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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万元据《京华时报》4月29日报道，北京市民周先生于4月26日挂失银行卡，10多个小时后，周先生的账户内突然被转账24万元。4月28日下午，银行负责人称，周先生的账户曾于4月24日通过网银办理预约转账，虽然银行卡被挂失，但该业务仍会被执行。
点评：很明显，银行负责人的这一解释是与挂失服务的初衷和本义相违背的。众所周知，对于证件来说，挂失的本质是一种“声明作废”；而对于银行卡来说，挂失本身的意思无疑是“停止支付”。也就是说，自客户申请挂失且银行受理之时起，客户的银行卡就停止了一切支付业务，俗称“冻结”。因此，挂失之后，不论之前是否预约支付，对应银行卡都已经被安装上了只进不出的“单流阀”。挂失10多个小时之后，依然有金额转出，银行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中原因很明显，周先生26日挂失银行卡，并不等于他的银行卡是26日当天丢失的。虽然银行只认26日这个挂失日，因此，26日之前的支付，即便不是周先生自己所为，如果已经成为现实，周先生自然是需要承担的。同样的道理，26日之后，账户已经“冻结”，又岂能再进行现实的支付？即便是要支付，银行是否需要通知周先生，让其确认之前的预约为自己所办理，并确认实际支付？换言之，一张客户自己已经申请挂失的银行卡，银行岂能在不通知客户的情况下，越俎代庖进行实际支付？
银行和客户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合同关系，这种关系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客户遵守银行的规定和相关合同条款，但银行也要尊重客户的意愿。而对于客户而言，挂失业务到底传递了什么样的客户意愿？答案非常明确，那就是立即停止支付，包括挂失时起的现实支付，以及挂失之前预约但并非客户自己办理且尚没有实现的支付。银行如果只受理前者，而对后者采取“预约优先的原则，在银行卡挂失后，银行仍可按照约定完成转账行为”的态度，很明显让挂失业务失去了其本质和意义。
2万元以上
据《广州日报》5月1日报道，近日，一条有关“白领新标准”的微博，成为网络热门话题。按照这一标准，能够称得上白领的，不仅要月薪2万元以上的收入标准，还要有房有车有闲有品，有独特的娱乐方式，有钟爱的时尚品牌，众多网友表示自己又拖后腿。
点评：“白领新标准”不独今年才有，比如去年年初就有一份“2012中国新白领标准”，内容大致与今年相同。官方也有具体的数字，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中有具体的月收入线：香港为18500元；上海为5350元；北京为5000元；杭州为4980元；广州为4750元；南京为3780元……当然，随着物价的上涨，这些数据显然是要被提高的。另外，台湾漫画家朱德庸在《醋溜族》中这样定义过白领：年轻、不甘寂寞，在鳞次栉比的水泥楼群间，追逐金钱、爱情和流行，尽可能为自己而活。当然，这些都只具备参考意义。现实的情况下，很多让人羡慕的“现任白领”们，也在大叹“伤不起”，因为当他们把自己的收入放在高企的生活成本下，特别是近年来房价的快速上涨下，巨大的压力感就会涌上心头。难怪有白领自嘲道：“一穷二白，白领真白。”这其实也可视为是当代白领的焦虑。
那么，对“白领的焦虑”我们究竟该如何解读呢？笔者以为，白领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重要部分，是椭圆形社会结构的中坚力量。如果连白领都为生活而焦虑，收入低于白领阶层的人们，又该怎么办呢？一句话，白领普遍比较烦，说明白领们大多过得不快乐，更说明现实下大多数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并不高。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警惕。
当然，对“白领的焦虑”，我们也要冷静看待。毕竟，白领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绝大部分人是否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而不仅仅是“工资白领”。想到了印第安人的故事：一支考古队请印第安人当向导，辛苦跋涉3天后，印第安人说什么也不愿再往前走一步了。他们要求原地休息，并严肃地说：一定要休息一天，因为他们匆匆忙忙地赶了3天的路，他们的灵魂一定赶不上他们的脚步了，所以有必要停下来，等待他们的灵魂追赶上来。这个故事饱含着丰厚的心理营养和生存哲学，财富并不是最主要的，安宁和幸福才是最永恒的。在快马加鞭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物质财富的积累，更需要精神财富的滋养。
而对于决策者来说，“白领新标准”的价值，还在于给了我们一个坐标，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白领级”的收入水平；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窗口，让人们清晰地看出“白领级”的收入水平在社会中的实际消费能力。因此，如何改变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防止社会资源过于集中，缩小贫富差距，当是值得各级政府和专家学者们深入研究的一个严峻问题。
