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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前教育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老板幼儿园”“重点班”“小学化”等弊端折射出学前教育领域不公平、“反教育”、师资队伍退化等严重问题。现实促使我们必须深入思考学前教育与市场的关系，明确只有政府规控下的资本投入与运作才能保证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教育市场化；学前教育；政府规控
浙江省学前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大体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政府主导、县乡统筹、均衡发展”的模式；一种是“政府主推、市场化运作”的模式。目前，浙江省越来越多的区域倾向于第一种模式。人们在事实面前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第二种模式对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一、学前教育市场化带来的弊端
应当承认，利用市场机制发展学前教育在今天的中国是必要的，但市场的驱动机制是追求利润，如果缺少必要的监控，缺少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对于私利的追逐就会演变成一种无序状态。而所谓“学前教育市场化”，就是完全依赖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去配置学前教育资源，其造成的负面后果正在日益显现。我们不妨来看学前教育市场化结出的“恶之花”：
老板幼儿园。宁波C市百姓管当地的民办幼儿园叫“老板幼儿园”。老板幼儿园的特征是家族式管理。通常由家族出资。老板娘当园长，大舅子开接送幼儿的车。小姨子管食堂，小姑大姨老爹老娘则做保育或门卫，有时也会充当教师。老板幼儿园的另一个特征是贵族化倾向严重。大规模圈地(如湖州某乡镇民办幼儿园占地达200亩)，设施豪华。年保育费动辄万元以上，收取万元以上的“赞助费”更是潜规则，非常普遍。办在乡镇或里弄的老板幼儿园虽然规模一般，但无序竞争现象特别严重。
篱笆幼儿园。篱笆幼儿园多分布在城乡结合部和乡村，其特征是规模小，大多办在居民自住房或租用的闲置公寓、城乡结合部的民房里，属于家庭式办园，收费低、成本低、质量低，设施简陋。没有安全的户外活动场地，有时甚至简陋到只用篱笆圈住孩子们活动的场地。这类幼儿园大多未经审批注册，数量却相当惊人。如在杭州市余杭区这样的幼儿园不下50所。这类幼儿园的儿童绝大多数是农家子弟、民工子弟或城市低收入群体子弟。
豪华的公办幼儿园。政府或企事业单位办的幼儿园通过改制大量推向市场后，留下的几所公办园越来越豪华。甚至与少数老板幼儿园一样越来越贵族化，这在浙江大部分县城特别显眼。如宁波C市教育局所属的公办园在改制后只剩下一所，这所公办园除在老城区有一个价值2000多万元的园区外，在新区又建造了一个价值不下3000万元的豪华新园区。
幼儿园里的“重点班”。在走访温州市某改制后的机关幼儿园时，笔者发现个别班的教学设施特别“豪华”：教室100多平方米，干净整洁，教学设施设备一应俱全，活动区玩具丰富。原来这就是园里的所谓“重点班”。同样是小班的普通班就要寒碜得多了，30多个小孩挤在一个只有一半大的空间里，教学设施简陋。玩具稀稀拉拉。
课程内容的小学化倾向。为了迎合家长，许多幼儿园的课程设置出现了明显的小学化倾向。有研究者曾调查了宁波慈溪市105所幼儿园开设非正规课程的情况，结果表明所有的幼儿园都在不同程度地开设一些具有小学化倾向的课程，甚至是教育行政部门明令在幼儿园阶段禁止开展的课程内容，如拼音和珠心算等，有5所幼儿园甚至从小班就开始进行拼音教学了，42.9％的幼儿园从中班开始要求幼儿用铅笔书写汉字。
二、学前教育市场化带来的问题
(一)学前教育公平的严重失衡
2007年笔者曾就幼儿教育的公平问题进行了一项基本遍及浙江省各地区的调查，在收回的1700多份有效问卷中，59％的幼儿家长认为当前幼儿教育不公平现象非常明显。74％的幼儿家长和幼儿园教师甚至认为幼儿教育会“越来越不公平”，突出地表现在“择园问题”与“高收费问题”上。
