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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是一个青春学科，20世纪40年代才在美国形成，而中国第一次对传播学进行公开研究始于1978年7月，其标志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家新闻学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郑北渭主编)，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第一篇传播学译文《公共传播》，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公开介绍传播学。传播学在中国距今已经有近30年的历史了，它在中国经历了曲折的研究进程后，于20世纪末进入高潮时期，这个时期的研究特点，按照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的说法是：“传播学译著的出版持续数年高涨；在中国证实传播学假设的研究，形成规模；媒介形态研究开始受到关注；开辟了较为广阔的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空间。”①
传播学在当今中国依然红红火火，人气旺盛，这与中国30多年来大的环境变迁分不开，中国这30多年，是在现代化的快车道中疾奔急驰的30多年，更是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发生巨变，传播手段日新月异的30多年，中国向现代化的迈进推动了国内从组织到个人的巨大变化，也带来了传播媒介尤其是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但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的特殊“场域”中，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景观同时并存，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传播环境的差异性、复杂性和丰富性，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为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但同时也提出了众多迫切的课题。为此，众多的传播学者也从理论到实践，从传播原理的辨析到具体的媒介形态的分析，对中国的传播学学科建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思考。但是面对传播学在中国的“热”发展，我们也必须有“冷静”的思考，尤其是在进入信息时代，在面临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更是如此，传播学的研究者崔保国先生曾形象地指出：“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传播学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如同一个在黄昏中走失的孩子，站在世纪之交的十字路口，望着川流不息的信息高速公路，不知道该搭哪班车，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这形象地说明了中国传播学研究当前所处的现状，也提出了一个迫切而重大的课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与探讨。
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研究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传播学已经成为重要的基础性学科。而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现状如何呢?中国传播学研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想从理论研究、实际应用、研究方法这三个层面进行反思与剖析。
其一，从理论上看，中国传播学研究缺少稳定的学科体系布局。从学科设置的角度看，传播学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学科体系，但是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交流、人类传播活动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一门具有多学科性的边缘学科。那么，传播学特殊的性质必然要求学科之间的互相融合和贯通，但是我们现有的学科设置体系却限制了传播学科学、稳定的学科体系的建立，不能形成各个学科之间有效的合力，影响着我们对传播学更加深层次的研究。当然，传播学也不可能无边无际，随心所欲，像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箩筐，它应该有自己特定的研究范围、明确的研究指向、独特的理论范畴、自身的学术流变等。但划定范围并不是要束缚手脚，传播学的根系伸得越广，扎得越深，其必然会更加枝繁叶茂，更加稳健茁壮，这就需要我们在各学科之间搭起有效的联系和平台，从研究实际和传播实际出发，去建立稳定的学科体系，尽力实现学科之间的互相支持和配合。同时，传统的传播理论与当下现实世界有些隔膜，理论与现实缺乏深度融合，有的甚至牵强附会。过去的传播理论往往偏重于单向线型的过程描述，而今天的传播身兼双重身份：既是信息生产者又是信息接受者，这种双向互动的局面扩大了研究范围，也必然打破传统的传播理论的学科限制，以加强学科之间的融合和支持。总之，传播学科在中国的合理布局与建构，一方面还需要专家学者拓宽学术视野，进行纵向横向比较，采众学科之长和最新成果，用新的研究视野、用有原创性的教材来带动学科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也需依托各传媒业界、行业部门在实践中、资源上的支持，以期早日促成传播学科稳定的学科体系布局。