20万元据《人民日报》5月2日报道，铁岭市纪委、市监察局制定的《关于奖励实名举报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办法》规定，今后凡实名举报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行为，查实后将按相关规定对举报人予以奖励，最高奖励达20万元。
点评：实名举报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可信度高，署上真名实姓的举报信，往往更容易获得纪检监察部门的重视。二是查办率高，署名信可以让受理单位很快从中找到证人，发现线索，搜集证据，查清真相，及时处理。三是回音快，有名有姓便于核实调查，自然反馈快，效率高。实践也一再证明，鼓励实名举报是一条最基本的反腐经验。铁岭市对实名举报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行为的举报人予以高额奖励，原因恐怕也在于此。
然而，高额奖励就能激活“实名举报”的热情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反腐斗争日益呈现出复杂性、隐晦性、多样性等特点，举报人承担的风险也越来越高。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的事件也屡屡发生，在全社会留下了很多负面影响。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材料显示：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打蛇不成反被蛇咬”成了很多举报者的顾虑所在。面对极可能存在的打击报复，即便有20万元的奖励诱惑，还有多少人愿意以生命安全为代价去“实名举报”，实在不容乐观。 由此看来，实名举报之所以难以实施，关键因素不是奖励的问题，而是对举报人的保护问题。虽然我国在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方面，也出台了很多规定条例，但这些政策大多笼统抽象，原则性强、操作性差，尤其是缺乏专门的保护举报人的法规，现有的法律仍停留在对报复者进行事后惩罚上，不能起到事先保护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由于没有建立举报人特殊保障制度，举报人正当权益的法律保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一些保护举报人权益的规定也形同虚设，举报材料在审批、办理、移交等环节又存在重重泄密的机会，甚至出现举报材料转到举报人手中的情况。这些都严重影响制约了群众举报的积极性，更遑论实名举报了。
实名举报的生命力，在于完善的法律制度。只有让法律为“实名举报”护航，完善举报人保护制度，强化举报人保护力度，才能切实保证公民的举报权落到实处。因此，我们在用高额奖励的方式鼓励公民实名举报的同时，更要首先用铁的法律制度来为实名举报护航，为举报人提供安全保障，解除后顾之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调动群众实名举报的积极性，推动反腐倡廉工作的健康发展。
668分据《楚天都市报》5月2日报道，近日，一条新浪微博在网上蹿红，引起广泛关注，网友评论如潮。该微博称：湖北省来凤县一所中学为该校一名叫杨元的学生立碑纪念，杨元在去年的高考中以668分成为恩施州理科状元，被清华大学录取。
点评：客观地说，一所山区中学能够培养出跨入中国一流学府的清华学子着实不易，众所周知，清华在各省招收的都是总分名列前茅者，而这些学生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省内一流名牌中学，无论在师资配置、教学资源还是在学生视野、知识能力水准方面，一般山区中学都难以企及，这种概率说不上中福彩，至少可算是可遇而不可求。
正因为此，来凤县高级中学才表现异常亢奋与反常，并借此大做文章，诸如戴大红花、巡街报喜，树雕像立简介，以异乎常情常理的庆祝方式，看似树立榜样，激励学子，实际上是打着校园文化建设的旗号，大张旗鼓地进行招揽生源的竞争宣传。从一定程度也说明一些基础教育的唯分论甚嚣尘上，人才观已然扭曲变形，教育培养目标已片面化、狭窄化、分数化。
但凡有点教育常识的人都明白，能读清华北大的，七分靠天赋，三分靠培育，若是禀赋不足，再精致的培育往往也难以见效，与其在偶然性的教育现象上做足文章，不如在多样化成才方式上多花力气、下足功夫。
而该校出奇招为学生塑像的做法更是不妥，一方面事先没有尊重该生知情权、肖像权，致使杨元压力山大。另一方面也有悖常理，一般来说，对社会和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人才方可享受塑雕像这一荣誉。或许将来杨元在某个领域会做出突出贡献，但到那时再塑像也不迟，光因为考了市状元就树碑立像未免也太夸张、太不合常情常理了。其实，激励学生的方式很多，成才的路径也有千百条，为分数塑雕像不仅是一种教育误导，还是对那些品德能力具优的学生的误伤，更是对社会用人观的误读。
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为何难改？为成绩塑像立碑的背后，其实是急功近利的政绩观、教育权力行政化在作祟。不正当的争抢优质生源大战、不正常的校际竞争、不正常的师生同事关系，往往就有一根根分数神经中枢指挥着。不把数据深锁库内、加密封存处理，不将教育学术化，不还原素质教育应有地位，就无法铲除唯分论的功利观。
