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5 月 19 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就双边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根据声明，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和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中方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中美双方达成共识，贸易战停火这一结果从中美两国乃至全球市场角度来说都是幸事，然而，在这背后，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潜在的受害者，其中德国可能成为中美贸易停战的最大受害者。
由于中美达成的共识中包括加大能源、农产品、医疗、高科技产品、金融等领域加强贸易合作，通过增加进口消减美国的对中贸易逆差，而作为中国最大的欧洲贸易伙伴，德国与中国去年的总贸易额将近1790亿美元，此消彼长，德国不可避免地将受到间接伤害并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原本部分可以从德国购买的商品必将改从美国采购。然而这还不是德国与中国贸易前景中最差的一面。
首先，在总统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这一贸易保护主义不仅针对中国，同时也对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起到负面作用。
其次，中国的贸易政策在向一带一路可能经过的国家倾斜，目前中国与伊朗的贸易总量已经超过欧盟三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一趋势可能会极大改变中国对欧洲的贸易乃至投资总量。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在购买或投资欧洲的资产总额超过了3180亿美元，这一数字将近中国在美投资总额的45%。
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默克尔访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德关系发展良好……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德国的关系，我们愿在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务实合作在高水平上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而中国5月宣布将将乘用车进口关税从 25% 削减至 15%，无论这是否被视为对特朗普的让步，这项举措将使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和大众受惠。
但其实在另一边，德国已经加入了欧盟研究如何更好地阻止中国进入欧盟经济体的多国队伍。这一举动引起了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的强烈不满，并斥责德国的监管开始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这可能会导致中国重新反思自己是否需要对德国进一步开放市场。
除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前景不明之外，德国还需解决欧盟内部的诸多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意大利政局的混乱。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拒绝持欧元怀疑论的经济学家Paolo Savona出担任经济部长，令总理提名人Giuseppe Conte也放弃出任，导致“反建制”派的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和北方联盟组阁失败。在五星运动党首要求弹劾总统的压力下，马塔雷拉提名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Carlo Cottarelli组建技术性内阁，如果接下来马塔雷拉提名的总理无法得到议会两院的信任投票则将在今年8月重新举行大选，这令意大利政局的不确定性骤升，市场的表现则是意大利股债两市双杀。
与此同时，因执政党人民党内部受贿案（Gurtel 腐败案），西班牙社会党已对首相拉霍伊提出不信任动议，西班牙首相拉霍伊亦将与6月1日面临不信任投票，西班牙政府的未来也可谓悬而未决。德国作为欧盟老大即将面临的是欧盟和本国的内忧外患，从理性角度来看，和中国紧密合作才能救欧盟经济于水火之间。
土耳其
土耳其打响“里拉保卫战”
近来，强势美元对多个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造成不同程度冲击。继阿根廷比索之后，土耳其里拉成为又一个“中枪”的新兴经济体货币，土耳其政府被迫发起“里拉保卫战”。除了美国加息的外因，这场危机也暴露出土经济内在的脆弱性，凸显其经济结构改革迫在眉睫。
今年年初以来，里拉一直承受贬值压力，对美元累计贬值约20%，跌幅仅次于阿根廷比索，引发投资者对土經济前景的担忧。5月23日，里拉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4.92比1，日跌幅达5%，创近10年来最大跌幅。
土耳其汇率市场此次大幅震荡，是内外因素叠加交织所致。从外部看，美元强势来袭，美联储连续加息后的溢出效应正在向全球市场传导扩散。分析人士指出，美联储加息提速、美国利率水平快速上升和美元持续走强，助推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热钱加快流出。
