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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的商业想法加上强大的资本，正在改变大理的样貌。人流的增长、过度的开发，给这个青山绿水之地带来了不可逆的负面改变。当初为了逃离都市的人来到大理，现在却要忍受这里的喧嚣和不适，他们不得不又开始考虑再次从大理逃离。这个古老的地域，正在演绎“投资—安居—后退”这样一首变奏曲。不过，也许“唯一不变的正是变化本身”，有人离开，依然有人再来。
资本的面目
在大理，资本虽然显得含情脉脉，充满人情，似乎把更多有文化、有涵养的人带到了大理，但不可否认，资本最初到来时，是以一狰狞的面目出现的。
升值的诱惑
从大理机场到古城，你可以看到一路上密密麻麻的广告牌上全部是房地产项目，每个地产公司的用语都极尽标榜自己的独特性，凸显环境上佳和不可多得，譬如“世界上有些岛，有钱也买不到”。
这里有古城，有苍山洱海，有熟悉的品牌、咖啡馆、书店、私人会所和新型酒店公寓，还有一段不一样的时光。在城市生活惯的人，来到这里，对一切并不会感到不方便。
资本的力量让大理变得宜居，但不可否认，早在几年前，它是以一种狰狞的面目出现的。
2006年3月，“洱海天域”别墅项目开工建设，占据了大理团山公园的一大部分，还填埋了“情人湖”。四年后，这一项目被媒体曝光，“世界级的旅游景点正在日益变成富人的后花园”，舆论哗然，最终一位市长一位副市长被处理，洱海天域被责令停工，可事实上，在当年六月，有媒体发布消息称项目依然在售。2012年4月，大理官方发布遗留问题处理方案的听证报告，听证结果是，采用第三种方案，采用了一种折中的方式处理。对于外界关心的情人湖是否恢复的问题，目前官方的态度是搁置。
但这并不妨碍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大理，看房，买房，组团买，打包买。对住在其中的人来说，背后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否有山与海的美景，尽收眼中。
环洱海的房地产开发已经开始了四五年时间，云南几大地产开发商先后都在此地推出地产项目。在大理政府“保护海西、开发海东”的整体规划下，拿到一块更具价值的地，越来越难，而海西的可开发地块已经没有了。
顶级酒店也看中了这块土壤，某项目欲建立全球最大规模分店，“规划286间客房，依附原生山林，饱览山海景观”；还有酒店将推出村落式形态；而几家国际知名酒店亦已开工建设。
它们的目标直指中国的新贵阶层，30-40岁，开始考虑养老或者带孩子来度假。这些楼盘推出各种方式，来适应业主们的度假需要，譬如一年免费入住50-60天，其他时间将房子托管给物业，物业可拿来出租，业主按一定比例分成。会有更多的人来大理短期度假，他们花一两个月享受一下苍山洱海，对它的未来并不忧心忡忡。
占据了大理古城外非常好的半山位置的“苍山小院”项目销售经理陈妍霖介绍，苍山小院今年初开盘，均价14800元每平米，当日就售出三成，如今价格稍有增高，也已有七成售出。“在全国房地产市场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这个数据非常令我们满意。”业主中昆明人、大理人和外省人各占三分之一，外省人中来自北京的占了三分之二，其他地区，包括上海、广东、成都、重庆、福建等地方的人占了三分之一。
15000元一平米的房价在大理绝对是高的，但陈妍霖相信，大理的房地产依然有很大潜力。“现在虽然已经很多了，但完全达不到饱和，我们的地理位置离古城不远，在这里完全不用担心堵车，空气很好，这些条件是非常吸引人的。”
大理自古是滇西的中心，五朝古都，拥有逾1200年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在从前交通不便的时代，无论从哪个方向走，都要经过大理。在地理位置上，大理处于丽江、西双版纳、香格里拉、昆明等旅游城市的包围中，但这些年，官方认识到，“如果大理不是一个大城市，没有谁愿意绕路过大理。”
大理州委书记尹建业曾提出，要把大理打造成滇西六大中心：教育中心、医疗中心、商务中心、文化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他认为只有这样，大理才能够产生影响力和辐射力，交通也非常重要，在整个云南省的路网规划当中，铁路、公路和航空，已经在大理形成了重要的交通枢纽。大理至北京直航线路已经开通，新的大理机场现在也提上了日程。大理最近两年最为惹眼的是新环洱海公路的建成通车，这条线路连通了下关、海东、挖色、双廊、上关5个乡镇，双廊从中明显受益。在环海公路贯通之前，双廊到下关要从环海公路西线绕行，且路途颠簸，如今大巴用一个小时就可从下关到双廊，路途坦荡。
温情的资本
如今，资本在大理的面目，变得极具人文气息而显得温情脉脉。
譬如“苍山小院”项目，给了导演张杨100多万拍宣传片，全无限制，最终张杨拍出一部在片中毫无项目露出、仅在结尾打上项目LOGO的18分钟短片，但也正是这18分钟，吸引了许多不了解大理的人来到大理，有人是因为看了这个片子而来苍山小院买了房子。陈妍霖承认，“这个片子的影响甚至有点超过我们的想象。”
大理政府也对这个片子大力肯定，认为可以作为大理的宣传片。陈妍霖说这也是企业对整个行业的一种表达，“今年大理古城的人明显增多，大理人流量多了，不管是对我们项目还是其他项目都有很大的影响。大的环境好了，我们的环境就好了。”
在大理政府的参与下，这些楼盘和酒店都会具备“大理特色”。以“苍山小院”为例，陈妍霖说，“政府对我们项目提出了很多建议，结合我们项目本身的特色，最终成为现在的样子。譬如在项目申报过程中要跟政府开很多会，包括住宅限高不超过15米，还有太阳能，我们本来放在屋顶上，政府相关人员过来看了之后，要求放在里面、不要显得太过刺眼，等等，也会不定期检查我们的工作。”政府还规定，建筑面积大于2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综合性服务楼和高层住宅应同步规划、设计、建设再生水设施。政府的这些措施努力保持大理离它过去的样子近一点。
资本会改变大理，但这不是一家两家的力量，是所有企业加在一起的力量。项目和资金来到了这里，也把所有的配套设施包括商业、运动、医疗、教育都建设完成，不但增加了就业的机会，人流量越来越多，有人开始居住。这就是所谓的“把整块地盘活”。 对没有能力在大理买别墅的人来说，也许最担心的是大理会不会变成一个贫富分化、阶层明显的所在？如果那样，大理就失去了所有人都能围在一起喝茶的魅力。但是只要有古城在，一切便不是问题。在我们采访中，很多人都觉得古城是包容性最强的地方，可以几十块钱喝杯咖啡，也可以在外面摆摊，而在这里，你并不能简单地说摆地摊的人就比喝咖啡的人不幸福。
资本带来了更多的资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对大理更好。“人是群居动物，想要跟自己的亲人、朋友住在一起，一个名人过来了，他的朋友也会过来，高层次的人进入大理，未尝不是好事”，一位已经在大理定居的“新大理人”对此感触颇深。
安居
在大理古城人民路，聚集着一帮自称“新大理人”的家伙，他们喝茶、读诗、串门，以一种被大多数城市人羡慕的方式生活。
街坊的作用
去年九月，阿德的海豚书店在大理古城人民路上开张了。店里多数是人文社科类图书，还有专门的一栏，关于云南和大理。店不大，十几平米，最里是一个小小的工作间，阿德的妻子在这里售卖现做的咖啡和茶。沿窄窄的木楼梯上到二层，有几张桌子，墙上钉的书架上摆满了一长排二手书，都是各地的网友寄过来的。去年年初阿德在网上发起一个活动，号召大家为即将在大理开业的这家书店捐款或者捐书，得到的响应超出他的预料：有将近400人寄来了自己的二手书或者提供资金支持，哪怕只是二十、五十元，有人打来电话或者发来邮件跟他聊天，表明自己也有类似的梦想但没有机会实现，现在看到阿德即将实现了，愿意提供帮助。阿德发现，想要逃离城市的人当下越来越多，这个小书店身上寄予了他们的憧憬。
现在，阿德过着悠然而有规律的生活，“大理的店开得都很晚，基本都是上午11点后才开门，晚上9点半打烊，每天可以碰到很多熟人，以及各地来的游客，觉得有意思就聊几句，或者自己忙自己的，很简单。”
阿德是重庆人，此前从事媒体行业，2002年第一次来到大理，此后数次来玩，在去年做出定居的决定。这决定不难，原因主要在于三方面，一是大理宜人的气候，“一个朋友去过100多个国家，他说像大理这样气候的城市全世界不超过三个，所以移居大理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选择”。二是在城市消失的“街坊”的概念，在大理依然存在，“每天早上我从家来书店的路上，会遇到很多街坊，大家都会打招呼，有事都来帮忙。”三是大理独特的包容气质，“这个地方容得下各种生活方式，可以买下一块地盖房子，也可以背包流浪，都有生存空间。”
他的朋友许崧经常来书店里喝茶、读书。许崧原本在上海做广告行业，2004年他和妻子一起辞了工作去各地玩，写成《美国走着瞧》《印度走着瞧》《不去吃会死》等书。2010年初他们来到大理，决定定居，“算是找到同类了”。他也对大理的包容大加欣赏，“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有两个清真寺、一个天主教堂、一个基督教堂，再加上佛教寺庙道教寺庙以及本土的宗教，人们必须包容。”
“媒体来访问，九成都问，‘你为什么毅然决然放弃大城市的生活搬到这种小地方来’，我说你要过得比过去惨那叫毅然决然，你要是奔着一个好生活去不需要毅然决然。”作家许崧说，他直接从价值观上来阐释这个问题：“你如果身处大城市的环境中，觉得大家都在走那样的路子，从幼儿园到大学再出国，生怕输给隔壁家的谁，其实不就是为了一份工作吗？有一个好的收入，结局就是你买自己用不着的那么大的房子，穿没有实用价值的衣服，开超越了代步所需功能的车，只是为了显摆给别人看。可我们在这里不用穿衣服给别人看，大院子谁都住得起，阳光空气和水是免费的，但你不来就没有你的份。来大理的人都经过一轮自我教育，”他开玩笑道，“我们成功地经历了两个价值取向上的颠覆：一是乡下的瞧不起城里的，二是读书少的瞧不起读书多的”，是以“能来这里选择这种生活的人价值观都是统一的，所以这里的人特别好交往，彼此没有戒心，互相没什么图的，就是街坊。”
“街坊”的作用在这里被放大。海豚书店开业至今做过四场读书会，第一场活动筹备只用了两三天时间，因为街坊都来帮忙，有人找场地，有人做义工，最终来了300多个人，也不要门票，“最大的开销就是结束后请大家吃个饭”。还做过一次诗歌朗诵会，周云蓬选了14首诗，谁都可以来认领、朗诵，朗诵时周云蓬就在后面即兴伴奏。许崧还跟老六（张立宪）合作，由周云蓬等几个音乐人在重庆做了次义演，募集了几十万元为某偏远地区的白内障病人做手术。“这样的事情放在大城市或者大机构去做，马上陷入一堆莫名其妙的官僚气息里，但在这里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
歌手欢庆有时候会在东门下弹唱，古城的“九月”酒吧本是他开的，是著名的音乐人聚集的地方，但欢庆发现经营太累了，就把酒吧兑出去，自己单纯做音乐，东门下的演出也不做预告，不收费，有缘遇见了，就听一听。前年许崧他们在东门做了个马拉松式演出，一个人唱到实在唱不动了，下一个人再接上，一首百首都不拘，一直唱到天下雨。“这在北京上海是不可能的，你才把东西架起来，城管来了。是在这样的小地方才产生了一切的可能性。”
