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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江第一镇
在中国地图上，我们可以发现金沙江在四川宜宾与岷江汇合，汇聚成奔流不息东去的长江。由于地理坐标的原因，李庄古镇顺理成章地成为万里长江第一镇。 李庄位于宜宾下游19公里处的长江南岸李庄坝，因境内有一天然大石柱而得名。春秋战国时即为古荧人聚居地，属古僰国、焚侯国地，至今已有2400余年历史。南朝梁武帝548年置南广县。隋、唐、宋代作过戎州(今宜宾市)州治、南广县、南溪县治长达400多年。汉代在这里设驿站，水运可直达泸州、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因此逐渐发展为万里长江起点上的第一商贸重镇。被誉为“江导岷山，流通楚泽，峰排桂岭，秀毓仙源”的天赐福地。
李庄文物古迹众多，人文景观荟萃，2006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现保存较为完好的古迹有明代的慧光寺、东岳庙、旋螺殿，清代的禹王宫、南华宫、天上宫、祖师殿、文昌宫、张家祠堂、罗家祠堂、四姓大院民居、肖家院民居、栗峰山庄等。有体现明清建筑特点的庙宇、殿堂、楼台、古戏楼、古街道、古民居；有很高古文化欣赏研究价值的“九宫十八庙”；有被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称为“梁柱结构之优，颇足傲于当世之作”的“旋螺殿”，与“奎星阁”、“百鹤窗”、“九龙碑”一起称古镇四绝。
在历史的坐标中，李庄同样占有一席之地。抗日战争时期，即便是在最详尽的地图上，李庄也是个不起眼的地方，战火的硝烟还没有弥漫到这个千年古镇。然而，在60多年前的那场抗日战争中，李庄却演绎了一段令人感动和难忘的历史。当时。这个小小的古镇与重庆、昆明和成都并称为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之一。海内外的邮件和电报，只要写上“中国李庄”的字样，就能准确地送达四川南部、长江边上的一个偏僻小镇——李庄。在那抗战的烽火岁月里，李庄以其博大的胸怀和珍贵的宁静。为中国文化单位的大西迁，为当时中国一大批文化精英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为中华文化免受战火摧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打开历史封存的记忆
抗战初期，中国各个车站、码头都挤满了拥向大后方的人们。逃难的人们把昆明作为他们的栖身之所。国民政府 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营造学社、同济大学、西南联大等机构分布在昆明的各个角落。然而，昆明并非一方净土。1940年，日寇逼进长沙、宜昌，日军飞机同时对昆明也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轰炸。作为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兼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心急如焚，面对敌机无休止的轰炸，满腹经纶的他开始酝酿把史语所、社会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从昆明迁走的事宜。
1940年8月的一天，四川宜宾中元造纸厂厂长钱子宁意外地收到了同济大学寄来的一封信函。和傅斯年一样，同济大学也在四处寻找新校址，因此先后向教育部和川内的校友发出了相关的函件。钱子宁曾就读于同济大学，义不容辞地为母校奔忙。教育部通过正规渠道由宜宾专署转到各县要求协助同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寻找新址的公函，已经收到了很多的回复，回答都是没有合适的地点。
钱的行动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叫罗南陔，时任国民党李庄区分部的书记，罗家在李庄历来就是一个很有威望的大族。凭着经验和直觉。罗南陔认定接纳迁川的机构对于李庄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决心抓住这个机会，马上约请代理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以及张访琴、李清泉、江绪恢等社会名流来共同商议。
对于这件事，虽然多数人都认为接纳迁川单位来李庄，是为国家出力，是支持抗战，但是一下到来这么多的外乡人，不少人也心存顾虑。而罗南该则认为，虽然这些单位迁来，物价肯定会上涨，但是同时也会提供一些就业机会，最主要的是这些文化教育单位迁来，能够给李庄的青少年创造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凭着自己在地方上的威望和权力，他终于说服了大家。经过多次磋商后即刻推举张官周、李清泉作为李庄的代表，前去南溪县面见同大先遣人员，陈述李庄可以接纳的各种有利条件。并同时向国民政府内政部、教育部、同济大学发出电文，热情相邀：“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
一次对中国文化有深远影响的大迁徙