土耳其央行5月23日晚宣布紧急加息决定，将基准利率从13.5%大幅上调至16.5%；此后又宣布简化货币政策、允许部分外币债务以固定利率偿还等措施，以遏制里拉汇率持续下跌势头，挽回市场信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这场风暴中，土耳其经济的内在脆弱性也充分暴露。高通胀、高外债、高经常账户赤字这“三高”，是导致此次危机的深层原因。
土耳其通胀率去年11月达到14年来的新高12.98%，今年4月虽已降至10.85%，但仍远超央行5%的目标。为遏制通胀，央行4月将基准利率从12.75%升至13.5%，但效果有限。经济学家博拉·伊尔马兹认为，里拉贬值使通胀率很难控制在个位数。
美元持续走强将不可避免地推高土耳其偿债成本，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同时爆发的风险加重市场担忧。土耳其经常账户赤字长期居高不下，2017年为473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5%。
此外，临近6月24日大选，政局走向不明朗也为土经济前景带来变数，加剧了里拉贬值预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土耳其代表多纳尔·麦格蒂根呼吁土耳其遏制通胀，推进经济改革，实现可持续增长。对此，土耳其副总理希姆谢克承诺，将在大选后加快改革进程。
分析人士指出，在金融市场稳定后，如何加大经济改革力度，加强金融监管，改变“三高”局面，加强抵御外部风险能力，是土耳其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和挑战。
（综合报道）
澳大利亚
中国赴澳买房降温
根据澳大利亚外资审查委员会（FIRB）最近公布的2016-2017年度报告（下称“年度报告”），外国人赴澳大利亚投资住宅类项目的数据出现了大跳水：从2015-2016年的720亿澳元下跌到了约250亿澳元，仅为前一年的约三分之一，缩水66%；投资申请项目数量也从约4万份下降到了1.3万。商业地产的投资则略降一些，从500亿澳元降到了440亿澳元。
由于住宅地产约占澳全部外资的13%，这块蛋糕的缩小导致通过澳大利亚吸收的外资总盘从前一年的2479亿澳元下降到了1930亿澳元，跌幅达22%。
中国作为澳大利亚的最大外资来源国，也在当地的房地产领域呈现出骤然降温的波动：2016-2017年中国人赴澳买房的金额缩水一半，从2015-2016年的约320亿澳元下降到约153亿澳元，减少了52%。
年度报告专门就中国投资的变化给出了分析，提出自2000年以来，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政策就开始鼓励企业赴海外投资，其出海投资额在2007年左右快速上升。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中国对外投资额从2006年的210亿澳元跃升到了2016年的1700亿澳元，增了7倍。但由于2016年底中国开始收紧外汇管制，这一数额迅速在2017年的前7个月下降为了只有572亿澳元。
该报告称，对澳大利亚来说，来自中国的外资金额整体下降，主要因为中国人在当地投资房产的金额下降了。而让中国买房客止步的，除了国内的外汇管制，还有全球经济形势不景气以及澳大利亚提高了外资审查申请费用等等。
2014年～2016年，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热，受到了大量海外购房者的追捧，当地房价由此疯涨。为了调控楼市、降低当地人的购房压力，澳大利亚政府开始收紧对外资购房的管制。事实上，澳大利亚的法律此前就已规定海外公民不得购买本地现房，但由于监管不利，该规定并未严格执行。于是，2015年12月，澳洲房产委员会与房地产协会提出，要把外资购房的申请费用提高到1500澳元，用来支持外资审查委员会增强执法力度。
2017年，当地政府还针对外国人购房在住宅类房产的使用情况和外国人在新建物业中的投资占比等方面出台了更严格的规定。
由于中美达成的共识中包括加大能源、农产品、医疗、高科技产品、金融等领域加强贸易合作，通过增加进口消减美国的对中贸易逆差，而作为中国最大的欧洲贸易伙伴，德国与中国去年的总贸易额将近1790亿美元，此消彼长，德国不可避免地将受到间接伤害并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原本部分可以从德国购买的商品必将改从美国采购。然而这还不是德国与中国贸易前景中最差的一面。
首先，在总统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这一贸易保护主义不仅针对中国，同时也对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起到负面作用。
其次，中国的贸易政策在向一带一路可能经过的国家倾斜，目前中国与伊朗的贸易总量已经超过欧盟三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一趋势可能会极大改变中国对欧洲的贸易乃至投资总量。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在购买或投资欧洲的资产总额超过了3180亿美元，这一数字将近中国在美投资总额的45%。
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默克尔访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德关系发展良好……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德国的关系，我们愿在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务实合作在高水平上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而中国5月宣布将将乘用车进口关税从 25% 削减至 15%，无论这是否被视为对特朗普的让步，这项举措将使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和大众受惠。
