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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的蒋海琦,人生被划分为两个阶段,但都和水打交道。前一段是职业游泳运动员。现在,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救助落水者。他说:“我们过去在游泳池里追求速度,好成绩总是第一位的。但现在我要去救人……生命是第一位的。”
这是一个特殊的派出所,半漂浮在黄浦江上。2020年11月11日下午,水警蒋海琦呆在这个半漂浮的办公室里待命。前一天,他刚执行完上海进博会的水上安保任务。
28岁的蒋海琦,人生被划分为两个阶段,但都和水打交道。
前一段是职业游泳运动员,他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为中国摘下男子200米自由泳接力赛铜牌,那是该项目中国首枚奖牌。现在,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救助落水者、水域巡逻、应急处突和船艇驾驶学习。
远在人们争议安徽警察是否应该下水救助落水女孩之前,这位前游泳国手已是所里下水救人的第一人选。蒋海琦说:“这和游泳完全不一样。”
下水救人的人
比起水来,水警更熟悉船。
半漂浮的办公楼,本身就像一艘停靠在岸边的细长大船,一半叫“死码头”,一半叫“浮码头”。在这儿呆久了,他们能根据波动的情况,判断行过的是什么船。
他们大部分工作时间在船上度过,四人一组。水警承担的职能有很多,包括落水救援、活动安保、突发应急处置等,将陆上治安、交警、消防、海关等功能集于一身。
上海市公安局边防与港航公安分局(下称“边防与港航分局”)宣传科科长徐海骏说,单位并不鼓励民警跳水救人。黄浦江水势较险,公安艇附近水域会有吸力,如果跳水时离公安艇较近,容易被吸入船底。此外,黄浦江水下暗礁等情况复杂,跳水很有可能会伤害自己。船上民警有限,如果因为跳水救人受伤,造成减员,救助就愈加困难。
只有在落水者失去意识,无法用救生杆救助,或公安艇无法靠近时,才会下水救人。这种情况下,下水的首选便是蒋海琦。
“水上项目,运动员和非运动员很明显,一对比就出来了。”边防与港航分局水上巡逻支队(下称“水巡支队”)大队长严勇指出,最大的差别在于水性。他也曾让民警们下水训练,但进入自然水域后,大多感到无助,很难克服心理恐惧。
即便是蒋海琦,此前也从未在黄浦江里游过泳,那种体验与泳池竞技全然不同。江水远不只“浑一点”,假如不戴泳镜跳下去,完全无法睁眼。“不像陆地上,有很多信息可以判断。在水里,像我水性再好,跳下去也会被绊住。”蒋海琦说。
“救人也救心”
都说“黄浦江没有盖子”,根据边防与港航分局的数据,外滩平均一年有30人落水。这还只是一个保守数字。
留给水警的反应时间极其有限。从落水者掉入江中算起,通常只有4分钟的黄金救援时间,一旦超出,成功救起救活的可能性就极低。蒋海琦神情肃然,“沉就是几秒钟的事,有些人一口水呛到,就没了”。
2019年4月,就在派出所旁的卢浦大桥,一名17岁男孩与同学发生矛盾,被母亲批评,突然跑下车,径直跳了桥。母亲没能抓住他,跪地痛哭。蒋海琦当时在码头,听说了这件事。他知道,这样的情况根本来不及救援,“这么高下去,肯定没了”。
即便人成功救上来,仍需跟进工作,要“救人也救心”。前端的水巡支队确保人的生命安全,后方的水上派出所则负责后续身份核查,心理疏导。长期与落水者沟通,民警变成了半个心理医生。
外滩水上派出所副所长冯逸璇救起过一名落水的高三女生。女孩刚开始什么都不愿意说,冯逸璇就先从女孩的手机找线索,发现女孩经常给自己发消息,说“我很累”“今天又没有睡觉”……有一点儿轻度抑郁,长期失眠。
冯逸璇觉得,这个孩子陷入了自己的精神漩涡,无法自救,于是对她进行了疏导,让她科学对待眼前问题。也许被这些举动治愈,女孩回去参加了高考,考上了大学。
最难的一次,冯逸璇用了12个小时才问出对方的名字。那个五十多岁的广西男人蹲在派出所门口,低头沉默,身上没有身份证,人脸识别系统找不到,只能靠问。
蒋海琦的心情很微妙,作为前段救人者的他,很少会去了解人们落水前的经历。
“运动员能进来也不容易”
2015年,蒋海琦因伤退役,随后进入边防与港航分局,成为一名水警。他说:“我们过去在游泳池里追求速度,好成绩总是第一位的。但现在我要去救人……生命是第一位的。”
水巡支队有40人,其中近四分之一接触过水上项目,但“职业的”屈指可数。除了蒋海琦,还有周丽莉,她拿过2010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800米自由泳亚军和2011年短池游泳世界杯北京站800米自由泳冠军。
“运动员能进来也不容易。”严勇说,“好多运动员的公务员考试成绩一塌糊涂,筛选率才30%。”
蒋海琦身边大多数退役运动员的经历与他相似,通过体育局组织的定向考试,实现职业转型,进入水务局、海事局这样的对口单位,或在二线游泳队任教练。
泳技如今依舊派得上用场。在2020年10月的第一届全国水上公安机关实战大练兵比武演练中,蒋海琦见到了熟面孔,江苏、浙江、广东等队派出的参赛者中,有四五位是前职业运动员。蒋海琦参加的负重泅渡和水下证物打捞两项,都是第二名。