对赚钱的不忧虑
来大理之后，他们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们怎么赚钱？
许崧和妻子开了一家客栈，“开店是为自己兴趣，挣不挣钱无所谓，反正我也要租个地儿住，一楼开店二楼住，想出去玩把门一锁写行字就行了。”而在私人书店普遍经营不善的大环境下，阿德的书店效益居然超过预期，“很多人来旅行，想要买一两本书带走，对价格并不敏感”。他依然在做一些房地产网络营销的兼职，“有的人以前稍微有些积累，现在生活要求也没有在城市里那么高，可以在不影响生活的情况下做兼职来补贴一下；也有人以前积累很多，现在就是纯粹地过这样的日子。”
阿德和许崧代表了这样一群新大理人：他们拥有城市背景，在城市里享受不错的物质生活，因为自然气候与人文环境的优渥来到大理，以不为赚钱、更多为生活的心态经营着一门生意，譬如书店、客栈或者咖啡馆，在大理生活的同时依然和城市保持关系，譬如用自己原有的专业技能做一些兼职。他们经济独立，享受闲适与独立。 也有缺乏“积累”的人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人民路上有一家“丁丁挖福”，老板丁丁是昆明人。2010年前她来大理玩，被这里闲散的气氛吸引，辞去在昆明的工作，跟这家店的创始人、一个比利时人学做华夫饼，后来比利时人回家了，她把店盘下来，改名“丁丁挖福”。一个西雅图男人来到这里，连续一星期每天都来吃，去年三月，他再次来到大理，重逢，相爱，现在他们的孩子已经一周岁了，丁丁的妈妈从昆明过来，抱着那个深眼窝的孩子样子很和谐。饼店生意很不错，丁丁准备再过一两年、度过孩子最需要照顾的忙乱时期，再开几家连锁店，但这一切并不着急。
这正是会在大理留下来的人对钱的态度：无忧，不是因为“我有”，而是因为没有贪欲。
教育正是大理的可贵之处
外界对新大理人的第二个疑问是：孩子教育怎么办？
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棘手，甚至已经成为大理远优于城市之处。大理的几家民办教育机构在业内已颇为知名。孩子们可以上“猫猫果儿”幼儿园，创办人陈刚也是“猫猫果儿”客栈的老板。此前他开过公司也拍过纪录片，来大理定居后，因为孩子出生，他开始考虑教育问题，找不到合适的幼儿园，索性自己开一家。去年年初完工，第一期招收了15个小朋友，后因为家长们强烈要求，如今人数扩充到25个，但不会更多。在这个幼儿园里，教音乐的是杨一，用许崧的话说：“跟窦唯一辈儿，自己隐居那么多年不唱歌，在幼儿园里带一帮孩子唱得欢。”
同样的思路也出现在陈阵身上，他是前新华社跑教育口的记者，在关于高校扩招的讨论中站在了支持的那一边，他本希冀扩招可以给像他这样农村出身的孩子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但看到的却是更多穷苦孩子失去了机会。自责之下他离开体制，创业，赚了一些钱，举家从北京迁到大理，在双廊玉几岛上开了一家叫“云”的客栈。生活安稳了，为了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他办起了“苍山学堂”，集中一批大理“新移民”的孩子来学习，请在大理汇聚的各方“高人”来教育孩子们，不拘书本，玩也是一种学。去年从三月到九月，他带着几个孩子游学东南亚数个国家，目的“第一是找到自己的人生，第二是变得无所畏惧。”
还有一些家长组成了“在家上学”联盟，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组成了包括生活和教育在内的小社区，其中较为知名的是蔬菜妈妈创办的“大木屋”教育基地。在洱海门附近的大木屋里，放弃传统学校教育的孩子可以上课、学习陶艺，也可以到田地里干活，参与更多实践。刚刚过去的暑假，有许多一线城市的家长带着孩子来此参加夏令营，体验更为自然的教育理念。许崧说，“这样的教育环境是中国唯一的，它太可贵了。”
医疗也不是问题，“新大理人”中有医生，因为邻里之间紧密的关系，他们可以提供类似家庭医生的服务。“孩子有什么头疼脑热的，我首先不是去医院，而是找医生朋友，他可以做简单的诊疗。如果需要用到器械，那就去医院检查，报告出来之后还是找朋友看，这使得我根本无需像城市人那样去竞争有限的医疗资源，条件反而提升了。”而对日常健康而言，“这里的好山好水好风貌和健康的食物，已经是对自己最好的照顾了。”
与当地人的融合
导演张杨是地道北京人，然而现在大理成了他的家，多数时间他居住在此，去北京反而变成了“出差”。
他很早便与大理结缘，20世纪90年代，他开始频繁往大理跑，住在古城南门附近的MCA酒店。几个编剧、导演都在那里写剧本，扎上好几个月，后来干脆做个工作室，在MCA后面租了个院子。有此基地，张杨开始带北京的朋友来玩，去画家赵青在双廊玉几岛上的“青庐”，看着落日喝喝茶，岛上的海景给张杨深刻印象，他也想在双廊有个房子。
花了四年时间，张杨在双廊镇大建旁村的房子落成了，他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归墅”。房子是玉几岛村长八旬设计建造的，也没有图纸，采用了现代的钢结构和强化玻璃，同时延续了白族人盖房子的概念，房顶、房檐都是白族的建筑方式，青砖上有白族传统纹饰。沿一条窄而蜿蜒的楼梯向下，绕过一棵大树，进入相连的另一栋小楼，那里向海伸出一个宽敞的平台，其下便是洱海。
不过张杨更喜欢大理古城。“这里 人文情怀更浓厚，是一个城市的概念，接触的都是外来人”，但他选择住在双廊是因为“更接近于乡村”。这里居民多数是白族，保留了丰富的白族文化传统，譬如“吃大饭”，哪家有大事，婚丧嫁娶、盖房子、起名字，都要请全村人吃大饭，邻居几家的妇女来帮忙，全村人聚拢来，一拨又一拨，这一桌走了就上下一桌。张杨说他“在村子里吃了无数大饭了”，老乡们已经接受他成为村中一员，通知时如果他不在家，就在门上贴个条，告知明天到哪家吃饭。张杨的“归墅”落成后，老乡们也来吃饭，正值春节，还在他房子里舞了一会儿龙。“这个房子就是靠村里人背东西背进来的，也是村里人建成了这栋房子，整个就是一个村子的感觉。”
这也是一种在大理安居的方式：在乡村中、在与当地人的融合中找到归途。
为什么迷恋大理
叶永青
艺术家，人称“叶帅”
我觉得大理最有价值的是它还是个乡村，所有发生的事都以乡村为背景。现在这里的危险在于，所有改变都想把它变得不再是个乡村，但是如果大理不再是个乡村，我们所热爱的一切都失去了基底。乡村不是农村，乡村更接近文化、传统，跟灵魂、生死是有关系的。但中国这一百年来，所有政治家和商人都想要摆脱乡村走向城市，乡村的整体趋势是无望的、下沉的，是一个生产的地方而非一个生活的家园。大理的价值就是证明乡村不光是一个生产的地方，也是一个可以生活的家园。
版画
“曼陀罗”客栈主人
我刚来大理时，在一个巷子里盖了栋房子。最早那条巷子是土路，布满马粪狗屎，我跟邻居沟通过，想让他们保持环境的清洁，但发现这是很难改变的，因为这里以前就是农田，别说狗了，人拉屎都正常。我就每天天自己打扫，扫了七年，后来邻居们也开始打扫了。我以前也想过跟他们说别把洗菜的水直接倒进地沟，会招苍蝇，但对他们来说，生活里有苍蝇实在太正常。我就开始往地沟里放酵素，邻居慢慢也来找我要……其实这都是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如果你强迫别人改变，他们不可能理解，你可以用更身体力行的方式。其实现在我也有点茫然，古城的变化是拦不住的，把自己的心气儿放在家里面，无公害地活着，就很好。 张杨
著名导演
以前没有游客的时候，我们就是坐在洋人街上喝咖啡，现在游客来了，能看到一波一波的小旗子，但是这些小旗子跟你没有关系，他们过去了，你还是在那儿喝咖啡，你还是过你喜欢的生活。这里能过很奢侈的生活，可没钱也能活得很好。像人民路上很多每天摆摊的，收入也没多少，但就是很满足很高兴，今天双廊转转，明天古城待待，就是一种嬉皮文化。他们觉得这种生活是自己想要的，也并没有想过要在这里买块地，因为在这里很多朋友，这就是他们的人生乐趣。
荣洁
酒吧“鸟吧”主人
看到大理的各种变化，最近两年我有了新想法，尤其是我们与当地文化融合方面。去年开始我用大理传统的建筑方式盖了一个鸟吧咖啡馆，正在修复一个有150年历史的老房子。我本来想盖一家客栈，签合同的时候房东没说这是危房，装修时它忽然倒了，我就花了很多时间跟古保局沟通，表达自己想用传统的方式去盖。我还找到了两个60岁的当地建筑师，他们16岁开始盖房，现在很少有人再找他们盖老房子了，我请他们时他们特别高兴，上梁那天就像两个将军在指挥，我拿着DV把过程都拍了下来。这个过程我自己也收获了很多，想要在这里继续生活，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要足够尊重本地的文化，这样会越来越有意思。
奚志农
野生动物摄影师
1997年，我做过一期《实话实说》，叫“滇池洱海告诉我”，在滇池边采访一位祖辈生活在那里的渔民，他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当你们昆明城里用抽水马桶的那一天，我们滇池的水就不好了。”今天的大理抽水马桶也已经普及，而以大理的地势来说，最后污水肯定汇集到洱海。前一阵从海东看去，天是蓝的，苍山是红的，洱海是绿的，像一片绿油漆，这是水质极度富营养化的表现。政府一些设施跟不上，但这其实也不仅仅跟政府有关，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相关的。
许崧
作家
到大理那年，我走在博爱路上，往前看没有人，往后看也没有人，觉得太好了，就决定搬到这里来。忽然有一天上帝打了个响指，所有事情都改变，更多的钱进来造成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譬如物价的上涨，我刚到大理的时候一个月生活费1000块就够了，现在生活成本急剧增加。我也有担心，人再淳朴，你也不应该放一沓钱在他面前考验他，而大理正在经过这种考验，还不是一沓，而是一兜子钱。我希望能保护好这个古城。从去年开始新移民掀起了买房的热潮，租金不断涨，他们没有安全感，那就买，只不过新移民们不炒房，而是完全自用，大家朋友之间一块买，然后又有了一起生活的小社区了。
极速开发
双廊，弹丸之地，却已经成为云南乃至全中国最具爆发力的小镇，甚至被认为可能是中国最高端的休闲度假小镇，这里也是大理改变最为集中、鲜明的地方。
一个小渔村的发展
八旬一身黑衣，长发金黄，背着手，疾步在环海路上行走，像一只豹子在逡巡自己的领地。一百米的路，有数拨人跟他打招呼，他停留一下，又迅速前行。
八旬的官方身份是双廊玉几岛的村长，因为不俗的外形、与艺术家们的广泛交际，他被称为“中国最特别村长”。他还有其他的一些身份为人所知，譬如建筑师，这附近著名的房子多数由他所建，包括张杨的“归墅”，陈阵的“云”，沈见华的“白居”；同时他也是一个客栈老板，拥有双廊第一家本地客栈“粉四酒店”；他还是舞蹈家杨丽萍的妹夫。张杨评价他“一方面忠诚地遵从本地文化传统，为乡中村中事物尽职尽责，另一方面又对外界新潮文化非常开放和接纳。”
但约八旬采访并不容易，对媒体他秉持着拒绝的态度，据说是因为此前有媒体断章取义，令他不满，再说对于双廊的变化，他口口声声“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我也无奈，但是有办法吗？”但坐下来，对着录音笔，他又显得坚定、积极，“双廊不会变成第二个丽江，因为它有灵魂”。
