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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自1996年起，我国确定每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为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多年来，安全教育的主题总会伴随着社会热点的变化年年更新。今年的主题是“强化安全意识，提升安全素养”。不言而喻，这也将成为一个时期内各级教育部门做好该项工作的着力点。
中小学生安全工作的责任重于泰山，因为它涉及亿万家庭的生活幸福，关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相关资料显示，全国中小学生每年约有1.6万人非正常死亡，安全事故已成为14岁以下少年儿童的“第一杀手”。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生安全教育与安全管理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李雯介绍：多年来，交通事故和溺水在全国中小学生的死亡事故中一直占较大比例。近几年，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人数总体有所下降，办学条件的改善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拥挤踩踏、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的发生，而斗殴和食物中毒却有抬头趋势，特别是社会人员进校伤害学生、性侵及学生自杀事件的逐渐凸显，均引发民众的强烈关注。
呼吁健全校园性侵的防治机制
2014年两会期间，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崔向群等6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呼吁国家出台防治校园性骚扰和性侵害的法规。崔向群作为一名中科院院士，之所以关注到校园性侵害问题，源自两会前收到的一份电子邮件，发件人是河南信阳师范学院的大四女生郭晶。
郭晶在寒假期间和伙伴们上网征集校园性侵案件，汇总结果表明，仅2013年1月至8月，国内主流媒体披露的校园性侵案件就有112起，其中31起的施害者是学校的教职人员。 “可能还有施害者没有被揭发出来”，郭晶震惊之余，征集到各地上百名女大学生、女高中生的签名，共同恳请人大代表们，在全国两会上能提交关于防治校园性侵的建议。
崔向群用行动做出了以上回应。她说，未成年的女孩子一旦遭到教职员工的性侵，所带来的后遗症可能会影响一生。“有的女孩子遭到校园性侵，不知道该向谁求助，因为学校缺乏一个完善的保护学生免受性骚扰和性侵害的预防和求助机制。”在她看来，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主要针对的是事后惩治，但“防治性侵害的预先防范应当放在事后惩治之前，防比惩更重要”。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制定的《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首次将“性侵害”和自然灾害、校园暴力等一起列入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范畴。然而，“由于中小学的性教育与性别教育严重缺失，对性侵害的防范措施基本没有”。崔向群认为，在校园里发生性侵未成年人的事件，学校有着首要责任。除依法惩治施害者外，校方因行为不当导致的失职应如何担责，目前的法律还不够明确。“怎么防范，不妨学学国外的做法，定期或不定期举办一些类似人身防护的培训班。”崔向群曾在德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在她工作的地方就有这样的课程，免费向社会开放，谁有时间都可以去学习。崔向群建议，防治校园性侵害是跨部门合作的事，包括教育、公安、司法等部门，以及有资质、有能力的社会组织合作，共同推进校园性侵害的防范和预警机制建设。
必须摒弃扭曲的师生关系
2014年3月中旬，湖南省体操运动学校正副校长因猥亵多名年幼女学生被刑拘的消息，经主流媒体曝光后持续发酵。据知情者称，此事并非新近发生。该校的50多名学生在9～12岁之间，有些学生的父母长期在外工作。该校曾以培养出刘璇、李小鹏等体操名将而远近闻名。如今，多名女生的不幸遭遇，使这个熠熠生辉的“奥运冠军摇篮”蒙上了阴影。事发后，涉事校却几乎噤声。这种“捂盖子”的处理方式，显然是将众多学生继续置于不确定的风险中。
这起发生在体校的性侵事件，无论是不是偶发的个案，都应从杜绝这类悲剧重演的视角，予以最大限度地剖析。