73.2%据《中国青年报》5月2日报道，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题为“你遇到过‘垃圾书’吗”的在线调查显示，73.2%的受访者直言当下“垃圾书”很多，其中34.2%的人认为“非常多”。 在阅读数量不断减少的同时，我们的阅读质量也面临着不断下降的危险。
点评：所谓“赶时髦读书”，是说，当下，不少人的读书，已经远离了修身养性、补充知识等初始本位，而让读书成为了一种时髦活动、攀比活动。仅仅想得到一些谈资，当做一种炫耀工具。因为缺乏独立自主的判断和汰选，总是被出版人、荐书人，被花花绿绿的宣传广告以及激荡人心的评价，牵着鼻子走。而诸多出版人以及书榜排名，包括专家推荐，已经陷入了唯利是图的倾向中，给“垃圾书”留下了发展空间，给图书市场和精神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
英国一项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调查组织者据此认为：“书架的内容很快就会和衣装一样成为可资炫耀的东西，需要你进行精心地修饰和安排。对许多人来说，那些进入著名文学奖决选名单的书籍已经成了社交必读。”仅有1/3的人承认他们买书“仅仅是为了显得有知识”。这种心态在我们这里同样大有市场。有了这种浮躁心态，“垃圾书”要是没市场，谁都不相信！
扭转“垃圾书满天飞”就要杜绝“赶时髦读书”，多一些独立批判性阅读，将阅读当做一种精神提高、当做一种知识跋涉等。特别在图书选择上，根据自己的个性要求、判断，或者进行网上阅读，或者打开书刊，进行概略型阅读，善于在良莠不齐的书刊中，选出精美的作品，在书海中掏出真正的“文化金子”。读书就像买衣服，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自己最需要的才是最优化的选择。有了这种独立、自我，就算是“垃圾书”势头再猛，你不跟风、不盲从，自然就不会上当受骗了。
其实，作为精神活动的阅读，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个性化的文化活动和精神张扬。有谚语说，“一个人的佳肴是另一个人的毒药”，当我们将鉴赏和阅读的梯子摆放到他人身上，让自己的思维成为人云亦云的藤蔓，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够自信的捆绑和抑制。如果说，出版人的低俗化、功利化，是产生“垃圾书”的市场推手，“赶时髦读书”何尝不是隐形的负面推手呢？
正因为这样，诸多读书家积极倡导独立性阅读，比如美国19世纪最伟大的人物爱默生在《书籍》一文中对读者的告诫：“我必须提供的三条实用准则是：第一，决不阅读任何写出来不到一年的书；第二，不是名著不读；第三，只读你喜欢的书。”著名学者彭建新也说：“读书就像吃东西一样，不要赶时髦。选书的时候不要买那些地摊上的垃圾书，要选像三联、中华书局等正规出版社的版本。”对我们是一种积极的指导！ 当下，中国的图书出版量已经占据世界前列。所以，作为读书人的我们，仅仅“爱”读书是不够的，还应该“会”读书，更要具备一种理智、明智、清醒、独立的判断，杜绝“赶时髦读书”，让自己借助书籍得到更多精神发展和成长！
20项据《新京报》5月2日报道，中国瓶装饮用水的国标中，水质指标仅有20项，相比之下，自来水的标准中水质指标有106项。中国瓶装水标准滞后，测菌仍然按前苏联的标准。据悉，地方瓶装水水质标准的制定大多都有企业的参与。
点评：随着农夫山泉“质量门”的持续发酵，舆论质疑的矛头已经从单个品牌转向瓶装水行业标准乱象。在公众的认知中，瓶装水应该比自来水更安全。然而，在现实中瓶装水标准却不及自来水，不仅水质指标远远少于后者，更缺失了汞、甲醛等重要的毒理指标。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世卫组织早已更新了检测方法，要求饮用水不得检出大肠菌群，我们的瓶装水还在沿用旧式的苏联标准和过时的指标数目。在“与国际接轨”成为时尚潮流的今天，瓶装水标准缘何固步自封，成为井底之蛙？
一言以蔽之，千丝万缕的利益纠结，羁绊了瓶装水标准完善升级的步伐。与自来水国标的多个部门共同修订，有助于利益博弈的监督和制衡相比，瓶装水标准主要涉及卫生系统，这种“闭门立规”更容易受到某方面既得利益的左右。
而这种利益干扰反映在地标和企标上更为明显。一方面，一些地方标准热衷于打擦边球制定新型饮用水概念标准，比如，在国家早已制定“天然矿泉水”国标的背景下，各种各样的“天然泉水”、“天然山泉水”地方标准不断涌现。一字之差，却是谬之千里，这些地标不仅不如天然矿泉水，甚至不如自来水。之所以另起炉灶就低不就高，难逃保护地方企业之嫌。
同时，在标准体系复杂混乱的背景下，一些企业不遗余力地利用其一类水中的某个指标制造噱头。专家指出，企业高调推崇的指标对于公众健康并无实际意义，反倒是对于某些关键指标的“避重就轻”在无形中降低了产品品质，到头来“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企业标准作为一个生产的基本指标，并不涉及其生产环节的工艺流程和商业机密，但多家知名瓶装水企业却以涉及商业机密为由，拒绝公开企业标准，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不打自招。