重点学校政策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时期加快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曾产生过积极作用。在我国实现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后，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它违背了教育的公正性、平等性。也成为诱发教育腐败的温床。幼儿园的择园问题与此制度直接有关，学前教育的市场化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幼儿园既然有了公办和民办之分，贵族和平民之分。豪华和篱笆之分，城里和乡下之分，出现择园现象并且越演越烈也就不难理解了。2008年秋，笔者对嘉兴市5所县级实验幼儿园的生源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生源属于本街道的仅占11％，其余均为择园生。尤其是豪华的公办幼儿园在家长择园过程中引发的社会矛盾更甚。本来公办幼儿园花的就是纳税人的线，应该以平价向平民开放，而事实是，倘若家长既无权也无钱，即使家庭住址与公办幼儿园相邻，恐怕也难以进入。与此同时，幼儿园高收费问题也成为很多家庭“难以承受之重”。目前各地幼儿园的收费标准基本根据各地办学成本定价，这也就意味着将幼儿教育的成本完全推给社会，推给家庭。笔者曾调查了杭嘉湖一带幼儿园的收费情况，发现普通的民办幼儿园一年收费3500元左右，中上水平的民办幼儿园一年收费4000元至6000元，高档的民办幼儿园一年收费则要上万元。而要进公立幼儿园，家长则需交数千元的赞助费。此外，个别幼儿园还巧立收费项目。如各种实验班、特长班等，使得各类幼儿园收费不断提升，让弱势群体望而却步。
许多关于公办幼儿园改制的实施意见中都提到，市场化改制是为了促进教育公平。其实这个理由无论从逻辑层面还是事实层面都站不住脚。因为促进学前教育公平最需要解决的是弱势群体幼儿的入园问题，市场或者说民间资本是不可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的，因为资本运作的原则是等价交换，要享受好的教育，就得付出更大的代价。弱势群体显然无法承担这一代价，其孩子就只能人“篱笆幼儿园”。可见，简单地推向市场不是促进学前教育公平，而是加剧已经存在的不公平。
(二)学前教育被异化
学前教育还是“教育”吗?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拷问。这绝不是空穴来风。市场化运作下的学前教育正在走向“非教育”甚至“反教育”。如有的幼儿园被群众称之为“老板幼儿园”，就非常贴切地表明这类幼儿园不是一个教育性机构而是一个生产性机构和营利性机构。本来，学前教育的“教育”身份是十分明确的。我国1993年颁布的《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校教育制度。2001年国家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也明确规定：幼儿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2003年出台的《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更是强调发展幼儿教育对于促进儿童身心全面健康发展，普及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某些地方政府在履行管理学前 教育的职责时出台的政策却把幼儿园当成企业来对待，模糊了学前教育的身份，使幼儿园的某些功能得到了强化(营利)，某些功能则退化了(教育)。在营利动机的驱使下，学前教育的“反教育”现象频现，如“重点班”现象、“小学化倾向”等都是学前教育为了迎合市场、迎合家长做出的选择。
(三)尴尬的教师
据最新统计，浙江省幼儿园教师中仍有3％的教师学历在高中以下，53％左右的教师未取得教师资格证，71％的教师没有职称。整体来说幼儿园教师素质这几年处于持续退化中，与基础教育其他阶段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稳步上升形成鲜明对照。幼儿园教师面临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专业发展困难。首先是价值取向变了。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幼儿园开始追求办园效益最大化，这使一些幼儿园的管理者和教师的行为出现了明显转变，更多追求经济效益，从而使教师的专业发展迷失了方向：其次是成本核算促使很多幼儿园排斥高学历和有经验的优秀教师，出现了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现象。宁波、温州等地民办幼儿园甚至去江西、安徽等地招收职高幼师生充当幼儿园教师，以节省成本。一些幼儿园教师为了追求较高的工资待遇而频繁跳槽或改行。这种频繁流动对职业人员的专业成长也是有害的。
