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平衡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之间的关系，一直就是一道带有动态意味的变量函数题。在穿越1980年代“物价闯关”，1990年代经济软着陆，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三个历史三峡的峡口之后，我国政府积累了宝贵经验。时至2011年，物价又几欲起飞，在中央提出要特别重视保障民生的大政策之下，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干预手段，也就决定了我国在通过2011年新峡口时的路径与方式。
　　上周最具有指标意义的政府干预举动，来自于北京市政府为稳定终端菜价，所提出的“参股”农贸市场。4月29日《北京晚报》报道称，“北京市将采取政府对社区菜市场产权收购和参资入股的形式，从根本上解决政府对蔬菜零售终端控制力问题，以稳定菜价。将来每区拟计划政府参股10家菜市场，收购5家，具体将由各区县根据实际情况来安排。”
　　对于市井百姓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清晰的信号——政府在延展“菜篮子”工程时，也将时下的通胀局面考虑进来，力争通过政府干预，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设立一个流通领域的价格伸缩空间，通过政府参与的成本压缩，使居民基本生活跑赢通胀，避免出现因价格波动所造成的菜贱伤农，或是菜贵伤民。
　　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对于整个市场存量来说，这样的政府干预如果想要发挥显著作用，所需要继续打出的“组合拳”还有很多。5月3日《新世纪周刊》的调查报道称，“在菜贱伤农与菜贵伤民之间，流通环节固然推高了蔬菜价格，但并不是罪魁祸首”，即使是很多学者所推崇的农超对接模式，仍然需要经历集中收购、长距离运输到消费地市场，然后再零售。
　　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报道称去年下半年以来，因为蔬菜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一些地方开始对蔬菜种植进行补贴。经过三个月至半年的生长周期，目前补贴蔬菜陆续上市，供大于求的严峻形势，使原有的季度性价格回落变得更为明显。
　　其实一补就跌这样的事，在1990年代的粮食改革、2007年的生猪价格变动等问题上已经反映得比较明显。当时甚至有一位养猪户亲口告诉笔者，相比较获得补贴，他更希望政府加强对生猪的检疫监管，因为生猪价格变动有可以控制的周期，但疫情所造成的生猪非正常死亡却会扰乱现有的价格形成机制——而这才是养猪户最为担心的。
　　在复杂的价格波动周期之下，如何能通过补贴稳定物价，又能防止补贴的副作用——商品价格快速下滑，物价再度不稳定，这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此看来，参股农贸市场只能作为政府干预这盘大棋中的第一步。
　　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述的养猪户所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政府干预在食品安全检测问题上的“失灵”。
　　《华西都市报》5月3日报道称，“瘦肉精”已经成为运动员心中驱之不散的阴霾（食用含“瘦肉精”猪肉可造成尿检阳性）。教练们不仅要懂体育，还要懂猪肉，要了解哪些猪肉能吃，哪些不能吃。正在南京举行的射击比赛中，运动员食堂干脆取消了一切与猪肉有关的菜谱。而天津、四川等有条件的运动队，干脆自办养猪场，让队员吃上放心猪肉。
　　5月1日的《新京报》，则引述了一段政协委员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负责人之间的对话，以凸显政府干预在食品监管问题上的缝隙。
　　从历史的眼光平心而论，我国各级政府在近三十年来的食品保障领域所作出的贡献自不待言，当下政府在食品安全环节上的监管薄弱局面，也存在深刻的发展惯性——1990年代蔬菜产量持续增加，各地农贸市场奇缺，为在短期内解决这一突出矛盾，中央提出农贸市场建设“谁投资、谁受益”，随即农贸市场遍地开花。但碍于市场的管理权属问题，政府部门在市场内的食品安全检测，也就以市场自检为准。市场自检又限于成本考量，自然难免挂一漏万。
　　这也正是政府参股农贸市场这一干预举动的想象空间——政府参股，政府检测，让老百姓挎上既实惠、又放心的菜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