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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泽是清初书画收藏第一大家，除墨迹外，他非常热衷于法帖的收藏与研究。他的《闲者轩帖考》一书与《庚子销夏记》的部分章节对历史上的代表性法帖作有详细考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多有创见性论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学问总是有论争的，个中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以下笔者仅以《淳化阁帖》与《绛帖》为例，对孙承泽关于丛帖考证存在疑问之处作再探讨。《升元帖》可能是《淳化阁帖》的祖石刻
《淳化阁帖》为宋淳化三年（九九二），宋太宗赵炅主持下刊刻的一部丛帖，历来被认为是刻帖之祖，后世在此基础繁衍了许多丛帖。但历史上也有不同之声，认为在《阁帖》之前，隋唐已有丛帖，《淳化阁帖》为南唐丛帖《升元帖》之续，是在《升元》基础上的增益本，从而认为《升元帖》为刻帖之祖。孙承泽不同意这种观点，其言：『所谓「祖石刻」者，帖数经翻刻而原刻为祖石，非别一帖在《淳化》之前而祖也。陆友仁以李后主《升元帖》为法帖之祖，马传庆、陈简斋等各袭其说，至董玄宰又以《澄清堂帖》是祖帖，皆误也。宋太宗当平定之后，出内府之藏，令王著摹勒上石，以传后世，岂有返祖亡国之帖而赐臣下乎？』孙氏所谓的陆友仁、马传庆、陈简斋等观点记录在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辍耕录》中载：
《淳化祖石刻》，大梁刘衍卿（世昌）云：『大德己亥，妇翁张君锡，携余同观《淳化祖石帖》，卷尾各有题识。……山和尚锦装褫，簦头题云：淳化祖石刻。』及见昊郡陆友仁又云：『尝观褚伯秀所记，江南李后主，命徐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升元帖》。此则在淳化之前，当为法帖之祖。』刘陆之说，珠不相合。偶读刘跂《暇日记》，亦载此事云：『马传庆说，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题云：保大七年。仓曹参军王文炳摹勒，校对无差。国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将书馆所有，增作十卷，为板本，而石本复以火断缺。人家时收得一二卷。』然阁帖于各卷尾篆书题云：『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此侍书王著笔也。而陈简斋亦云太宗刻石，则衍卿所谓祖石刻。岂即南唐时帖乎？抑太宗增刻者？但不知南唐亦作十卷否。徐铉、马传庆二说又不同。今世言淳化阁帖用银锭闩枣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纸，李廷珪墨印者，则传庆板本之说合。故赵希鸪《洞天清录集》亦云：『用枣木板摹刻，故时有银锭纹。用李廷珪墨打，手揩之，不污手。』余尝见阁本数十，止三本真者，其纸墨法度，种种迥别。妙在心悟，固难以言语形容。然又传仁宗尝诏僧希白刻石于秘阁，前有目录，卷尾无篆书题字，所谓祖石刻者，岂即此与？
陶宗仪对何为祖石帖有四种疑惑：一、陆友仁所谓的南唐李后主所刻《升元帖》；二、为马传庆所说南唐『保大七年』刻本；三、淳化三年所刻《淳化阁帖》本；四、仁宗诏僧希白所刻本。撇开三、四一传仁宗诏僧希白所刻本在淳化之后，为祖石当不符一种疑惑，一、二种疑惑笔者认为是有可能的，即《升元帖》《保大》为《淳化》的祖石帖，笔者理由有三：