六年前，八旬和当时的老村长一起跟旅游公司搞了个十年协议，在岛上开发旅游，公司把玉几岛变成一个2A景区，“大的地方不破坏，我们也没法干涉，但如果他要改变岛上的景观，譬如在岩石后面搭台子，我们就坚决不让他弄。”在入口收门票；村民们每月两户人家轮流打扫岛上卫生，清理公共厕所；年底岛上会收入几十万的分红，一家可以分到几千元。据八旬说，本来跟旅游公司定的是门票不超过5块，但最后旅游公司把门票定成了20元。
“这件事情搞得现在很尴尬，不让他们弄吧，有协议；让他们弄吧，他们又乱宣传，说看杨老师的房子、看赵青的房子，让很多人以为买了玉几岛的门票就能进他们家里，走了一圈就抱怨为什么不让进，那是私人住宅啊。旅游公司就是误导游客。”
八旬说他已经不想当村长了，“以前当村长是雪中送炭，现在叫锦上添花，很多人想当，那这个花让别人贴也挺好。”为了表明决心他在上次换届前甚至把头发染成了金色，但最终选举结果他仍然是村长。好在他找到了更具价值的事业：建筑师，八年前，八旬完成了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个建筑，在岛上宗祠的旁边，如今杨丽萍的妈妈（也是八旬的丈母娘）住在那里。八旬的第二个作品是粉四酒店。后来他几乎成了迁居大理的名人们盖房子的“御用”。
他是双廊的建造者，也是双廊的管理者，这种双重身份意味着他的意志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这座岛屿未来的样子。有人说八旬的建筑抛弃了白族的传统，但八旬说建筑是具当代性的，他希冀他的建筑能够形成一种文化，“就像我们今天去看上海租界的那些建筑一样”。
几年前，上海艺术家沈见华来到大理，想在这里盖个房子，盖的过程中发现超出预算，想放弃时，八旬表态，宁愿赔钱也要把房子盖完。“因为我觉得沈老师是一个热爱这里的人，我希望他能留下来。现在已经证明，他对这里的文化的挖掘和复兴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做农民画，和我们一起做的乡村画报，都是因为有他才能实现。”
乡村画报《双廊，双廊》每年出一期，八旬拿自己的钱出来，沈见华和张杨等人都会帮忙，每期印刷500本，400本送给当地老百姓看，100本放着，有朋友来就送。他们试图让更多人了解双廊，哪些在变化，哪些在留存和延续。 这些艺术家努力维护着双廊。几年前，一个80岁的老太太去找沈见华，请他帮自己写一个低保申请书，沈说，你一个多年的优秀共产党员老了还要去争低保，不要写了，我教你画画吧。老太太对色彩的敏感令沈见华吃惊，他的房子逐渐成了岛上老太太们的画室，在他的推荐下，老太太们一幅画能卖到上万元，“比拿低保好”。现在有六个老太太在那里作画，沈见华还收了三个徒弟，一个学画画，一个学石雕，另一个做彩色玻璃。画卖出去钱都归老人，只有一部分拿去买颜料和画布。她们想去北京，去年沈老师就想尽办法在北京办了个农民画展览，各种费用都是找朋友帮忙。
客栈发展史
艺术家与当地人的结合，使双廊散发出一种独特的艺术气质，这也正是八旬所言之“双廊的灵魂”。但对当地的客栈主而言，情形有所不同，而客栈正是当地发展的引擎。
历史上的双廊一直是洱海地区最为偏僻、贫苦、闭塞的小镇，规模和人口数量甚至比不上旁边的一个村，这里的居民绝大多数是白族，因为地方狭小，毫无农田，人们只能以打渔为生，这些年封湖禁渔期的不断延长，也禁锢着居民收入的提升。
但机遇以不期而遇的方式到来。2000年，玉几岛上的长者经过一次慎重的会议，决定同意在岛的一角给杨丽萍一块地，以使她在此安家。此时杨丽萍已经成名，她的邻居、画家赵青帮她设计建造了“太阳宫”酒店，这是一栋令人过目难忘的建筑，因地制宜，非常现代，又融合了大量的传统元素，它和赵青的“青庐”一起成为玉几岛的名片，一些人慕名而至。他们多是文艺界人士，包括作曲家三宝、导演张杨、艺术家沈见华……
2005年，在双廊镇郊的大建旁村开起了第一家外来人客栈，海地生活国际青年旅舍；2008年，双廊本地第一家客栈“粉四酒店”开业，老板是村长八旬，老板娘则是杨丽萍的四妹；2009年，在双廊镇上开起了第一家外来人客栈，沧海一粟，老板是广东人，长年劳累后，他希望有一个能够安神修养的院子，同时抱有为当地白族人带来一些现代建筑的情怀，是以客栈大量采用木头作为材料，青砖白墙，结合白族建筑的风格与现代生活的舒适需要。这种风格吸引了许多热爱旅行的人，这些人中的一批留在双廊，也开起了客栈，包括“水时光”、“晴天”等等，他们形成了双廊的第一批客栈。
2009年之前，这些客栈都经历了长期空房的状态，那时的双廊只在艺术家群落中有些名气，对普通游客而言完全是陌生的。游客们感兴趣的只是临近的南诏风情岛，那是20世纪90年代末由当地政府开发打造出来的大理第一个4A级景区，至今玉几岛外的一个路口还挂着通向南诏风情岛的牌子，而一年前，许多本地的司机师傅都不知道双廊怎么走。
也许那是第一批客栈主们最为怀念的时光，如果你不为赚钱，只是想找一个幽静的地方面朝大海，没有什么比那时的双廊更为合适。物质成本极低，半亩地的租价一年不到一万，几十万元就可以造就不错的庭院式客栈。
2009年，双廊开始有一些声名。一位客栈主认为，这与当时的国内旅游人群分化有关，“最早是大众旅游，就是跟团，后来背包客、自驾游逐渐出现，并越来越多。有不少人开始追求高端品质的休闲度假，就是不去景点、不逛街、不购物，就是到一个风景秀美的地方好好睡个觉晒晒太阳，跟当地人有一些简单的接触，包括赶集、家访、参与当地的一些手工劳作。双廊正好迎合了这股风头，就逐渐起来了。”
双廊的“起来”最初凭借的就是当地的高端客栈文化。2010年，新一批客栈开始建设，次年进入建设高峰期，去年则呈现井喷态势。这算是双廊的第二批客栈主，他们的投入越来越高，建筑的风格和装饰的品位都大幅提升，而收益也在增加。此时的双廊客栈呈现良好的商业化势头，客栈主们发现，在这里不仅可以有比城市更好的生活——气候宜人、食物安全、交通通畅、民风淳朴，还可以赚钱。
双廊的迅速发展吸引了更多人，其中一些完全抱着投资的心态来到这里，一口气拿下好多院子倒卖。闹吧开始出现，海街上的“唐朝酒吧”承袭了丽江的“艳遇文化”，窗边的牌子上写着，“如果在丽江没有艳遇，就来唐朝吧”，室内人头攒动，音响播放着最大众的音乐，顺着海街与海水，百米外依然可闻。去年，一家客栈发了条微博，斥责酒吧深夜还在播放高分贝音乐影响客人休息，同行纷纷转帖，大理州旅游局局长很快上门调研，此后，唐朝酒吧在晚上11点后很少再高声喧哗。
但越来越多的喧闹还是让客栈主和游客们的疑虑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双廊会不会变成下一个丽江？“双廊的色鬼和酒鬼越来越多了”，一个客栈主说。他在订房回复短信上会说明，这里不能打牌打麻将，晚上十二点前必须回来。有客人不解，他解释说，你如果喝醉了，会吵到其他客人，但客人不满，“我花钱来这里不是买清静的，而是买开心的。”他无法继续解释下去，他只能更严格地挑选客人，当然也要面对更多不解的责问。
机遇的十字路口
远超所有人想象的发展速度带来了许多问题，一位客栈主透露，双廊大部分客栈建筑是违规的。“在农村盖房子，按道理应该去政府部门报建，我们最初想按照政府标高来建，但房东认为高一点会更舒服，此时政府显得非常软弱，任凭大家建，人的从众心理，‘建四层都没问题，那我为什么要建两层半呢？’现在又开始说不行了。”
于是“以罚代管”出现了，“没有拿到工商执照的客栈都被叫过去谈话，交两万块的保证金；没有报建就办不了消防，公安又来查，继续罚款，以封门相威胁。”他特意描述了公安来罚款的方式，“以犯罪嫌疑人的方式对你，给你个牌子，然后拍照，上传到公安的网上，再验DNA，录手模，还要把手机通讯录上传。”
玉几岛上陈阵的“云”客栈门前有一块地，海水退潮的时候会露出来，这块地已经退给了政府。邻居曾经是这块地的主人，虽然现在在法律上已经不再拥有这块地，可邻居还是拉土把地给填了起来。“云”客栈的房东非常生气，责怪是陈阵助长了对方气焰。三角关系乱成一团。陈阵“多次向政府热线投诉，每次都说会迅速处理”，最后只好利用自己在微博上的影响力引起上级领导重视，把土方清理掉。这件事之后，陈阵带着老婆孩子离开双廊，来到大理古城，留下一个服务员撑着客栈。 在飞速发展面前，过去以宗族为基础形成的利益平衡已经被打破。“一户人家原来是穷人，现在通过旅游挣钱了，一下子拿到上百万的租金，他很可能不知道干吗，很容易开始干坏事。”一位受访的客栈主说。“在大发展当中，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以利益为中心，不再追求传统的美的东西。”
到底应该怎么做？去年，八旬发起了双廊公益论坛，这是一个民间机构，但获得了政府的认同和支持。但对于政府的工作，居民们显然有更高要求，譬如治理堵车、修建公共厕所。目前玉几岛上只有一个公共厕所，游人如有需要只能找路边客栈或咖啡馆解决；排污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问题，有人指责客栈的大量修建直接影响了洱海水质，而客栈主表示大多数客栈都很重视环保，建造了标准的化粪池，但之后如何处理就非单个客栈所能控制。一年前政府曾经铺设过一次排水管道，但下雨时水不但下不去，反而冒出来；今年八月，地面又一次被挖开用以铺设管道。政府还环绕玉几岛建了一个公共排污管，也有客栈主认为这损害了岛的原始风貌。去年五月，有人发文称，“双廊这个巨大的试验场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
但说到底，这都是“人”的事情，岛就在那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坐大巴跟着导游的小旗来的团体游客渐渐消散，玉几岛又恢复了宁静。八旬与记者聊完，匆匆地走了，岛上一位老人去世了，一帮人都等着他主事。晚上十点，宗祠旁边的空地上热闹起来，十几个女人围坐着，生起火，铲子在大锅里搅和，她们说笑着，等待吃夜宵。一旁的宗祠里，几个老妇人围坐着，敲着木鱼诵经。十点半，又一拨女人顺着潮湿的石板小路鱼贯而来，据说她们要再工作一会儿，为明天的“大饭”做准备。此时，岛上一户人家的门上贴上了白色的对联。生老病死，玉几岛上的人们继续着生活，无论白天有多少窥探的目光，岛还是他们的。
八旬： 双廊不会变成丽江，因为它有灵魂
F：你很早就有这么一个眼光，你知道文化能够改变一个地方？
八：一个地方没有文化就没有灵魂，双廊的好就是有一批热爱这里的人，他非常愿意把自己所学的带到这里，肯定能给当地注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一直在坚持，当坚持很多年以后，人来了就会发现，怎么这里会有这么个东西，不断地出现跟文化有关系的东西，就有灵魂了，不然你来干吗？景是很漂亮，但是很单一，让人留下来，景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文化更深层次的东西，他让你待着很舒服，能够感染到你。
F：你作为村长如何跟这些在双廊投资和生活的各种人打交道的？
八：朋友说我跟艺术家很有话题，跟商人也很有话题，所以我一直搞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但我肯定不是个商人，我现在只想把建筑做好。双廊到今天是自然形成的状态，不管别人怎么看待，说它乱，说它就是个大工地，我相信一个地方的发展都要经过这样的阶段。就像大家都说当下的中国很浮躁，要多跟欧洲学习，但其实他们也都经历过这些，这是跳不过去的，就像长大一样。
F：很多人担心双廊会变成第二个丽江。
