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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的蒋海琦，人生被划分为两个阶段，但都和水打交道。前一段是职业游泳运动员。现在，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救助落水者。他说：“我们过去在游泳池里追求速度，好成绩总是第一位的。但现在我要去救人……生命是第一位的。”
这是一个特殊的派出所，半漂浮在黄浦江上。2020年11月11日下午，水警蒋海琦呆在这个半漂浮的办公室里待命。前一天，他刚执行完上海进博会的水上安保任务。
28岁的蒋海琦，人生被划分为两个阶段，但都和水打交道。
前一段是职业游泳运动员，他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为中国摘下男子200米自由泳接力赛铜牌，那是该项目中国首枚奖牌。现在，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救助落水者、水域巡逻、应急处突和船艇驾驶学习。
远在人们争议安徽警察是否应该下水救助落水女孩之前，这位前游泳国手已是所里下水救人的第一人选。蒋海琦说：“这和游泳完全不一样。”
下水救人的人
比起水来，水警更熟悉船。
半漂浮的办公楼，本身就像一艘停靠在岸边的细长大船，一半叫“死码头”，一半叫“浮码头”。在这儿呆久了，他们能根据波动的情况，判断行过的是什么船。
他们大部分工作时间在船上度过，四人一组。水警承担的职能有很多，包括落水救援、活动安保、突发应急处置等，将陆上治安、交警、消防、海关等功能集于一身。
上海市公安局边防与港航公安分局（下称“边防与港航分局”）宣传科科长徐海骏说，单位并不鼓励民警跳水救人。黄浦江水势较险，公安艇附近水域会有吸力，如果跳水时离公安艇较近，容易被吸入船底。此外，黄浦江水下暗礁等情况复杂，跳水很有可能会伤害自己。船上民警有限，如果因为跳水救人受伤，造成减员，救助就愈加困难。
只有在落水者失去意识，无法用救生杆救助，或公安艇无法靠近时，才会下水救人。这种情况下，下水的首选便是蒋海琦。
“水上项目，运动员和非运动员很明显，一对比就出来了。”边防与港航分局水上巡逻支队（下称“水巡支队”）大队长严勇指出，最大的差别在于水性。他也曾让民警们下水训练，但进入自然水域后，大多感到无助，很难克服心理恐惧。
即便是蒋海琦，此前也从未在黄浦江里游过泳，那种体验与泳池竞技全然不同。江水远不只“浑一点”，假如不戴泳镜跳下去，完全无法睁眼。“不像陆地上，有很多信息可以判断。在水里，像我水性再好，跳下去也会被绊住。”蒋海琦说。
“救人也救心”
都说“黄浦江没有盖子”，根据边防与港航分局的数据，外滩平均一年有30人落水。这还只是一个保守数字。
留给水警的反应时间极其有限。从落水者掉入江中算起，通常只有4分钟的黄金救援时间，一旦超出，成功救起救活的可能性就极低。蒋海琦神情肃然，“沉就是几秒钟的事，有些人一口水呛到，就没了”。
2019年4月，就在派出所旁的卢浦大桥，一名17岁男孩与同学发生矛盾，被母亲批评，突然跑下车，径直跳了桥。母亲没能抓住他，跪地痛哭。蒋海琦当时在码头，听说了这件事。他知道，这样的情况根本来不及救援，“这么高下去，肯定没了”。
即便人成功救上来，仍需跟进工作，要“救人也救心”。前端的水巡支队确保人的生命安全，后方的水上派出所则负责后续身份核查，心理疏导。长期与落水者沟通，民警变成了半个心理医生。
外滩水上派出所副所长冯逸璇救起过一名落水的高三女生。女孩刚开始什么都不愿意说，冯逸璇就先从女孩的手机找线索，发现女孩经常给自己发消息，说“我很累”“今天又没有睡觉”……有一点儿轻度抑郁，长期失眠。
冯逸璇觉得，这个孩子陷入了自己的精神漩涡，无法自救，于是对她进行了疏导，让她科学对待眼前问题。也许被这些举动治愈，女孩回去参加了高考，考上了大学。
最难的一次，冯逸璇用了12个小时才问出对方的名字。那个五十多岁的广西男人蹲在派出所门口，低头沉默，身上没有身份证，人脸识别系统找不到，只能靠问。
蒋海琦的心情很微妙，作为前段救人者的他，很少会去了解人们落水前的经历。
“运动员能进来也不容易”
2015年，蒋海琦因伤退役，随后进入边防与港航分局，成为一名水警。他说：“我们过去在游泳池里追求速度，好成绩总是第一位的。但现在我要去救人……生命是第一位的。”
水巡支队有40人，其中近四分之一接触过水上项目，但“职业的”屈指可数。除了蒋海琦，还有周丽莉，她拿过2010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800米自由泳亚军和2011年短池游泳世界杯北京站800米自由泳冠军。
“运动员能进来也不容易。”严勇说，“好多运动员的公务员考试成绩一塌糊涂，筛选率才30%。”
蒋海琦身边大多数退役运动员的经历与他相似，通过体育局组织的定向考试，实现职业转型，进入水务局、海事局这样的对口单位，或在二线游泳队任教练。
泳技如今依舊派得上用场。在2020年10月的第一届全国水上公安机关实战大练兵比武演练中，蒋海琦见到了熟面孔，江苏、浙江、广东等队派出的参赛者中，有四五位是前职业运动员。蒋海琦参加的负重泅渡和水下证物打捞两项，都是第二名。