其一，隋唐已出现刻帖之风，南唐且有丛帖出现。刻帖借鉴于刻碑。据文献记载，拓碑之术大约是在南北朝时发明，《隋书·经籍志》已记载了隋朝宫廷中藏有汉魏石经拓本之事。到初唐时，拓碑之风渐盛，刻帖也就开始了。丛帖的开创，当属南唐。南唐刻帖在北宋至少有两部时人曾见过，米芾《书史》中曾提到《江南十八家帖》：『右军《此郡帖》，刻《江南十八家帖》中，本朝以碑本刻入十卷。』宋王应麟《玉海》述到太平兴国三年也曾提到此丛帖：『升州献晋王羲之、献之及桓温等凡十八家石版书迹。』又元陶宗仪《说郛》中引宋罗点的《闻见录》中载：『《墓田帖》，王羲之临锺繇书，南唐墨宝堂藏石，今在邵村家但已损不堪。』此『南唐墨宝堂藏石』可能也是丛刻。这两帖是南唐已出现丛帖刊刻的有力证据。南唐李后主酷爱收藏，《升元帖》与《保大帖》传说都是他主持刊刻的，除了马传庆所言，宋元间周密《云烟过眼录》卷四转引褚伯秀语亦载：『江南李后主常诏徐铉，以所藏前代墨迹、古今法帖人石，名日《升元帖》。』《保大》《升元》两帖虽向无传本，后人对两帖是否存有也历来有争议，但笔者认为至少并非无源之水，这两帖存在是客观可信的。
其二，《淳化阁帖》来源多样，并不局限于宋内府所藏真迹。曹士冕《法帖谱系》、董遮《广川书跋》皆言淳化中刻帖，出自秘阁所藏。欧阳修跋《晋兰亭序修禊序》谓：『太宗时，购募所得魏晋以来诸贤墨迹，集为十卷，俾传之，数以分赐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刘有定《衍极注》曰：『宋太宗留意翰墨，遣使天下，购募历代名迹，淳化中乃出御府所藏，命侍书王著临拓，以枣木镂刻。』可见《阁帖》来源除了内府所藏，还有四方购募的作品。米芾《书史》言：『太宗皇帝……无他好，留意翰墨润色太平，淳化中尝借王氏所收书，集入《阁帖》十卷中。』此王氏即是王贻永，家富收藏，叶梦得《石林燕语》也记载了太宗自王家借帖之事：『太宗留意字书，淳化中尝出内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汉晋以下古帖，集为十卷，刻石于秘阁，世传为《阁帖》是也。』可见，从士大夫家借取是《淳化阁帖》又一重要来源。《阁帖》中除了真迹外，还有碑本参入，上文已提到米芾《书史》中言：『右军《此郡帖》，刻《江南十八家帖》中，本朝以碑本刻入十卷中。』米氏所言的十卷即是《淳化阁帖》，《此郡帖》收入在其第八卷中。从上述可知，太宗所刻的《淳化阁帖》取材的多样性，既有内府珍藏的，又有多方购募的，还有借自大夫家的；既有真迹本，又有碑本，其搜集多方可见一斑，那怎么独会弃南唐官刻丛帖不用？
其三，北宋刘跂离太宗刻帖时间较近，其所言绝非空穴来风。据刘氏所记『马传庆说，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题云：保大七年。仓曹参军王文炳摹勒，校对无差。国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将书馆所有，增作十卷，为板本，而石本复以火断缺。人家时收得二一卷』。原刻为石本，增刻本为板本，所以增刻本虽改为木刻，仍沿袭旧称，即篆书『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此以足证《淳化》所刻，实续旧刻。
