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见到韩国汉学家宋载邵（止山）先生，聊天中，他问我中国现在写汉诗的人多不多？能听明白，他说的“汉诗”指旧体诗。字面上，把汉诗与旧诗划等号，新诗就到了汉诗外面，作为一个写新诗的人，窃以为这种表述不準确。
　　国际交流多了，诗作被译成外语的概率也增加了。起初被译介的是新诗。随着交流的深入，不少外国朋友索要书法作品，于是就有一些旧体诗译作在传播。忽然发现，在国内争来吵去的新诗旧诗，一旦译作别的语言都是自由诗，形式上无任何差别。而形式曾是我们衡量新诗旧诗的标尺之一。站在对方的角度，译成他国语言，无论新诗和旧诗都是汉诗。而且，就我接触到的外国诗人朋友，他们对不太好译的旧体诗译本似乎有更多追寻异质感的兴趣。
　　我写旧体诗是在习写书法之余，而书法又是我在习写新诗之余。因此，具体到个人身上，旧体诗写作是我新诗写作之余之余。幼承庭训，很小我就懂得旧诗格律。接触到新诗，这才明白，我幼时学的那些东西，充其量只是写旧诗的游戏规则。规则与诗根本不是一回事。何况新诗已打破了所有规则，幼时学到的那些音韵知识，被搁进了箱底，没想到它还会回到我的生活中。
　　缘起于健身。据说书法可以锻炼身体，在我还不太老的时候，决定恢复写毛笔字。写诗的人写字，总想让自己的诗成为书写内容。我却写不了自己的新诗。可能我幼时受教的书法之法，与旧诗的平仄音韵息息相关。渐渐也就懂得古人为何总把书法称作“诗之余”。书法的气韵律动确实与书写内容的音韵节奏有着密切关系。源于此，2019年10月应邀访问美国新英格兰学院，我做的学术报告题目即是《中国书法与汉语诗歌》。
　　真去写旧诗，这才发现新诗写作经历对于旧诗写作的用处很大。早年废名在北大做《新诗十二讲》，讲到新诗与旧诗的区别。废名那代人，讲新诗旧诗比较能容易讲到点子上，毕竟他们旧学底子厚，又学贯中西。废名新诗也写得好。不过，他们那时候，新诗还是时髦的话题。今天不同了，新诗正经八百地坐上了交椅。关于新诗，今天什么都可以说，就是说不到时髦。那么，把中国新诗置于汉诗之外，或者，现当代中国诗歌史竟然没有鲁迅、陈寅恪、郁达夫、聂绀弩等人的旧体诗，总归是一种缺憾。在世界范围内，在历史语境中，其实没有新旧不能通融的道理。说话间，一百年过去。新诗写了一百年，旧体诗也写了一百年，新旧之间却始终隔着一个.篱。这个.篱是我们自己设的。按照废名的说法，新诗讲究诗的感觉，旧诗讲究诗的韵味。那么一百年写下来，能不能让旧诗也多一点“诗的感觉”？或者让新诗也多一点“诗的韵味”？废名早已不在，这话不可能是他说的。也不能当理论去看，在写作过程有领悟，或许有帮助。
　　我写旧体诗略带了点游戏心理。毕竟它的形式要求太繁冗，免不了约束自由。不过，审美样式的“式”总还是必要的，尤其是诗歌。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曾说：“审美的游戏就是形式的游戏”。写旧体诗，要关注现代语言环境，不能被形式束缚得碍手碍脚，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在作品中体现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旧诗与新诗只应该是诗体之不同，旧诗不“旧”或“格老意新”，是说并非只有新诗才讲究现代性，旧诗同样要强调现代性。二者相加，大约便是汉诗的现代性了。或者说，现代汉诗有新体与旧体两种不同诗体，如此而已。
　　关于新诗，说的人太多，我就不说了。旧诗我是新近写的，有新鲜感，说点我习写旧体诗的心得吧。
　　我不太认同泥古式旧诗，熟读唐诗三百首，成文时引经据典，遣词造句也只能在古人诗词中找到对应物，这样的诗，不脱离现代也脱离现代。我也不认同过于口语化的所谓旧诗。诸如：“不争馒头争口气”“一方经济为翻倍”。这样的诗句距离诗的现代性，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以为说句大白话就是现代性，未免太肤浅。
　　以我对新诗的理解及体会，旧诗也一样，诗的内容始终是第一位的。对旧诗而言，内容第一，不是不要形式，而是形式必须服务于内容。且不能是生拼硬凑的形式，以为凑成一定的形式就是诗，这是误区。我们可以说不符合格律不是旧体诗，却不能说符合格律的内容就是诗。
　　我的旧体诗的最初读者几乎都是写新诗的朋友。写旧诗给写新诗的人看，必不能泥古，也不可做作，因为新诗的本旨就是让人不做作。我以为，衡量旧诗写作具不具备现代性，有一个参考值：具有新诗审美经验的人，读了你的旧体诗能认同欣赏，如果还会点赞叫好，其“现代性”也就太差不了吧。
　　我写旧诗，有这么几点：基本不用典;注重现代语境;借鉴通感、象征、隐喻等新诗的技法。
　　诗词写作中，用典人每有一种学富五车的自许。问题在于，今天的读者谁能读那么多典籍？真用典也得用现代人易于识别的典故。
　　注重现代语境，尤其重要。生僻的，晦涩的，如今已经很少甚至不再使用的词汇，切莫碰它。事实上，前人那些传诵千古的诗，在现代语境中，依旧没有生僻晦涩之感，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今人即使不想做今人，至少也得靠近那些会说明白话的古人。
　　新诗运用通感、隐喻、象征等技法很常见。写新诗的人读到“谁将夏夜织成网，捞取蛙鸣蓄水塘。”“系舟南岸诗烹酒，引笔醉书花点灯。”“云来水上留新影，酒在壶中忆旧吟。”这样的句子，一点也不稀奇。没有写新诗经历的人，读到这样的句子不免有点诧异，甚至还有人疑问：诗怎么烹酒？花如何点灯？蛙鸣怎么捞？酒怎么吟？一串疑问下来后，细细体味，又觉得这样表达也挺好。久而久之，我的旧体诗习作，竟然也得到一些写旧诗的人认同。得到他们的认同也不易，首先得确定我没有在格律上犯规。尽管写给新诗朋友看的旧体诗，也被写旧诗的朋友所认同，我自己知道，这是种豆得瓜，无心插柳，也不值得特别欣喜。倒是由此联想到，旧体诗的写作一样可以学习新诗的技法，也可以“现代化”。如果它同时还能遵守旧诗的规矩，保不准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今天的语境下，旧体诗依旧有用武之地。
　　《星星》诗刊拟开辟一种特别的栏目，把新诗和旧诗装进一个筐子。这是个好主意。把新诗与旧诗分开说话，说得时间也长了，而且，像鲁迅、陈寅恪等人的诗作，是有目共睹的诗歌史实，将来的诗歌史怕也绕不过去。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文学人士在思考，现代汉诗是不是可以新体与旧体并行？这是一个大题目。再大的题目总得有人开题。走过一百年历程的中国现代诗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恐怕也真得考虑如何再往前跨一大步。但愿这一大步是从今天开始跨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