1940年10月，同济大学开始搬迁。紧接着，中央研究院所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人类体质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以及金陵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大地测量所等高等学府和文化科研机构也相继展开迁川工作。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不受敌机轰炸的地方，对这些研究机构来说，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对已经饱受战火煎熬、不停搬迁的学者们来说，这却是又一次艰难的跋涉。梁思成在给好友，当时在重庆担任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处长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写信说：“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他意味着我们将要和有了10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去到一个除了中央研究院的新究所以外，远离任何其他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梁思成的信反映了当时许多学者被迫无奈的心情。
这是一次艰辛而漫长的迁徙。历史语言研究所搬迁的行列中，有很多车上装载的都是书籍，这中间有中文书十三万多册，西文书一万多册，中外杂志两万册。实际上。忍痛和朋友们分离的梁思成。也是为了利用这批图书开展研究工作，才决定跟随史语所搬到李庄的。掺杂着人和货物的车队缓慢行进在川滇公路上，车队经曲靖、宣威、叙永、泸州，到达宜宾最大的码头合江门码头．他们从这里乘船沿长江前往李庄。就在所有的箱子都快运上船的时候，史语所的一船图书在这里发生了意外：有些木箱太重，一搬上去木船就失去了平衡，“哗”的一下木箱就翻入江中。最后，木箱终于被打捞上来，可那些珍贵的书籍被江水浸泡得惨不忍睹。
1940年12月13日，搬迁队伍结束了苦不堪言的旅程，终于抵达李庄。当他们疲惫的脚步一踏上这个古镇的石板路，就感受到了李庄人民的盛情邀请和支持，地方政府组织民众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李庄给经过六次颠沛流离的同济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提供了一个没有敌机骚扰、能安定从事教学和工作的环境，无疑是“适兹乐土”。因此，同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等赫赫有名的高等学府和文化科研机构共计1．2万人，携大批珍贵文物典籍相继从昆明迁到当时不足3000人的李庄。当时，李庄承受的巨大压力不难想象。
同济大学的师生全部安置进了镇上的慧光寺、东岳庙、祖师殿等几所寺庙和大量民居里。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任主任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带着上千箱珍贵文物，搬到了临江的张家祠堂。离李庄五公里的板栗坳，成了中国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大师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下属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人类体质研究所的驻地，社会所则搬到了门官田。中国古建筑学家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选择了上坝月亮田，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在这里整整生活了五年。
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抗战
在此后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李庄为在祖国到处漂泊不定的文化人安放下了一张心怀天下的平静书桌，集结了一大批成就斐然、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如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陶孟和、吴定良、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童弟周、梁思永、劳干、李方桂等云集李庄。他们不畏艰辛、险阻，潜心于教学与研究，度过了他们终身难以忘怀的几年学术生涯．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才先后迁回原处．使李庄成为当时的抗战文化中心而闻名遐迩，这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李庄期间。抗战文化人以学抗乱，重道轻贫，以极大的自觉精神，一意追求学术崇高，视学术重于生命。在信息不畅、资料遗损的困难环境中，他们仍尽心于教学与研究，相互关爱、患难与共；在生活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他们以笔为枪，以昂扬的文化精神、坚韧的文化态度，冲锋在文化抗战的最前沿，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抗战，奏响了一曲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英雄赞歌，使炎黄子孙的一脉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妄图灭我中华文化之野心。为民族独立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精英人才辈出，中华文化光耀千秋