孙承泽不赞同《升元帖》为《淳化》之祖，其两点理由有值得商榷之处，其一，』宋太宗当平定之后，出内府之藏，令王著摹勒上石』，他对《淳化》取材没有深入的研究，岂不知除了内府所藏，还有上述所考的四海购募所得、借之士大夫家藏品、南唐的碑本等；其二，『岂有返祖亡国之帖而赐臣下乎？』这个理由更站不住脚，历代开国之君把先朝内府所藏赐于臣下者之例很多，北宋靖康之变后，《大观帖》沦于异域，而『榷场本』，世人争相罗致，且北朝官方也曾据重刻之。南唐刻帖为北宋所收，而增刻之，也未必不可。《绛帖》增损《淳化阁帖》问题 《绛帖》是以《淳化阁帖》为祖本复刻。孙承泽言：『潘师旦用《淳化帖》重摹而参入别帖。』有些片面，《绛帖》对《阁帖》的增损改造是多方面的。曾宏父《石刻铺叙》把《绛帖》与《阁帖》详细比较，二者多有不同，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阁帖本无而全卷）《绛帖》）增人，如宋太宗书、唐张旭书怀素跋、颜真卿书、晋王廙等；二、阁帖本无而卷内新增人其人，如王濛、羊谘、僧智果等；三、阁帖本有而卷内删去其人，如汉章帝、晋宣帝、明帝等十五人；四、阁帖卷内所载而增其帖，如王珉（美食帖）、王廙（圣体胜常得书帖）、虞世南（名公书帖）、柳公权（蒙恩丝靸、兰亭诗）、唐太宗（秀岳铭），此外还有王羲之、王献之诸帖，五、阁帖卷内新载而删其帖，如西晋武帝（删一帖）、唐太宗（删十六帖）等等；六、阁帖同其人而全换其帖，如欧阳询（年廿、放诞、茗草、去岁）等。㈣
孙承泽所言潘师旦用《淳化帖》重摹而参入别帖，只道出了《绛帖》对阁帖改造的一个方面，显得片面。《绛帖》刻帖人潘师旦非驸马
《绛帖》的摹刻人及身份问题，历史上一直聚讼不一，有谓是尚书郎潘师旦；有谓驸马潘师旦；有谓是潘舜臣；有谓是驸马潘正夫。孙承泽认为是潘师旦所刻，且言『师旦尚哲宗秦国公主，又名《潘驸马帖》。』正确与否？笔者在汇辑史料的基础上，试作如下辨析。
1.谓潘师旦者
最早言及潘师旦刻帖者为北宋欧阳修，其在《集古录跋尾》卷四中有言：『太宗皇帝万机之余，留情翰墨，尝诏天下购募锤王真迹，集为法帖十卷，模刻以赐群臣。……后有尚书郎潘师旦者，又择其尤妙者，别为卷第，与刘氏本并行。至予集录古文，不敢辄以官本参入私集，遂于师旦所传，又取其尤者，散入录中，俾夫启帙披卷者时一得之，把玩欣然所以忘倦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书。』欧阳修《集古录》成书于治平元年，从欧阳公这段文字可知，在治平元年以前（一0六四），有丞相刘沆和尚书郎潘师旦以『官帖』（《淳化阁帖》）为基础，别刻两本行于世。但他并没有明确指出此二本丛帖的名称（或许当时并没有统一的称呼，后人名之为《绛帖》与《潭帖》），且言潘师旦为『尚书郎』，而非驸马。
直到北宋绍圣、绍兴年间的叶梦得，才明确称谓此二帖为《绛本》《潭本》：『绛人潘师旦取阁本再摹藏于家，为绛本。庆历间刘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刻于州廨，为潭本。』到了南宋，姜夔友人朱子大赠送其一部《绛帖》，归来后，他专门对《绛帖》作了考释，作《绛帖平》，其序中载：『我太宗皇帝造《阁帖》十卷，自后有所谓刘丞相沆《潭》、潘尚书师旦《绛》、临江刘次庄、宗氏将字、世章汝刻续帖大观之类，不可胜计，要皆本诸《淳化帖》。淳化帖今难得，而诸家旧帖亦不易致，《绛帖》传之今者复有三四本，潘师旦所刻为胜，绛公库本次之，厥后漫灭，屡经补治，甚至字画乖讹，尝以相较，乃知其有三四本也。』姜夔言《绛帖》为潘师旦所刻，但言师旦为尚书，非欧阳修所谓的尚书郎。