八：双廊不会，它有灵魂，已经在了，只是还没有放大。你可以看到一批人正在努力地做，包括沈老师、杨老师、赵青、张杨……我相信志同道合者会越来越多，所以我相信未来会好，如果每个人都像我这样，那就很好。丽江有丽江的模式，双廊有双廊的模式，民族、人群、地理位置、气候都不一样，那么多的不一样，怎么会是“第二个”呢？
F：怎么使双廊不过分商业化？
八：商业化很正常，谁也不能阻止商业，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只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怎样让它更好，这是我们热爱这个地方、民族的人思考和需要执行的问题。你说我害不害怕商业化，我害怕怎么样，不害怕又怎么样，它照样在往前走，只要每个人尽到那一份心，实实在在落实每一件事，商业化也会很好。
F：在当地人和外来人之间你是一个桥梁的角色，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八：我觉得最重要是给外来人更多的安全感，因为他们对这里的不了解，从我身上他们能够了解这里，把原来悬着的心放下，安安静静开开心心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双廊当地人都很善良，只要是好的，都愿意接受，他们非常具有包容性。
F：现在双廊的原住民跟外来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八：很融洽，当然也有外面的人不太理解，我也会去解释，我说老百姓看不了很远，他只看眼前的实在的东西，所以要理解他们；我也经常跟村民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这里有很多细节，不是笼统地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还是要“造型”。
F：譬如一个房东看到邻居的地以很高的价钱租出去了，他就想毁约、涨价，这种时候你怎么去协调？
八：这是个经常的话题，我总给他们说，当年你们来双廊，没想过双廊今天会变成这样，现在这个变化远超你们的预想，也超过了老百姓的预想。物价、人力也都在涨，以前你们来的时候一个工人一天50元，现在要100元甚至更多，当年的房租数额跟今天无法比较，所以我认为在一个合理的条件下可以给予村民补偿。他们也不会很过分，你这家店生意不好，他们也不会提无理的要求，能够弥补他心里的落差就行了。就像我有一缸水，他想喝一瓢，少这一瓢对我来说没问题。我也跟老百姓租了一块地做客栈，在他没有提要求之前，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说等开业了，生意好了，我会给你一定的补偿。这很正常，为什么要纠结？老百姓没说要毁约，他只是想要补偿，这需要互相理解。
F：那村民之间呢？临街的房屋可以用来开门店，住在里面的人家就失去了加入这一波经济发展的机会。
八：这都会有，你想什么都平等，那做不到。不临街也不临海的人家也会慢慢地发展、有收入，譬如游客多了，他可以为客栈清洗床单被罩，或者留宿客栈员工，他还是会加入到这一波变化中去。因为双廊就这么大，就这么一百户人家，他们肯定也会被带入。
F：地价抬升，会不会越来越多的村民把房子或地租出去，自己离开这里？
八旬：不会，人都在。双廊好的就是我们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宗祠寺庙，婚丧嫁娶都要去祭拜，我父母住在岛上，我跟他们商量过把他们的住处开成客栈，把他们挪动到离这里一公里的另外一个村庄里，他们不同意。这里的老百姓都是这样，把房子租出去但自己要留几间，或者有两块地，租一块自己留一块。我觉得灵魂在这里寄托着，到外面就没有这种感觉，就像鱼离开水会死一样。 F：本地人不走，外来者越来越多，岛上能承载得下吗？
八：我觉得这是一个更新的状态，一帮人来也有一帮人走，彼此交替。
F：你预想过多久双廊会稳定下来？
八：五年吧，之后会好很多。
后退或逃离
人多了，钱多了，他们慨叹着“人心坏了”。往日的安闲不可再得，怎么办？有人选择后退，退到自家的院子里；有人索性逃离，去更南的南方。
不再安静的古城
导演张杨为地产项目“苍山小院”拍摄的短片《生活在别处》在大理古城展映的那天，在人民路下段开茶店的东子跟媳妇儿说，“咱们的好日子要进入倒计时了”。
他的茶店门边挂着一块木板，刻着三个字，“大理闲”。暮色转浓时，他就在门口摆一张方桌几把椅子，跟朋友一起喝茶，人民路上经过认识的人，打个招呼便也加入进来，清水潺潺，从他椅下流过。
东子来大理六七年了，喜欢安静，喜欢每天发条接近140字的微博，他说，“年过40以后，我和这个社会的距离就越来越远。对我来说，‘闲庭信步，看云卷云舒’都不算什么诗境而是现实的生活。我大把的时间花在泡茶、把玩茶具、布置茶境、拍花照云、临帖、读书、写微博。除了在大理古城时守茶店，我几乎没有任何交际。我的一切，都在我的茶里，无需另外说明。我愿意，远远地活着。”
但八月的一天，午睡的他被人声车声音响声吵醒，坐在店门口发呆时，几位游客奔来，向他发牢骚，“这儿也不热闹啊！这儿就这么不热闹吗？”东子差点哭了，“这都吵成这样了，你到底要哪样热闹啊？”
他想念2012年春天的大理，他在路上拍了张照片，“背景的大理古城人民路，自然、宁静、空旷、整洁、人性、祥和、草根、喜庆、丰富”，一年之后，人民路的行人摩肩接踵，“我知道，照片上的这个人民路，不会再现”。
根据大理州旅游发展管理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年，大理州共接待海内外旅游者1847.29万人次，同比增长19.56%；旅游业总收入195.36亿元，同比增长41.15%。相较前几年的数据，这是增幅最大的一年—因为2013年的数据还未统计，但古城人民路和复兴路的交叉口那一簇簇旅行团小旗让所有人相信，这个数字会再创新高。
2011年陈凯歌制作的大型奇幻剧《希夷之大理》开演前，大理的变化已有预兆。这部由云南大理州旅游产业开发集团公司投资、大理古城第一个投资上亿的大项目，开演前调音经常持续到凌晨三四点钟，大量的光闪烁在古城上空，一些居民不得不发微博声讨。
《希夷至大理》开演后，大理的人慢慢多了起来。东子经常跟朋友陈阵开玩笑，“2011年你来了，人就多了。”陈阵总是在微博上发自己在双廊的“云”客栈的无敌海景照片，被他们认为是“罪魁祸首”之一，“那段时间陈阵见朋友们就道歉”，这是他们的常用段子。
房租暴涨带来的惶恐
人多了，最明显的改变是价涨了。以前一碗米线三块，现在变成八块了，最惊人的是房租，不是“涨”而是“翻”了。
大理古城历史最悠久的书店，树人书店，营业19年后，今年年初因为房租压力关门了，它在繁华的复兴路上，租金一年超过20万。
阿德的书店开业时房租一年近五万，而两年前这里是一万元一年，眼下经过一轮直线上涨，估计已经到八或十万一年了。他签的是五年租约，暂时还没有太大压力，但他不敢保证五年之后这家书店是否能依然存在。
阿德还记得他去年初来大理找房子时，大街小巷去逛，看门口贴着“出租”字样的再去敲门。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太可怕了，一帮人带着钱来到古城，只要看到不是外地人开店的房子都去敲门，主动出击。古城原住民自己住的房子，现在大部分已经迅速开成店了。”如今谁要在古城看上一栋房子，必须马上签约马上付定金，否则第二天甚至一个小时后就会易主。阿德的书店往下走十米的位置有间房子门上贴了出租启事，每次阿德去上厕所经过时都会看到有人在打电话。
七月，海豚书店隔壁的素食馆门上被房东贴了张告示，限租客一个月之内搬走，之前没有任何预兆，原来这间20多平米的房子已经以接近170万的价格卖给了一个上海人，但租约还有两年多才到期。租客不能接受，朋友帮忙发微博呼吁，最终买房人受到舆论压力，重新签订协议，同意履行完之前的租约。
这个买房的上海人也曾进过阿德的书店，一进门就说自己已经把隔壁的房子买了，也准备买下阿德租的这间房子开咖啡馆，“你好好想想有没有合作的契机”，他还告诉阿德自己去年在北京798开了一家画廊。“他能花170万买房子，肯定是把它当成生意来做，也肯定已经算过了投资回报率。”
还有一家客栈，租房合同没有任何问题，房东也承认，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实在是难以忍受”。双方举行过几次谈判，僵持了很久，有段时间，客栈门上一左一右贴着两张白纸，一张是房东的招租启事，一张是租客打出的房东违约声明。还有更戏剧性的：一个人拿着钱站在门口对门里的租客说，我要以五倍的价钱租下来，你赶紧搬走吧。
“新大理人”常说，在这里找个好房东比租金贵一倍都值，“因为坏房东不用跟你来硬的，他有很多办法让你搬走。”
“大理也是大时代的组成部分，它的变化不可避免，等到下一步我在这儿都开不起店的时候，就只能躲多更偏的地方去。”书店刚刚开业一年，阿德已经在思考未来的退路了。
退向何方
怎么退、退到哪儿？这是许多“新大理人”都在思考的问题。
逃离北上广举家迁徙至此，花大力气开一家符合理想的客栈想要过一种面朝大海的生活的人们，来此之后发现这里已经变味了，而他们自己，其实也在参与着这一变化。经历了涨房租的波折，经历了各种喧嚣陡然进入视野的动荡，他们热切盼望着有一个出口，期望等待尘埃落定。
被双廊村民填海一事闹得心灰意冷的陈阵现在已经失去了他对大理的热情，他半负气地说，“以后不说大理一句好话”。不久前他一手创办的苍山学堂在大理学院附近挂牌，在教育方面的声名逐渐打响，但陈阵决定把它全权交给在学堂工作的一位老师，他则带着妻儿离开大理，飞往清迈，一个比大理更南的地方。
前几天，东子的一对朋友从北京来，经过一个别墅楼盘时，朋友嘀咕了几句，他才知道原来这项目里也有这朋友公司的一部分投资，心下想，“还招待你好几天，原来你毁大理来了。”他觉得，资本“把世外桃源的大理变成粗鄙的大理”，但也知道这是一种过激的观点，“没有任何人有权力阻止另外的人来大理，只是我们来的早一点，享受过宁静的大理，现在发点牢骚愤懑而已。”如今他也开始有迁徙的打算。
艺术家沈见华也曾考虑过离开双廊，因为在去年的双廊公益论坛上，他说了一句“如果双廊只靠旅游，等同于讨饭吃”，意指双廊应该有自我的独立性，但一些本地人说被侮辱了。最终八旬极力把他挽留下来。
人多了，房租高了，把那些开店只是想给家找个客厅的人挤走了，但新的人还会再来，充满这些路边的房子。做生意、想赚钱的人多了，同时明显的是，年轻人也多了。他们中有的是学生，假期来此“体验生活”，长租一间房价格并不贵，一个月800左右，没钱了就现做手工，晚上摆摊，川流的游人带来不错的生意。也有人有更纯粹的目的：流浪。人民路上有个抱着吉他、对着话筒的青年，话筒架上挂着个牌子，标明“只弹不唱”，以及，“下一站，远方”。下午一点开始，人民路两边的地摊出来了，摊主常常不在现场，只是在摊子上放个纸盒子，上面写着“自助投币，每样十元”，依然有人打着流浪的旗号，“要去西藏，缺钱……”青春和时间在这里充沛，他们贩卖理想，而承载他们的，是一些在小商品市场触目可见的便宜货。“资深大理人”往往看不上这些年轻人，但如他们所言，没有人阻止别人来大理。
作家许崧相信，“再过十年你再回来看，对面的山头都是房子，房地产开发所投入的资金对一个地方地形地貌的改变是决定性的，所有的基础设施，曾经不完全的，房地产一来全都有了，里面有巨大的财富和推动力，无法阻挡。”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吊诡的环：各种宣传片让普通游客知道了大理的好，为大理带来了更多人，也引发房价上涨，刺激了新移民们买房的决心，受益的依然是房地产。大理并非世外桃源，被房地产或者说资本这只手翻云覆雨的，不仅是大都市，也包括大理。