我国《标准法》明确规定：“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保障安全和人民的身体健康，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护环境。”遗憾的是，时下一些行业标准却更像是在保护企业的利益。2011年6月，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公开批评中国生乳国家标准“全球最差，是全球乳业的耻辱”，“被个别生产常温奶的大企业绑架”。
标准越是严厉，生产者所需要支付的合规成本就越高，质量安全和公众健康就越有保障。一旦让企业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只能成为砧板上的鱼肉。正如中国矿泉水联合委员会副会长王绣燕指出，有关部门应成立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标准审核委员会，由固定的专家参与，提高修改审批和更新各种饮用水标准上的效率。而破除利益羁绊，也应成为一切标准制定的前提和基础。
300多万元据中国新闻网5月6日报道，近日，河南汝州市村民向记者反映，该市陵头镇、蟒川镇、夏店乡、焦村乡等四个乡镇政府伪造当地国土资源局印章开具扶贫搬迁项目用地证明，骗国家扶贫款300多万元，扶贫资金已拨付到汝州市财政局。汝州市国土资源局向记者证实，该局从未出具过任何扶贫搬迁项目用地证明。当地扶贫办表示，如果国土局没出具扶贫搬迁项目用地证明，属于乡政府造假骗扶贫款。目前，当地纪委已介入调查。
点评：扶贫款本是用来扶助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的专项资金，理应做到专款专用，以求发挥最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尽快使贫困地区的群众早日走出贫困。然而，在一些地方，这笔救命钱却如雁过拔毛，被一些人以各种名目揽入个人腰包，成为他们嘴中的唐僧肉。据了解，违规使用扶贫资金的方式“花样百出”：既有采取虚假合同和农户名册、虚报培训人数和天数、多报工程量等方式套取资金；也有挤占挪用于办公费、招待费等；个别地方还涉嫌贪污、私分资金。汝州市多个乡镇政府被指造假骗取扶贫款数百万元，可谓触目惊心。
苍蝇不盯无缝的蛋。权利上的过分集中、制度上的漏洞缺失，无疑是扶贫款沦为“唐僧肉”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由于国家扶贫款有相当一部分并非按扶贫计划拨付，而是掌握在相关人员的手中，于是出现了“要扶贫款”的现象。有的地方在做扶贫计划的时候，也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更是把争取扶贫款当做一项政绩，费尽了各种心思。他们打着扶贫的旗号，到各级部门哭穷叫苦，要倾斜政策和扶贫资金，被人喻为“哭穷工作队”。而同时，在部分基层干部眼中，由于扶贫款是自己“争取”来的，怎样处置理应由自己说了算，能发给贫困户一分钱就算是对他们的一份额外施舍，他们“理所当然”地觉得没有必要足额发放。在这样的错位观念中，扶贫款被回扣、截留、挥霍，到真正需要扶助者手中时，只剩下可怜的一点残羹冷炙。另一方面，扶贫制度的不透明加剧了腐败现象的发生。通常情况下，国家究竟批了多少扶贫款，老百姓不一定知道；这些扶贫款怎样才能领到，老百姓也不一定知道。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被扶助者对扶贫款的额度、发放的程序并不清晰了解，自然也就无法进行有效地核对和监督，这就为一些心怀叵测者提供了作弊和糊弄的机会，他们可以在不被洞悉的暗室操作中对扶贫款进行瓜分，然后再编造一个理由或进行一些恐吓，来成功掩饰自己的伎俩。由于对内情并不知晓，加之少总比没有强，多数的应被扶助者往往选择了缄口不语。扶贫资金不扶贫，也就不足为奇了。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真正确保扶贫资金用到困难群众的身上，最根本的措施还是完善管理制度，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实行“阳光”化操作，让制度的“火眼金睛”盯紧扶贫款，及时斩断染指扶贫资金的“黑手”。一是要将无序的“要钱”机制改革为计划拨付制。凡没有被列入扶贫计划的，一律不得乱立项，乱拨资金。在拨付资金计划上，要坚持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原则，反对那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现象。二要对拨付计划实行公示。在初步计划出台后，要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计划的最终确定，应当通过一定的程序（如人大会议、政府常务会议等）获得通过。三要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从申报、审批、发放等各个环节，把每一笔扶贫款来龙去脉公开公示，使整个过程公开透明，以接受群众监督。
很明显，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银行相关规定和预约协议中，所谓的“预约优先的原则”，以及预约转账业务不受挂失限制的相关规定等，是对客户财富管理的漠视和失职，客户为什么把资产存放银行，不就是把安全放在首位！至少，挂失是银行卡业务的基本业务和基础性服务，而预约协议等是建立在银行卡基本服务之上的衍生服务，衍生服务理应为基本服务让路。因为，基本服务都停了，基础垮了，预约服务这个衍生服务岂能成为建在虚无之上的“空中楼阁”？