言《绛帖》为《潘驸马帖》者，自南宋始。南宋郑兴裔（一一二六——一一九九）《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下言：『《绛帖》者，尚书郎潘师旦以官帖摹刻于家，为石本，而传写字多舛误，世称为《潘驸马帖》。』南宋宝祜年间（二一五三——一二五八）的曹士冕《法帖谱系》卷下《绛本旧帖》记日：『欧阳公集古跋尾谓：「近时有尚书郎潘师旦以官帖私自模刻于家，为别本以行于世。」又云：「潘师旦者窃取官法帖中数十帖，别自刻石以遗人，而传写字多转失，然亦有可佳者。」观此则《绛帖》是矣。此帖世称为《潘驸马帖》，或又称《绛帖》，岂潘氏世居绛郡耶？』
其后元明多沿袭南宋人之说。如：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五云：『《绛帖》者，尚书郎潘帥旦以官帖摹刻于家，为石本，而传写字多讹舛，世称为《潘驸马帖》。』明方以智《通雅》卷三十一日：『《绛帖》者，尚书郎潘师旦以官帖摹刻于家，为石本，而传写字多讹舛，世称为《潘驸马帖》，单炳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又有新绛本、北方别本、武冈新旧本、福清乌镇彭州资州本，皆绛帖之别也。』
综上所说，谓潘师旦所刻者，自北宋欧阳修、叶梦得始，历代大多本其说，但欧阳询与叶梦得并没有言及潘师旦为驸马，只言其为尚书郎，直到南宋郑兴裔才称《绛帖》为《潘驸马帖》。
2.谓潘舜臣者
谓潘舜臣所刻者，北宋不见著录，最早见诸于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录》：『绛州法帖二十卷，乃潘舜臣用《淳化帖》重模而参人别帖，然比今所见阁帖精神过之。舜臣事力单微而自能镌石，虽井阑阶砌背遍刻无余，所以段数最多，或长尺余者。舜臣死，二子析而为二，长者负官钱，没人十卷于绛州绛守，重模下十卷足之。幼者复重摹上十卷，亦足成一部，于是绛州有公私二本。』后元、明、清有数人剿袭其说，甚至只字不改，如：元陶宗仪《说郛》、清《佩文斋书画谱》、崇祯《山西通志》等。考察谓潘师旦所刻者与谓潘舜臣所刻者，从诸家所述内容上看，当为同一帖。值得注意的是，陶宗仪在《缀耕录》言为潘师旦所刻，而在《说郛》中言为潘舜臣所刻。
那么潘师旦和潘舜臣是否是同一人呢7综合上面所考，笔者有理由推断，师旦与舜臣很可能为一人之名与字号。即便不是一人，当以北宋欧阳修、叶梦得所言，离史实未远，更为可信。
3.谓潘正夫者
谓潘正夫所刻者，自活动于南宋理宗淳祐间（一二四一——二一五二）左右的曾宏父始，其《石刻铺叙》卷上言：『前后各十卷，相传驸马潘正夫以阁帖增损翻刊，间摹淳化，被旨岁月于卷末，然不见跋尾，无自稽考。编次多有不同，《阁》以汉章数为首，列仓颉夏禹书于第五，《绛》则以仓颉夏禹书为初卷，置历代帝王书于后帖之二卷；《阁》总二王帖为五卷，《绛》则前后帖皆有之，衍而为十；且以第二卷張芝、王洽书析为第二第五卷，以第三卷庾元亮、卞壶书析为第三、第四卷。』其后《佩文斋书画谱》、《六艺之一》等都剿袭其说。曾宏父言为潘正夫所刻，然其并不能确定，只言为『相传』。所谓潘正夫者，为北宋末人，娶宋哲宗（一O七六——一一00之女秦国公主，事见《宋史》卷二百四十八：『秦国康懿长公主，帝第三女也，始封康懿，进嘉国、庆国，政和二年（一一二），改韩国公主，出降潘正夫。……建炎初复公主号，改封吴国。……孝宗即位进封秦国大畏公主。』潘正夫宋史亦有传，卒于绍兴二十二年（一一五二）。正夫生活的年代离欧阳修《集古录》成书（一0六四）已相去五十余年，《绛帖》刊刻又在《集古录》成书之前数十年，言正夫刻《绛帖》，与历史不符，可知潘正夫与潘师旦非一人，《绛帖》绝非潘正夫所刻。《绛帖》自南宋郑兴裔始，又名之为《潘驸马帖》，那么潘师旦是否做过驸马呢7宋史并没有记载，与他生活时间较近的欧阳询与叶梦得也没有言及。