首先是体校的封闭式管理，看似严格的安全护卫方式，客观上为性侵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气氛压抑，学生心理处于弱势，因而极易受到伤害；举证难，缺乏必要的监控证据和证人举证，学生的证言容易形成孤证。凡此种种都提醒我们，体育界传统的闭门授业模式，有必要在技术层面做出人性化的改变。
其次是体育圈内那种独特的师徒关系结构。体校的教练与学员之间不是权利平等的师生，而是“一方支配、一方服从”的师徒。在这样的秩序内，师父不仅拥有安排徒弟日常生活的资格，还掌握着向上推荐“苗子”的权限。于是，师父为所欲为、徒弟唯唯诺诺，就有可能成为常态。
在青少年的体育训练中，多数时候还是“大人决定着小孩的命运”，往往不以公开、明确的竞争实现优胜劣汰。那些“听话的小孩”更易获得好评，而个性鲜明、拒不配合的小孩常受到打压。体育圈教练与学员之间的恩怨情仇，很多就起因于徒弟“挑衅”了师父的权威。体校女生被性侵，同样体现了校方所提倡的“绝对支配与绝对服从”的畸形的体校文化。
2013年，教育部回应几起性侵学生的恶性案件时，要求对教师中的败类坚持“零容忍”。然而，发生在体校的这起性侵，如果以社会影响不好为由，拒绝公布涉嫌犯罪的教职员的信息，就很有可能使封闭式管理延续下去，也会让蒙在鼓里的学生家长无法有效维护自己孩子的权益，更不能引起行政部门对孩子安全教育的反思。
只有改变传统的管理方式和教育思维，使教练和学员不再是扭曲的不对等、不文明的师徒关系，那些学生的境况才会有更多改善。有关部门当以此为戒，严格师资队伍的师德及法治约束，以重拾学生、家长和社会的信任。
安全教育要立足学生视角
安全防范和安全教育无疑需要全面布局和综合治理，不应忽视任何一个细节。而要提升安全素养的高度，用李雯的话说，“需要日积月累的公民教育，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帮扶和补位，共同守好学生安全的防线”。
为使安全教育常态化，北京陈经纶中学努力践行“教育时时有”的口号。校长助理于永强表示，学校的安全教育从多方面入手，包括每周一学校会对学生进行不同主题的教育；每周每班轮流值班，让学生直接参与学校的安全管理工作；邀请朝阳区法院法官来校进行案例分析的讲座；住校学生定期进行疏散演习等。
“学校的安全教育既针对意外伤害，也注重心理健康安全的建设。”于永强介绍，他们学校每班都设有心理委员，通过专业培训使他们既可随时关注同学的变化，又能成为相关知识讲解员。节假日期间，鼓励学生了解家长的职业生涯，进而逐步完成自己的职业规划，同时增强亲子沟通，疏解学生的紧张和厌学心理。
2014年3月初，教育部下发的《中小学幼儿园应急疏散演练指南》明确指出，中小学校每月至少开展一次应急疏散演练，幼儿园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应急疏散演练；让师生知道：地震、火灾等灾害留给中小学生的逃生时间分别是2分钟和3分钟；要求学校通过经常性的演练，逐步达到这个设定的目标（在两三分钟内安全疏散）。
应急疏散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然而却没有得到许多参加过演练学生的真正重视，如在这个过程多数学生不严肃，甚至嘻嘻哈哈。李雯分析，因为这样的演练在一些学校还不是常态，甚至当成了“特殊活动”。只有真正将科学疏散变成一种习惯，比如经常通过每日出操进行强化训练，才可能在遇到突发事件时有效应对。
每一次说到安全教育的话题或分析发生危险的原因时，许多人都会归咎于“安全意识淡薄”。李雯认为，“安全意识淡薄”有多种表现，比如对危险不敏感、高估自己的能力，对约束和限制事件不以为然，或没有将事件本身与生命安全挂钩等。强化安全意识不能只是一句口号。过马路时，你是否不顾及红灯？入住宾馆，你是否看过门背后的逃生通道示意图？李雯强调，任何伤亡事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它与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管理不善和环境因素息息相关。而只有强化安全意识，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灾难临头。
现实是，学校现有的安全教育模式离社会期待的效果还有明显的差距。如何能让学生听得进去，以收到更好的安全教育效果？李雯呼吁“要立足于学生视角，教育内容和方式要让学生喜欢，符合他们的年龄特点，而不仅是看宣传片、听报告之类。要把安全教育作为考核学校的重要指标和学生的必修科目”。
陈经纶中学的安全教育模式是让学生动手实践和进入情景。比如在学校组织的人生远足项目中，学生能通过实际体验发现自我管理、自我保护以及同学互助的重要性。于永强说：“只是有时候学校的资源有限，想要完成系统的、专业的安全教育并不容易。”
眼下比较权威的《学校安全工作实用读本》（国家督学郑增仪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也指出中小学安全教育中还存在“无米之炊”这样一个突出短板。不少教师也承认自己比较缺乏安全教育的知识和技能，尤其缺乏应对网络迷恋、心理忧郁、食品安全以及自然灾害等安全教育方面的解决能力。这对目前师范教育的课程改革应该是一种提示。
