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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爸是个一点也不像矿工的矿工。
我说这话绝不是吹牛。我爸四十岁以前长得是一表人才，一米七二的个头，白净的脸蛋，说话细声细气的，根本就不像个“炭牯佬”，倒像个教书先生。我堂奶奶只要一与我妈吵架，就会说我妈配不上我爸，说我爸是瞎了眼，找了个不识字又长得黑的女人。
我小学一毕业，就来到我爸身边。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矿里的教育条件要比乡下好，其实另一方面却是我妈的一着妙棋，有点让我潜伏到我爸身边的意思。我每次放寒暑假回到乡下，我妈都要旁敲侧击反复向我打听我爸的一些情况，比如他平常喜欢去哪些阿姨家里玩呀？他的被子是哪个阿姨帮忙拆洗缝补的呀？
我每次都只能含糊其辞。其实，这并不是我爸对我有什么特别交代，只是我爸还真没有什么把柄落在我手里。至于我爸心里有没有什么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我爸很胆小的，说话时，你如果不认真听，或耳朵有些背，你都听不清他到底说些啥。我甚至都没看到过他与哪位阿姨开过带荤的玩笑。
我爸脾气也特好，从不与人争论什么。我从小到大，甚至没有挨过他一次打。这可一点不像我妈，我妈只要脾气一上来，通常是连骂带打，直到我们求饶为止。我爸甚而连砍柴这样的事，也懒得吩咐我去做。我俩偶尔煮饭炒菜（我俩以吃食堂为主），他都是从井下顺便带回一点废旧坑木，晒干劈开当柴火。
只要成绩还过得去，我平时跟什么人玩，玩些什么，我爸一般是不干涉的。即使有段时间，我昏天黑地地看小说、看电视，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二
我爸是个怕死的人。虽然，他在家里从不提起井下的危险话题，但他在工友老乡们面前，只要一沾酒，这句话是经常要复习一下的：井下的事，哪里是人做的事？人都会吓死去！
因为怕死，所以他刚开始参加工作时，一直坚持做小工，守守溜子。虽说工分少，钱赚得不多，但活轻，关键还相对安全。只是后来成家生子，一个人赚钱六个人吃饭，负担重，压力大。他没法子，只好硬着头皮做了大工。
我爸在矿里辗转待过东坑井、回采五区等多个区队。虽说他也有高小文化，却一直是个普通矿工。记忆中，他似乎只代理过一阵子值班长，但因为缺少霸气豪气，镇不住人，而且打架也很不在行，所以只尝了下“当官”的味道，便被免职了。当然，他被免职，我妈的解释却是另外一个版本：你爸这个人，太老实了，也不晓得拍个马屁求个人，一包烟都不舍得给领导抽，还想当值班长？！我妈的解释也许是对的。我爸长年喝一块五毛的“尖庄”酒（后来经济条件稍好，便改喝五块钱的“堆花”酒），抽九毛钱的“瓷都”烟（有段时候还抽六毛钱的“禾河”烟）。只有过年了才咬牙买两包“大前门”待客。这样的低档烟酒，我估计就是厚着脸皮送给领导，领导也不会要的。
做大工是非常危险的。大工就是采煤师傅，是真正的一线火线，是实打实地在阎王殿里讨生活。大热天，我们父子俩赤膊吃饭时，我常看到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有些煤渣深深地嵌进了肉里，怎么擦也擦不掉。有次，他下夜班回来，我甚至突然发现他的两颗门牙不见了。我后来才知道，他出班升井时，还刚迈进了一只脚，提升罐笼就突然启动，他往后一倒，人无大碍，两颗门牙却被磕掉了。自此，他说话就有些漏风，有些含混不清了。
其实，从他做大工开始，我就经常睡不踏实。只要一到他正常下班的时点，却没有看到他的身影，我就忐忑不安。平时，只要一听到救护车的鸣笛，我就胆战心惊，下意识地会去想想他今天上什么班。我甚至多次梦见他在井下被一堆大石头压住了身子，只露出个头，在那里拼命地喊救命。这种滋味，非亲身体会难以言说。
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分配回矿在办公室工作期间，就曾亲历过一次重大井下伤亡事故。救护车的笛声一响，整个矿区都躁动起来了。一个班，井下几百人在作业，涉及到上千家庭。短短时间，整个三井井口广场，黑压压全是人，哭天喊地，凄惨异常。而那天，碰巧我二弟也在井下，我几乎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了井口。而隔老远，就看见我妈也由我四弟搀扶着哭奔而来。此情此景，我眼泪哗地就下来了。