因此笔者推断，把《绛帖》称为《潘驸马帖》，或为南宋人距北宋太久，已经搞不清北宋的历史而以讹传讹，把潘师旦与潘正夫混为一人；或为后人以潘师旦附会驸马潘正夫，何焯认为：『当以宋季鬻法书者妄为此说，欲使《绛帖》长价耳。』确有几分道理，宋时私家刻帖不为世所重，帖贾以之附会，把其贴上官方的标签，肯定会价格倍增。孙承泽言潘师旦尚哲宗秦国公主，潘师旦与与秦国公主已相距百余年，是把正夫与师旦混同，张冠李戴耳。
《淳化阁帖》为宋淳化三年（九九二），宋太宗赵炅主持下刊刻的一部丛帖，历来被认为是刻帖之祖，后世在此基础繁衍了许多丛帖。但历史上也有不同之声，认为在《阁帖》之前，隋唐已有丛帖，《淳化阁帖》为南唐丛帖《升元帖》之续，是在《升元》基础上的增益本，从而认为《升元帖》为刻帖之祖。孙承泽不同意这种观点，其言：『所谓「祖石刻」者，帖数经翻刻而原刻为祖石，非别一帖在《淳化》之前而祖也。陆友仁以李后主《升元帖》为法帖之祖，马传庆、陈简斋等各袭其说，至董玄宰又以《澄清堂帖》是祖帖，皆误也。宋太宗当平定之后，出内府之藏，令王著摹勒上石，以传后世，岂有返祖亡国之帖而赐臣下乎？』孙氏所谓的陆友仁、马传庆、陈简斋等观点记录在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辍耕录》中载：
《淳化祖石刻》，大梁刘衍卿（世昌）云：『大德己亥，妇翁张君锡，携余同观《淳化祖石帖》，卷尾各有题识。……山和尚锦装褫，簦头题云：淳化祖石刻。』及见昊郡陆友仁又云：『尝观褚伯秀所记，江南李后主，命徐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升元帖》。此则在淳化之前，当为法帖之祖。』刘陆之说，珠不相合。偶读刘跂《暇日记》，亦载此事云：『马传庆说，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题云：保大七年。仓曹参军王文炳摹勒，校对无差。国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将书馆所有，增作十卷，为板本，而石本复以火断缺。人家时收得一二卷。』然阁帖于各卷尾篆书题云：『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此侍书王著笔也。而陈简斋亦云太宗刻石，则衍卿所谓祖石刻。岂即南唐时帖乎？抑太宗增刻者？但不知南唐亦作十卷否。徐铉、马传庆二说又不同。今世言淳化阁帖用银锭闩枣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纸，李廷珪墨印者，则传庆板本之说合。故赵希鸪《洞天清录集》亦云：『用枣木板摹刻，故时有银锭纹。用李廷珪墨打，手揩之，不污手。』余尝见阁本数十，止三本真者，其纸墨法度，种种迥别。妙在心悟，固难以言语形容。然又传仁宗尝诏僧希白刻石于秘阁，前有目录，卷尾无篆书题字，所谓祖石刻者，岂即此与？
陶宗仪对何为祖石帖有四种疑惑：一、陆友仁所谓的南唐李后主所刻《升元帖》；二、为马传庆所说南唐『保大七年』刻本；三、淳化三年所刻《淳化阁帖》本；四、仁宗诏僧希白所刻本。撇开三、四一传仁宗诏僧希白所刻本在淳化之后，为祖石当不符一种疑惑，一、二种疑惑笔者认为是有可能的，即《升元帖》《保大》为《淳化》的祖石帖，笔者理由有三：