（责编 子 君）
自1996年起，我国确定每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为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多年来，安全教育的主题总会伴随着社会热点的变化年年更新。今年的主题是“强化安全意识，提升安全素养”。不言而喻，这也将成为一个时期内各级教育部门做好该项工作的着力点。
中小学生安全工作的责任重于泰山，因为它涉及亿万家庭的生活幸福，关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相关资料显示，全国中小学生每年约有1.6万人非正常死亡，安全事故已成为14岁以下少年儿童的“第一杀手”。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生安全教育与安全管理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李雯介绍：多年来，交通事故和溺水在全国中小学生的死亡事故中一直占较大比例。近几年，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人数总体有所下降，办学条件的改善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拥挤踩踏、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的发生，而斗殴和食物中毒却有抬头趋势，特别是社会人员进校伤害学生、性侵及学生自杀事件的逐渐凸显，均引发民众的强烈关注。
呼吁健全校园性侵的防治机制
2014年两会期间，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崔向群等6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呼吁国家出台防治校园性骚扰和性侵害的法规。崔向群作为一名中科院院士，之所以关注到校园性侵害问题，源自两会前收到的一份电子邮件，发件人是河南信阳师范学院的大四女生郭晶。
郭晶在寒假期间和伙伴们上网征集校园性侵案件，汇总结果表明，仅2013年1月至8月，国内主流媒体披露的校园性侵案件就有112起，其中31起的施害者是学校的教职人员。 “可能还有施害者没有被揭发出来”，郭晶震惊之余，征集到各地上百名女大学生、女高中生的签名，共同恳请人大代表们，在全国两会上能提交关于防治校园性侵的建议。
崔向群用行动做出了以上回应。她说，未成年的女孩子一旦遭到教职员工的性侵，所带来的后遗症可能会影响一生。“有的女孩子遭到校园性侵，不知道该向谁求助，因为学校缺乏一个完善的保护学生免受性骚扰和性侵害的预防和求助机制。”在她看来，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主要针对的是事后惩治，但“防治性侵害的预先防范应当放在事后惩治之前，防比惩更重要”。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制定的《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首次将“性侵害”和自然灾害、校园暴力等一起列入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范畴。然而，“由于中小学的性教育与性别教育严重缺失，对性侵害的防范措施基本没有”。崔向群认为，在校园里发生性侵未成年人的事件，学校有着首要责任。除依法惩治施害者外，校方因行为不当导致的失职应如何担责，目前的法律还不够明确。“怎么防范，不妨学学国外的做法，定期或不定期举办一些类似人身防护的培训班。”崔向群曾在德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在她工作的地方就有这样的课程，免费向社会开放，谁有时间都可以去学习。崔向群建议，防治校园性侵害是跨部门合作的事，包括教育、公安、司法等部门，以及有资质、有能力的社会组织合作，共同推进校园性侵害的防范和预警机制建设。
必须摒弃扭曲的师生关系
2014年3月中旬，湖南省体操运动学校正副校长因猥亵多名年幼女学生被刑拘的消息，经主流媒体曝光后持续发酵。据知情者称，此事并非新近发生。该校的50多名学生在9～12岁之间，有些学生的父母长期在外工作。该校曾以培养出刘璇、李小鹏等体操名将而远近闻名。如今，多名女生的不幸遭遇，使这个熠熠生辉的“奥运冠军摇篮”蒙上了阴影。事发后，涉事校却几乎噤声。这种“捂盖子”的处理方式，显然是将众多学生继续置于不确定的风险中。
这起发生在体校的性侵事件，无论是不是偶发的个案，都应从杜绝这类悲剧重演的视角，予以最大限度地剖析。
首先是体校的封闭式管理，看似严格的安全护卫方式，客观上为性侵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气氛压抑，学生心理处于弱势，因而极易受到伤害；举证难，缺乏必要的监控证据和证人举证，学生的证言容易形成孤证。凡此种种都提醒我们，体育界传统的闭门授业模式，有必要在技术层面做出人性化的改变。