资本的面目
在大理，资本虽然显得含情脉脉，充满人情，似乎把更多有文化、有涵养的人带到了大理，但不可否认，资本最初到来时，是以一狰狞的面目出现的。
升值的诱惑
从大理机场到古城，你可以看到一路上密密麻麻的广告牌上全部是房地产项目，每个地产公司的用语都极尽标榜自己的独特性，凸显环境上佳和不可多得，譬如“世界上有些岛，有钱也买不到”。
这里有古城，有苍山洱海，有熟悉的品牌、咖啡馆、书店、私人会所和新型酒店公寓，还有一段不一样的时光。在城市生活惯的人，来到这里，对一切并不会感到不方便。
资本的力量让大理变得宜居，但不可否认，早在几年前，它是以一种狰狞的面目出现的。
2006年3月，“洱海天域”别墅项目开工建设，占据了大理团山公园的一大部分，还填埋了“情人湖”。四年后，这一项目被媒体曝光，“世界级的旅游景点正在日益变成富人的后花园”，舆论哗然，最终一位市长一位副市长被处理，洱海天域被责令停工，可事实上，在当年六月，有媒体发布消息称项目依然在售。2012年4月，大理官方发布遗留问题处理方案的听证报告，听证结果是，采用第三种方案，采用了一种折中的方式处理。对于外界关心的情人湖是否恢复的问题，目前官方的态度是搁置。
但这并不妨碍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大理，看房，买房，组团买，打包买。对住在其中的人来说，背后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否有山与海的美景，尽收眼中。
环洱海的房地产开发已经开始了四五年时间，云南几大地产开发商先后都在此地推出地产项目。在大理政府“保护海西、开发海东”的整体规划下，拿到一块更具价值的地，越来越难，而海西的可开发地块已经没有了。
顶级酒店也看中了这块土壤，某项目欲建立全球最大规模分店，“规划286间客房，依附原生山林，饱览山海景观”；还有酒店将推出村落式形态；而几家国际知名酒店亦已开工建设。
它们的目标直指中国的新贵阶层，30-40岁，开始考虑养老或者带孩子来度假。这些楼盘推出各种方式，来适应业主们的度假需要，譬如一年免费入住50-60天，其他时间将房子托管给物业，物业可拿来出租，业主按一定比例分成。会有更多的人来大理短期度假，他们花一两个月享受一下苍山洱海，对它的未来并不忧心忡忡。
占据了大理古城外非常好的半山位置的“苍山小院”项目销售经理陈妍霖介绍，苍山小院今年初开盘，均价14800元每平米，当日就售出三成，如今价格稍有增高，也已有七成售出。“在全国房地产市场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这个数据非常令我们满意。”业主中昆明人、大理人和外省人各占三分之一，外省人中来自北京的占了三分之二，其他地区，包括上海、广东、成都、重庆、福建等地方的人占了三分之一。
15000元一平米的房价在大理绝对是高的，但陈妍霖相信，大理的房地产依然有很大潜力。“现在虽然已经很多了，但完全达不到饱和，我们的地理位置离古城不远，在这里完全不用担心堵车，空气很好，这些条件是非常吸引人的。”
大理自古是滇西的中心，五朝古都，拥有逾1200年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在从前交通不便的时代，无论从哪个方向走，都要经过大理。在地理位置上，大理处于丽江、西双版纳、香格里拉、昆明等旅游城市的包围中，但这些年，官方认识到，“如果大理不是一个大城市，没有谁愿意绕路过大理。”
大理州委书记尹建业曾提出，要把大理打造成滇西六大中心：教育中心、医疗中心、商务中心、文化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他认为只有这样，大理才能够产生影响力和辐射力，交通也非常重要，在整个云南省的路网规划当中，铁路、公路和航空，已经在大理形成了重要的交通枢纽。大理至北京直航线路已经开通，新的大理机场现在也提上了日程。大理最近两年最为惹眼的是新环洱海公路的建成通车，这条线路连通了下关、海东、挖色、双廊、上关5个乡镇，双廊从中明显受益。在环海公路贯通之前，双廊到下关要从环海公路西线绕行，且路途颠簸，如今大巴用一个小时就可从下关到双廊，路途坦荡。
温情的资本
如今，资本在大理的面目，变得极具人文气息而显得温情脉脉。
譬如“苍山小院”项目，给了导演张杨100多万拍宣传片，全无限制，最终张杨拍出一部在片中毫无项目露出、仅在结尾打上项目LOGO的18分钟短片，但也正是这18分钟，吸引了许多不了解大理的人来到大理，有人是因为看了这个片子而来苍山小院买了房子。陈妍霖承认，“这个片子的影响甚至有点超过我们的想象。”
大理政府也对这个片子大力肯定，认为可以作为大理的宣传片。陈妍霖说这也是企业对整个行业的一种表达，“今年大理古城的人明显增多，大理人流量多了，不管是对我们项目还是其他项目都有很大的影响。大的环境好了，我们的环境就好了。”
在大理政府的参与下，这些楼盘和酒店都会具备“大理特色”。以“苍山小院”为例，陈妍霖说，“政府对我们项目提出了很多建议，结合我们项目本身的特色，最终成为现在的样子。譬如在项目申报过程中要跟政府开很多会，包括住宅限高不超过15米，还有太阳能，我们本来放在屋顶上，政府相关人员过来看了之后，要求放在里面、不要显得太过刺眼，等等，也会不定期检查我们的工作。”政府还规定，建筑面积大于2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综合性服务楼和高层住宅应同步规划、设计、建设再生水设施。政府的这些措施努力保持大理离它过去的样子近一点。
资本会改变大理，但这不是一家两家的力量，是所有企业加在一起的力量。项目和资金来到了这里，也把所有的配套设施包括商业、运动、医疗、教育都建设完成，不但增加了就业的机会，人流量越来越多，有人开始居住。这就是所谓的“把整块地盘活”。 对没有能力在大理买别墅的人来说，也许最担心的是大理会不会变成一个贫富分化、阶层明显的所在？如果那样，大理就失去了所有人都能围在一起喝茶的魅力。但是只要有古城在，一切便不是问题。在我们采访中，很多人都觉得古城是包容性最强的地方，可以几十块钱喝杯咖啡，也可以在外面摆摊，而在这里，你并不能简单地说摆地摊的人就比喝咖啡的人不幸福。
资本带来了更多的资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对大理更好。“人是群居动物，想要跟自己的亲人、朋友住在一起，一个名人过来了，他的朋友也会过来，高层次的人进入大理，未尝不是好事”，一位已经在大理定居的“新大理人”对此感触颇深。
安居
在大理古城人民路，聚集着一帮自称“新大理人”的家伙，他们喝茶、读诗、串门，以一种被大多数城市人羡慕的方式生活。
街坊的作用
去年九月，阿德的海豚书店在大理古城人民路上开张了。店里多数是人文社科类图书，还有专门的一栏，关于云南和大理。店不大，十几平米，最里是一个小小的工作间，阿德的妻子在这里售卖现做的咖啡和茶。沿窄窄的木楼梯上到二层，有几张桌子，墙上钉的书架上摆满了一长排二手书，都是各地的网友寄过来的。去年年初阿德在网上发起一个活动，号召大家为即将在大理开业的这家书店捐款或者捐书，得到的响应超出他的预料：有将近400人寄来了自己的二手书或者提供资金支持，哪怕只是二十、五十元，有人打来电话或者发来邮件跟他聊天，表明自己也有类似的梦想但没有机会实现，现在看到阿德即将实现了，愿意提供帮助。阿德发现，想要逃离城市的人当下越来越多，这个小书店身上寄予了他们的憧憬。
现在，阿德过着悠然而有规律的生活，“大理的店开得都很晚，基本都是上午11点后才开门，晚上9点半打烊，每天可以碰到很多熟人，以及各地来的游客，觉得有意思就聊几句，或者自己忙自己的，很简单。”
阿德是重庆人，此前从事媒体行业，2002年第一次来到大理，此后数次来玩，在去年做出定居的决定。这决定不难，原因主要在于三方面，一是大理宜人的气候，“一个朋友去过100多个国家，他说像大理这样气候的城市全世界不超过三个，所以移居大理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选择”。二是在城市消失的“街坊”的概念，在大理依然存在，“每天早上我从家来书店的路上，会遇到很多街坊，大家都会打招呼，有事都来帮忙。”三是大理独特的包容气质，“这个地方容得下各种生活方式，可以买下一块地盖房子，也可以背包流浪，都有生存空间。”
他的朋友许崧经常来书店里喝茶、读书。许崧原本在上海做广告行业，2004年他和妻子一起辞了工作去各地玩，写成《美国走着瞧》《印度走着瞧》《不去吃会死》等书。2010年初他们来到大理，决定定居，“算是找到同类了”。他也对大理的包容大加欣赏，“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有两个清真寺、一个天主教堂、一个基督教堂，再加上佛教寺庙道教寺庙以及本土的宗教，人们必须包容。”
“媒体来访问，九成都问，‘你为什么毅然决然放弃大城市的生活搬到这种小地方来’，我说你要过得比过去惨那叫毅然决然，你要是奔着一个好生活去不需要毅然决然。”作家许崧说，他直接从价值观上来阐释这个问题：“你如果身处大城市的环境中，觉得大家都在走那样的路子，从幼儿园到大学再出国，生怕输给隔壁家的谁，其实不就是为了一份工作吗？有一个好的收入，结局就是你买自己用不着的那么大的房子，穿没有实用价值的衣服，开超越了代步所需功能的车，只是为了显摆给别人看。可我们在这里不用穿衣服给别人看，大院子谁都住得起，阳光空气和水是免费的，但你不来就没有你的份。来大理的人都经过一轮自我教育，”他开玩笑道，“我们成功地经历了两个价值取向上的颠覆：一是乡下的瞧不起城里的，二是读书少的瞧不起读书多的”，是以“能来这里选择这种生活的人价值观都是统一的，所以这里的人特别好交往，彼此没有戒心，互相没什么图的，就是街坊。”
“街坊”的作用在这里被放大。海豚书店开业至今做过四场读书会，第一场活动筹备只用了两三天时间，因为街坊都来帮忙，有人找场地，有人做义工，最终来了300多个人，也不要门票，“最大的开销就是结束后请大家吃个饭”。还做过一次诗歌朗诵会，周云蓬选了14首诗，谁都可以来认领、朗诵，朗诵时周云蓬就在后面即兴伴奏。许崧还跟老六（张立宪）合作，由周云蓬等几个音乐人在重庆做了次义演，募集了几十万元为某偏远地区的白内障病人做手术。“这样的事情放在大城市或者大机构去做，马上陷入一堆莫名其妙的官僚气息里，但在这里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
歌手欢庆有时候会在东门下弹唱，古城的“九月”酒吧本是他开的，是著名的音乐人聚集的地方，但欢庆发现经营太累了，就把酒吧兑出去，自己单纯做音乐，东门下的演出也不做预告，不收费，有缘遇见了，就听一听。前年许崧他们在东门做了个马拉松式演出，一个人唱到实在唱不动了，下一个人再接上，一首百首都不拘，一直唱到天下雨。“这在北京上海是不可能的，你才把东西架起来，城管来了。是在这样的小地方才产生了一切的可能性。”
对赚钱的不忧虑
来大理之后，他们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们怎么赚钱？