其一，隋唐已出现刻帖之风，南唐且有丛帖出现。刻帖借鉴于刻碑。据文献记载，拓碑之术大约是在南北朝时发明，《隋书·经籍志》已记载了隋朝宫廷中藏有汉魏石经拓本之事。到初唐时，拓碑之风渐盛，刻帖也就开始了。丛帖的开创，当属南唐。南唐刻帖在北宋至少有两部时人曾见过，米芾《书史》中曾提到《江南十八家帖》：『右军《此郡帖》，刻《江南十八家帖》中，本朝以碑本刻入十卷。』宋王应麟《玉海》述到太平兴国三年也曾提到此丛帖：『升州献晋王羲之、献之及桓温等凡十八家石版书迹。』又元陶宗仪《说郛》中引宋罗点的《闻见录》中载：『《墓田帖》，王羲之临锺繇书，南唐墨宝堂藏石，今在邵村家但已损不堪。』此『南唐墨宝堂藏石』可能也是丛刻。这两帖是南唐已出现丛帖刊刻的有力证据。南唐李后主酷爱收藏，《升元帖》与《保大帖》传说都是他主持刊刻的，除了马传庆所言，宋元间周密《云烟过眼录》卷四转引褚伯秀语亦载：『江南李后主常诏徐铉，以所藏前代墨迹、古今法帖人石，名日《升元帖》。』《保大》《升元》两帖虽向无传本，后人对两帖是否存有也历来有争议，但笔者认为至少并非无源之水，这两帖存在是客观可信的。
其二，《淳化阁帖》来源多样，并不局限于宋内府所藏真迹。曹士冕《法帖谱系》、董遮《广川书跋》皆言淳化中刻帖，出自秘阁所藏。欧阳修跋《晋兰亭序修禊序》谓：『太宗时，购募所得魏晋以来诸贤墨迹，集为十卷，俾传之，数以分赐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刘有定《衍极注》曰：『宋太宗留意翰墨，遣使天下，购募历代名迹，淳化中乃出御府所藏，命侍书王著临拓，以枣木镂刻。』可见《阁帖》来源除了内府所藏，还有四方购募的作品。米芾《书史》言：『太宗皇帝……无他好，留意翰墨润色太平，淳化中尝借王氏所收书，集入《阁帖》十卷中。』此王氏即是王贻永，家富收藏，叶梦得《石林燕语》也记载了太宗自王家借帖之事：『太宗留意字书，淳化中尝出内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汉晋以下古帖，集为十卷，刻石于秘阁，世传为《阁帖》是也。』可见，从士大夫家借取是《淳化阁帖》又一重要来源。《阁帖》中除了真迹外，还有碑本参入，上文已提到米芾《书史》中言：『右军《此郡帖》，刻《江南十八家帖》中，本朝以碑本刻入十卷中。』米氏所言的十卷即是《淳化阁帖》，《此郡帖》收入在其第八卷中。从上述可知，太宗所刻的《淳化阁帖》取材的多样性，既有内府珍藏的，又有多方购募的，还有借自大夫家的；既有真迹本，又有碑本，其搜集多方可见一斑，那怎么独会弃南唐官刻丛帖不用？
其三，北宋刘跂离太宗刻帖时间较近，其所言绝非空穴来风。据刘氏所记『马传庆说，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题云：保大七年。仓曹参军王文炳摹勒，校对无差。国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将书馆所有，增作十卷，为板本，而石本复以火断缺。人家时收得二一卷』。原刻为石本，增刻本为板本，所以增刻本虽改为木刻，仍沿袭旧称，即篆书『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此以足证《淳化》所刻，实续旧刻。
孙承泽不赞同《升元帖》为《淳化》之祖，其两点理由有值得商榷之处，其一，』宋太宗当平定之后，出内府之藏，令王著摹勒上石』，他对《淳化》取材没有深入的研究，岂不知除了内府所藏，还有上述所考的四海购募所得、借之士大夫家藏品、南唐的碑本等；其二，『岂有返祖亡国之帖而赐臣下乎？』这个理由更站不住脚，历代开国之君把先朝内府所藏赐于臣下者之例很多，北宋靖康之变后，《大观帖》沦于异域，而『榷场本』，世人争相罗致，且北朝官方也曾据重刻之。南唐刻帖为北宋所收，而增刻之，也未必不可。《绛帖》增损《淳化阁帖》问题 《绛帖》是以《淳化阁帖》为祖本复刻。孙承泽言：『潘师旦用《淳化帖》重摹而参入别帖。』有些片面，《绛帖》对《阁帖》的增损改造是多方面的。