其次是体育圈内那种独特的师徒关系结构。体校的教练与学员之间不是权利平等的师生，而是“一方支配、一方服从”的师徒。在这样的秩序内，师父不仅拥有安排徒弟日常生活的资格，还掌握着向上推荐“苗子”的权限。于是，师父为所欲为、徒弟唯唯诺诺，就有可能成为常态。
在青少年的体育训练中，多数时候还是“大人决定着小孩的命运”，往往不以公开、明确的竞争实现优胜劣汰。那些“听话的小孩”更易获得好评，而个性鲜明、拒不配合的小孩常受到打压。体育圈教练与学员之间的恩怨情仇，很多就起因于徒弟“挑衅”了师父的权威。体校女生被性侵，同样体现了校方所提倡的“绝对支配与绝对服从”的畸形的体校文化。
2013年，教育部回应几起性侵学生的恶性案件时，要求对教师中的败类坚持“零容忍”。然而，发生在体校的这起性侵，如果以社会影响不好为由，拒绝公布涉嫌犯罪的教职员的信息，就很有可能使封闭式管理延续下去，也会让蒙在鼓里的学生家长无法有效维护自己孩子的权益，更不能引起行政部门对孩子安全教育的反思。
只有改变传统的管理方式和教育思维，使教练和学员不再是扭曲的不对等、不文明的师徒关系，那些学生的境况才会有更多改善。有关部门当以此为戒，严格师资队伍的师德及法治约束，以重拾学生、家长和社会的信任。
安全教育要立足学生视角
安全防范和安全教育无疑需要全面布局和综合治理，不应忽视任何一个细节。而要提升安全素养的高度，用李雯的话说，“需要日积月累的公民教育，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帮扶和补位，共同守好学生安全的防线”。
为使安全教育常态化，北京陈经纶中学努力践行“教育时时有”的口号。校长助理于永强表示，学校的安全教育从多方面入手，包括每周一学校会对学生进行不同主题的教育；每周每班轮流值班，让学生直接参与学校的安全管理工作；邀请朝阳区法院法官来校进行案例分析的讲座；住校学生定期进行疏散演习等。
“学校的安全教育既针对意外伤害，也注重心理健康安全的建设。”于永强介绍，他们学校每班都设有心理委员，通过专业培训使他们既可随时关注同学的变化，又能成为相关知识讲解员。节假日期间，鼓励学生了解家长的职业生涯，进而逐步完成自己的职业规划，同时增强亲子沟通，疏解学生的紧张和厌学心理。
2014年3月初，教育部下发的《中小学幼儿园应急疏散演练指南》明确指出，中小学校每月至少开展一次应急疏散演练，幼儿园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应急疏散演练；让师生知道：地震、火灾等灾害留给中小学生的逃生时间分别是2分钟和3分钟；要求学校通过经常性的演练，逐步达到这个设定的目标（在两三分钟内安全疏散）。
应急疏散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然而却没有得到许多参加过演练学生的真正重视，如在这个过程多数学生不严肃，甚至嘻嘻哈哈。李雯分析，因为这样的演练在一些学校还不是常态，甚至当成了“特殊活动”。只有真正将科学疏散变成一种习惯，比如经常通过每日出操进行强化训练，才可能在遇到突发事件时有效应对。
每一次说到安全教育的话题或分析发生危险的原因时，许多人都会归咎于“安全意识淡薄”。李雯认为，“安全意识淡薄”有多种表现，比如对危险不敏感、高估自己的能力，对约束和限制事件不以为然，或没有将事件本身与生命安全挂钩等。强化安全意识不能只是一句口号。过马路时，你是否不顾及红灯？入住宾馆，你是否看过门背后的逃生通道示意图？李雯强调，任何伤亡事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它与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管理不善和环境因素息息相关。而只有强化安全意识，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灾难临头。
现实是，学校现有的安全教育模式离社会期待的效果还有明显的差距。如何能让学生听得进去，以收到更好的安全教育效果？李雯呼吁“要立足于学生视角，教育内容和方式要让学生喜欢，符合他们的年龄特点，而不仅是看宣传片、听报告之类。要把安全教育作为考核学校的重要指标和学生的必修科目”。
陈经纶中学的安全教育模式是让学生动手实践和进入情景。比如在学校组织的人生远足项目中，学生能通过实际体验发现自我管理、自我保护以及同学互助的重要性。于永强说：“只是有时候学校的资源有限，想要完成系统的、专业的安全教育并不容易。”
眼下比较权威的《学校安全工作实用读本》（国家督学郑增仪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也指出中小学安全教育中还存在“无米之炊”这样一个突出短板。不少教师也承认自己比较缺乏安全教育的知识和技能，尤其缺乏应对网络迷恋、心理忧郁、食品安全以及自然灾害等安全教育方面的解决能力。这对目前师范教育的课程改革应该是一种提示。
（责编 子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