许崧和妻子开了一家客栈，“开店是为自己兴趣，挣不挣钱无所谓，反正我也要租个地儿住，一楼开店二楼住，想出去玩把门一锁写行字就行了。”而在私人书店普遍经营不善的大环境下，阿德的书店效益居然超过预期，“很多人来旅行，想要买一两本书带走，对价格并不敏感”。他依然在做一些房地产网络营销的兼职，“有的人以前稍微有些积累，现在生活要求也没有在城市里那么高，可以在不影响生活的情况下做兼职来补贴一下；也有人以前积累很多，现在就是纯粹地过这样的日子。”
阿德和许崧代表了这样一群新大理人：他们拥有城市背景，在城市里享受不错的物质生活，因为自然气候与人文环境的优渥来到大理，以不为赚钱、更多为生活的心态经营着一门生意，譬如书店、客栈或者咖啡馆，在大理生活的同时依然和城市保持关系，譬如用自己原有的专业技能做一些兼职。他们经济独立，享受闲适与独立。 也有缺乏“积累”的人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人民路上有一家“丁丁挖福”，老板丁丁是昆明人。2010年前她来大理玩，被这里闲散的气氛吸引，辞去在昆明的工作，跟这家店的创始人、一个比利时人学做华夫饼，后来比利时人回家了，她把店盘下来，改名“丁丁挖福”。一个西雅图男人来到这里，连续一星期每天都来吃，去年三月，他再次来到大理，重逢，相爱，现在他们的孩子已经一周岁了，丁丁的妈妈从昆明过来，抱着那个深眼窝的孩子样子很和谐。饼店生意很不错，丁丁准备再过一两年、度过孩子最需要照顾的忙乱时期，再开几家连锁店，但这一切并不着急。
这正是会在大理留下来的人对钱的态度：无忧，不是因为“我有”，而是因为没有贪欲。
教育正是大理的可贵之处
外界对新大理人的第二个疑问是：孩子教育怎么办？
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棘手，甚至已经成为大理远优于城市之处。大理的几家民办教育机构在业内已颇为知名。孩子们可以上“猫猫果儿”幼儿园，创办人陈刚也是“猫猫果儿”客栈的老板。此前他开过公司也拍过纪录片，来大理定居后，因为孩子出生，他开始考虑教育问题，找不到合适的幼儿园，索性自己开一家。去年年初完工，第一期招收了15个小朋友，后因为家长们强烈要求，如今人数扩充到25个，但不会更多。在这个幼儿园里，教音乐的是杨一，用许崧的话说：“跟窦唯一辈儿，自己隐居那么多年不唱歌，在幼儿园里带一帮孩子唱得欢。”
同样的思路也出现在陈阵身上，他是前新华社跑教育口的记者，在关于高校扩招的讨论中站在了支持的那一边，他本希冀扩招可以给像他这样农村出身的孩子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但看到的却是更多穷苦孩子失去了机会。自责之下他离开体制，创业，赚了一些钱，举家从北京迁到大理，在双廊玉几岛上开了一家叫“云”的客栈。生活安稳了，为了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他办起了“苍山学堂”，集中一批大理“新移民”的孩子来学习，请在大理汇聚的各方“高人”来教育孩子们，不拘书本，玩也是一种学。去年从三月到九月，他带着几个孩子游学东南亚数个国家，目的“第一是找到自己的人生，第二是变得无所畏惧。”
还有一些家长组成了“在家上学”联盟，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组成了包括生活和教育在内的小社区，其中较为知名的是蔬菜妈妈创办的“大木屋”教育基地。在洱海门附近的大木屋里，放弃传统学校教育的孩子可以上课、学习陶艺，也可以到田地里干活，参与更多实践。刚刚过去的暑假，有许多一线城市的家长带着孩子来此参加夏令营，体验更为自然的教育理念。许崧说，“这样的教育环境是中国唯一的，它太可贵了。”
医疗也不是问题，“新大理人”中有医生，因为邻里之间紧密的关系，他们可以提供类似家庭医生的服务。“孩子有什么头疼脑热的，我首先不是去医院，而是找医生朋友，他可以做简单的诊疗。如果需要用到器械，那就去医院检查，报告出来之后还是找朋友看，这使得我根本无需像城市人那样去竞争有限的医疗资源，条件反而提升了。”而对日常健康而言，“这里的好山好水好风貌和健康的食物，已经是对自己最好的照顾了。”
与当地人的融合
导演张杨是地道北京人，然而现在大理成了他的家，多数时间他居住在此，去北京反而变成了“出差”。
他很早便与大理结缘，20世纪90年代，他开始频繁往大理跑，住在古城南门附近的MCA酒店。几个编剧、导演都在那里写剧本，扎上好几个月，后来干脆做个工作室，在MCA后面租了个院子。有此基地，张杨开始带北京的朋友来玩，去画家赵青在双廊玉几岛上的“青庐”，看着落日喝喝茶，岛上的海景给张杨深刻印象，他也想在双廊有个房子。
花了四年时间，张杨在双廊镇大建旁村的房子落成了，他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归墅”。房子是玉几岛村长八旬设计建造的，也没有图纸，采用了现代的钢结构和强化玻璃，同时延续了白族人盖房子的概念，房顶、房檐都是白族的建筑方式，青砖上有白族传统纹饰。沿一条窄而蜿蜒的楼梯向下，绕过一棵大树，进入相连的另一栋小楼，那里向海伸出一个宽敞的平台，其下便是洱海。
不过张杨更喜欢大理古城。“这里 人文情怀更浓厚，是一个城市的概念，接触的都是外来人”，但他选择住在双廊是因为“更接近于乡村”。这里居民多数是白族，保留了丰富的白族文化传统，譬如“吃大饭”，哪家有大事，婚丧嫁娶、盖房子、起名字，都要请全村人吃大饭，邻居几家的妇女来帮忙，全村人聚拢来，一拨又一拨，这一桌走了就上下一桌。张杨说他“在村子里吃了无数大饭了”，老乡们已经接受他成为村中一员，通知时如果他不在家，就在门上贴个条，告知明天到哪家吃饭。张杨的“归墅”落成后，老乡们也来吃饭，正值春节，还在他房子里舞了一会儿龙。“这个房子就是靠村里人背东西背进来的，也是村里人建成了这栋房子，整个就是一个村子的感觉。”
这也是一种在大理安居的方式：在乡村中、在与当地人的融合中找到归途。
为什么迷恋大理
叶永青
艺术家，人称“叶帅”
我觉得大理最有价值的是它还是个乡村，所有发生的事都以乡村为背景。现在这里的危险在于，所有改变都想把它变得不再是个乡村，但是如果大理不再是个乡村，我们所热爱的一切都失去了基底。乡村不是农村，乡村更接近文化、传统，跟灵魂、生死是有关系的。但中国这一百年来，所有政治家和商人都想要摆脱乡村走向城市，乡村的整体趋势是无望的、下沉的，是一个生产的地方而非一个生活的家园。大理的价值就是证明乡村不光是一个生产的地方，也是一个可以生活的家园。
版画
“曼陀罗”客栈主人
我刚来大理时，在一个巷子里盖了栋房子。最早那条巷子是土路，布满马粪狗屎，我跟邻居沟通过，想让他们保持环境的清洁，但发现这是很难改变的，因为这里以前就是农田，别说狗了，人拉屎都正常。我就每天天自己打扫，扫了七年，后来邻居们也开始打扫了。我以前也想过跟他们说别把洗菜的水直接倒进地沟，会招苍蝇，但对他们来说，生活里有苍蝇实在太正常。我就开始往地沟里放酵素，邻居慢慢也来找我要……其实这都是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如果你强迫别人改变，他们不可能理解，你可以用更身体力行的方式。其实现在我也有点茫然，古城的变化是拦不住的，把自己的心气儿放在家里面，无公害地活着，就很好。 张杨
著名导演
以前没有游客的时候，我们就是坐在洋人街上喝咖啡，现在游客来了，能看到一波一波的小旗子，但是这些小旗子跟你没有关系，他们过去了，你还是在那儿喝咖啡，你还是过你喜欢的生活。这里能过很奢侈的生活，可没钱也能活得很好。像人民路上很多每天摆摊的，收入也没多少，但就是很满足很高兴，今天双廊转转，明天古城待待，就是一种嬉皮文化。他们觉得这种生活是自己想要的，也并没有想过要在这里买块地，因为在这里很多朋友，这就是他们的人生乐趣。
荣洁
酒吧“鸟吧”主人
看到大理的各种变化，最近两年我有了新想法，尤其是我们与当地文化融合方面。去年开始我用大理传统的建筑方式盖了一个鸟吧咖啡馆，正在修复一个有150年历史的老房子。我本来想盖一家客栈，签合同的时候房东没说这是危房，装修时它忽然倒了，我就花了很多时间跟古保局沟通，表达自己想用传统的方式去盖。我还找到了两个60岁的当地建筑师，他们16岁开始盖房，现在很少有人再找他们盖老房子了，我请他们时他们特别高兴，上梁那天就像两个将军在指挥，我拿着DV把过程都拍了下来。这个过程我自己也收获了很多，想要在这里继续生活，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要足够尊重本地的文化，这样会越来越有意思。
奚志农
野生动物摄影师
1997年，我做过一期《实话实说》，叫“滇池洱海告诉我”，在滇池边采访一位祖辈生活在那里的渔民，他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当你们昆明城里用抽水马桶的那一天，我们滇池的水就不好了。”今天的大理抽水马桶也已经普及，而以大理的地势来说，最后污水肯定汇集到洱海。前一阵从海东看去，天是蓝的，苍山是红的，洱海是绿的，像一片绿油漆，这是水质极度富营养化的表现。政府一些设施跟不上，但这其实也不仅仅跟政府有关，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相关的。
许崧
作家
到大理那年，我走在博爱路上，往前看没有人，往后看也没有人，觉得太好了，就决定搬到这里来。忽然有一天上帝打了个响指，所有事情都改变，更多的钱进来造成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譬如物价的上涨，我刚到大理的时候一个月生活费1000块就够了，现在生活成本急剧增加。我也有担心，人再淳朴，你也不应该放一沓钱在他面前考验他，而大理正在经过这种考验，还不是一沓，而是一兜子钱。我希望能保护好这个古城。从去年开始新移民掀起了买房的热潮，租金不断涨，他们没有安全感，那就买，只不过新移民们不炒房，而是完全自用，大家朋友之间一块买，然后又有了一起生活的小社区了。
极速开发
双廊，弹丸之地，却已经成为云南乃至全中国最具爆发力的小镇，甚至被认为可能是中国最高端的休闲度假小镇，这里也是大理改变最为集中、鲜明的地方。
一个小渔村的发展
八旬一身黑衣，长发金黄，背着手，疾步在环海路上行走，像一只豹子在逡巡自己的领地。一百米的路，有数拨人跟他打招呼，他停留一下，又迅速前行。
八旬的官方身份是双廊玉几岛的村长，因为不俗的外形、与艺术家们的广泛交际，他被称为“中国最特别村长”。他还有其他的一些身份为人所知，譬如建筑师，这附近著名的房子多数由他所建，包括张杨的“归墅”，陈阵的“云”，沈见华的“白居”；同时他也是一个客栈老板，拥有双廊第一家本地客栈“粉四酒店”；他还是舞蹈家杨丽萍的妹夫。张杨评价他“一方面忠诚地遵从本地文化传统，为乡中村中事物尽职尽责，另一方面又对外界新潮文化非常开放和接纳。”
但约八旬采访并不容易，对媒体他秉持着拒绝的态度，据说是因为此前有媒体断章取义，令他不满，再说对于双廊的变化，他口口声声“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我也无奈，但是有办法吗？”但坐下来，对着录音笔，他又显得坚定、积极，“双廊不会变成第二个丽江，因为它有灵魂”。
六年前，八旬和当时的老村长一起跟旅游公司搞了个十年协议，在岛上开发旅游，公司把玉几岛变成一个2A景区，“大的地方不破坏，我们也没法干涉，但如果他要改变岛上的景观，譬如在岩石后面搭台子，我们就坚决不让他弄。”在入口收门票；村民们每月两户人家轮流打扫岛上卫生，清理公共厕所；年底岛上会收入几十万的分红，一家可以分到几千元。据八旬说，本来跟旅游公司定的是门票不超过5块，但最后旅游公司把门票定成了20元。
