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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发展－公平”模式的转变实际上不仅仅是对中国的考验，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政府会有不同的侧重。
“如果将今天的中国和1979年的中国作比，你会发现改革开放以来30年间中国的变化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衷心希望中国能坚持自己的道路，将这种发展趋势持续下去。”
裴宜理教授(Elizabeth Perry)1948年生于上海，后移居日本东京，20世纪60年代到美国后长期从事中国政治以及中国社会结构研究，1979年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美国来华学者之一，现任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兼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教授一生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用裴教授自己的话说，“我的一生因中国而改变”。
值此建国甲子之年，所谓“旁观者清”，面对复杂、庞大、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作为新中国60年风雨历程的见证者，裴教授以西方和东方的双重视角将做如何解读?对此，本刊记者就中国新生的社会矛盾、社会结构变化以及中国人的“权利”观念和西方倡导的“人权”概念间的区别等问题专访了裴宜理教授。
中国人的权利观指向“民生”
中国报道：您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稳定的中产阶级的形成?您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与西方的中产阶级有何不同?
裴宜理：首先我并不赞成“西方社会中产阶级”这种笼统的说法，因为就像美国社会结构不同于中国一样，美国社会结构同样不同于英国、法国等其他许多西方国家，因而并不存在所谓“西方中产阶级”的说法。
中产阶级的崛起的确是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而同时中国的中产阶级社会在形态上也区别于美国社会。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社会仍然受到本国历史文化经验的影响，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其对于教育事业的重视。对于一户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而言，中国人对于子女教育事业的关注和投入要远远大于美国人，相反，相对于教育，美国中产阶级显然更为关注诸如房地产、汽车和其他消费品等等。
这种两国中产阶级社会形态的差异还反映在民众的普遍意识之上。美国的中产阶级试图强调其超脱于国家权力范围之外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以普通住宅区为例，美国人希望自己的房产缴纳最低限度的税款，希望个人的私有财产得以被政府合法保护。
但是我个人认为，中美两国中产阶级的重大差异在于，中国民众希望政府职能能够深入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使是在民间的各种抗议事件中，民众也是渴望更多的政府干预，并认为这是政府的分内之事。在住宅区建设上，民众希望政府在保证建筑质量，遏止环境污染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而在美国，事态却恰恰相反。美国人的示威游行，表达对政府行为的不满，大部分出于这样的心态或想法——即政府过多地干预了民众的日常生活，比如政府所提出的增加税率提案等等。美国历史上爆发在波士顿(哈佛大学所在地)的美国革命就是以反对增税为导火索而后燃遍全国的。
因此，撇开两国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中美中产阶级社会形态的不同在—定程度上也是由中美两国民众不同的政治偏好所决定的。具体来说，中国人变得富裕之后，仍然更多地希望政府加强职能，以便于依赖政府来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而美国却恰恰相反，民众始终反感于政府势力对于个人生活的干涉。
中国报道：我们注意到您的著作中曾经谈及到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极大地区别于西方的“人权”概念，并追溯到孟子和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之不同。请您简要介绍—下您对这种差异的看法。
裴宜理：中国和美国两国的政治思想都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其中又可以细分为诸多的流派和分支。所以我们这里着重强调美国政治思想的主流体系——即“人权”被更多地诠释为个人的，不被政府所干预的权利。结合上一个问题中谈到的中美两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差异，我认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即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美国人眼中的理想的社会形态来源于“保障个人自由，免于政府干涉”的基本假设。因此在美国，“人权”通常被理解为反对专制和暴政，并与包括“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的一系列公民权紧密联系在一起。
雖然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也具有诸多共同点，但是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明中，其主流政治文明始终主张政府的核心职能并不在于保障其公民的“自由”，而在于保障“民生”，即向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水平保证。在中国，历代政府都被认为有责任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处于最底限之上，而这也是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之一。在中国，不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政府本身，都将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保障其“生存权’’作为政府的天职而加以履行；而在美国，绝大部分美国人并不具有这样的考虑。举例来说，奥巴马政府所推行的医疗卫生制度改革之所以遇到种种阻力，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美国人并不认为“公共医疗”本身是国民的一种“权利”。在美国人看来，人民有免于政府干涉的自由，但却不享有要求政府推行医疗卫生保障的权利。
因此，在中美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两国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其所孕育出的对于“权利”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当涉及个人自由的领域时，美国人敏感于政府行为的干涉并要求政府撤出，美国人的抗议事件也多以“我要自由”、“我要更多个人权利”为宣传口号。而在中国，我们看到即使是在地方的一些民间抗议事件中出现所谓“人权”的口号之时，民众希望向政府表达的内容的实质更多在于“我要吃饭”之类的“民生”领域的呼声。
转变“发展－公平”模式
中国报道：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从单纯追求经济GDP发展逐渐开始转为发展社会公平，提出“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您如何看待这种发展模式的变化?