二是职业倦怠高发。一项“改制前后幼儿园教师生存状态的调查”表明，近70％的幼儿园教师认为改制使她们的生存状态变差了，其主要原因是改制后幼儿园承办者为了减少成本，班额普遍超过《幼儿园工作规程》的上限，有的甚至超过50多人，不设或少设保育员岗位，教师工作强度骤然增强：改制后幼儿园普遍实行考核奖惩制，幼儿园教师的工作经常处在被园长查、被家长查的境地。有的幼儿园甚至装上了监控设备，对教师的工作实行全程跟踪，甚至家长也可以在网上实时查询。教师普遍感到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工作的自主性、灵活性和创造性越来越少：有些幼儿园承办者是企业主，不懂教育，不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缺乏人性化管理；改制后许多教师想从非正式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梦想彻底破灭，原来的公办教师在改制后都变成了企业员工。
三是从业身份模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队伍中包括幼儿园教师，但幼儿园改制一下子把所有幼儿园教师的身份变成了职工，交给发改委管(如深圳)。幼儿园教师从事的是教育行业，但却不再有国家编制。浙江虽然没有这么激进。但嘉兴、湖州有不少县市采用的是“软刀子割肉”的办法，即编制只退不进，退休一个减少一个。长此以往。我们国家的教师队伍中，幼儿园教师一词肯定会慢慢消失。这几年来，浙江省普遍的情况是：公办幼儿园一般只进少量的正式的公办教师，而大量招聘f临时的合同制教师。这两类幼儿园教师即使在同一所幼儿园工作，其待遇也不能相提并论。非公办教师的工资一般只是公办教师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转档落户、分房、职称评定、进修学习、评奖等机会也难以享受与公办教师同等的待遇。这种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使非公办教师心理很不平衡，敬业爱岗意识淡薄，稳定性差，进而影响了整个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提升。
三、问题背后的思考
学前教育市场化带来的弊端与问题促使我们每个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与教育研究者不能不思考学前教育与市场到底是怎样的矛盾关系?从根本上说，市场理念与学前教育理念是对立的，因为市场理念的逻辑起点是利润，要求用尽可能低的投入和消耗取得最大化的效益，其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而学前教育理念的逻辑起点是幼儿，谋求的是幼儿身心健康和谐发展，以为幼儿一身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学前教育过程中，教育的投入和消耗与幼儿发展之间无法进行简单的“等价交换”，而且学前教育的基本特性就是成果的后显或缓显。要测定学前教育的效果，必须跟踪研究20或30年以上，如美国的佩里学前教育研究计划是最早启动也最有名的幼儿教育长期效果研究项目，迄今为止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跟踪研究。可以说，学前教育不仅离“等价交换”的原则最远，而且与“等价交换”的原则本就是格格不入的。
有学者认为，民办幼儿教育是市场产物，但不能就此认定其动机就是“追求利润”。这值得商榷。如果认定民办幼儿园是市场产物，其投入和运作必然以资本为载体与表现形态，区别只在于它是运作商品呢还是幼儿园，不能认为运作商品的资本是逐利的而运作幼儿园的资本就不逐利，因为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公理。马克思就曾引用邓宁格的话形容资本的逐利本性：“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这几年民办幼教机构遍地开花，毋庸讳言，就是因为有利可图。本来，逐利并没有什么错，错的是政府让投入学前教育的资本运作处于“失控”的状态。民间资本只在三种情况下才会把“办好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一是意识到“办好教育”可以带来更多的利润：二是有一只市场外的强有力的手(行政的或法律的)在监控，使其不得不“办好教育”：三是“良心”“责任”在资本运作中起作用。这种情形其实与“造好商品”同理。当然。捐资办学确实是出于“办好教育”的动机，但那是慈善的产物而非市场的产物，其捐资的“资”也不是资本的“资”，所以它完全可以公益化运作。