蒋海琦小时候梦想当警察，命运的轨迹拐了个弯，又回到了初心。
（《南方周末》2020.12.19）
这是一个特殊的派出所，半漂浮在黄浦江上。2020年11月11日下午，水警蒋海琦呆在这个半漂浮的办公室里待命。前一天，他刚执行完上海进博会的水上安保任务。
28岁的蒋海琦，人生被划分为两个阶段，但都和水打交道。
前一段是职业游泳运动员，他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为中国摘下男子200米自由泳接力赛铜牌，那是该项目中国首枚奖牌。现在，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救助落水者、水域巡逻、应急处突和船艇驾驶学习。
远在人们争议安徽警察是否应该下水救助落水女孩之前，这位前游泳国手已是所里下水救人的第一人选。蒋海琦说：“这和游泳完全不一样。”
下水救人的人
比起水来，水警更熟悉船。
半漂浮的办公楼，本身就像一艘停靠在岸边的细长大船，一半叫“死码头”，一半叫“浮码头”。在这儿呆久了，他们能根据波动的情况，判断行过的是什么船。
他们大部分工作时间在船上度过，四人一组。水警承担的职能有很多，包括落水救援、活动安保、突发应急处置等，将陆上治安、交警、消防、海关等功能集于一身。
上海市公安局边防与港航公安分局（下称“边防与港航分局”）宣传科科长徐海骏说，单位并不鼓励民警跳水救人。黄浦江水势较险，公安艇附近水域会有吸力，如果跳水时离公安艇较近，容易被吸入船底。此外，黄浦江水下暗礁等情况复杂，跳水很有可能会伤害自己。船上民警有限，如果因为跳水救人受伤，造成减员，救助就愈加困难。
只有在落水者失去意识，无法用救生杆救助，或公安艇无法靠近时，才会下水救人。这种情况下，下水的首选便是蒋海琦。
“水上项目，运动员和非运动员很明显，一对比就出来了。”边防与港航分局水上巡逻支队（下称“水巡支队”）大队长严勇指出，最大的差别在于水性。他也曾让民警们下水训练，但进入自然水域后，大多感到无助，很难克服心理恐惧。
即便是蒋海琦，此前也从未在黄浦江里游过泳，那种体验与泳池竞技全然不同。江水远不只“浑一点”，假如不戴泳镜跳下去，完全无法睁眼。“不像陆地上，有很多信息可以判断。在水里，像我水性再好，跳下去也会被绊住。”蒋海琦说。
“救人也救心”
都说“黄浦江没有盖子”，根据边防与港航分局的数据，外滩平均一年有30人落水。这还只是一个保守数字。
留给水警的反应时间极其有限。从落水者掉入江中算起，通常只有4分钟的黄金救援时间，一旦超出，成功救起救活的可能性就极低。蒋海琦神情肃然，“沉就是几秒钟的事，有些人一口水呛到，就没了”。
2019年4月，就在派出所旁的卢浦大桥，一名17岁男孩与同学发生矛盾，被母亲批评，突然跑下车，径直跳了桥。母亲没能抓住他，跪地痛哭。蒋海琦当时在码头，听说了这件事。他知道，这样的情况根本来不及救援，“这么高下去，肯定没了”。
即便人成功救上来，仍需跟进工作，要“救人也救心”。前端的水巡支队确保人的生命安全，后方的水上派出所则负责后续身份核查，心理疏导。长期与落水者沟通，民警变成了半个心理医生。
外滩水上派出所副所长冯逸璇救起过一名落水的高三女生。女孩刚开始什么都不愿意说，冯逸璇就先从女孩的手机找线索，发现女孩经常给自己发消息，说“我很累”“今天又没有睡觉”……有一点儿轻度抑郁，长期失眠。
冯逸璇觉得，这个孩子陷入了自己的精神漩涡，无法自救，于是对她进行了疏导，让她科学对待眼前问题。也许被这些举动治愈，女孩回去参加了高考，考上了大学。
最难的一次，冯逸璇用了12个小时才问出对方的名字。那个五十多岁的广西男人蹲在派出所门口，低头沉默，身上没有身份证，人脸识别系统找不到，只能靠问。
蒋海琦的心情很微妙，作为前段救人者的他，很少会去了解人们落水前的经历。
“运动员能进来也不容易”
2015年，蒋海琦因伤退役，随后进入边防与港航分局，成为一名水警。他说：“我们过去在游泳池里追求速度，好成绩总是第一位的。但现在我要去救人……生命是第一位的。”
水巡支队有40人，其中近四分之一接触过水上项目，但“职业的”屈指可数。除了蒋海琦，还有周丽莉，她拿过2010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800米自由泳亚军和2011年短池游泳世界杯北京站800米自由泳冠军。
“运动员能进来也不容易。”严勇说，“好多运动员的公务员考试成绩一塌糊涂，筛选率才30%。”
蒋海琦身边大多数退役运动员的经历与他相似，通过体育局组织的定向考试，实现职业转型，进入水务局、海事局这样的对口单位，或在二线游泳队任教练。
泳技如今依舊派得上用场。在2020年10月的第一届全国水上公安机关实战大练兵比武演练中，蒋海琦见到了熟面孔，江苏、浙江、广东等队派出的参赛者中，有四五位是前职业运动员。蒋海琦参加的负重泅渡和水下证物打捞两项，都是第二名。
蒋海琦小时候梦想当警察，命运的轨迹拐了个弯，又回到了初心。
（《南方周末》2020.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