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开始时，S国使馆联系我们，想组织学生搞一个活动，宣传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我问他们具体需要做什么，使馆工作人员说很简单，大家自由分组，每个小组选取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调研，然后去使馆做一个演讲，发几张照片上传到网上就行。我们觉得这个活动挺有意义，就欣然承接了下来。
　　然而我就知道，一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活动启动当天，我们就收到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使馆决定给每个小组1000元资助，此外对表现最优秀的小组，再奖励两份去S国旅行的往返机票；坏消息是，要想得到资助，该小组发布的相关微博必须达到200人次的转发，而转发数最多的小组将成为获奖者——听到这里，一分钟前还在兴奋的大家立刻就泄了气：“我们又不是大V，200个转发太难了吧？”
　　不管怎样，当天晚上学生们就行动起来了。有个小组选取的目标是“良好的健康”，他们联系到一家健身机构，很快就策划出一系列宣传活动。还有一个小组选的是“性别平等”，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就这个话题在校园里进行“街采”，因为受到一个网络大V的转发（据同学说，这纯属偶发事件，也许是这个话题真的引起了对方的兴趣），当晚就实现了400 的转发量，实在出乎大家意料。还有一个小组在微博上介绍“贝氏测试”，所谓“贝氏测试”就是用三个标准去测试一部电影——影片中要至少存在两位有名字的女性、她们要互相进行交谈、谈论的话题不涉及任何男性——以此来关注电影中的性别平等问题。由于内容新颖，这个小组的微博也很快被刷屏。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十个参赛小组中，有一半选择了“性别平等”这个话题。对于我们这个男女生比例为1：7的班级来说，颇有些耐人寻味。
　　这边同学们搞得风生水起，那边问题也接踵而至：微博的转发量该如何统计呢？之前使馆提供的方案是统计活动期间每个小组所有相关微博的转发量。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个工作量太大了，于是决定，只选取转发量最大的一条微博作为评奖依据。这下大家就炸锅了。有同学立即提出抗议，他们之前投入了大量精力发了那么多微博，只选取一条对他们来说不公平。其他同学则说，无论发多少条微博，最后抵达的人群也还是那么多，传播效果跟发布单条微博是一样的，所以他们赞同只选取一条微博。两派各执己见，慢慢地大家发现了更多问题：自己转发自己的微博可不可以？万一有人买粉丝怎么办？如何鉴定僵尸粉？采取微博抽奖这样的营销方式可不可以？微信订阅号是不是也可以参与进来……
　　突然间，我发现，对于平时天天用的社交媒体，我们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了解。新媒体有新媒体的游戏规则，当我们用旧经验去理解新媒体的时候，很多细节让我们措手不及。
　　使馆那边已经彻底懵掉了，可是学生们的热情却不能浇灭。我在电脑前坐了一夜，终于想出一个“折中方案”：选取最热门的五条微博，外加一条微信订阅号文章，将两者转发量相加作为评价依据。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转发量是指转发人数还是转发人次？假如有人将同一条内容转发100遍，那该如何计算？
　　为了这个活动，学生们在微信上“骚扰”了我不下千次，我甚至跟使馆工作人员发生了一些争执。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尽管过程曲折，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异乎寻常地好。那天学生们在S国使馆做的演讲非常成功，每个小组想到的点子、采访到的人、策划的活动、呈现出的作品，全都好得让人惊讶。最后连大使都感动不已，当即拍板：将原定的一个获胜小组加倍为两个！
　　皆大欢喜的结局之外，我也注意到两个细节。有一个小组，由于微博转发量没有达到200，因此没能得到使馆的资助。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大家帮忙转发，他们说，觉得这样会给别人造成压力，只要自己认真参与了就行，不在意转发量和资助。而所有小组，最后都只提交了一条微博的转发数据参与评奖。我说，之前你们不是认为这样不公平吗？他们回答，任何方案都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公平，他们只是希望，以后组织比赛，应该在一开始就把游戏的规则制定好。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个听起来很高大上的名词，可现在我发现，原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它做一点贡献。这场活动也让我看到了学生们的组织能力，了解了新媒体世界的新规则、新思维。尽管过程辛苦，但还是很值得的。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