其二，中国传播学研究忽视了对传播学应用价值的研究。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作为应用科学，传播学研究应该未雨绸缪，为发现和解决社会传播实践中的一些实际问题而努力，如市场与导向、传媒资源的使用、传媒资本的运作、传媒产业链的配置、媒介集团机制、报刊经营管理模式、数字报业新技术现状与应用、品牌竞争力的提升、收视率、收听率、发行量、媒体的社会责任、非媒体资本进入媒体运作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尤其是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大众传媒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应该如何调整策略和方向，调动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力量形成共同的积极的合力，将是传播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人民大学郭庆光教授认为：“当社会价值、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发生普遍混乱和失衡之际，传播学在将社会环境的其他因素考虑在内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大众信息系统的问题：我们的新闻报道和宣传是否存在着失误和偏差?舆论导向上是否出现了问题?传播媒介在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共识方面应该如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因为在这个方面，大众传播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②这是从新闻传播的现实出发对传播学作用的强调，也激发我们关注并研究传播学的应用价值。在当今信息社会多媒体蓬勃发展的条件下，新媒体尤其是网络对人的影响以及对人类未来的影响，都需要我们深入的研究和判断，都需要我们对现实进行正确的指导，我们已经进入了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我们也正在经历着“人体不断的延伸”，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国的国情下，传播还让我们经历着什么呢?还会让我们经历什么呢?这恐怕都是传播学无法回避的。
其三，中国传播学研究中缺少鲜活多元的研究方法。中国传播学研究主要采用的是西方传播学派的研究方法，如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结构分析、经验—功能主义流派、社会学、符号学、控制论、语用学、精神分析等，而这些理论的诞生，都是和他们学科逻辑发展上的“肯定—否定—肯定—再否定”紧密联系的，是一套一步一步逐步完善发展起来的学科系统。而我们大量的跟风却无视这些学科内部的逻辑联系，跟着西方的理论跑，无视中国自身的传播实际和虽然薄弱的传播研究传统，造成不断的否定和自相矛盾。正如一些学者所言，西方传播研究学派及方法在我国则日益表现出许多对立的现象：有的过度强调定性与定量研究的对立；有的片面强调形式上的“规范化”，遵循死板教条的机械步骤；有些研究者沉迷于“理论”的形式主义，生造大量艰深晦涩的所谓传播“新理论”，一味“玄化”传播学。③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曾认为：“我们的新闻学研究之所以没有真理深度，缺乏理论品位，重要原因是研究方法不规范、不科学。”④实际上，传播学研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方法上，传统的传播研究大多借助于心理学方法和计量方法，而忽视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研究；在研究对象上，要么纠缠于单个案例的分析，而没有一般的归纳和理论的升华，要么是以偏赅全，忽视中国传播环境的复杂性、差异性和丰富性；在研究观念上，夸大西方理论的优越和万能，纠缠于西方的理论而不能自拔，生搬硬套，忽视中国传播环境的实际和中国式传播方法的摸索。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中国制度的特殊性，以及和西方建设目标的差异性，这要求我们既需要汲纳西方的一些研究方法，更需要运用本土的研究方法，并勇于开拓，积极创新，根据中国传播环境的实际，用多元化的方法、严谨的论证来进行研究，以凸显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特点：人文与科技的融合；定性与定量的互补；“传受分离”到“传受合一”；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国际视野与本土实际的整合等。
当今，在现代化“场”的背景下，在数字化进程中，传播学日益走向现代化、国际化、产业化，中国的传播学也应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强劲蓬勃的发展，以形成一套独立的、系统的、科学的话语体系，否则迟早会被“边缘化”或者自我边缘化。那么如何敏捷快速地深化中国传播学的研究呢?我们认为可以从本体论、关系学、学术历程、传媒产业这四个维度出发，加强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拓展分支学科的布局、梳理学科学术发展史，以及推进传媒产业运作。
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薄弱点之一就是没有延伸传播学的内涵以及拓展其外延，有学者言，这是因为理论储备不足或理论勇气有限。此外，传播学研究的视野不够开阔。沟口雄三曾说：“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界一直将与欧美相对峙作为自己文化世界存在的前提。”我们的注意力也始终集中在欧美，而对周围的亚洲诸国则无暇顾及，造成中国知识界的“亚洲意识”。为此，我们要从原先单传西方传播研究向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比较中努力，把西方传播学理论置放在本土及其更为开阔、更为开放的现代化语境的实践“场”中进行思考，进一步就国际视野、展现自我、文化交融、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研究，以便促进一种具有活力的多极化的中国传播学的学科构建。
注释：
①陈力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为〈陈力丹自选集〉写的我的学术经历》。