点评：很明显，银行负责人的这一解释是与挂失服务的初衷和本义相违背的。众所周知，对于证件来说，挂失的本质是一种“声明作废”；而对于银行卡来说，挂失本身的意思无疑是“停止支付”。也就是说，自客户申请挂失且银行受理之时起，客户的银行卡就停止了一切支付业务，俗称“冻结”。因此，挂失之后，不论之前是否预约支付，对应银行卡都已经被安装上了只进不出的“单流阀”。挂失10多个小时之后，依然有金额转出，银行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中原因很明显，周先生26日挂失银行卡，并不等于他的银行卡是26日当天丢失的。虽然银行只认26日这个挂失日，因此，26日之前的支付，即便不是周先生自己所为，如果已经成为现实，周先生自然是需要承担的。同样的道理，26日之后，账户已经“冻结”，又岂能再进行现实的支付？即便是要支付，银行是否需要通知周先生，让其确认之前的预约为自己所办理，并确认实际支付？换言之，一张客户自己已经申请挂失的银行卡，银行岂能在不通知客户的情况下，越俎代庖进行实际支付？
银行和客户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合同关系，这种关系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客户遵守银行的规定和相关合同条款，但银行也要尊重客户的意愿。而对于客户而言，挂失业务到底传递了什么样的客户意愿？答案非常明确，那就是立即停止支付，包括挂失时起的现实支付，以及挂失之前预约但并非客户自己办理且尚没有实现的支付。银行如果只受理前者，而对后者采取“预约优先的原则，在银行卡挂失后，银行仍可按照约定完成转账行为”的态度，很明显让挂失业务失去了其本质和意义。
2万元以上
据《广州日报》5月1日报道，近日，一条有关“白领新标准”的微博，成为网络热门话题。按照这一标准，能够称得上白领的，不仅要月薪2万元以上的收入标准，还要有房有车有闲有品，有独特的娱乐方式，有钟爱的时尚品牌，众多网友表示自己又拖后腿。
点评：“白领新标准”不独今年才有，比如去年年初就有一份“2012中国新白领标准”，内容大致与今年相同。官方也有具体的数字，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中有具体的月收入线：香港为18500元；上海为5350元；北京为5000元；杭州为4980元；广州为4750元；南京为3780元……当然，随着物价的上涨，这些数据显然是要被提高的。另外，台湾漫画家朱德庸在《醋溜族》中这样定义过白领：年轻、不甘寂寞，在鳞次栉比的水泥楼群间，追逐金钱、爱情和流行，尽可能为自己而活。当然，这些都只具备参考意义。现实的情况下，很多让人羡慕的“现任白领”们，也在大叹“伤不起”，因为当他们把自己的收入放在高企的生活成本下，特别是近年来房价的快速上涨下，巨大的压力感就会涌上心头。难怪有白领自嘲道：“一穷二白，白领真白。”这其实也可视为是当代白领的焦虑。
那么，对“白领的焦虑”我们究竟该如何解读呢？笔者以为，白领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重要部分，是椭圆形社会结构的中坚力量。如果连白领都为生活而焦虑，收入低于白领阶层的人们，又该怎么办呢？一句话，白领普遍比较烦，说明白领们大多过得不快乐，更说明现实下大多数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并不高。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警惕。
当然，对“白领的焦虑”，我们也要冷静看待。毕竟，白领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绝大部分人是否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而不仅仅是“工资白领”。想到了印第安人的故事：一支考古队请印第安人当向导，辛苦跋涉3天后，印第安人说什么也不愿再往前走一步了。他们要求原地休息，并严肃地说：一定要休息一天，因为他们匆匆忙忙地赶了3天的路，他们的灵魂一定赶不上他们的脚步了，所以有必要停下来，等待他们的灵魂追赶上来。这个故事饱含着丰厚的心理营养和生存哲学，财富并不是最主要的，安宁和幸福才是最永恒的。在快马加鞭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物质财富的积累，更需要精神财富的滋养。
而对于决策者来说，“白领新标准”的价值，还在于给了我们一个坐标，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白领级”的收入水平；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窗口，让人们清晰地看出“白领级”的收入水平在社会中的实际消费能力。因此，如何改变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防止社会资源过于集中，缩小贫富差距，当是值得各级政府和专家学者们深入研究的一个严峻问题。
