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上。目前，汇率升值的贸易政策目标与抑制通货膨胀并行不悖，可加快升值步伐
　　
　　政府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是多重的，除GDP增速外，物价稳定、汇率稳定和就业充分都是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这些目标有的相辅相成，有的相互排斥。其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是就业与通货膨胀目标之间的关系。对凯恩斯学派来说，就业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其理论基础是菲利普斯曲线。货币主义认为，二者替代关系仅存在于短期。合理预期学派则认为，即便在短期，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货膨胀也不存在替代关系。
　　在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讨论中，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之间的替代关系备受关注。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确实存在相互作用，但说两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则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升值与通胀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在某些情况下，两者存在替代性，另一些情况下则不存在。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人民币升值同物价变动（通货紧缩）关系的讨论始于2003年。当时，斯坦福大学教授麦金农建言中国政府：升值对经济会产生通货收缩作用，因而不应升值。中国人民银行的王信撰文指出：“尽管人民币升值和升值预期可能增加国内价格下滑的压力，但并不必然导致物价下跌。价格主要是由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状况决定的，现阶段，人民币小幅升值并不会增加国内的通缩压力。”澳大利亚中央银行行长麦克法伦则指出，当出现通货膨胀时，人们会比较容易接受升值。
　　现在，中国的通货膨胀终于成为一个尖锐问题，公众对升值的认可度也相应提高。但是，不愿升值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于是，用较多通货膨胀换取较少汇率升值，或对通货膨胀采取比较容忍态度（如把通货膨胀率目标设在6％）的政策主张应运而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资源配置的最基本信号。如果物价普遍持续上涨（通货膨胀），具体商品价格的变动就丧失了信号功能，市场也就丧失了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在通货膨胀严重的环境下，没人知道具体产品涨价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该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价格的普遍上涨。严重的通货膨胀将使价格信号失效，经济秩序陷于混乱。
　　凯恩斯早就指出，通货膨胀是关乎社会正义的事情。CPI上升的最大受害者是中低收入劳动者。而通货膨胀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最近一个多月以来，通货膨胀已有取代资产泡沫、成为公众关注的首要问题的趋势。公众的不安情绪似乎正在弥散，这必须引起严重关注。
　　中国不应追求零通货膨胀，因为零通货膨胀率下相对价格调整难于进行。但是，中国必须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上。过去几年，中国通货膨胀率一直维持在3％左右的水平，公众也形成了较稳定的低通货膨胀预期。这是来之不易的宏观经济调控成果，我们绝不能轻易让这一成果付诸东流。
　　理论上说，在其他因素给定条件下，如果一国存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而又不愿让货币升值，就会因流动性过剩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进而导致实际汇率升值，并最终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但在实践中，国际收支顺差国可通过对冲政策吸干过剩的流动性，或通过资本管制将投机资本挡在国门之外，从而在一定时期内遏制通货膨胀的发展。
　　但是，对冲不可持续，资本管制的漏洞无处不在。一般来说，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双顺差加汇率稳定最终将导致通货膨胀出现。所以，令人吃惊的不是中国出现了通货膨胀，而是中国直到现在才出现通货膨胀。当然，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即便不存在外部失衡，11.4％的经济增长速度，全球范围内石油、矿产品和粮食价格的上涨等因素的存在，也足以导致通货膨胀出现了。
　　人民币升值肯定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汇率只是一种价格，它反映国际收支的平衡状况。在自由浮动和固定汇率下，汇率都无法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目前，我们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可以人为调整。此时汇率政策主要是一种贸易政策工具，汇率变动主要取决于贸易政策目标，而不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在经济过热时期，政府不应靠汇率升值来抑制由经济过热所导致的通货膨胀。正确的政策反应，应是采取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
　　同时，在目前情况下，汇率升值的贸易政策目标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正好并行不悖，麦金农的担心也已不存在，因而现在可以加快升值步伐。如果2008年国际形势有变，汇率政策还可以再次调整。这里我希望强调的只是：在抑制通货膨胀和维持汇率稳定这两个目标中，前者更加重要，这是毫无疑义的。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