那次，有四位矿工兄弟永远地离开了他们的亲人。
三
我爸的逝去有些突然。据我二弟讲，我爸那天上夜班，不小心弄伤了手指，下班后便去矿职工医院包扎处理。碰巧在医院院内遇到了一位做医生的熟人，两人自然要寒暄几句。末了，这位医生突然想起矿职工医院新购进了一台彩超，便对我爸讲，要不给你打个B超，反正是免费的。我爸是个老胃病，常到他那里做胃镜。
我爸想了一下，反正免费，做就做一下吧。不曾想，这位医生做完后，却对我爸讲：“老李，要不你还是住几天院吧，我给你开张病假条。”
我爸不免有些纳闷，平时想休息几天，找你開个病假条，你总是啰啰嗦嗦，现在倒主动给我开病假条。我爸内心里虽有疑问，却也不好拂人家的好意，便住下了。
医生没跟我爸说实话，却将他的诊断结果告诉了我爸的朋友。我爸的朋友一听，当即叫上几个当时走得近的工友老乡赶到了医院，七嘴八舌地说：“老李，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要想这么多！”
当时，我爸和我妈都瞒着我。待我得到消息赶到医院时，前几天还在井下正常工作的他，此时连上厕所都需要有人扶着了。
1994年农历七月初五，他在地下工作了一辈子，最终又去了地下。
四
说句实在话，凡是有生命危险的职业都不是什么好职业。如果我说矿工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估计广大矿工兄弟不仅会笑话我，甚至会打我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一次全省煤炭工作会议上，我曾亲耳听到一位省领导说过一句有良心的话：“把钱放到井下工作面，叫有些人去拿，他们都未必敢去！”
我爸是矿工，我一直记着，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绘画：李延声
我爸是个一点也不像矿工的矿工。
我说这话绝不是吹牛。我爸四十岁以前长得是一表人才，一米七二的个头，白净的脸蛋，说话细声细气的，根本就不像个“炭牯佬”，倒像个教书先生。我堂奶奶只要一与我妈吵架，就会说我妈配不上我爸，说我爸是瞎了眼，找了个不识字又长得黑的女人。
我小学一毕业，就来到我爸身边。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矿里的教育条件要比乡下好，其实另一方面却是我妈的一着妙棋，有点让我潜伏到我爸身边的意思。我每次放寒暑假回到乡下，我妈都要旁敲侧击反复向我打听我爸的一些情况，比如他平常喜欢去哪些阿姨家里玩呀？他的被子是哪个阿姨帮忙拆洗缝补的呀？
我每次都只能含糊其辞。其实，这并不是我爸对我有什么特别交代，只是我爸还真没有什么把柄落在我手里。至于我爸心里有没有什么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我爸很胆小的，说话时，你如果不认真听，或耳朵有些背，你都听不清他到底说些啥。我甚至都没看到过他与哪位阿姨开过带荤的玩笑。
我爸脾气也特好，从不与人争论什么。我从小到大，甚至没有挨过他一次打。这可一点不像我妈，我妈只要脾气一上来，通常是连骂带打，直到我们求饶为止。我爸甚而连砍柴这样的事，也懒得吩咐我去做。我俩偶尔煮饭炒菜（我俩以吃食堂为主），他都是从井下顺便带回一点废旧坑木，晒干劈开当柴火。
只要成绩还过得去，我平时跟什么人玩，玩些什么，我爸一般是不干涉的。即使有段时间，我昏天黑地地看小说、看电视，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二
我爸是个怕死的人。虽然，他在家里从不提起井下的危险话题，但他在工友老乡们面前，只要一沾酒，这句话是经常要复习一下的：井下的事，哪里是人做的事？人都会吓死去！
因为怕死，所以他刚开始参加工作时，一直坚持做小工，守守溜子。虽说工分少，钱赚得不多，但活轻，关键还相对安全。只是后来成家生子，一个人赚钱六个人吃饭，负担重，压力大。他没法子，只好硬着头皮做了大工。