曾宏父《石刻铺叙》把《绛帖》与《阁帖》详细比较，二者多有不同，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阁帖本无而全卷）《绛帖》）增人，如宋太宗书、唐张旭书怀素跋、颜真卿书、晋王廙等；二、阁帖本无而卷内新增人其人，如王濛、羊谘、僧智果等；三、阁帖本有而卷内删去其人，如汉章帝、晋宣帝、明帝等十五人；四、阁帖卷内所载而增其帖，如王珉（美食帖）、王廙（圣体胜常得书帖）、虞世南（名公书帖）、柳公权（蒙恩丝靸、兰亭诗）、唐太宗（秀岳铭），此外还有王羲之、王献之诸帖，五、阁帖卷内新载而删其帖，如西晋武帝（删一帖）、唐太宗（删十六帖）等等；六、阁帖同其人而全换其帖，如欧阳询（年廿、放诞、茗草、去岁）等。㈣
孙承泽所言潘师旦用《淳化帖》重摹而参入别帖，只道出了《绛帖》对阁帖改造的一个方面，显得片面。《绛帖》刻帖人潘师旦非驸马
《绛帖》的摹刻人及身份问题，历史上一直聚讼不一，有谓是尚书郎潘师旦；有谓驸马潘师旦；有谓是潘舜臣；有谓是驸马潘正夫。孙承泽认为是潘师旦所刻，且言『师旦尚哲宗秦国公主，又名《潘驸马帖》。』正确与否？笔者在汇辑史料的基础上，试作如下辨析。
1.谓潘师旦者
最早言及潘师旦刻帖者为北宋欧阳修，其在《集古录跋尾》卷四中有言：『太宗皇帝万机之余，留情翰墨，尝诏天下购募锤王真迹，集为法帖十卷，模刻以赐群臣。……后有尚书郎潘师旦者，又择其尤妙者，别为卷第，与刘氏本并行。至予集录古文，不敢辄以官本参入私集，遂于师旦所传，又取其尤者，散入录中，俾夫启帙披卷者时一得之，把玩欣然所以忘倦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书。』欧阳修《集古录》成书于治平元年，从欧阳公这段文字可知，在治平元年以前（一0六四），有丞相刘沆和尚书郎潘师旦以『官帖』（《淳化阁帖》）为基础，别刻两本行于世。但他并没有明确指出此二本丛帖的名称（或许当时并没有统一的称呼，后人名之为《绛帖》与《潭帖》），且言潘师旦为『尚书郎』，而非驸马。
直到北宋绍圣、绍兴年间的叶梦得，才明确称谓此二帖为《绛本》《潭本》：『绛人潘师旦取阁本再摹藏于家，为绛本。庆历间刘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刻于州廨，为潭本。』到了南宋，姜夔友人朱子大赠送其一部《绛帖》，归来后，他专门对《绛帖》作了考释，作《绛帖平》，其序中载：『我太宗皇帝造《阁帖》十卷，自后有所谓刘丞相沆《潭》、潘尚书师旦《绛》、临江刘次庄、宗氏将字、世章汝刻续帖大观之类，不可胜计，要皆本诸《淳化帖》。淳化帖今难得，而诸家旧帖亦不易致，《绛帖》传之今者复有三四本，潘师旦所刻为胜，绛公库本次之，厥后漫灭，屡经补治，甚至字画乖讹，尝以相较，乃知其有三四本也。』姜夔言《绛帖》为潘师旦所刻，但言师旦为尚书，非欧阳修所谓的尚书郎。
言《绛帖》为《潘驸马帖》者，自南宋始。南宋郑兴裔（一一二六——一一九九）《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下言：『《绛帖》者，尚书郎潘师旦以官帖摹刻于家，为石本，而传写字多舛误，世称为《潘驸马帖》。』南宋宝祜年间（二一五三——一二五八）的曹士冕《法帖谱系》卷下《绛本旧帖》记日：『欧阳公集古跋尾谓：「近时有尚书郎潘师旦以官帖私自模刻于家，为别本以行于世。」又云：「潘师旦者窃取官法帖中数十帖，别自刻石以遗人，而传写字多转失，然亦有可佳者。」观此则《绛帖》是矣。此帖世称为《潘驸马帖》，或又称《绛帖》，岂潘氏世居绛郡耶？』
