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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兴》这部小说主要写了来自农村的刘高兴等人，去城市打工生活的拾荒命运。作品通过描写乞丐、农民工、妓女等城市底层人群，来揭示普通人在城市中艰难生活的共同点。贾平凹在着墨这一群人的时候，重点构建刘高兴的形象，并深刻地剖析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所面临的那份无奈与尴尬，从而使得这个形象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反思色彩。
关键词：贾平凹 刘高兴 现实意义
作为一个典型，刘高兴形象区别于老舍笔下的祥子，更区别于鲁迅笔下的阿Q，更不同于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不甘平庸的他有着扎根大城市的梦想。他身上透露的内在潜质具有强烈的城市气息，他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和他对城市的认识已经不同于其他同类人。贾平凹在关注农民进城之后的生活状况以及精神状态后，构建了刘高兴这样一个人物。这个典型不仅寄托了作家对像刘高兴这类人的同情与可怜，也无情地对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揭示与批判。此外，贾平凹所感慨的不单单是刘高兴一个人，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在这部作品的创作上，贾平凹的文学理想有了新的突破。他用朴实的语言描写了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了苦难和孤独，更多的是让我们看到了刘高兴那种涤荡读者心灵的品质。
正像文本中说的，“我说不来我为什么就对西安有那么的向往”[1] 。刘高兴有着一个想成为西安人的梦想，他的形象也呈现出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在理想中，刘高兴渴望拥有城市身份，带着五福一起富裕，凭借着自己的乐观态度努力使自己成为城市人，在一起收破烂的过程中，刘高兴身上处处书写着重情仗义四个字，他不愿意看到五富受人欺负，无论闯什么祸，刘高兴都会帮他。
刘高兴不但重情义，而且惜爱情。面对孟夷纯的身世、经历，刘高兴依旧会执著地去追求，义无反顾地给予她帮助，虽然孟夷纯是妓女，但她做妓女是生活所逼。在当今社会，有谁能真正做到去关心帮助一个妓女呢，即使她有再多的无奈，再多的迫不得已。更多的人还是选择谩骂、鄙夷和嘲讽。而刘高兴却有一颗善良的心，他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他的所作所为对于当下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他既像是农民，又像是城市人，因而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合理的定位，自我身份得不到确定。这种矛盾的形象反映了当下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身份定位、失落以及无奈的尴尬。正如评论者韩鲁华说：“乡下人在城市的历史进程中，丢掉的不仅仅是土地，还有他们的城市或者农民身份，也丢掉了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刘高兴的形象不仅典型而且另类，他代表的是一类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当下，农民“底层问题”正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凸显出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必将让人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心态之中，贾平凹正是站在浮躁的社会里，用一颗冷静的头脑叙述着最平凡的事，呼吁重视对底层群体的人性关怀。
一个进城的打工者，为了得到大城市的入场券，付出着，委屈着，眼神里充满了对关怀与尊重的渴望。但积极的心态使刘高兴不再有对城市的敬畏和精神上的压抑感，进入城里后，这样的心里平衡还能继续延续下去吗？拾荒者是与垃圾为伍的城市最底层，当他们无法承受来自城市的漠视与压制时，贾平凹给予他们的是一种精神的救赎，尽管这种救赎更多的是作家的一厢情愿，但这份善意和情怀却是无法忽视和抹杀的。面对城市化所带来的负面存在时，无论是农民进城，底层叙事，还是非虚构写作，一旦涉及城乡，其核心批判指向都集中在城市对乡村、乡村人的改造与毁坏上，批判的方式也大都是展现激烈的城乡冲突，追问与诘难最终只停留在城市和城市化本身。无论怎么样，刘高兴等人是这个社会的必然牺牲品。
《高兴》这部小说从另一个侧面呼吁人们关注底层人民。作为城市化进程的牺牲品，农民工应该以何种方式融入城市，这个问题值得人们探究与深思。倘若没有他们最初对勤劳务实的那份坚持，何来今天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现如今和刘高兴一样的人比比皆是，每当看到新闻媒体对那些拾荒老人的报道后，我内心都无比难过，街头拾荒者随处可见，为了基本的温饱，为了最起码的生计，他们游走在大街小巷，苟活在繁华都市的各个角落。究竟是因为大众人性的缺失，还是政府体制的欠缺，我们需予以深思。
小说结束了，刘高兴等人也都有了各自的归宿，生活依然在继续，刘高兴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去不去韦达的公司，我也会呆在城市，遗憾五富死了，再不能作伴。”[2]刘高兴依然选择留在这个城市，永远不断地为了自己能够获得城市人的名片而奋斗，拼搏。在以后的生活里，他可能还会遇到更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不幸的遭遇，但只要为心中的梦想而活，脚踏实地，一切都是值得的！高贵的灵魂总会令人尊敬，刘高兴的典型形象极具现实意义，他身上的那种正能量、真情感，会引导人们收起自私与冷漠，充实自己，关爱他人。同时政府也要不断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让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那些弱势群体，在平凡的岗位上，享受应得的报酬与应有的尊重。
参考文献：