这样的分析是否等于说学前教育不能利用市场机制?非也。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交换”特性、成本核算特性、竞争特性、多样性特性等对学前教育的发展是有益的。通过市场调配学前教育资源，有益于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学前教育领域以缓解政府投资的负担：学前教育事业要发展，必须通过向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来换取消费者的认可和社会的资助，这虽然不是“等价”却也是一种“交换”。这种交换机制如果利用得当是学前教育走向优质的动力：类似于企业般讲究投入产出和成本核算，关注运营效益，这对学前教育管理也非常必要：有序竞争的好处也显而易见，它可以培植一种竞争精神以推动办园效率的提高：由于消费需求的多样性特性会促进供给的多样性，所以市场机制可以造就学前教育机构的多样性和体制的灵活性，以满足公民对学前教育的不同需求。但是。“利用”市场机制和“完全依赖”市场自发调节是根本不同的。事物的变化和发展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必须遵循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也就是说，学前教育首先是一项特殊的教育事业，其教育对象独特的生命特性决定了它有别于任何其他阶段的教育。学前教育的内在逻辑和内在规定性决定了我们不管以何种方式经营它，都必须首先遵循学前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在推动学前教育发展的过程中，面对市场理念与教育理念、经济效益与教育效益、经营目标与公益目标等发生冲突时，我们首先应该厘清哪些必须遵循幼儿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哪些可以利用市场机制。
而这种“厘清”离开政府的作为是肯定做不到的。在推进学前教育公平特别是弱势群体入园问题上，在学前教育回归和坚守“教育本性”发挥其独特的教育功能问题上，在学前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问题上，在诸如此类关系学前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上，政府必须“出手”。只有政府强有力的“手”才能规控学前教育领域或将要进入这个领域运作的资本朝着有利于这个事业健康发展的方向走，才能避免学前教育纯粹市场化带来的弊端与问题。
[关键词]教育市场化；学前教育；政府规控
浙江省学前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大体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政府主导、县乡统筹、均衡发展”的模式；一种是“政府主推、市场化运作”的模式。目前，浙江省越来越多的区域倾向于第一种模式。人们在事实面前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第二种模式对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一、学前教育市场化带来的弊端
应当承认，利用市场机制发展学前教育在今天的中国是必要的，但市场的驱动机制是追求利润，如果缺少必要的监控，缺少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对于私利的追逐就会演变成一种无序状态。而所谓“学前教育市场化”，就是完全依赖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去配置学前教育资源，其造成的负面后果正在日益显现。我们不妨来看学前教育市场化结出的“恶之花”：
老板幼儿园。宁波C市百姓管当地的民办幼儿园叫“老板幼儿园”。老板幼儿园的特征是家族式管理。通常由家族出资。老板娘当园长，大舅子开接送幼儿的车。小姨子管食堂，小姑大姨老爹老娘则做保育或门卫，有时也会充当教师。老板幼儿园的另一个特征是贵族化倾向严重。大规模圈地(如湖州某乡镇民办幼儿园占地达200亩)，设施豪华。年保育费动辄万元以上，收取万元以上的“赞助费”更是潜规则，非常普遍。办在乡镇或里弄的老板幼儿园虽然规模一般，但无序竞争现象特别严重。
篱笆幼儿园。篱笆幼儿园多分布在城乡结合部和乡村，其特征是规模小，大多办在居民自住房或租用的闲置公寓、城乡结合部的民房里，属于家庭式办园，收费低、成本低、质量低，设施简陋。没有安全的户外活动场地，有时甚至简陋到只用篱笆圈住孩子们活动的场地。这类幼儿园大多未经审批注册，数量却相当惊人。如在杭州市余杭区这样的幼儿园不下50所。这类幼儿园的儿童绝大多数是农家子弟、民工子弟或城市低收入群体子弟。