在李庄的岁月中，同济大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创造了辉煌。在原有理、工、医三个学院的基础上，1945年又增设了法学院，同时进行了系科调整。当时，学生人数1100多人。先后毕业人数680人。在李庄求学的学生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或中科院院士的就有王守武、唐有祺、卢佩章、吴孟超、王守觉、吴旻、吴式枢、涂铭旌、朱洪元、陶亨咸、俞鸿儒、裘法祖、曹楚南等。后来在史学、文学、语言学、自然科学等方面，有着特殊建树的顶级学术人物如周一良、屈万里、罗尔纲、夏鼐、丁树声、任继愈、王利器、周祖谟、罗哲文等，正是当年在这里经过淬砺而成长起来的。李庄古镇在国难民困的岁月，成为了中国教育、文化的重要哺养地，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建设人才。其功不可没。
同济大学医学院杜公掘教授、邓瑞辟等专家彻底根治了当时川南流行的麻脚瘟，挽救了千千万万的病人。这一科研成果，获得了国民政府教育部1943年(第三届)全国应用科学类学术发明一等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了研究论文集《六同别录》；梁思成在这里写就了十余万字的《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同济大学的童第用，在缺少仪器的情况下，借助飘雪或太阳之光，在显微镜下做胚胎学实验；任教于西南联大的金岳霖来此休假亦不废时，重写因逃警报丢失的《知识论》书稿；董作宾与其弟子在戏楼利用门板搭成的“桌子”完成了《殷历谱》；董同龢研究汉语音韵于民舍，撰写了《上古音韵表稿》、《汉语音韵学》；被战乱和病魔夺走了两个女儿的李济，虽心怀哀痛，仍坚持整理、研究殷墟考古资料；邓广铭在一间小屋里写出《宋史职官志考证》、《宋史刑法志考证》、梁思永拖着重病的身体完成了《宋史》；罗尔纲写出《世传太平军奸淫杀戮考证》，并重新开始对旧作《太平天国史纲》进行修订。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努力，一部《太平天国史》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2000年被评为“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
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这些抗战文化精英们的血液里充溢着深笃的学术热情和执着的民族精神，他们与李庄人民一道为中华民族谱写了一曲曲动心摄魂、与世共存的辉煌篇章。李庄亦由此被称为“中华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
在中国地图上，我们可以发现金沙江在四川宜宾与岷江汇合，汇聚成奔流不息东去的长江。由于地理坐标的原因，李庄古镇顺理成章地成为万里长江第一镇。 李庄位于宜宾下游19公里处的长江南岸李庄坝，因境内有一天然大石柱而得名。春秋战国时即为古荧人聚居地，属古僰国、焚侯国地，至今已有2400余年历史。南朝梁武帝548年置南广县。隋、唐、宋代作过戎州(今宜宾市)州治、南广县、南溪县治长达400多年。汉代在这里设驿站，水运可直达泸州、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因此逐渐发展为万里长江起点上的第一商贸重镇。被誉为“江导岷山，流通楚泽，峰排桂岭，秀毓仙源”的天赐福地。
李庄文物古迹众多，人文景观荟萃，2006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现保存较为完好的古迹有明代的慧光寺、东岳庙、旋螺殿，清代的禹王宫、南华宫、天上宫、祖师殿、文昌宫、张家祠堂、罗家祠堂、四姓大院民居、肖家院民居、栗峰山庄等。有体现明清建筑特点的庙宇、殿堂、楼台、古戏楼、古街道、古民居；有很高古文化欣赏研究价值的“九宫十八庙”；有被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称为“梁柱结构之优，颇足傲于当世之作”的“旋螺殿”，与“奎星阁”、“百鹤窗”、“九龙碑”一起称古镇四绝。
在历史的坐标中，李庄同样占有一席之地。抗日战争时期，即便是在最详尽的地图上，李庄也是个不起眼的地方，战火的硝烟还没有弥漫到这个千年古镇。然而，在60多年前的那场抗日战争中，李庄却演绎了一段令人感动和难忘的历史。当时。这个小小的古镇与重庆、昆明和成都并称为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之一。海内外的邮件和电报，只要写上“中国李庄”的字样，就能准确地送达四川南部、长江边上的一个偏僻小镇——李庄。在那抗战的烽火岁月里，李庄以其博大的胸怀和珍贵的宁静。为中国文化单位的大西迁，为当时中国一大批文化精英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为中华文化免受战火摧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打开历史封存的记忆