20万元据《人民日报》5月2日报道，铁岭市纪委、市监察局制定的《关于奖励实名举报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办法》规定，今后凡实名举报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行为，查实后将按相关规定对举报人予以奖励，最高奖励达20万元。
点评：实名举报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可信度高，署上真名实姓的举报信，往往更容易获得纪检监察部门的重视。二是查办率高，署名信可以让受理单位很快从中找到证人，发现线索，搜集证据，查清真相，及时处理。三是回音快，有名有姓便于核实调查，自然反馈快，效率高。实践也一再证明，鼓励实名举报是一条最基本的反腐经验。铁岭市对实名举报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行为的举报人予以高额奖励，原因恐怕也在于此。
然而，高额奖励就能激活“实名举报”的热情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反腐斗争日益呈现出复杂性、隐晦性、多样性等特点，举报人承担的风险也越来越高。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的事件也屡屡发生，在全社会留下了很多负面影响。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材料显示：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打蛇不成反被蛇咬”成了很多举报者的顾虑所在。面对极可能存在的打击报复，即便有20万元的奖励诱惑，还有多少人愿意以生命安全为代价去“实名举报”，实在不容乐观。 由此看来，实名举报之所以难以实施，关键因素不是奖励的问题，而是对举报人的保护问题。虽然我国在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方面，也出台了很多规定条例，但这些政策大多笼统抽象，原则性强、操作性差，尤其是缺乏专门的保护举报人的法规，现有的法律仍停留在对报复者进行事后惩罚上，不能起到事先保护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由于没有建立举报人特殊保障制度，举报人正当权益的法律保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一些保护举报人权益的规定也形同虚设，举报材料在审批、办理、移交等环节又存在重重泄密的机会，甚至出现举报材料转到举报人手中的情况。这些都严重影响制约了群众举报的积极性，更遑论实名举报了。
实名举报的生命力，在于完善的法律制度。只有让法律为“实名举报”护航，完善举报人保护制度，强化举报人保护力度，才能切实保证公民的举报权落到实处。因此，我们在用高额奖励的方式鼓励公民实名举报的同时，更要首先用铁的法律制度来为实名举报护航，为举报人提供安全保障，解除后顾之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调动群众实名举报的积极性，推动反腐倡廉工作的健康发展。
668分据《楚天都市报》5月2日报道，近日，一条新浪微博在网上蹿红，引起广泛关注，网友评论如潮。该微博称：湖北省来凤县一所中学为该校一名叫杨元的学生立碑纪念，杨元在去年的高考中以668分成为恩施州理科状元，被清华大学录取。
点评：客观地说，一所山区中学能够培养出跨入中国一流学府的清华学子着实不易，众所周知，清华在各省招收的都是总分名列前茅者，而这些学生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省内一流名牌中学，无论在师资配置、教学资源还是在学生视野、知识能力水准方面，一般山区中学都难以企及，这种概率说不上中福彩，至少可算是可遇而不可求。
正因为此，来凤县高级中学才表现异常亢奋与反常，并借此大做文章，诸如戴大红花、巡街报喜，树雕像立简介，以异乎常情常理的庆祝方式，看似树立榜样，激励学子，实际上是打着校园文化建设的旗号，大张旗鼓地进行招揽生源的竞争宣传。从一定程度也说明一些基础教育的唯分论甚嚣尘上，人才观已然扭曲变形，教育培养目标已片面化、狭窄化、分数化。
但凡有点教育常识的人都明白，能读清华北大的，七分靠天赋，三分靠培育，若是禀赋不足，再精致的培育往往也难以见效，与其在偶然性的教育现象上做足文章，不如在多样化成才方式上多花力气、下足功夫。
而该校出奇招为学生塑像的做法更是不妥，一方面事先没有尊重该生知情权、肖像权，致使杨元压力山大。另一方面也有悖常理，一般来说，对社会和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人才方可享受塑雕像这一荣誉。或许将来杨元在某个领域会做出突出贡献，但到那时再塑像也不迟，光因为考了市状元就树碑立像未免也太夸张、太不合常情常理了。其实，激励学生的方式很多，成才的路径也有千百条，为分数塑雕像不仅是一种教育误导，还是对那些品德能力具优的学生的误伤，更是对社会用人观的误读。
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为何难改？为成绩塑像立碑的背后，其实是急功近利的政绩观、教育权力行政化在作祟。不正当的争抢优质生源大战、不正常的校际竞争、不正常的师生同事关系，往往就有一根根分数神经中枢指挥着。不把数据深锁库内、加密封存处理，不将教育学术化，不还原素质教育应有地位，就无法铲除唯分论的功利观。
