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疑，像彭玲玲这样的新闻人，再过10年还会有吗？新闻人这个物种将来会在中国灭绝吗？我们这个社会还会有新闻人成长的基因吗？
　　这两天，11月18日，“九派新闻”一名记者的辞职报告意外走红，上面就一句话：“我的胸太大，这里装不下。”
　　刚开始，我也和大家一样，以为这个女记者故意用有歧义的桃色词句，把大家往歪处上引，阴谋引起轰动，媒体无节操，记者无底线呀。后来看到同一天发表的署名为“彭玲玲”的文章《告别武汉：不畏将来 不念过往》，我才断定，这是一个严肃的故事。
　　彭玲玲写道：记得上次离职，来来回回纠结一个多月，当时家人朋友几乎没人支持，但我仍带着满腹理想，来到了武汉。彼时，我所在的媒体“长江新闻”，还处在最好的时光。它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正沐浴着希望和激情。同事们来自全国各地，且大部分是辞职而来，他们年轻、富有活力，正怀抱着梦想。每一天都是新鲜的，每一天都在进步，我开始喜欢这样的生活。
　　其实，作为特稿记者，按彭玲玲的描述，她采写的稿件也不是大稿，但每个社会都有这么一帮喜欢当记者的人，说理想也好，说爱好也罢，总之就是轴，却不大把钱放在重要位置。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彭玲玲写道：8月底的一天，我们的大领导突然宣布，“长江新闻”将被注资一个亿，同事们一阵欢呼。但另外一个消息让人黯然，“长江新闻”将改名为“九派新闻”。公司空降了一名董事长，一名CEO。这天，采编团队领导和新来的领导发生冲突，说了狠话、拍了桌子。从同事口耳相传中得知，分歧主要来自方向性的问题，采编团队坚持做原创新闻，新来的领导却坚持做所谓的大数据，抓取新闻，说白点就是转载新闻。接下来发生的事，如同一场凌迟。首先是不准再做监督类报道，且压缩记者出差的比例。
　　其实，彭玲玲遇到的现象很正常：资本进来了，他们要按自己的方式办媒体——多转载，少原创，不出差，可以压缩成本;少搞监督性批评报道，少惹事，赚钱第一，情怀扯淡，很多市场化媒体，对批评报道的自我管控，比体制内媒体还严。
　　但彭玲玲这样的新闻人受不了了，她写道：如果不需要原创内容，我们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工作变得越来越糟。我们喝酒，红的，白的。喝完就倒在床上，笑，或者哭。在我心里，工作不是你能给多少工资或我能做多少事，不是你背后说我变态我背后说你无能。工作应是一种价值上的彼此认可。喜欢做的事，工资再低我也愿意，不喜欢的事，工资再高也无济于事。我更加珍视我的自由与感受。现在，支撑我的力量消失了，我厌倦了这里。深夜，回到依然简陋的房间，盘算着我能带走的物件：一床被子、一个音乐盒、两本书，以及瓶瓶罐罐的护肤品。3个多月了，我甚至没在这间房里备下一块抹布，或一个好用的拖把。
　　彭玲玲的胸怀确实大，大到现实容不下她。电子媒体侵蚀传统媒体，这种传播方式的变化，只是容不下彭玲玲的次要原因。其实，不止一个彭玲玲，前些天北京《新京报》的女记者说“去他妈的理想，姐们儿赚钱去了”，以及各路媒体人、电视台名嘴纷纷辞职自主创业，他们和彭玲玲一样，都是因为胸大。
　　彭玲玲打算和朋友一起做个自媒体，期待继续背负小小的使命感。但大家知道，这条路会很艰难，阵亡率在99%以上。悲观点说，我怀疑，像彭玲玲这样的新闻人，再过10年还会有吗？新闻人这个物种将来会在中国灭绝吗？我们这个社会还会有新闻人成长的基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