[1]贾平凹.高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2]丹萌.贾平凹透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王稳苗，男，宝鸡文理学院学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贾平凹 刘高兴 现实意义
作为一个典型，刘高兴形象区别于老舍笔下的祥子，更区别于鲁迅笔下的阿Q，更不同于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不甘平庸的他有着扎根大城市的梦想。他身上透露的内在潜质具有强烈的城市气息，他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和他对城市的认识已经不同于其他同类人。贾平凹在关注农民进城之后的生活状况以及精神状态后，构建了刘高兴这样一个人物。这个典型不仅寄托了作家对像刘高兴这类人的同情与可怜，也无情地对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揭示与批判。此外，贾平凹所感慨的不单单是刘高兴一个人，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在这部作品的创作上，贾平凹的文学理想有了新的突破。他用朴实的语言描写了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了苦难和孤独，更多的是让我们看到了刘高兴那种涤荡读者心灵的品质。
正像文本中说的，“我说不来我为什么就对西安有那么的向往”[1] 。刘高兴有着一个想成为西安人的梦想，他的形象也呈现出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在理想中，刘高兴渴望拥有城市身份，带着五福一起富裕，凭借着自己的乐观态度努力使自己成为城市人，在一起收破烂的过程中，刘高兴身上处处书写着重情仗义四个字，他不愿意看到五富受人欺负，无论闯什么祸，刘高兴都会帮他。
刘高兴不但重情义，而且惜爱情。面对孟夷纯的身世、经历，刘高兴依旧会执著地去追求，义无反顾地给予她帮助，虽然孟夷纯是妓女，但她做妓女是生活所逼。在当今社会，有谁能真正做到去关心帮助一个妓女呢，即使她有再多的无奈，再多的迫不得已。更多的人还是选择谩骂、鄙夷和嘲讽。而刘高兴却有一颗善良的心，他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他的所作所为对于当下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他既像是农民，又像是城市人，因而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合理的定位，自我身份得不到确定。这种矛盾的形象反映了当下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身份定位、失落以及无奈的尴尬。正如评论者韩鲁华说：“乡下人在城市的历史进程中，丢掉的不仅仅是土地，还有他们的城市或者农民身份，也丢掉了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刘高兴的形象不仅典型而且另类，他代表的是一类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当下，农民“底层问题”正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凸显出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必将让人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心态之中，贾平凹正是站在浮躁的社会里，用一颗冷静的头脑叙述着最平凡的事，呼吁重视对底层群体的人性关怀。
一个进城的打工者，为了得到大城市的入场券，付出着，委屈着，眼神里充满了对关怀与尊重的渴望。但积极的心态使刘高兴不再有对城市的敬畏和精神上的压抑感，进入城里后，这样的心里平衡还能继续延续下去吗？拾荒者是与垃圾为伍的城市最底层，当他们无法承受来自城市的漠视与压制时，贾平凹给予他们的是一种精神的救赎，尽管这种救赎更多的是作家的一厢情愿，但这份善意和情怀却是无法忽视和抹杀的。面对城市化所带来的负面存在时，无论是农民进城，底层叙事，还是非虚构写作，一旦涉及城乡，其核心批判指向都集中在城市对乡村、乡村人的改造与毁坏上，批判的方式也大都是展现激烈的城乡冲突，追问与诘难最终只停留在城市和城市化本身。无论怎么样，刘高兴等人是这个社会的必然牺牲品。
《高兴》这部小说从另一个侧面呼吁人们关注底层人民。作为城市化进程的牺牲品，农民工应该以何种方式融入城市，这个问题值得人们探究与深思。倘若没有他们最初对勤劳务实的那份坚持，何来今天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现如今和刘高兴一样的人比比皆是，每当看到新闻媒体对那些拾荒老人的报道后，我内心都无比难过，街头拾荒者随处可见，为了基本的温饱，为了最起码的生计，他们游走在大街小巷，苟活在繁华都市的各个角落。究竟是因为大众人性的缺失，还是政府体制的欠缺，我们需予以深思。
小说结束了，刘高兴等人也都有了各自的归宿，生活依然在继续，刘高兴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去不去韦达的公司，我也会呆在城市，遗憾五富死了，再不能作伴。”[2]刘高兴依然选择留在这个城市，永远不断地为了自己能够获得城市人的名片而奋斗，拼搏。在以后的生活里，他可能还会遇到更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不幸的遭遇，但只要为心中的梦想而活，脚踏实地，一切都是值得的！高贵的灵魂总会令人尊敬，刘高兴的典型形象极具现实意义，他身上的那种正能量、真情感，会引导人们收起自私与冷漠，充实自己，关爱他人。同时政府也要不断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让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那些弱势群体，在平凡的岗位上，享受应得的报酬与应有的尊重。
参考文献：
[1]贾平凹.高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2]丹萌.贾平凹透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王稳苗，男，宝鸡文理学院学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