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对全球通胀难辞其咎，但我们同样不应忽视内部因素
　　
　　转型期的中国面临养老、保障等一系列压力，中国的养老金未来恐怕存在几万亿元人民币的缺口。
　　“十一五”期间，政府开始增加民生投资，令人深思的是，“十一五”中期与末期，我国均遭遇通胀袭击。当然，我们大可以将责任推到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输入性通胀头上，确实，美元对全球通胀难辞其咎，但我们同样不应忽视内部因素，贫富差距的扩大、政府消费的增加、权贵利益的恶性膨胀，是悬在中国经济头顶的一柄柄利剑。
　　有人说，这些问题都不是真问题，认为中国会破产、中国会恶性通胀的人纯属鼠目寸光。这些人振振有辞地说，别忘了，中国有数万亿的国资，只要上市就可以在证券市场获得起码几倍的溢价，只要把国资拿出10%就可以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养老金缺口神马的，一切都是浮云，只要出售国有资产，一切搞定。
　　说这话的人，忘了前提与边界。
　　国有资产在市场获得高溢价，是民间财富集聚的结果。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天上馅饼，比如上海的徐家汇商城上市，其中的土地、门店等等全部资产在证券市场兑现，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也实现了自然人股东的一本万利，让“余含泪”最终分得红利后不拔一毛成为亿万富翁。
　　这笔财富并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作为中国繁华商业城市的中心商圈，其地产、商铺等等都有市场估值，只要制度转变允许出售资产，有人买单就能套现，而央行最近数年不断发放货币，总有相应的货币与这些资产对应。我们可以想象，比如某家商城净资产100万元，而在市场的估值是200万元，溢价的100万元是投资者对于未来预期的结果。
　　如果这家商城的管理层经营结果是亏损累累，那么溢价的这部分民资彻底被消耗，不仅无法增加社会财富，还掠夺了民财纳入特殊利益阶层、某些国企管理部门的腰包。市场沉没的资金越多，社会效率就越低，社会财富总量就越少，最终政府需要承担的保障压力越大，通胀的压力也就不可扼制。
　　在出售资产过程中，中间环节的滴漏跑冒如同洪水，一根根吸血管道抽走了财富。证券市场层出不穷的关联交易，把上市公司投资者的财富抽到了特定的群体手中。而在财政转移支付中更是屡见不鲜，小小的江西鄱阳县财政局的经济建设股股长李华波，就可以套取9400万元公款逃往境外。财政转移支付效率低下的顽疾，同样可以造成纳税人财富的耗散。
　　根据国资委的数据，截至2009年底，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到53.54万亿，其中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28.13万亿，中央企业资产总额21万亿。如果国有资产百分之百上市，以溢价3倍计，国资总额将达到160万亿元左右。请别忘记，这160万亿元大部分是厂矿等资产，如果国企上市后如徐家汇商城一样，很大一部分财富跑到内部人手中，而未来的赢利前景不明确甚至亏损，事实上是掠夺民财转化为国资而已，无法解决中国的保障难题。
　　兑现国有资产解决中国保障难题，前提是国资赢利能力切实增强、资产分配大体公平，当企业的赢利能力下降而资产不断高价变卖，当国资变卖到了权贵手中，惟一的后果是通胀预期恶化、民众生活恶化。
　　我国一直通过国资变现解决资金难题，如国企上市公司的10%划归社保，以解决社保缺口。这样做将难以为继。
　　典型的例子是，我国地方政府一直靠土地变现支撑地方财政的半壁江山，土地一级市场被垄断起来推向市场，获得越来越高的土地溢价。这些土地溢价有部分进入了地方社保、基建项目，却激发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农民获得的收益根本无法保障老年生活，政府不得不追加大笔投入，而农民上楼、土地变卖之后，常常无法找到就业机会，沦为新的居民保障群体。汪华斌先生感慨老家鄂州新农村拆迁有时竟然是培养贫穷的途径；因为土地卖了，而钱却被搞基本建设了，基本建设过程中跑冒滴漏了，建成之后还不赚钱。
　　笔者总是回想起中国台湾地区的土改，政府大力做农民的工作，让他们不要卖自己的地，等着土地升值收益资产溢价。民众的财富因此而提升，资产收益与城市化的消费提升让农民有就业之路，农村贫困一扫而空，城市不至于成为难民收留处——财留于民、产权清晰、就业有路，才是保障民生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