裴宜理：中国从江泽民时代的强调经济发展逐步转变到胡锦涛时代的强调社会公平，我非常赞成和支持这种模式的变化。
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存在于任何国家和经济体之中，因此社会公平的缺失存在于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仅仅是中国。比如在美国，针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关系，民主党和共和党实行的政策重心有所不同：共和党侧重资本增长和发展；而民主党侧重劳动者，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再比如在英国，同样存在两大政党系统：保守党代表资本，偏重经济增长；工党代表下层社会利益，偏重社会福利。因此，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发展－公平”模式的转变实际上不仅仅是对中国的考验，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政府会有不同的侧重。因此在中国，江泽民时代更多地强调经济发展，而今天的胡锦涛时代更多强调社会公平，这本身也体现了中国政治环境和领导系统的平衡。
关于如何提高社会公平程度，确保社会公平得以实现，中国政府亟待在以下两个领 域有所作为：首先是教育领域，突出表现为农村教育和大众基础教育急需加强。其次是医疗卫生领域，中国急需扩大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的覆盖面。
传统上，在建国初期中国在上述两个领域成效斐然。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所以经济得以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毛泽东时代对于大众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视。包括哈佛大学教授在内的许多美国经济学家曾经指出，虽然中国社会在毛泽东时代存在诸多问题和弊端，但其大众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体系却不仅仅是服务于当时意识形态宣传的必要，更重要的是为未来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学家们一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所以胜于印度的重要原因也在于此，即中国政府为其国民提供了更好的医疗卫生保障以及更为广阔的大众基础教育体系而正因为如此，90年代的中国拥有比印度更为优秀的人才储备。
另外，虽然表面上看，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是一对矛盾，但是两者之间同样紧密联系。缺乏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的国家难以保证长期稳定持续的经济发展，因为在诸多政府行为之中，投资于教育事业和人力资源领域是政府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证明，教育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不仅仅能够保障社会公平，同样也能够间接促进经济发展。
在现阶段，中国对于上述两领域的投资力度尚低于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政府应该着重加强建设的问题之一。当然，我也同样欣喜地看到中国政府在近年来的一系列努力。比如在教育方面，政府鼓励建设更多的师范大学；在华东师大和北京师大部分推出了免费教育模式；鼓励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校毕业生赴欠发达地区支边、支教等等。在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方面，政府近年来同样出台了新办法和新措施，并扩大体系的覆盖面。我认为这些尝试是有趣的并值得鼓励的，我个人支持这些积极的变化。
中国报道：G20匹兹堡峰会后，中国可能面临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但这其中就会出现相关的社会阵痛。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新生社会矛盾和各种社会事件?
裴宜理：首先，中国确实需要并且正在推行发展模式的转变，逐步放弃传统的“廉价劳动力一出口”发展模式。长远来看，这种模式的转变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随着中国人均GDP、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和国内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展，中国的领导阶层已经开始将发展内需作为今后开拓市场的重点。因此，虽然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短期内会带来种种社会弊端和社会问题，但是这种调整在长期来看是必要的。
至于这种变化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我认为这已经发生于国有企业改制、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进程之中，并一度导致了国有企业员工的大規模下岗问题。今天发生在中国的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确实导致了各种新生矛盾的出现和各种民间群体性抗议事件的发生。但是我认为，这种由产业结构调整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中国并不是新生现象，因为环境污染、赋税制度、土地等多方面因素同样可以催发这种民间的抗议之声。对于一个具有社会问题的社会，民间的群体性事件反而是上达其意见给政府的互动方式。我认为，中国的政治运作和社会秩序并未偏离轨道，但中国政府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用于处理各种社会问题。
中美国民心态彼此日益开放
中国报道：作为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您是否认为西方社会在看待中国问题时常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依据，而依旧带有西方的视角。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误读了中国社会?