②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③刘勇：《“想象力”缺失：中国传播学研究反思》，中华传媒网。
④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民族出版社，1999年。
⑤沟口雄三：《“知识共同”的可能性》，《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7月20日。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
编校：郑艳
传播学在当今中国依然红红火火，人气旺盛，这与中国30多年来大的环境变迁分不开，中国这30多年，是在现代化的快车道中疾奔急驰的30多年，更是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发生巨变，传播手段日新月异的30多年，中国向现代化的迈进推动了国内从组织到个人的巨大变化，也带来了传播媒介尤其是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但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的特殊“场域”中，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景观同时并存，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传播环境的差异性、复杂性和丰富性，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为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但同时也提出了众多迫切的课题。为此，众多的传播学者也从理论到实践，从传播原理的辨析到具体的媒介形态的分析，对中国的传播学学科建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思考。但是面对传播学在中国的“热”发展，我们也必须有“冷静”的思考，尤其是在进入信息时代，在面临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更是如此，传播学的研究者崔保国先生曾形象地指出：“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传播学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如同一个在黄昏中走失的孩子，站在世纪之交的十字路口，望着川流不息的信息高速公路，不知道该搭哪班车，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这形象地说明了中国传播学研究当前所处的现状，也提出了一个迫切而重大的课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与探讨。
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研究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传播学已经成为重要的基础性学科。而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现状如何呢?中国传播学研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想从理论研究、实际应用、研究方法这三个层面进行反思与剖析。
其一，从理论上看，中国传播学研究缺少稳定的学科体系布局。从学科设置的角度看，传播学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学科体系，但是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交流、人类传播活动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一门具有多学科性的边缘学科。那么，传播学特殊的性质必然要求学科之间的互相融合和贯通，但是我们现有的学科设置体系却限制了传播学科学、稳定的学科体系的建立，不能形成各个学科之间有效的合力，影响着我们对传播学更加深层次的研究。当然，传播学也不可能无边无际，随心所欲，像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箩筐，它应该有自己特定的研究范围、明确的研究指向、独特的理论范畴、自身的学术流变等。但划定范围并不是要束缚手脚，传播学的根系伸得越广，扎得越深，其必然会更加枝繁叶茂，更加稳健茁壮，这就需要我们在各学科之间搭起有效的联系和平台，从研究实际和传播实际出发，去建立稳定的学科体系，尽力实现学科之间的互相支持和配合。同时，传统的传播理论与当下现实世界有些隔膜，理论与现实缺乏深度融合，有的甚至牵强附会。过去的传播理论往往偏重于单向线型的过程描述，而今天的传播身兼双重身份：既是信息生产者又是信息接受者，这种双向互动的局面扩大了研究范围，也必然打破传统的传播理论的学科限制，以加强学科之间的融合和支持。总之，传播学科在中国的合理布局与建构，一方面还需要专家学者拓宽学术视野，进行纵向横向比较，采众学科之长和最新成果，用新的研究视野、用有原创性的教材来带动学科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也需依托各传媒业界、行业部门在实践中、资源上的支持，以期早日促成传播学科稳定的学科体系布局。