豪华的公办幼儿园。政府或企事业单位办的幼儿园通过改制大量推向市场后，留下的几所公办园越来越豪华。甚至与少数老板幼儿园一样越来越贵族化，这在浙江大部分县城特别显眼。如宁波C市教育局所属的公办园在改制后只剩下一所，这所公办园除在老城区有一个价值2000多万元的园区外，在新区又建造了一个价值不下3000万元的豪华新园区。
幼儿园里的“重点班”。在走访温州市某改制后的机关幼儿园时，笔者发现个别班的教学设施特别“豪华”：教室100多平方米，干净整洁，教学设施设备一应俱全，活动区玩具丰富。原来这就是园里的所谓“重点班”。同样是小班的普通班就要寒碜得多了，30多个小孩挤在一个只有一半大的空间里，教学设施简陋。玩具稀稀拉拉。
课程内容的小学化倾向。为了迎合家长，许多幼儿园的课程设置出现了明显的小学化倾向。有研究者曾调查了宁波慈溪市105所幼儿园开设非正规课程的情况，结果表明所有的幼儿园都在不同程度地开设一些具有小学化倾向的课程，甚至是教育行政部门明令在幼儿园阶段禁止开展的课程内容，如拼音和珠心算等，有5所幼儿园甚至从小班就开始进行拼音教学了，42.9％的幼儿园从中班开始要求幼儿用铅笔书写汉字。
二、学前教育市场化带来的问题
(一)学前教育公平的严重失衡
2007年笔者曾就幼儿教育的公平问题进行了一项基本遍及浙江省各地区的调查，在收回的1700多份有效问卷中，59％的幼儿家长认为当前幼儿教育不公平现象非常明显。74％的幼儿家长和幼儿园教师甚至认为幼儿教育会“越来越不公平”，突出地表现在“择园问题”与“高收费问题”上。
重点学校政策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时期加快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曾产生过积极作用。在我国实现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后，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它违背了教育的公正性、平等性。也成为诱发教育腐败的温床。幼儿园的择园问题与此制度直接有关，学前教育的市场化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幼儿园既然有了公办和民办之分，贵族和平民之分。豪华和篱笆之分，城里和乡下之分，出现择园现象并且越演越烈也就不难理解了。2008年秋，笔者对嘉兴市5所县级实验幼儿园的生源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生源属于本街道的仅占11％，其余均为择园生。尤其是豪华的公办幼儿园在家长择园过程中引发的社会矛盾更甚。本来公办幼儿园花的就是纳税人的线，应该以平价向平民开放，而事实是，倘若家长既无权也无钱，即使家庭住址与公办幼儿园相邻，恐怕也难以进入。与此同时，幼儿园高收费问题也成为很多家庭“难以承受之重”。目前各地幼儿园的收费标准基本根据各地办学成本定价，这也就意味着将幼儿教育的成本完全推给社会，推给家庭。笔者曾调查了杭嘉湖一带幼儿园的收费情况，发现普通的民办幼儿园一年收费3500元左右，中上水平的民办幼儿园一年收费4000元至6000元，高档的民办幼儿园一年收费则要上万元。而要进公立幼儿园，家长则需交数千元的赞助费。此外，个别幼儿园还巧立收费项目。如各种实验班、特长班等，使得各类幼儿园收费不断提升，让弱势群体望而却步。
许多关于公办幼儿园改制的实施意见中都提到，市场化改制是为了促进教育公平。其实这个理由无论从逻辑层面还是事实层面都站不住脚。因为促进学前教育公平最需要解决的是弱势群体幼儿的入园问题，市场或者说民间资本是不可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的，因为资本运作的原则是等价交换，要享受好的教育，就得付出更大的代价。弱势群体显然无法承担这一代价，其孩子就只能人“篱笆幼儿园”。可见，简单地推向市场不是促进学前教育公平，而是加剧已经存在的不公平。
(二)学前教育被异化