抗战初期，中国各个车站、码头都挤满了拥向大后方的人们。逃难的人们把昆明作为他们的栖身之所。国民政府 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营造学社、同济大学、西南联大等机构分布在昆明的各个角落。然而，昆明并非一方净土。1940年，日寇逼进长沙、宜昌，日军飞机同时对昆明也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轰炸。作为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兼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心急如焚，面对敌机无休止的轰炸，满腹经纶的他开始酝酿把史语所、社会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从昆明迁走的事宜。
1940年8月的一天，四川宜宾中元造纸厂厂长钱子宁意外地收到了同济大学寄来的一封信函。和傅斯年一样，同济大学也在四处寻找新校址，因此先后向教育部和川内的校友发出了相关的函件。钱子宁曾就读于同济大学，义不容辞地为母校奔忙。教育部通过正规渠道由宜宾专署转到各县要求协助同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寻找新址的公函，已经收到了很多的回复，回答都是没有合适的地点。
钱的行动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叫罗南陔，时任国民党李庄区分部的书记，罗家在李庄历来就是一个很有威望的大族。凭着经验和直觉。罗南陔认定接纳迁川的机构对于李庄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决心抓住这个机会，马上约请代理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以及张访琴、李清泉、江绪恢等社会名流来共同商议。
对于这件事，虽然多数人都认为接纳迁川单位来李庄，是为国家出力，是支持抗战，但是一下到来这么多的外乡人，不少人也心存顾虑。而罗南该则认为，虽然这些单位迁来，物价肯定会上涨，但是同时也会提供一些就业机会，最主要的是这些文化教育单位迁来，能够给李庄的青少年创造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凭着自己在地方上的威望和权力，他终于说服了大家。经过多次磋商后即刻推举张官周、李清泉作为李庄的代表，前去南溪县面见同大先遣人员，陈述李庄可以接纳的各种有利条件。并同时向国民政府内政部、教育部、同济大学发出电文，热情相邀：“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
一次对中国文化有深远影响的大迁徙
1940年10月，同济大学开始搬迁。紧接着，中央研究院所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人类体质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以及金陵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大地测量所等高等学府和文化科研机构也相继展开迁川工作。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不受敌机轰炸的地方，对这些研究机构来说，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对已经饱受战火煎熬、不停搬迁的学者们来说，这却是又一次艰难的跋涉。梁思成在给好友，当时在重庆担任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处长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写信说：“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他意味着我们将要和有了10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去到一个除了中央研究院的新究所以外，远离任何其他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梁思成的信反映了当时许多学者被迫无奈的心情。
这是一次艰辛而漫长的迁徙。历史语言研究所搬迁的行列中，有很多车上装载的都是书籍，这中间有中文书十三万多册，西文书一万多册，中外杂志两万册。实际上。忍痛和朋友们分离的梁思成。也是为了利用这批图书开展研究工作，才决定跟随史语所搬到李庄的。掺杂着人和货物的车队缓慢行进在川滇公路上，车队经曲靖、宣威、叙永、泸州，到达宜宾最大的码头合江门码头．他们从这里乘船沿长江前往李庄。就在所有的箱子都快运上船的时候，史语所的一船图书在这里发生了意外：有些木箱太重，一搬上去木船就失去了平衡，“哗”的一下木箱就翻入江中。最后，木箱终于被打捞上来，可那些珍贵的书籍被江水浸泡得惨不忍睹。
1940年12月13日，搬迁队伍结束了苦不堪言的旅程，终于抵达李庄。当他们疲惫的脚步一踏上这个古镇的石板路，就感受到了李庄人民的盛情邀请和支持，地方政府组织民众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李庄给经过六次颠沛流离的同济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提供了一个没有敌机骚扰、能安定从事教学和工作的环境，无疑是“适兹乐土”。因此，同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等赫赫有名的高等学府和文化科研机构共计1．2万人，携大批珍贵文物典籍相继从昆明迁到当时不足3000人的李庄。当时，李庄承受的巨大压力不难想象。
