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始建于1406年，在长达600年的历史中，故宫始终以明清皇家宫殿、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的严肃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然而自2012年起，故宫开始走上“网红”之路，2019年2月的“紫禁城上元之夜”一票难求，微博搜索量排名第四，2018年故宫的文创产品甚至创造了15亿元的收入。这不禁令人深思，故宫是怎样完成如此转变的？
　　回顾这七年历程，故宫成为“网红”前后大致有以下变化：一是改造卫生间、休息座椅、购票窗口等基础设施。二是依托持续性的古建筑维修保护，扩大故宫的开放范围。三是策划推出文化电视节目、展览等多种文化活动。四是推出各类文创产品。这一系列变化背后实际上是一个以文化资源为核心的价值创造过程：一是理念革新。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商家往往通过交换来实现产品价值，而今商家更倾向于通过消费者使用来赚取利润，共享经济的繁荣就是典型的例子。类似地，故宫也在遵循使用创造价值的理念，试图让观众从更大范围、更多维度接触和认识文物，使人们真正了解文物，也让文物重新融入人们的生活，发挥其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二是氛围重构。人们一旦进入某种氛围，就会遵循特定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故宫在物理环境、文化活动等方面的举措正是在构建一种从静态到动态、从严肃到亲民的文化氛围，悄然改变人们对故宫的理解认识，影响他们的行为。三是物质落地。任何先进的理念和思想都需要实际产品或者实践活动作为其价值实现的载体，多种多样的文创产品就是众多载体之一。
　　在价值创造过程中，故宫主要采取了以下三种思维方法：一是用户导向，即将满足观众的合理需求作为所有行动的出发点和目标，这一思维在故宫基础设施改造中已体现得非常直观。为提升观众的参观效率，故宫的购票窗口从10余个增加至30余个，人均购票时间从2小时缩短至15分钟。而今，故宫已启动线上购票，观众进入故宫基本没有滞留。二是跨界重组，将看似不相关的行业、领域进行互动、融合，创造出很多新型的产品和服务。故宫将各类展览与5G、VR、AI等新兴技术结合，形成了丰富的数字化展现，而故宫的文创产品则覆盖了书画、生活用品、服饰甚至彩妆等看似与文物毫不相关的各个领域。三是聚化思维，即在信息过量的情况下将有限的注意力聚集起来，进而找到高价值用户。故宫对于基础设施的改造以及文化节目的推出成功聚集了大量观众的注意力，其中《上新了故宫》一档节目年度收视名列第三，而节目播出后，仅故宫睡衣就卖出近10万套。
　　尽管故宫的变革和城市大脑的建设看似不同，但两者都有改变传统形态，创造新价值的内在要求，区别仅在于故宫的价值创造以文化资源为核心，而城市大脑的价值创造以数据资源为核心。借鉴故宫的做法，中关村城市大脑建设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实现数据价值。
　　一是树立数据开放理念，形成数据创新氛围。与文物创造价值的理念类似，数据只有充分使用、充分流动才能创造价值，因此要坚持数据开放理念，探索应用区块链等新兴技术，配合政策机制创新等手段，解决安全隐患、责任权益划分等诸多阻碍数据共享的问题，通过媒体宣传、举办数据创意大赛等形式向政府内部、企业、尤其是公众普及数据开放的价值，使公众真正从数据中获益。
　　二是重视需求挖掘，在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中寻找城市大脑的建设场景。城市大脑建设是利用科技手段改善城市居民生活的一项重要工程，在建设过程中，要深入剖析居民面臨的痛点难点问题，调研那些具有普遍性的真实诉求。例如可考虑依托接速即办等系统，建立面向全部居民的需求征集平台，归纳那些普遍性、高发性的问题和需求，并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形成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只有做好需求挖掘才能创造出高频的应用，产生源源不断的数据资源。
　　三是聚化跨界，实现数据价值。通过融合政府侧的数据资源，推动跨部门、跨行业的业务协同，例如通过交管、住建、环保等部门的数据融合实现对车辆尾气的监测和治理。同时，推动企业利用政府、公众数据开展增值服务，推动政府利用企业、公众数据做好社会服务，推动公众利用政府数据参与社会治理和发展，例如房管部门可利用运营商数据实现群租房监管，教育、娱乐机构可利用社区居民数据实现选址定位和精准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