学前教育还是“教育”吗?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拷问。这绝不是空穴来风。市场化运作下的学前教育正在走向“非教育”甚至“反教育”。如有的幼儿园被群众称之为“老板幼儿园”，就非常贴切地表明这类幼儿园不是一个教育性机构而是一个生产性机构和营利性机构。本来，学前教育的“教育”身份是十分明确的。我国1993年颁布的《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校教育制度。2001年国家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也明确规定：幼儿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2003年出台的《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更是强调发展幼儿教育对于促进儿童身心全面健康发展，普及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某些地方政府在履行管理学前 教育的职责时出台的政策却把幼儿园当成企业来对待，模糊了学前教育的身份，使幼儿园的某些功能得到了强化(营利)，某些功能则退化了(教育)。在营利动机的驱使下，学前教育的“反教育”现象频现，如“重点班”现象、“小学化倾向”等都是学前教育为了迎合市场、迎合家长做出的选择。
(三)尴尬的教师
据最新统计，浙江省幼儿园教师中仍有3％的教师学历在高中以下，53％左右的教师未取得教师资格证，71％的教师没有职称。整体来说幼儿园教师素质这几年处于持续退化中，与基础教育其他阶段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稳步上升形成鲜明对照。幼儿园教师面临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专业发展困难。首先是价值取向变了。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幼儿园开始追求办园效益最大化，这使一些幼儿园的管理者和教师的行为出现了明显转变，更多追求经济效益，从而使教师的专业发展迷失了方向：其次是成本核算促使很多幼儿园排斥高学历和有经验的优秀教师，出现了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现象。宁波、温州等地民办幼儿园甚至去江西、安徽等地招收职高幼师生充当幼儿园教师，以节省成本。一些幼儿园教师为了追求较高的工资待遇而频繁跳槽或改行。这种频繁流动对职业人员的专业成长也是有害的。
二是职业倦怠高发。一项“改制前后幼儿园教师生存状态的调查”表明，近70％的幼儿园教师认为改制使她们的生存状态变差了，其主要原因是改制后幼儿园承办者为了减少成本，班额普遍超过《幼儿园工作规程》的上限，有的甚至超过50多人，不设或少设保育员岗位，教师工作强度骤然增强：改制后幼儿园普遍实行考核奖惩制，幼儿园教师的工作经常处在被园长查、被家长查的境地。有的幼儿园甚至装上了监控设备，对教师的工作实行全程跟踪，甚至家长也可以在网上实时查询。教师普遍感到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工作的自主性、灵活性和创造性越来越少：有些幼儿园承办者是企业主，不懂教育，不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缺乏人性化管理；改制后许多教师想从非正式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梦想彻底破灭，原来的公办教师在改制后都变成了企业员工。
三是从业身份模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队伍中包括幼儿园教师，但幼儿园改制一下子把所有幼儿园教师的身份变成了职工，交给发改委管(如深圳)。幼儿园教师从事的是教育行业，但却不再有国家编制。浙江虽然没有这么激进。但嘉兴、湖州有不少县市采用的是“软刀子割肉”的办法，即编制只退不进，退休一个减少一个。长此以往。我们国家的教师队伍中，幼儿园教师一词肯定会慢慢消失。这几年来，浙江省普遍的情况是：公办幼儿园一般只进少量的正式的公办教师，而大量招聘f临时的合同制教师。这两类幼儿园教师即使在同一所幼儿园工作，其待遇也不能相提并论。非公办教师的工资一般只是公办教师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转档落户、分房、职称评定、进修学习、评奖等机会也难以享受与公办教师同等的待遇。这种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使非公办教师心理很不平衡，敬业爱岗意识淡薄，稳定性差，进而影响了整个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提升。
三、问题背后的思考