“这件事情搞得现在很尴尬，不让他们弄吧，有协议；让他们弄吧，他们又乱宣传，说看杨老师的房子、看赵青的房子，让很多人以为买了玉几岛的门票就能进他们家里，走了一圈就抱怨为什么不让进，那是私人住宅啊。旅游公司就是误导游客。”
八旬说他已经不想当村长了，“以前当村长是雪中送炭，现在叫锦上添花，很多人想当，那这个花让别人贴也挺好。”为了表明决心他在上次换届前甚至把头发染成了金色，但最终选举结果他仍然是村长。好在他找到了更具价值的事业：建筑师，八年前，八旬完成了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个建筑，在岛上宗祠的旁边，如今杨丽萍的妈妈（也是八旬的丈母娘）住在那里。八旬的第二个作品是粉四酒店。后来他几乎成了迁居大理的名人们盖房子的“御用”。
他是双廊的建造者，也是双廊的管理者，这种双重身份意味着他的意志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这座岛屿未来的样子。有人说八旬的建筑抛弃了白族的传统，但八旬说建筑是具当代性的，他希冀他的建筑能够形成一种文化，“就像我们今天去看上海租界的那些建筑一样”。
几年前，上海艺术家沈见华来到大理，想在这里盖个房子，盖的过程中发现超出预算，想放弃时，八旬表态，宁愿赔钱也要把房子盖完。“因为我觉得沈老师是一个热爱这里的人，我希望他能留下来。现在已经证明，他对这里的文化的挖掘和复兴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做农民画，和我们一起做的乡村画报，都是因为有他才能实现。”
乡村画报《双廊，双廊》每年出一期，八旬拿自己的钱出来，沈见华和张杨等人都会帮忙，每期印刷500本，400本送给当地老百姓看，100本放着，有朋友来就送。他们试图让更多人了解双廊，哪些在变化，哪些在留存和延续。 这些艺术家努力维护着双廊。几年前，一个80岁的老太太去找沈见华，请他帮自己写一个低保申请书，沈说，你一个多年的优秀共产党员老了还要去争低保，不要写了，我教你画画吧。老太太对色彩的敏感令沈见华吃惊，他的房子逐渐成了岛上老太太们的画室，在他的推荐下，老太太们一幅画能卖到上万元，“比拿低保好”。现在有六个老太太在那里作画，沈见华还收了三个徒弟，一个学画画，一个学石雕，另一个做彩色玻璃。画卖出去钱都归老人，只有一部分拿去买颜料和画布。她们想去北京，去年沈老师就想尽办法在北京办了个农民画展览，各种费用都是找朋友帮忙。
客栈发展史
艺术家与当地人的结合，使双廊散发出一种独特的艺术气质，这也正是八旬所言之“双廊的灵魂”。但对当地的客栈主而言，情形有所不同，而客栈正是当地发展的引擎。
历史上的双廊一直是洱海地区最为偏僻、贫苦、闭塞的小镇，规模和人口数量甚至比不上旁边的一个村，这里的居民绝大多数是白族，因为地方狭小，毫无农田，人们只能以打渔为生，这些年封湖禁渔期的不断延长，也禁锢着居民收入的提升。
但机遇以不期而遇的方式到来。2000年，玉几岛上的长者经过一次慎重的会议，决定同意在岛的一角给杨丽萍一块地，以使她在此安家。此时杨丽萍已经成名，她的邻居、画家赵青帮她设计建造了“太阳宫”酒店，这是一栋令人过目难忘的建筑，因地制宜，非常现代，又融合了大量的传统元素，它和赵青的“青庐”一起成为玉几岛的名片，一些人慕名而至。他们多是文艺界人士，包括作曲家三宝、导演张杨、艺术家沈见华……
2005年，在双廊镇郊的大建旁村开起了第一家外来人客栈，海地生活国际青年旅舍；2008年，双廊本地第一家客栈“粉四酒店”开业，老板是村长八旬，老板娘则是杨丽萍的四妹；2009年，在双廊镇上开起了第一家外来人客栈，沧海一粟，老板是广东人，长年劳累后，他希望有一个能够安神修养的院子，同时抱有为当地白族人带来一些现代建筑的情怀，是以客栈大量采用木头作为材料，青砖白墙，结合白族建筑的风格与现代生活的舒适需要。这种风格吸引了许多热爱旅行的人，这些人中的一批留在双廊，也开起了客栈，包括“水时光”、“晴天”等等，他们形成了双廊的第一批客栈。
2009年之前，这些客栈都经历了长期空房的状态，那时的双廊只在艺术家群落中有些名气，对普通游客而言完全是陌生的。游客们感兴趣的只是临近的南诏风情岛，那是20世纪90年代末由当地政府开发打造出来的大理第一个4A级景区，至今玉几岛外的一个路口还挂着通向南诏风情岛的牌子，而一年前，许多本地的司机师傅都不知道双廊怎么走。
也许那是第一批客栈主们最为怀念的时光，如果你不为赚钱，只是想找一个幽静的地方面朝大海，没有什么比那时的双廊更为合适。物质成本极低，半亩地的租价一年不到一万，几十万元就可以造就不错的庭院式客栈。
2009年，双廊开始有一些声名。一位客栈主认为，这与当时的国内旅游人群分化有关，“最早是大众旅游，就是跟团，后来背包客、自驾游逐渐出现，并越来越多。有不少人开始追求高端品质的休闲度假，就是不去景点、不逛街、不购物，就是到一个风景秀美的地方好好睡个觉晒晒太阳，跟当地人有一些简单的接触，包括赶集、家访、参与当地的一些手工劳作。双廊正好迎合了这股风头，就逐渐起来了。”
双廊的“起来”最初凭借的就是当地的高端客栈文化。2010年，新一批客栈开始建设，次年进入建设高峰期，去年则呈现井喷态势。这算是双廊的第二批客栈主，他们的投入越来越高，建筑的风格和装饰的品位都大幅提升，而收益也在增加。此时的双廊客栈呈现良好的商业化势头，客栈主们发现，在这里不仅可以有比城市更好的生活——气候宜人、食物安全、交通通畅、民风淳朴，还可以赚钱。
双廊的迅速发展吸引了更多人，其中一些完全抱着投资的心态来到这里，一口气拿下好多院子倒卖。闹吧开始出现，海街上的“唐朝酒吧”承袭了丽江的“艳遇文化”，窗边的牌子上写着，“如果在丽江没有艳遇，就来唐朝吧”，室内人头攒动，音响播放着最大众的音乐，顺着海街与海水，百米外依然可闻。去年，一家客栈发了条微博，斥责酒吧深夜还在播放高分贝音乐影响客人休息，同行纷纷转帖，大理州旅游局局长很快上门调研，此后，唐朝酒吧在晚上11点后很少再高声喧哗。
但越来越多的喧闹还是让客栈主和游客们的疑虑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双廊会不会变成下一个丽江？“双廊的色鬼和酒鬼越来越多了”，一个客栈主说。他在订房回复短信上会说明，这里不能打牌打麻将，晚上十二点前必须回来。有客人不解，他解释说，你如果喝醉了，会吵到其他客人，但客人不满，“我花钱来这里不是买清静的，而是买开心的。”他无法继续解释下去，他只能更严格地挑选客人，当然也要面对更多不解的责问。
机遇的十字路口
远超所有人想象的发展速度带来了许多问题，一位客栈主透露，双廊大部分客栈建筑是违规的。“在农村盖房子，按道理应该去政府部门报建，我们最初想按照政府标高来建，但房东认为高一点会更舒服，此时政府显得非常软弱，任凭大家建，人的从众心理，‘建四层都没问题，那我为什么要建两层半呢？’现在又开始说不行了。”
于是“以罚代管”出现了，“没有拿到工商执照的客栈都被叫过去谈话，交两万块的保证金；没有报建就办不了消防，公安又来查，继续罚款，以封门相威胁。”他特意描述了公安来罚款的方式，“以犯罪嫌疑人的方式对你，给你个牌子，然后拍照，上传到公安的网上，再验DNA，录手模，还要把手机通讯录上传。”
玉几岛上陈阵的“云”客栈门前有一块地，海水退潮的时候会露出来，这块地已经退给了政府。邻居曾经是这块地的主人，虽然现在在法律上已经不再拥有这块地，可邻居还是拉土把地给填了起来。“云”客栈的房东非常生气，责怪是陈阵助长了对方气焰。三角关系乱成一团。陈阵“多次向政府热线投诉，每次都说会迅速处理”，最后只好利用自己在微博上的影响力引起上级领导重视，把土方清理掉。这件事之后，陈阵带着老婆孩子离开双廊，来到大理古城，留下一个服务员撑着客栈。 在飞速发展面前，过去以宗族为基础形成的利益平衡已经被打破。“一户人家原来是穷人，现在通过旅游挣钱了，一下子拿到上百万的租金，他很可能不知道干吗，很容易开始干坏事。”一位受访的客栈主说。“在大发展当中，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以利益为中心，不再追求传统的美的东西。”
到底应该怎么做？去年，八旬发起了双廊公益论坛，这是一个民间机构，但获得了政府的认同和支持。但对于政府的工作，居民们显然有更高要求，譬如治理堵车、修建公共厕所。目前玉几岛上只有一个公共厕所，游人如有需要只能找路边客栈或咖啡馆解决；排污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问题，有人指责客栈的大量修建直接影响了洱海水质，而客栈主表示大多数客栈都很重视环保，建造了标准的化粪池，但之后如何处理就非单个客栈所能控制。一年前政府曾经铺设过一次排水管道，但下雨时水不但下不去，反而冒出来；今年八月，地面又一次被挖开用以铺设管道。政府还环绕玉几岛建了一个公共排污管，也有客栈主认为这损害了岛的原始风貌。去年五月，有人发文称，“双廊这个巨大的试验场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
但说到底，这都是“人”的事情，岛就在那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坐大巴跟着导游的小旗来的团体游客渐渐消散，玉几岛又恢复了宁静。八旬与记者聊完，匆匆地走了，岛上一位老人去世了，一帮人都等着他主事。晚上十点，宗祠旁边的空地上热闹起来，十几个女人围坐着，生起火，铲子在大锅里搅和，她们说笑着，等待吃夜宵。一旁的宗祠里，几个老妇人围坐着，敲着木鱼诵经。十点半，又一拨女人顺着潮湿的石板小路鱼贯而来，据说她们要再工作一会儿，为明天的“大饭”做准备。此时，岛上一户人家的门上贴上了白色的对联。生老病死，玉几岛上的人们继续着生活，无论白天有多少窥探的目光，岛还是他们的。
八旬： 双廊不会变成丽江，因为它有灵魂
F：你很早就有这么一个眼光，你知道文化能够改变一个地方？
八：一个地方没有文化就没有灵魂，双廊的好就是有一批热爱这里的人，他非常愿意把自己所学的带到这里，肯定能给当地注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一直在坚持，当坚持很多年以后，人来了就会发现，怎么这里会有这么个东西，不断地出现跟文化有关系的东西，就有灵魂了，不然你来干吗？景是很漂亮，但是很单一，让人留下来，景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文化更深层次的东西，他让你待着很舒服，能够感染到你。
F：你作为村长如何跟这些在双廊投资和生活的各种人打交道的？
八：朋友说我跟艺术家很有话题，跟商人也很有话题，所以我一直搞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但我肯定不是个商人，我现在只想把建筑做好。双廊到今天是自然形成的状态，不管别人怎么看待，说它乱，说它就是个大工地，我相信一个地方的发展都要经过这样的阶段。就像大家都说当下的中国很浮躁，要多跟欧洲学习，但其实他们也都经历过这些，这是跳不过去的，就像长大一样。
F：很多人担心双廊会变成第二个丽江。
八：双廊不会，它有灵魂，已经在了，只是还没有放大。你可以看到一批人正在努力地做，包括沈老师、杨老师、赵青、张杨……我相信志同道合者会越来越多，所以我相信未来会好，如果每个人都像我这样，那就很好。丽江有丽江的模式，双廊有双廊的模式，民族、人群、地理位置、气候都不一样，那么多的不一样，怎么会是“第二个”呢？
F：怎么使双廊不过分商业化？