蒋海琦小时候梦想当警察,命运的轨迹拐了个弯,又回到了初心。
(《南方周末》2020.12.19)
这是一个特殊的派出所,半漂浮在黄浦江上。2020年11月11日下午,水警蒋海琦呆在这个半漂浮的办公室里待命。前一天,他刚执行完上海进博会的水上安保任务。
28岁的蒋海琦,人生被划分为两个阶段,但都和水打交道。
前一段是职业游泳运动员,他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为中国摘下男子200米自由泳接力赛铜牌,那是该项目中国首枚奖牌。现在,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救助落水者、水域巡逻、应急处突和船艇驾驶学习。
远在人们争议安徽警察是否应该下水救助落水女孩之前,这位前游泳国手已是所里下水救人的第一人选。蒋海琦说:“这和游泳完全不一样。”
下水救人的人
比起水来,水警更熟悉船。
半漂浮的办公楼,本身就像一艘停靠在岸边的细长大船,一半叫“死码头”,一半叫“浮码头”。在这儿呆久了,他们能根据波动的情况,判断行过的是什么船。
他们大部分工作时间在船上度过,四人一组。水警承担的职能有很多,包括落水救援、活动安保、突发应急处置等,将陆上治安、交警、消防、海关等功能集于一身。
上海市公安局边防与港航公安分局(下称“边防与港航分局”)宣传科科长徐海骏说,单位并不鼓励民警跳水救人。黄浦江水势较险,公安艇附近水域会有吸力,如果跳水时离公安艇较近,容易被吸入船底。此外,黄浦江水下暗礁等情况复杂,跳水很有可能会伤害自己。船上民警有限,如果因为跳水救人受伤,造成减员,救助就愈加困难。
只有在落水者失去意识,无法用救生杆救助,或公安艇无法靠近时,才会下水救人。这种情况下,下水的首选便是蒋海琦。
“水上项目,运动员和非运动员很明显,一对比就出来了。”边防与港航分局水上巡逻支队(下称“水巡支队”)大队长严勇指出,最大的差别在于水性。他也曾让民警们下水训练,但进入自然水域后,大多感到无助,很难克服心理恐惧。
即便是蒋海琦,此前也从未在黄浦江里游过泳,那种体验与泳池竞技全然不同。江水远不只“浑一点”,假如不戴泳镜跳下去,完全无法睁眼。“不像陆地上,有很多信息可以判断。在水里,像我水性再好,跳下去也会被绊住。”蒋海琦说。
“救人也救心”
都说“黄浦江没有盖子”,根据边防与港航分局的数据,外滩平均一年有30人落水。这还只是一个保守数字。
留给水警的反应时间极其有限。从落水者掉入江中算起,通常只有4分钟的黄金救援时间,一旦超出,成功救起救活的可能性就极低。蒋海琦神情肃然,“沉就是几秒钟的事,有些人一口水呛到,就没了”。
2019年4月,就在派出所旁的卢浦大桥,一名17岁男孩与同学发生矛盾,被母亲批评,突然跑下车,径直跳了桥。母亲没能抓住他,跪地痛哭。蒋海琦当时在码头,听说了这件事。他知道,这样的情况根本来不及救援,“这么高下去,肯定没了”。
即便人成功救上来,仍需跟进工作,要“救人也救心”。前端的水巡支队确保人的生命安全,后方的水上派出所则负责后续身份核查,心理疏导。长期与落水者沟通,民警变成了半个心理医生。
外滩水上派出所副所长冯逸璇救起过一名落水的高三女生。女孩刚开始什么都不愿意说,冯逸璇就先从女孩的手机找线索,发现女孩经常给自己发消息,说“我很累”“今天又没有睡觉”……有一点儿轻度抑郁,长期失眠。
冯逸璇觉得,这个孩子陷入了自己的精神漩涡,无法自救,于是对她进行了疏导,让她科学对待眼前问题。也许被这些举动治愈,女孩回去参加了高考,考上了大学。
最难的一次,冯逸璇用了12个小时才问出对方的名字。那个五十多岁的广西男人蹲在派出所门口,低头沉默,身上没有身份证,人脸识别系统找不到,只能靠问。
蒋海琦的心情很微妙,作为前段救人者的他,很少会去了解人们落水前的经历。
“运动员能进来也不容易”
2015年,蒋海琦因伤退役,随后进入边防与港航分局,成为一名水警。他说:“我们过去在游泳池里追求速度,好成绩总是第一位的。但现在我要去救人……生命是第一位的。”
水巡支队有40人,其中近四分之一接触过水上项目,但“职业的”屈指可数。除了蒋海琦,还有周丽莉,她拿过2010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800米自由泳亚军和2011年短池游泳世界杯北京站800米自由泳冠军。
“运动员能进来也不容易。”严勇说,“好多运动员的公务员考试成绩一塌糊涂,筛选率才30%。”
蒋海琦身边大多数退役运动员的经历与他相似,通过体育局组织的定向考试,实现职业转型,进入水务局、海事局这样的对口单位,或在二线游泳队任教练。
泳技如今依舊派得上用场。在2020年10月的第一届全国水上公安机关实战大练兵比武演练中,蒋海琦见到了熟面孔,江苏、浙江、广东等队派出的参赛者中,有四五位是前职业运动员。蒋海琦参加的负重泅渡和水下证物打捞两项,都是第二名。
蒋海琦小时候梦想当警察,命运的轨迹拐了个弯,又回到了初心。
(《南方周末》2020.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