系和研究学派的建构。职业教育要发展为一门学科，就应当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领域和研究方法。
以我国学者对职业教育概念的认识与研究作为例证来审视译介著作的影响。在《职业教育真义》一书中，把职业教育定义为“供后来选择职业之便，增进其职业能率以作育善良之公民者，是为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即以一定之职业顺应个人之必要，多与以直接之生产的机会者，要之适于生活之教育，即本于勤劳之教育（Education by work），而职业教育即实行勤劳之教育（Education for work）也”。（米靖：《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版，20页）很明显，朱氏的定义是采用外国著作对职业教育的解释，认为职业教育是培养职业能力，便于选择职业，同时培养出好的国家公民的教育。
邹恩润在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一书中详述职业教育的涵义，他认为当时职业教育之于我国是新产物，是故“惟其为新产物，新旧冲突，常不免各走极端，其意义亦因是模糊不明，莫衷一是。吾国自来重士而轻农工商，盖以科举制遗毒，乃愈积重难，谬见牢不可破”（《职业教育研究》，1页）。他通过研究把国外关于职业教育的涵义概述为六种意义：一、视职业教育为狂想；二、视职业教育为狭义的实用；三、以生产与消费为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之区分；四、以特殊效率与随境适应之区分为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之区分；五、以职业教育为实利教育；六、实用教育与道德理想融合。在分析的基础上，邹恩润将职业教育定义为“职业教育乃准备能操一技之长，从事有益社会之生产事业，藉求适当之生活”。（《职业教育研究》，1—10页）显然也是从个人和社会两方面进行定义的。
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学者杨鄂联在其1929年出版的著作《职业教育概要》中，首章首页以“职业教育之意义如何解释？”开篇，作者援引邹恩润对职业教育意义所梳理出的六种意义，根据学理，参酌事实，下一定义为，凡用教育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上之供给及乐趣，同时尽其对于人群之义务，此种教育，名曰职业教育。(《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151页)并指出“据云经过许多专家之研究，为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所通过者，故比较的以此定义为最确当也” (《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151页)。即该定义是为我国当时职业教育界所统一认定的。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原理中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其对职业教育定义的解释显然对编译著作《职业教育研究》一书有所借鉴。
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还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产生了重要作用，使得诸如职业指导、职业陶冶、职业训练、特殊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师资、职业学校的课程等方面都为国人所认识和理解。
以职业指导学为例。职业指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发展首先在欧美兴起的。这一时期，美国的职业指导发展最为迅速，紧接着英、法、德、日等国也都相继开展职业指导工作，掀起职业指导的社会运动。当时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同仁开始对职业指导注意并重视起来。他们做了大量工作，致力于引进和发展我国的职业指导，《教育与职业》出版了《职业指导》专刊，介绍国外职业指导情况，探讨我国开展职业指导理论和方法。1923年时任《教育与职业》主编的邹恩润负责职业指导有关研究资料的译著工作，他先后编译出版了《职业指导》、《职业智能训练法》等专著，对职业指导的贡献非常大。
《职业指导》一书指出，职业指导在我国是最新的教育运动，即便在发达国家形成系统的有组织的实行办法也不过10年左右。初闻职业指导认为不过是指导人如何获得职业，不曾想其与实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哲学、学校训练、课程编制等都密切相关，切实感到职业指导的重要。邹恩润编译职业指导著作，将其引介给国人，并积极的推行和倡导在我国实行职业指导。该编译著作分3编，介绍职业指导之范围及其效用，欧美职业指导之发达史及其现况，职业指导之机关与方法等，内容系统全面，极大的促进了我国职业指导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除了邹恩润编译的职业指导的论著，还有其他的译介作品，如1924年出版的美国卜龙飞著，王文培译的《青年职业指导》，1937年出版的喻鉴清编译的《各国职业指导》，1935年莫若强编译的《职业指导与职工选择》等，都为我国职业指导提供了借鉴，丰富和完善了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也为我国职业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
上举之例旨在说明译介西方的著作是我国学者和国人了解和认识职业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他们结合我国国情，通过大量实践经验，逐渐探索我国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这是一条由翻译、编译到自成体系的道路，实际上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实践者对职业教育从认识和了解到理解和创新的过程。不难看出，通过职业教育理论的译介和职业教育的实践是我国早期职业教育学科理论发展的两个源泉，共同构成了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形成的基础。 客观地评价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的引介
中国职业教育学产生和发展基于对世界各国的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研究借鉴的基础之上。职业教育学的理论于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出现，最早的是1916年朱景宽编译的《职业教育论》，之后由我国从事职业教育的学者翻译或者编译外国优秀的职业教育著作，进而部分学者就我国的职业教育理论进行专项研究，从而形成中国的职业教育理论。
纵观这一过程，从1916年第一本译介的《职业教育论》到1941年第一本《职业教育学》的出版，在短短的25年间，我国的职业教育学理论完成了从引介到形成初步系统理论的发展过程。显然，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模板”，帮助我国职业教育理论迅速的成长起来，这种作用不容忽视。
然而，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并非全为益处。借鉴来的职业教育理论适应其所在国家社会发展的模式，在我国也有着“水土不服”的现象，由于不恰当的借鉴造成我国职业教育指导理论与实际发展不相符的问题，从而影响甚至阻碍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民国在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各地实业学校的成效并未如预期设想得那么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学校所设学科，未能适应地方需要，所取教材，未能确合地方情形”，造成各地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殊于设立实业学校之本旨”（米靖：《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版，162页）。可见，职业教育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不能不说与指导思想存在一定的问题大有关系。
邹恩润作为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积极和重要的引介者，也深刻地认识到“各国职业教育皆有其特性，美国有美国之职业教育，英德法有英德法之职业教育，皆参酌本地情形，各适其特殊社会之需要，非徒抄袭成法所能奏功。故实行职业教育者，固宜博考他国之良法美意为借镜，尤宜体察本地之社会状况为基本，庶几因地制宜，不贻削足适履之讥笑” （《职业教育研究》，赘语1页）。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职业教育研究应当避免的大问题。
回首二十世纪上半叶，通过译介西方的著作，我国学者了解和掌握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通过借鉴，不断探索和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学说，从而推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而学者们所抱有的谨慎、客观与不盲从的态度尤其值得我们今天回味与体会。
本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课题“中国20世纪职业教育学学术史研究”（TJJX07-1030）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米靖为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教育学博士，张燕香为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