八：商业化很正常，谁也不能阻止商业，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只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怎样让它更好，这是我们热爱这个地方、民族的人思考和需要执行的问题。你说我害不害怕商业化，我害怕怎么样，不害怕又怎么样，它照样在往前走，只要每个人尽到那一份心，实实在在落实每一件事，商业化也会很好。
F：在当地人和外来人之间你是一个桥梁的角色，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八：我觉得最重要是给外来人更多的安全感，因为他们对这里的不了解，从我身上他们能够了解这里，把原来悬着的心放下，安安静静开开心心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双廊当地人都很善良，只要是好的，都愿意接受，他们非常具有包容性。
F：现在双廊的原住民跟外来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八：很融洽，当然也有外面的人不太理解，我也会去解释，我说老百姓看不了很远，他只看眼前的实在的东西，所以要理解他们；我也经常跟村民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这里有很多细节，不是笼统地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还是要“造型”。
F：譬如一个房东看到邻居的地以很高的价钱租出去了，他就想毁约、涨价，这种时候你怎么去协调？
八：这是个经常的话题，我总给他们说，当年你们来双廊，没想过双廊今天会变成这样，现在这个变化远超你们的预想，也超过了老百姓的预想。物价、人力也都在涨，以前你们来的时候一个工人一天50元，现在要100元甚至更多，当年的房租数额跟今天无法比较，所以我认为在一个合理的条件下可以给予村民补偿。他们也不会很过分，你这家店生意不好，他们也不会提无理的要求，能够弥补他心里的落差就行了。就像我有一缸水，他想喝一瓢，少这一瓢对我来说没问题。我也跟老百姓租了一块地做客栈，在他没有提要求之前，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说等开业了，生意好了，我会给你一定的补偿。这很正常，为什么要纠结？老百姓没说要毁约，他只是想要补偿，这需要互相理解。
F：那村民之间呢？临街的房屋可以用来开门店，住在里面的人家就失去了加入这一波经济发展的机会。
八：这都会有，你想什么都平等，那做不到。不临街也不临海的人家也会慢慢地发展、有收入，譬如游客多了，他可以为客栈清洗床单被罩，或者留宿客栈员工，他还是会加入到这一波变化中去。因为双廊就这么大，就这么一百户人家，他们肯定也会被带入。
F：地价抬升，会不会越来越多的村民把房子或地租出去，自己离开这里？
八旬：不会，人都在。双廊好的就是我们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宗祠寺庙，婚丧嫁娶都要去祭拜，我父母住在岛上，我跟他们商量过把他们的住处开成客栈，把他们挪动到离这里一公里的另外一个村庄里，他们不同意。这里的老百姓都是这样，把房子租出去但自己要留几间，或者有两块地，租一块自己留一块。我觉得灵魂在这里寄托着，到外面就没有这种感觉，就像鱼离开水会死一样。 F：本地人不走，外来者越来越多，岛上能承载得下吗？
八：我觉得这是一个更新的状态，一帮人来也有一帮人走，彼此交替。
F：你预想过多久双廊会稳定下来？
八：五年吧，之后会好很多。
后退或逃离
人多了，钱多了，他们慨叹着“人心坏了”。往日的安闲不可再得，怎么办？有人选择后退，退到自家的院子里；有人索性逃离，去更南的南方。
不再安静的古城
导演张杨为地产项目“苍山小院”拍摄的短片《生活在别处》在大理古城展映的那天，在人民路下段开茶店的东子跟媳妇儿说，“咱们的好日子要进入倒计时了”。
他的茶店门边挂着一块木板，刻着三个字，“大理闲”。暮色转浓时，他就在门口摆一张方桌几把椅子，跟朋友一起喝茶，人民路上经过认识的人，打个招呼便也加入进来，清水潺潺，从他椅下流过。
东子来大理六七年了，喜欢安静，喜欢每天发条接近140字的微博，他说，“年过40以后，我和这个社会的距离就越来越远。对我来说，‘闲庭信步，看云卷云舒’都不算什么诗境而是现实的生活。我大把的时间花在泡茶、把玩茶具、布置茶境、拍花照云、临帖、读书、写微博。除了在大理古城时守茶店，我几乎没有任何交际。我的一切，都在我的茶里，无需另外说明。我愿意，远远地活着。”
但八月的一天，午睡的他被人声车声音响声吵醒，坐在店门口发呆时，几位游客奔来，向他发牢骚，“这儿也不热闹啊！这儿就这么不热闹吗？”东子差点哭了，“这都吵成这样了，你到底要哪样热闹啊？”
他想念2012年春天的大理，他在路上拍了张照片，“背景的大理古城人民路，自然、宁静、空旷、整洁、人性、祥和、草根、喜庆、丰富”，一年之后，人民路的行人摩肩接踵，“我知道，照片上的这个人民路，不会再现”。
根据大理州旅游发展管理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年，大理州共接待海内外旅游者1847.29万人次，同比增长19.56%；旅游业总收入195.36亿元，同比增长41.15%。相较前几年的数据，这是增幅最大的一年—因为2013年的数据还未统计，但古城人民路和复兴路的交叉口那一簇簇旅行团小旗让所有人相信，这个数字会再创新高。
2011年陈凯歌制作的大型奇幻剧《希夷之大理》开演前，大理的变化已有预兆。这部由云南大理州旅游产业开发集团公司投资、大理古城第一个投资上亿的大项目，开演前调音经常持续到凌晨三四点钟，大量的光闪烁在古城上空，一些居民不得不发微博声讨。
《希夷至大理》开演后，大理的人慢慢多了起来。东子经常跟朋友陈阵开玩笑，“2011年你来了，人就多了。”陈阵总是在微博上发自己在双廊的“云”客栈的无敌海景照片，被他们认为是“罪魁祸首”之一，“那段时间陈阵见朋友们就道歉”，这是他们的常用段子。
房租暴涨带来的惶恐
人多了，最明显的改变是价涨了。以前一碗米线三块，现在变成八块了，最惊人的是房租，不是“涨”而是“翻”了。
大理古城历史最悠久的书店，树人书店，营业19年后，今年年初因为房租压力关门了，它在繁华的复兴路上，租金一年超过20万。
阿德的书店开业时房租一年近五万，而两年前这里是一万元一年，眼下经过一轮直线上涨，估计已经到八或十万一年了。他签的是五年租约，暂时还没有太大压力，但他不敢保证五年之后这家书店是否能依然存在。
阿德还记得他去年初来大理找房子时，大街小巷去逛，看门口贴着“出租”字样的再去敲门。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太可怕了，一帮人带着钱来到古城，只要看到不是外地人开店的房子都去敲门，主动出击。古城原住民自己住的房子，现在大部分已经迅速开成店了。”如今谁要在古城看上一栋房子，必须马上签约马上付定金，否则第二天甚至一个小时后就会易主。阿德的书店往下走十米的位置有间房子门上贴了出租启事，每次阿德去上厕所经过时都会看到有人在打电话。
七月，海豚书店隔壁的素食馆门上被房东贴了张告示，限租客一个月之内搬走，之前没有任何预兆，原来这间20多平米的房子已经以接近170万的价格卖给了一个上海人，但租约还有两年多才到期。租客不能接受，朋友帮忙发微博呼吁，最终买房人受到舆论压力，重新签订协议，同意履行完之前的租约。
这个买房的上海人也曾进过阿德的书店，一进门就说自己已经把隔壁的房子买了，也准备买下阿德租的这间房子开咖啡馆，“你好好想想有没有合作的契机”，他还告诉阿德自己去年在北京798开了一家画廊。“他能花170万买房子，肯定是把它当成生意来做，也肯定已经算过了投资回报率。”
还有一家客栈，租房合同没有任何问题，房东也承认，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实在是难以忍受”。双方举行过几次谈判，僵持了很久，有段时间，客栈门上一左一右贴着两张白纸，一张是房东的招租启事，一张是租客打出的房东违约声明。还有更戏剧性的：一个人拿着钱站在门口对门里的租客说，我要以五倍的价钱租下来，你赶紧搬走吧。
“新大理人”常说，在这里找个好房东比租金贵一倍都值，“因为坏房东不用跟你来硬的，他有很多办法让你搬走。”
“大理也是大时代的组成部分，它的变化不可避免，等到下一步我在这儿都开不起店的时候，就只能躲多更偏的地方去。”书店刚刚开业一年，阿德已经在思考未来的退路了。
退向何方
怎么退、退到哪儿？这是许多“新大理人”都在思考的问题。
逃离北上广举家迁徙至此，花大力气开一家符合理想的客栈想要过一种面朝大海的生活的人们，来此之后发现这里已经变味了，而他们自己，其实也在参与着这一变化。经历了涨房租的波折，经历了各种喧嚣陡然进入视野的动荡，他们热切盼望着有一个出口，期望等待尘埃落定。
被双廊村民填海一事闹得心灰意冷的陈阵现在已经失去了他对大理的热情，他半负气地说，“以后不说大理一句好话”。不久前他一手创办的苍山学堂在大理学院附近挂牌，在教育方面的声名逐渐打响，但陈阵决定把它全权交给在学堂工作的一位老师，他则带着妻儿离开大理，飞往清迈，一个比大理更南的地方。
前几天，东子的一对朋友从北京来，经过一个别墅楼盘时，朋友嘀咕了几句，他才知道原来这项目里也有这朋友公司的一部分投资，心下想，“还招待你好几天，原来你毁大理来了。”他觉得，资本“把世外桃源的大理变成粗鄙的大理”，但也知道这是一种过激的观点，“没有任何人有权力阻止另外的人来大理，只是我们来的早一点，享受过宁静的大理，现在发点牢骚愤懑而已。”如今他也开始有迁徙的打算。
艺术家沈见华也曾考虑过离开双廊，因为在去年的双廊公益论坛上，他说了一句“如果双廊只靠旅游，等同于讨饭吃”，意指双廊应该有自我的独立性，但一些本地人说被侮辱了。最终八旬极力把他挽留下来。
人多了，房租高了，把那些开店只是想给家找个客厅的人挤走了，但新的人还会再来，充满这些路边的房子。做生意、想赚钱的人多了，同时明显的是，年轻人也多了。他们中有的是学生，假期来此“体验生活”，长租一间房价格并不贵，一个月800左右，没钱了就现做手工，晚上摆摊，川流的游人带来不错的生意。也有人有更纯粹的目的：流浪。人民路上有个抱着吉他、对着话筒的青年，话筒架上挂着个牌子，标明“只弹不唱”，以及，“下一站，远方”。下午一点开始，人民路两边的地摊出来了，摊主常常不在现场，只是在摊子上放个纸盒子，上面写着“自助投币，每样十元”，依然有人打着流浪的旗号，“要去西藏，缺钱……”青春和时间在这里充沛，他们贩卖理想，而承载他们的，是一些在小商品市场触目可见的便宜货。“资深大理人”往往看不上这些年轻人，但如他们所言，没有人阻止别人来大理。
作家许崧相信，“再过十年你再回来看，对面的山头都是房子，房地产开发所投入的资金对一个地方地形地貌的改变是决定性的，所有的基础设施，曾经不完全的，房地产一来全都有了，里面有巨大的财富和推动力，无法阻挡。”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吊诡的环：各种宣传片让普通游客知道了大理的好，为大理带来了更多人，也引发房价上涨，刺激了新移民们买房的决心，受益的依然是房地产。大理并非世外桃源，被房地产或者说资本这只手翻云覆雨的，不仅是大都市，也包括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