裴宜理：应该说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误读仍然存在。但是也应该看到，从全局上说，这种趋势正在发生改变。
回过头去看19世纪末的中美两国关系时，这种差异尤其明显。19世纪末美国通过《排华法案》，试图将中国人限制在美国本土之外。当时的中美两国之间的交流要远远落后于今天。在今天，两国之间的文化互动频繁展开，美国的年轻人同样观看中国的电影特别是关注去年奥运会的盛况。况且，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我认为美国人对于中国崛起的反映——担心一旦中国崛起会威胁到美国世界第一的位置，也是很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毕竟中国如此庞大，同时又和美国出于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因此，我认为，虽然中美两国之间基于种种原因仍然存在彼此之间的误读，但是不可否认，这种情况正在逐渐好转，两国国民心态彼此之间也越发开放，我们应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如果将今天的中国和1979年的中国作比，你会发现改革开放以来30年间中国的变化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衷心希望中国能坚持自己的道路，将这种发展趋势持续下去。”
裴宜理教授(Elizabeth Perry)1948年生于上海，后移居日本东京，20世纪60年代到美国后长期从事中国政治以及中国社会结构研究，1979年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美国来华学者之一，现任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兼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教授一生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用裴教授自己的话说，“我的一生因中国而改变”。
值此建国甲子之年，所谓“旁观者清”，面对复杂、庞大、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作为新中国60年风雨历程的见证者，裴教授以西方和东方的双重视角将做如何解读?对此，本刊记者就中国新生的社会矛盾、社会结构变化以及中国人的“权利”观念和西方倡导的“人权”概念间的区别等问题专访了裴宜理教授。
中国人的权利观指向“民生”
中国报道：您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稳定的中产阶级的形成?您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与西方的中产阶级有何不同?
裴宜理：首先我并不赞成“西方社会中产阶级”这种笼统的说法，因为就像美国社会结构不同于中国一样，美国社会结构同样不同于英国、法国等其他许多西方国家，因而并不存在所谓“西方中产阶级”的说法。
中产阶级的崛起的确是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而同时中国的中产阶级社会在形态上也区别于美国社会。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社会仍然受到本国历史文化经验的影响，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其对于教育事业的重视。对于一户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而言，中国人对于子女教育事业的关注和投入要远远大于美国人，相反，相对于教育，美国中产阶级显然更为关注诸如房地产、汽车和其他消费品等等。
这种两国中产阶级社会形态的差异还反映在民众的普遍意识之上。美国的中产阶级试图强调其超脱于国家权力范围之外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以普通住宅区为例，美国人希望自己的房产缴纳最低限度的税款，希望个人的私有财产得以被政府合法保护。
但是我个人认为，中美两国中产阶级的重大差异在于，中国民众希望政府职能能够深入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使是在民间的各种抗议事件中，民众也是渴望更多的政府干预，并认为这是政府的分内之事。在住宅区建设上，民众希望政府在保证建筑质量，遏止环境污染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而在美国，事态却恰恰相反。美国人的示威游行，表达对政府行为的不满，大部分出于这样的心态或想法——即政府过多地干预了民众的日常生活，比如政府所提出的增加税率提案等等。美国历史上爆发在波士顿(哈佛大学所在地)的美国革命就是以反对增税为导火索而后燃遍全国的。
因此，撇开两国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中美中产阶级社会形态的不同在—定程度上也是由中美两国民众不同的政治偏好所决定的。具体来说，中国人变得富裕之后，仍然更多地希望政府加强职能，以便于依赖政府来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而美国却恰恰相反，民众始终反感于政府势力对于个人生活的干涉。
中国报道：我们注意到您的著作中曾经谈及到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极大地区别于西方的“人权”概念，并追溯到孟子和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之不同。请您简要介绍—下您对这种差异的看法。
裴宜理：中国和美国两国的政治思想都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其中又可以细分为诸多的流派和分支。所以我们这里着重强调美国政治思想的主流体系——即“人权”被更多地诠释为个人的，不被政府所干预的权利。结合上一个问题中谈到的中美两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差异，我认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即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美国人眼中的理想的社会形态来源于“保障个人自由，免于政府干涉”的基本假设。因此在美国，“人权”通常被理解为反对专制和暴政，并与包括“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的一系列公民权紧密联系在一起。
雖然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也具有诸多共同点，但是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明中，其主流政治文明始终主张政府的核心职能并不在于保障其公民的“自由”，而在于保障“民生”，即向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水平保证。在中国，历代政府都被认为有责任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处于最底限之上，而这也是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之一。在中国，不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政府本身，都将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保障其“生存权’’作为政府的天职而加以履行；而在美国，绝大部分美国人并不具有这样的考虑。举例来说，奥巴马政府所推行的医疗卫生制度改革之所以遇到种种阻力，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美国人并不认为“公共医疗”本身是国民的一种“权利”。在美国人看来，人民有免于政府干涉的自由，但却不享有要求政府推行医疗卫生保障的权利。
因此，在中美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两国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其所孕育出的对于“权利”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当涉及个人自由的领域时，美国人敏感于政府行为的干涉并要求政府撤出，美国人的抗议事件也多以“我要自由”、“我要更多个人权利”为宣传口号。而在中国，我们看到即使是在地方的一些民间抗议事件中出现所谓“人权”的口号之时，民众希望向政府表达的内容的实质更多在于“我要吃饭”之类的“民生”领域的呼声。
转变“发展－公平”模式
中国报道：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从单纯追求经济GDP发展逐渐开始转为发展社会公平，提出“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您如何看待这种发展模式的变化?