其后元明多沿袭南宋人之说。如：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五云：『《绛帖》者，尚书郎潘帥旦以官帖摹刻于家，为石本，而传写字多讹舛，世称为《潘驸马帖》。』明方以智《通雅》卷三十一日：『《绛帖》者，尚书郎潘师旦以官帖摹刻于家，为石本，而传写字多讹舛，世称为《潘驸马帖》，单炳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又有新绛本、北方别本、武冈新旧本、福清乌镇彭州资州本，皆绛帖之别也。』
综上所说，谓潘师旦所刻者，自北宋欧阳修、叶梦得始，历代大多本其说，但欧阳询与叶梦得并没有言及潘师旦为驸马，只言其为尚书郎，直到南宋郑兴裔才称《绛帖》为《潘驸马帖》。
2.谓潘舜臣者
谓潘舜臣所刻者，北宋不见著录，最早见诸于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录》：『绛州法帖二十卷，乃潘舜臣用《淳化帖》重模而参人别帖，然比今所见阁帖精神过之。舜臣事力单微而自能镌石，虽井阑阶砌背遍刻无余，所以段数最多，或长尺余者。舜臣死，二子析而为二，长者负官钱，没人十卷于绛州绛守，重模下十卷足之。幼者复重摹上十卷，亦足成一部，于是绛州有公私二本。』后元、明、清有数人剿袭其说，甚至只字不改，如：元陶宗仪《说郛》、清《佩文斋书画谱》、崇祯《山西通志》等。考察谓潘师旦所刻者与谓潘舜臣所刻者，从诸家所述内容上看，当为同一帖。值得注意的是，陶宗仪在《缀耕录》言为潘师旦所刻，而在《说郛》中言为潘舜臣所刻。
那么潘师旦和潘舜臣是否是同一人呢7综合上面所考，笔者有理由推断，师旦与舜臣很可能为一人之名与字号。即便不是一人，当以北宋欧阳修、叶梦得所言，离史实未远，更为可信。
3.谓潘正夫者
谓潘正夫所刻者，自活动于南宋理宗淳祐间（一二四一——二一五二）左右的曾宏父始，其《石刻铺叙》卷上言：『前后各十卷，相传驸马潘正夫以阁帖增损翻刊，间摹淳化，被旨岁月于卷末，然不见跋尾，无自稽考。编次多有不同，《阁》以汉章数为首，列仓颉夏禹书于第五，《绛》则以仓颉夏禹书为初卷，置历代帝王书于后帖之二卷；《阁》总二王帖为五卷，《绛》则前后帖皆有之，衍而为十；且以第二卷張芝、王洽书析为第二第五卷，以第三卷庾元亮、卞壶书析为第三、第四卷。』其后《佩文斋书画谱》、《六艺之一》等都剿袭其说。曾宏父言为潘正夫所刻，然其并不能确定，只言为『相传』。所谓潘正夫者，为北宋末人，娶宋哲宗（一O七六——一一00之女秦国公主，事见《宋史》卷二百四十八：『秦国康懿长公主，帝第三女也，始封康懿，进嘉国、庆国，政和二年（一一二），改韩国公主，出降潘正夫。……建炎初复公主号，改封吴国。……孝宗即位进封秦国大畏公主。』潘正夫宋史亦有传，卒于绍兴二十二年（一一五二）。正夫生活的年代离欧阳修《集古录》成书（一0六四）已相去五十余年，《绛帖》刊刻又在《集古录》成书之前数十年，言正夫刻《绛帖》，与历史不符，可知潘正夫与潘师旦非一人，《绛帖》绝非潘正夫所刻。《绛帖》自南宋郑兴裔始，又名之为《潘驸马帖》，那么潘师旦是否做过驸马呢7宋史并没有记载，与他生活时间较近的欧阳询与叶梦得也没有言及。
因此笔者推断，把《绛帖》称为《潘驸马帖》，或为南宋人距北宋太久，已经搞不清北宋的历史而以讹传讹，把潘师旦与潘正夫混为一人；或为后人以潘师旦附会驸马潘正夫，何焯认为：『当以宋季鬻法书者妄为此说，欲使《绛帖》长价耳。』确有几分道理，宋时私家刻帖不为世所重，帖贾以之附会，把其贴上官方的标签，肯定会价格倍增。孙承泽言潘师旦尚哲宗秦国公主，潘师旦与与秦国公主已相距百余年，是把正夫与师旦混同，张冠李戴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