同济大学的师生全部安置进了镇上的慧光寺、东岳庙、祖师殿等几所寺庙和大量民居里。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任主任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带着上千箱珍贵文物，搬到了临江的张家祠堂。离李庄五公里的板栗坳，成了中国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大师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下属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人类体质研究所的驻地，社会所则搬到了门官田。中国古建筑学家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选择了上坝月亮田，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在这里整整生活了五年。
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抗战
在此后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李庄为在祖国到处漂泊不定的文化人安放下了一张心怀天下的平静书桌，集结了一大批成就斐然、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如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陶孟和、吴定良、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童弟周、梁思永、劳干、李方桂等云集李庄。他们不畏艰辛、险阻，潜心于教学与研究，度过了他们终身难以忘怀的几年学术生涯．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才先后迁回原处．使李庄成为当时的抗战文化中心而闻名遐迩，这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李庄期间。抗战文化人以学抗乱，重道轻贫，以极大的自觉精神，一意追求学术崇高，视学术重于生命。在信息不畅、资料遗损的困难环境中，他们仍尽心于教学与研究，相互关爱、患难与共；在生活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他们以笔为枪，以昂扬的文化精神、坚韧的文化态度，冲锋在文化抗战的最前沿，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抗战，奏响了一曲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英雄赞歌，使炎黄子孙的一脉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妄图灭我中华文化之野心。为民族独立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精英人才辈出，中华文化光耀千秋
在李庄的岁月中，同济大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创造了辉煌。在原有理、工、医三个学院的基础上，1945年又增设了法学院，同时进行了系科调整。当时，学生人数1100多人。先后毕业人数680人。在李庄求学的学生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或中科院院士的就有王守武、唐有祺、卢佩章、吴孟超、王守觉、吴旻、吴式枢、涂铭旌、朱洪元、陶亨咸、俞鸿儒、裘法祖、曹楚南等。后来在史学、文学、语言学、自然科学等方面，有着特殊建树的顶级学术人物如周一良、屈万里、罗尔纲、夏鼐、丁树声、任继愈、王利器、周祖谟、罗哲文等，正是当年在这里经过淬砺而成长起来的。李庄古镇在国难民困的岁月，成为了中国教育、文化的重要哺养地，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建设人才。其功不可没。
同济大学医学院杜公掘教授、邓瑞辟等专家彻底根治了当时川南流行的麻脚瘟，挽救了千千万万的病人。这一科研成果，获得了国民政府教育部1943年(第三届)全国应用科学类学术发明一等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了研究论文集《六同别录》；梁思成在这里写就了十余万字的《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同济大学的童第用，在缺少仪器的情况下，借助飘雪或太阳之光，在显微镜下做胚胎学实验；任教于西南联大的金岳霖来此休假亦不废时，重写因逃警报丢失的《知识论》书稿；董作宾与其弟子在戏楼利用门板搭成的“桌子”完成了《殷历谱》；董同龢研究汉语音韵于民舍，撰写了《上古音韵表稿》、《汉语音韵学》；被战乱和病魔夺走了两个女儿的李济，虽心怀哀痛，仍坚持整理、研究殷墟考古资料；邓广铭在一间小屋里写出《宋史职官志考证》、《宋史刑法志考证》、梁思永拖着重病的身体完成了《宋史》；罗尔纲写出《世传太平军奸淫杀戮考证》，并重新开始对旧作《太平天国史纲》进行修订。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努力，一部《太平天国史》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2000年被评为“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
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这些抗战文化精英们的血液里充溢着深笃的学术热情和执着的民族精神，他们与李庄人民一道为中华民族谱写了一曲曲动心摄魂、与世共存的辉煌篇章。李庄亦由此被称为“中华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