73.2%据《中国青年报》5月2日报道，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题为“你遇到过‘垃圾书’吗”的在线调查显示，73.2%的受访者直言当下“垃圾书”很多，其中34.2%的人认为“非常多”。 在阅读数量不断减少的同时，我们的阅读质量也面临着不断下降的危险。
点评：所谓“赶时髦读书”，是说，当下，不少人的读书，已经远离了修身养性、补充知识等初始本位，而让读书成为了一种时髦活动、攀比活动。仅仅想得到一些谈资，当做一种炫耀工具。因为缺乏独立自主的判断和汰选，总是被出版人、荐书人，被花花绿绿的宣传广告以及激荡人心的评价，牵着鼻子走。而诸多出版人以及书榜排名，包括专家推荐，已经陷入了唯利是图的倾向中，给“垃圾书”留下了发展空间，给图书市场和精神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
英国一项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调查组织者据此认为：“书架的内容很快就会和衣装一样成为可资炫耀的东西，需要你进行精心地修饰和安排。对许多人来说，那些进入著名文学奖决选名单的书籍已经成了社交必读。”仅有1/3的人承认他们买书“仅仅是为了显得有知识”。这种心态在我们这里同样大有市场。有了这种浮躁心态，“垃圾书”要是没市场，谁都不相信！
扭转“垃圾书满天飞”就要杜绝“赶时髦读书”，多一些独立批判性阅读，将阅读当做一种精神提高、当做一种知识跋涉等。特别在图书选择上，根据自己的个性要求、判断，或者进行网上阅读，或者打开书刊，进行概略型阅读，善于在良莠不齐的书刊中，选出精美的作品，在书海中掏出真正的“文化金子”。读书就像买衣服，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自己最需要的才是最优化的选择。有了这种独立、自我，就算是“垃圾书”势头再猛，你不跟风、不盲从，自然就不会上当受骗了。
其实，作为精神活动的阅读，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个性化的文化活动和精神张扬。有谚语说，“一个人的佳肴是另一个人的毒药”，当我们将鉴赏和阅读的梯子摆放到他人身上，让自己的思维成为人云亦云的藤蔓，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够自信的捆绑和抑制。如果说，出版人的低俗化、功利化，是产生“垃圾书”的市场推手，“赶时髦读书”何尝不是隐形的负面推手呢？
正因为这样，诸多读书家积极倡导独立性阅读，比如美国19世纪最伟大的人物爱默生在《书籍》一文中对读者的告诫：“我必须提供的三条实用准则是：第一，决不阅读任何写出来不到一年的书；第二，不是名著不读；第三，只读你喜欢的书。”著名学者彭建新也说：“读书就像吃东西一样，不要赶时髦。选书的时候不要买那些地摊上的垃圾书，要选像三联、中华书局等正规出版社的版本。”对我们是一种积极的指导！ 当下，中国的图书出版量已经占据世界前列。所以，作为读书人的我们，仅仅“爱”读书是不够的，还应该“会”读书，更要具备一种理智、明智、清醒、独立的判断，杜绝“赶时髦读书”，让自己借助书籍得到更多精神发展和成长！
20项据《新京报》5月2日报道，中国瓶装饮用水的国标中，水质指标仅有20项，相比之下，自来水的标准中水质指标有106项。中国瓶装水标准滞后，测菌仍然按前苏联的标准。据悉，地方瓶装水水质标准的制定大多都有企业的参与。
点评：随着农夫山泉“质量门”的持续发酵，舆论质疑的矛头已经从单个品牌转向瓶装水行业标准乱象。在公众的认知中，瓶装水应该比自来水更安全。然而，在现实中瓶装水标准却不及自来水，不仅水质指标远远少于后者，更缺失了汞、甲醛等重要的毒理指标。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世卫组织早已更新了检测方法，要求饮用水不得检出大肠菌群，我们的瓶装水还在沿用旧式的苏联标准和过时的指标数目。在“与国际接轨”成为时尚潮流的今天，瓶装水标准缘何固步自封，成为井底之蛙？
一言以蔽之，千丝万缕的利益纠结，羁绊了瓶装水标准完善升级的步伐。与自来水国标的多个部门共同修订，有助于利益博弈的监督和制衡相比，瓶装水标准主要涉及卫生系统，这种“闭门立规”更容易受到某方面既得利益的左右。
而这种利益干扰反映在地标和企标上更为明显。一方面，一些地方标准热衷于打擦边球制定新型饮用水概念标准，比如，在国家早已制定“天然矿泉水”国标的背景下，各种各样的“天然泉水”、“天然山泉水”地方标准不断涌现。一字之差，却是谬之千里，这些地标不仅不如天然矿泉水，甚至不如自来水。之所以另起炉灶就低不就高，难逃保护地方企业之嫌。
同时，在标准体系复杂混乱的背景下，一些企业不遗余力地利用其一类水中的某个指标制造噱头。专家指出，企业高调推崇的指标对于公众健康并无实际意义，反倒是对于某些关键指标的“避重就轻”在无形中降低了产品品质，到头来“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企业标准作为一个生产的基本指标，并不涉及其生产环节的工艺流程和商业机密，但多家知名瓶装水企业却以涉及商业机密为由，拒绝公开企业标准，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不打自招。
我国《标准法》明确规定：“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保障安全和人民的身体健康，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护环境。”遗憾的是，时下一些行业标准却更像是在保护企业的利益。2011年6月，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公开批评中国生乳国家标准“全球最差，是全球乳业的耻辱”，“被个别生产常温奶的大企业绑架”。