裴宜理：中国从江泽民时代的强调经济发展逐步转变到胡锦涛时代的强调社会公平，我非常赞成和支持这种模式的变化。
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存在于任何国家和经济体之中，因此社会公平的缺失存在于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仅仅是中国。比如在美国，针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关系，民主党和共和党实行的政策重心有所不同：共和党侧重资本增长和发展；而民主党侧重劳动者，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再比如在英国，同样存在两大政党系统：保守党代表资本，偏重经济增长；工党代表下层社会利益，偏重社会福利。因此，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发展－公平”模式的转变实际上不仅仅是对中国的考验，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政府会有不同的侧重。因此在中国，江泽民时代更多地强调经济发展，而今天的胡锦涛时代更多强调社会公平，这本身也体现了中国政治环境和领导系统的平衡。
关于如何提高社会公平程度，确保社会公平得以实现，中国政府亟待在以下两个领 域有所作为：首先是教育领域，突出表现为农村教育和大众基础教育急需加强。其次是医疗卫生领域，中国急需扩大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的覆盖面。
传统上，在建国初期中国在上述两个领域成效斐然。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所以经济得以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毛泽东时代对于大众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视。包括哈佛大学教授在内的许多美国经济学家曾经指出，虽然中国社会在毛泽东时代存在诸多问题和弊端，但其大众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体系却不仅仅是服务于当时意识形态宣传的必要，更重要的是为未来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学家们一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所以胜于印度的重要原因也在于此，即中国政府为其国民提供了更好的医疗卫生保障以及更为广阔的大众基础教育体系而正因为如此，90年代的中国拥有比印度更为优秀的人才储备。
另外，虽然表面上看，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是一对矛盾，但是两者之间同样紧密联系。缺乏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的国家难以保证长期稳定持续的经济发展，因为在诸多政府行为之中，投资于教育事业和人力资源领域是政府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证明，教育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不仅仅能够保障社会公平，同样也能够间接促进经济发展。
在现阶段，中国对于上述两领域的投资力度尚低于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政府应该着重加强建设的问题之一。当然，我也同样欣喜地看到中国政府在近年来的一系列努力。比如在教育方面，政府鼓励建设更多的师范大学；在华东师大和北京师大部分推出了免费教育模式；鼓励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校毕业生赴欠发达地区支边、支教等等。在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方面，政府近年来同样出台了新办法和新措施，并扩大体系的覆盖面。我认为这些尝试是有趣的并值得鼓励的，我个人支持这些积极的变化。
中国报道：G20匹兹堡峰会后，中国可能面临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但这其中就会出现相关的社会阵痛。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新生社会矛盾和各种社会事件?
裴宜理：首先，中国确实需要并且正在推行发展模式的转变，逐步放弃传统的“廉价劳动力一出口”发展模式。长远来看，这种模式的转变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随着中国人均GDP、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和国内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展，中国的领导阶层已经开始将发展内需作为今后开拓市场的重点。因此，虽然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短期内会带来种种社会弊端和社会问题，但是这种调整在长期来看是必要的。
至于这种变化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我认为这已经发生于国有企业改制、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进程之中，并一度导致了国有企业员工的大規模下岗问题。今天发生在中国的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确实导致了各种新生矛盾的出现和各种民间群体性抗议事件的发生。但是我认为，这种由产业结构调整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中国并不是新生现象，因为环境污染、赋税制度、土地等多方面因素同样可以催发这种民间的抗议之声。对于一个具有社会问题的社会，民间的群体性事件反而是上达其意见给政府的互动方式。我认为，中国的政治运作和社会秩序并未偏离轨道，但中国政府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用于处理各种社会问题。
中美国民心态彼此日益开放
中国报道：作为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您是否认为西方社会在看待中国问题时常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依据，而依旧带有西方的视角。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误读了中国社会?
裴宜理：应该说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误读仍然存在。但是也应该看到，从全局上说，这种趋势正在发生改变。
回过头去看19世纪末的中美两国关系时，这种差异尤其明显。19世纪末美国通过《排华法案》，试图将中国人限制在美国本土之外。当时的中美两国之间的交流要远远落后于今天。在今天，两国之间的文化互动频繁展开，美国的年轻人同样观看中国的电影特别是关注去年奥运会的盛况。况且，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我认为美国人对于中国崛起的反映——担心一旦中国崛起会威胁到美国世界第一的位置，也是很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毕竟中国如此庞大，同时又和美国出于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因此，我认为，虽然中美两国之间基于种种原因仍然存在彼此之间的误读，但是不可否认，这种情况正在逐渐好转，两国国民心态彼此之间也越发开放，我们应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