其二，中国传播学研究忽视了对传播学应用价值的研究。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作为应用科学，传播学研究应该未雨绸缪，为发现和解决社会传播实践中的一些实际问题而努力，如市场与导向、传媒资源的使用、传媒资本的运作、传媒产业链的配置、媒介集团机制、报刊经营管理模式、数字报业新技术现状与应用、品牌竞争力的提升、收视率、收听率、发行量、媒体的社会责任、非媒体资本进入媒体运作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尤其是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大众传媒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应该如何调整策略和方向，调动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力量形成共同的积极的合力，将是传播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人民大学郭庆光教授认为：“当社会价值、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发生普遍混乱和失衡之际，传播学在将社会环境的其他因素考虑在内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大众信息系统的问题：我们的新闻报道和宣传是否存在着失误和偏差?舆论导向上是否出现了问题?传播媒介在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共识方面应该如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因为在这个方面，大众传播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②这是从新闻传播的现实出发对传播学作用的强调，也激发我们关注并研究传播学的应用价值。在当今信息社会多媒体蓬勃发展的条件下，新媒体尤其是网络对人的影响以及对人类未来的影响，都需要我们深入的研究和判断，都需要我们对现实进行正确的指导，我们已经进入了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我们也正在经历着“人体不断的延伸”，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国的国情下，传播还让我们经历着什么呢?还会让我们经历什么呢?这恐怕都是传播学无法回避的。
其三，中国传播学研究中缺少鲜活多元的研究方法。中国传播学研究主要采用的是西方传播学派的研究方法，如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结构分析、经验—功能主义流派、社会学、符号学、控制论、语用学、精神分析等，而这些理论的诞生，都是和他们学科逻辑发展上的“肯定—否定—肯定—再否定”紧密联系的，是一套一步一步逐步完善发展起来的学科系统。而我们大量的跟风却无视这些学科内部的逻辑联系，跟着西方的理论跑，无视中国自身的传播实际和虽然薄弱的传播研究传统，造成不断的否定和自相矛盾。正如一些学者所言，西方传播研究学派及方法在我国则日益表现出许多对立的现象：有的过度强调定性与定量研究的对立；有的片面强调形式上的“规范化”，遵循死板教条的机械步骤；有些研究者沉迷于“理论”的形式主义，生造大量艰深晦涩的所谓传播“新理论”，一味“玄化”传播学。③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曾认为：“我们的新闻学研究之所以没有真理深度，缺乏理论品位，重要原因是研究方法不规范、不科学。”④实际上，传播学研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方法上，传统的传播研究大多借助于心理学方法和计量方法，而忽视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研究；在研究对象上，要么纠缠于单个案例的分析，而没有一般的归纳和理论的升华，要么是以偏赅全，忽视中国传播环境的复杂性、差异性和丰富性；在研究观念上，夸大西方理论的优越和万能，纠缠于西方的理论而不能自拔，生搬硬套，忽视中国传播环境的实际和中国式传播方法的摸索。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中国制度的特殊性，以及和西方建设目标的差异性，这要求我们既需要汲纳西方的一些研究方法，更需要运用本土的研究方法，并勇于开拓，积极创新，根据中国传播环境的实际，用多元化的方法、严谨的论证来进行研究，以凸显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特点：人文与科技的融合；定性与定量的互补；“传受分离”到“传受合一”；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国际视野与本土实际的整合等。
当今，在现代化“场”的背景下，在数字化进程中，传播学日益走向现代化、国际化、产业化，中国的传播学也应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强劲蓬勃的发展，以形成一套独立的、系统的、科学的话语体系，否则迟早会被“边缘化”或者自我边缘化。那么如何敏捷快速地深化中国传播学的研究呢?我们认为可以从本体论、关系学、学术历程、传媒产业这四个维度出发，加强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拓展分支学科的布局、梳理学科学术发展史，以及推进传媒产业运作。
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薄弱点之一就是没有延伸传播学的内涵以及拓展其外延，有学者言，这是因为理论储备不足或理论勇气有限。此外，传播学研究的视野不够开阔。沟口雄三曾说：“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界一直将与欧美相对峙作为自己文化世界存在的前提。”我们的注意力也始终集中在欧美，而对周围的亚洲诸国则无暇顾及，造成中国知识界的“亚洲意识”。为此，我们要从原先单传西方传播研究向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比较中努力，把西方传播学理论置放在本土及其更为开阔、更为开放的现代化语境的实践“场”中进行思考，进一步就国际视野、展现自我、文化交融、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研究，以便促进一种具有活力的多极化的中国传播学的学科构建。
注释：
①陈力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为〈陈力丹自选集〉写的我的学术经历》。
②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③刘勇：《“想象力”缺失：中国传播学研究反思》，中华传媒网。
④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民族出版社，1999年。
⑤沟口雄三：《“知识共同”的可能性》，《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7月20日。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