标准越是严厉，生产者所需要支付的合规成本就越高，质量安全和公众健康就越有保障。一旦让企业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只能成为砧板上的鱼肉。正如中国矿泉水联合委员会副会长王绣燕指出，有关部门应成立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标准审核委员会，由固定的专家参与，提高修改审批和更新各种饮用水标准上的效率。而破除利益羁绊，也应成为一切标准制定的前提和基础。
300多万元据中国新闻网5月6日报道，近日，河南汝州市村民向记者反映，该市陵头镇、蟒川镇、夏店乡、焦村乡等四个乡镇政府伪造当地国土资源局印章开具扶贫搬迁项目用地证明，骗国家扶贫款300多万元，扶贫资金已拨付到汝州市财政局。汝州市国土资源局向记者证实，该局从未出具过任何扶贫搬迁项目用地证明。当地扶贫办表示，如果国土局没出具扶贫搬迁项目用地证明，属于乡政府造假骗扶贫款。目前，当地纪委已介入调查。
点评：扶贫款本是用来扶助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的专项资金，理应做到专款专用，以求发挥最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尽快使贫困地区的群众早日走出贫困。然而，在一些地方，这笔救命钱却如雁过拔毛，被一些人以各种名目揽入个人腰包，成为他们嘴中的唐僧肉。据了解，违规使用扶贫资金的方式“花样百出”：既有采取虚假合同和农户名册、虚报培训人数和天数、多报工程量等方式套取资金；也有挤占挪用于办公费、招待费等；个别地方还涉嫌贪污、私分资金。汝州市多个乡镇政府被指造假骗取扶贫款数百万元，可谓触目惊心。
苍蝇不盯无缝的蛋。权利上的过分集中、制度上的漏洞缺失，无疑是扶贫款沦为“唐僧肉”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由于国家扶贫款有相当一部分并非按扶贫计划拨付，而是掌握在相关人员的手中，于是出现了“要扶贫款”的现象。有的地方在做扶贫计划的时候，也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更是把争取扶贫款当做一项政绩，费尽了各种心思。他们打着扶贫的旗号，到各级部门哭穷叫苦，要倾斜政策和扶贫资金，被人喻为“哭穷工作队”。而同时，在部分基层干部眼中，由于扶贫款是自己“争取”来的，怎样处置理应由自己说了算，能发给贫困户一分钱就算是对他们的一份额外施舍，他们“理所当然”地觉得没有必要足额发放。在这样的错位观念中，扶贫款被回扣、截留、挥霍，到真正需要扶助者手中时，只剩下可怜的一点残羹冷炙。另一方面，扶贫制度的不透明加剧了腐败现象的发生。通常情况下，国家究竟批了多少扶贫款，老百姓不一定知道；这些扶贫款怎样才能领到，老百姓也不一定知道。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被扶助者对扶贫款的额度、发放的程序并不清晰了解，自然也就无法进行有效地核对和监督，这就为一些心怀叵测者提供了作弊和糊弄的机会，他们可以在不被洞悉的暗室操作中对扶贫款进行瓜分，然后再编造一个理由或进行一些恐吓，来成功掩饰自己的伎俩。由于对内情并不知晓，加之少总比没有强，多数的应被扶助者往往选择了缄口不语。扶贫资金不扶贫，也就不足为奇了。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真正确保扶贫资金用到困难群众的身上，最根本的措施还是完善管理制度，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实行“阳光”化操作，让制度的“火眼金睛”盯紧扶贫款，及时斩断染指扶贫资金的“黑手”。一是要将无序的“要钱”机制改革为计划拨付制。凡没有被列入扶贫计划的，一律不得乱立项，乱拨资金。在拨付资金计划上，要坚持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原则，反对那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现象。二要对拨付计划实行公示。在初步计划出台后，要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计划的最终确定，应当通过一定的程序（如人大会议、政府常务会议等）获得通过。三要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从申报、审批、发放等各个环节，把每一笔扶贫款来龙去脉公开公示，使整个过程公开透明，以接受群众监督。
很明显，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银行相关规定和预约协议中，所谓的“预约优先的原则”，以及预约转账业务不受挂失限制的相关规定等，是对客户财富管理的漠视和失职，客户为什么把资产存放银行，不就是把安全放在首位！至少，挂失是银行卡业务的基本业务和基础性服务，而预约协议等是建立在银行卡基本服务之上的衍生服务，衍生服务理应为基本服务让路。因为，基本服务都停了，基础垮了，预约服务这个衍生服务岂能成为建在虚无之上的“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