学前教育市场化带来的弊端与问题促使我们每个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与教育研究者不能不思考学前教育与市场到底是怎样的矛盾关系?从根本上说，市场理念与学前教育理念是对立的，因为市场理念的逻辑起点是利润，要求用尽可能低的投入和消耗取得最大化的效益，其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而学前教育理念的逻辑起点是幼儿，谋求的是幼儿身心健康和谐发展，以为幼儿一身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学前教育过程中，教育的投入和消耗与幼儿发展之间无法进行简单的“等价交换”，而且学前教育的基本特性就是成果的后显或缓显。要测定学前教育的效果，必须跟踪研究20或30年以上，如美国的佩里学前教育研究计划是最早启动也最有名的幼儿教育长期效果研究项目，迄今为止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跟踪研究。可以说，学前教育不仅离“等价交换”的原则最远，而且与“等价交换”的原则本就是格格不入的。
有学者认为，民办幼儿教育是市场产物，但不能就此认定其动机就是“追求利润”。这值得商榷。如果认定民办幼儿园是市场产物，其投入和运作必然以资本为载体与表现形态，区别只在于它是运作商品呢还是幼儿园，不能认为运作商品的资本是逐利的而运作幼儿园的资本就不逐利，因为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公理。马克思就曾引用邓宁格的话形容资本的逐利本性：“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这几年民办幼教机构遍地开花，毋庸讳言，就是因为有利可图。本来，逐利并没有什么错，错的是政府让投入学前教育的资本运作处于“失控”的状态。民间资本只在三种情况下才会把“办好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一是意识到“办好教育”可以带来更多的利润：二是有一只市场外的强有力的手(行政的或法律的)在监控，使其不得不“办好教育”：三是“良心”“责任”在资本运作中起作用。这种情形其实与“造好商品”同理。当然。捐资办学确实是出于“办好教育”的动机，但那是慈善的产物而非市场的产物，其捐资的“资”也不是资本的“资”，所以它完全可以公益化运作。
这样的分析是否等于说学前教育不能利用市场机制?非也。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交换”特性、成本核算特性、竞争特性、多样性特性等对学前教育的发展是有益的。通过市场调配学前教育资源，有益于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学前教育领域以缓解政府投资的负担：学前教育事业要发展，必须通过向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来换取消费者的认可和社会的资助，这虽然不是“等价”却也是一种“交换”。这种交换机制如果利用得当是学前教育走向优质的动力：类似于企业般讲究投入产出和成本核算，关注运营效益，这对学前教育管理也非常必要：有序竞争的好处也显而易见，它可以培植一种竞争精神以推动办园效率的提高：由于消费需求的多样性特性会促进供给的多样性，所以市场机制可以造就学前教育机构的多样性和体制的灵活性，以满足公民对学前教育的不同需求。但是。“利用”市场机制和“完全依赖”市场自发调节是根本不同的。事物的变化和发展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必须遵循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也就是说，学前教育首先是一项特殊的教育事业，其教育对象独特的生命特性决定了它有别于任何其他阶段的教育。学前教育的内在逻辑和内在规定性决定了我们不管以何种方式经营它，都必须首先遵循学前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在推动学前教育发展的过程中，面对市场理念与教育理念、经济效益与教育效益、经营目标与公益目标等发生冲突时，我们首先应该厘清哪些必须遵循幼儿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哪些可以利用市场机制。
而这种“厘清”离开政府的作为是肯定做不到的。在推进学前教育公平特别是弱势群体入园问题上，在学前教育回归和坚守“教育本性”发挥其独特的教育功能问题上，在学前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问题上，在诸如此类关系学前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上，政府必须“出手”。只有政府强有力的“手”才能规控学前教育领域或将要进入这个领域运作的资本朝着有利于这个事业健康发展的方向走，才能避免学前教育纯粹市场化带来的弊端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