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在中共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中共资兴县委书记杨明等地县领导的陪同下，来到资兴县（市）滁口公社（镇）调研资兴林业工作。在长达7天的调研时间里，张平化走遍了滁口的山山水水，走访了滁口的千家万户，写下了上万字的《滁口林区调查报告》。

确定山林所有权

　　资兴是湖南重点林业县，而滁口又是资兴重点林区。当时受“大跃进”“一平二调”“共产风”影响，林业生产出现瞎指挥，木材采伐放“卫星”、提出的口号是：大砍伐.大流送，大放排，大造林。木材只顾砍，不顾运。上万立方米的木材丢在山里，沉在河里，埋在沙滩里。张平化徒步林区看见到处是丢弃的木材，而且大多已腐朽时，痛心疾首地对陪同领导说：“这是吃了祖宗饭，造子孙孽。”
　　在调查中，张平化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上面压高帽子，下面公社、大队（村）、生产队（组）山林所有权又不明确，山林谁都可以管，但谁又管不到，而砍伐谁都可以砍。对此，张平化迅速作出指示：“暂停砍伐，迅速确定山林所有权。”
　　根据张平化的指示，滁口南部等6个公社迅速制定了“封山育林、护林防火，制止乱砍滥伐”等“乡规民约”，民主选举了清山划界委员会，组织了群众性的清山划界工作，使资兴的山林所有权得以长期固定下来，砍伐风也得到有效制止。

主动拜见“大右派”

　　张平化来滁口调研时，恰好一个大作家、大人物魏东明，被划成“右派”，正下放在滁口林场接受“劳动改造”，但挂了个副场长职务。
　　魏东明，浙江绍兴人。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曾任过中央党校教师、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湖南大学）副院长、湖南省文联主席等职。
　　我的父亲（时任滁口公社党委书记）把张平化到了滁口的消息告诉魏老，问魏老是否去见一见。魏老沉默了一会儿说：“小陈啊，我与平化在延安时就认识，但现在我这种身份，怎么好去见他呢？”
　　父亲又把魏老在滁口林场的事向张平化作了汇报.没想到张平化立马要去拜见魏老。当时陪同的一位领导提醒说：“魏东明现在是一个‘大右派’，现在去看他好吗？”张平化答：“魏老在延安中央宣传部时，我在120师宣传部当部长，我作为学員，常听魏老在‘抗大’讲课，他是老师，我是学生，岂有学生不拜见老师的道理。魏老很有水平，他写的《回忆延安整风运动》等文章，很有影响力，毛主席也很欣赏。”
　　在林场，张平化和魏东明促膝交谈长达两个多小时，临走时，对我父亲和滁口林场李场长反复交待：“一定要照顾好魏老的生活起居.不要安排做体力活。”魏东明在滁口林场一年多时间，写了纪实散文《滁口林场记事》，被收入湖南省30年优秀散文选。

写下《滁口林区调查报告》

　　据我父亲回忆，张平化在滁口轻车简从搞调查，一行共10余人，时任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和资兴县委书记杨明，也没有全程陪同，时间是一个星期左右。其间，他们全部住在公社办公楼二楼，郴州公安处和资兴公安局各派了一名警察负责保卫。
　　张平化白天爬山涉水看山林，走村入户访贫问苦，晚上戴着老花眼镜挑灯（电力不稳。用汽油灯）写调查报告，在这里，他写出了《滁口林区调查报告》，对山林所有权、林业管理体制、林区营业方针、国有林场的经营管理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报告上报后，得到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的充分肯定。
　　资兴县委为落实《滁口林区调查报告》精神，以红头文件印发了《关于林业生产“六定包干制”初步方案的通知》，使资兴的林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
　　1962年11月，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陈郁，中南局林业局局长唐亚之也来到滁口林区调研林业工作，陈郁对陪同的地、县、社领导指出：林业生产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农、林、牧、副相结合的方针。林业生产以营林为主，结合采伐为辅，少砍多造，加强植树造林，严格控制采伐。
　　张平化采到滁口视察林区，对资兴林业生产的发展，明确山林权属、保护森林资源等重大问题予以了指导，特别是对南部6个公社青山绿水植被的保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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