我爸在矿里辗转待过东坑井、回采五区等多个区队。虽说他也有高小文化，却一直是个普通矿工。记忆中，他似乎只代理过一阵子值班长，但因为缺少霸气豪气，镇不住人，而且打架也很不在行，所以只尝了下“当官”的味道，便被免职了。当然，他被免职，我妈的解释却是另外一个版本：你爸这个人，太老实了，也不晓得拍个马屁求个人，一包烟都不舍得给领导抽，还想当值班长？！我妈的解释也许是对的。我爸长年喝一块五毛的“尖庄”酒（后来经济条件稍好，便改喝五块钱的“堆花”酒），抽九毛钱的“瓷都”烟（有段时候还抽六毛钱的“禾河”烟）。只有过年了才咬牙买两包“大前门”待客。这样的低档烟酒，我估计就是厚着脸皮送给领导，领导也不会要的。
做大工是非常危险的。大工就是采煤师傅，是真正的一线火线，是实打实地在阎王殿里讨生活。大热天，我们父子俩赤膊吃饭时，我常看到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有些煤渣深深地嵌进了肉里，怎么擦也擦不掉。有次，他下夜班回来，我甚至突然发现他的两颗门牙不见了。我后来才知道，他出班升井时，还刚迈进了一只脚，提升罐笼就突然启动，他往后一倒，人无大碍，两颗门牙却被磕掉了。自此，他说话就有些漏风，有些含混不清了。
其实，从他做大工开始，我就经常睡不踏实。只要一到他正常下班的时点，却没有看到他的身影，我就忐忑不安。平时，只要一听到救护车的鸣笛，我就胆战心惊，下意识地会去想想他今天上什么班。我甚至多次梦见他在井下被一堆大石头压住了身子，只露出个头，在那里拼命地喊救命。这种滋味，非亲身体会难以言说。
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分配回矿在办公室工作期间，就曾亲历过一次重大井下伤亡事故。救护车的笛声一响，整个矿区都躁动起来了。一个班，井下几百人在作业，涉及到上千家庭。短短时间，整个三井井口广场，黑压压全是人，哭天喊地，凄惨异常。而那天，碰巧我二弟也在井下，我几乎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了井口。而隔老远，就看见我妈也由我四弟搀扶着哭奔而来。此情此景，我眼泪哗地就下来了。
那次，有四位矿工兄弟永远地离开了他们的亲人。
三
我爸的逝去有些突然。据我二弟讲，我爸那天上夜班，不小心弄伤了手指，下班后便去矿职工医院包扎处理。碰巧在医院院内遇到了一位做医生的熟人，两人自然要寒暄几句。末了，这位医生突然想起矿职工医院新购进了一台彩超，便对我爸讲，要不给你打个B超，反正是免费的。我爸是个老胃病，常到他那里做胃镜。
我爸想了一下，反正免费，做就做一下吧。不曾想，这位医生做完后，却对我爸讲：“老李，要不你还是住几天院吧，我给你开张病假条。”
我爸不免有些纳闷，平时想休息几天，找你開个病假条，你总是啰啰嗦嗦，现在倒主动给我开病假条。我爸内心里虽有疑问，却也不好拂人家的好意，便住下了。
医生没跟我爸说实话，却将他的诊断结果告诉了我爸的朋友。我爸的朋友一听，当即叫上几个当时走得近的工友老乡赶到了医院，七嘴八舌地说：“老李，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要想这么多！”
当时，我爸和我妈都瞒着我。待我得到消息赶到医院时，前几天还在井下正常工作的他，此时连上厕所都需要有人扶着了。
1994年农历七月初五，他在地下工作了一辈子，最终又去了地下。
四
说句实在话，凡是有生命危险的职业都不是什么好职业。如果我说矿工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估计广大矿工兄弟不仅会笑话我，甚至会打我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一次全省煤炭工作会议上，我曾亲耳听到一位省领导说过一句有良心的话：“把钱放到井下工作面，叫有些人去拿，他们都未必敢去！”
我爸是矿工，我一直记着，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绘画：李延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