但其实在另一边，德国已经加入了欧盟研究如何更好地阻止中国进入欧盟经济体的多国队伍。这一举动引起了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的强烈不满，并斥责德国的监管开始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这可能会导致中国重新反思自己是否需要对德国进一步开放市场。
除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前景不明之外，德国还需解决欧盟内部的诸多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意大利政局的混乱。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拒绝持欧元怀疑论的经济学家Paolo Savona出担任经济部长，令总理提名人Giuseppe Conte也放弃出任，导致“反建制”派的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和北方联盟组阁失败。在五星运动党首要求弹劾总统的压力下，马塔雷拉提名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Carlo Cottarelli组建技术性内阁，如果接下来马塔雷拉提名的总理无法得到议会两院的信任投票则将在今年8月重新举行大选，这令意大利政局的不确定性骤升，市场的表现则是意大利股债两市双杀。
与此同时，因执政党人民党内部受贿案（Gurtel 腐败案），西班牙社会党已对首相拉霍伊提出不信任动议，西班牙首相拉霍伊亦将与6月1日面临不信任投票，西班牙政府的未来也可谓悬而未决。德国作为欧盟老大即将面临的是欧盟和本国的内忧外患，从理性角度来看，和中国紧密合作才能救欧盟经济于水火之间。
土耳其
土耳其打响“里拉保卫战”
近来，强势美元对多个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造成不同程度冲击。继阿根廷比索之后，土耳其里拉成为又一个“中枪”的新兴经济体货币，土耳其政府被迫发起“里拉保卫战”。除了美国加息的外因，这场危机也暴露出土经济内在的脆弱性，凸显其经济结构改革迫在眉睫。
今年年初以来，里拉一直承受贬值压力，对美元累计贬值约20%，跌幅仅次于阿根廷比索，引发投资者对土經济前景的担忧。5月23日，里拉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4.92比1，日跌幅达5%，创近10年来最大跌幅。
土耳其汇率市场此次大幅震荡，是内外因素叠加交织所致。从外部看，美元强势来袭，美联储连续加息后的溢出效应正在向全球市场传导扩散。分析人士指出，美联储加息提速、美国利率水平快速上升和美元持续走强，助推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热钱加快流出。
土耳其央行5月23日晚宣布紧急加息决定，将基准利率从13.5%大幅上调至16.5%；此后又宣布简化货币政策、允许部分外币债务以固定利率偿还等措施，以遏制里拉汇率持续下跌势头，挽回市场信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这场风暴中，土耳其经济的内在脆弱性也充分暴露。高通胀、高外债、高经常账户赤字这“三高”，是导致此次危机的深层原因。
土耳其通胀率去年11月达到14年来的新高12.98%，今年4月虽已降至10.85%，但仍远超央行5%的目标。为遏制通胀，央行4月将基准利率从12.75%升至13.5%，但效果有限。经济学家博拉·伊尔马兹认为，里拉贬值使通胀率很难控制在个位数。
美元持续走强将不可避免地推高土耳其偿债成本，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同时爆发的风险加重市场担忧。土耳其经常账户赤字长期居高不下，2017年为473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5%。
此外，临近6月24日大选，政局走向不明朗也为土经济前景带来变数，加剧了里拉贬值预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土耳其代表多纳尔·麦格蒂根呼吁土耳其遏制通胀，推进经济改革，实现可持续增长。对此，土耳其副总理希姆谢克承诺，将在大选后加快改革进程。
分析人士指出，在金融市场稳定后，如何加大经济改革力度，加强金融监管，改变“三高”局面，加强抵御外部风险能力，是土耳其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和挑战。
（综合报道）
澳大利亚
中国赴澳买房降温
根据澳大利亚外资审查委员会（FIRB）最近公布的2016-2017年度报告（下称“年度报告”），外国人赴澳大利亚投资住宅类项目的数据出现了大跳水：从2015-2016年的720亿澳元下跌到了约250亿澳元，仅为前一年的约三分之一，缩水66%；投资申请项目数量也从约4万份下降到了1.3万。商业地产的投资则略降一些，从500亿澳元降到了440亿澳元。
由于住宅地产约占澳全部外资的13%，这块蛋糕的缩小导致通过澳大利亚吸收的外资总盘从前一年的2479亿澳元下降到了1930亿澳元，跌幅达22%。
中国作为澳大利亚的最大外资来源国，也在当地的房地产领域呈现出骤然降温的波动：2016-2017年中国人赴澳买房的金额缩水一半，从2015-2016年的约320亿澳元下降到约153亿澳元，减少了52%。
年度报告专门就中国投资的变化给出了分析，提出自2000年以来，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政策就开始鼓励企业赴海外投资，其出海投资额在2007年左右快速上升。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中国对外投资额从2006年的210亿澳元跃升到了2016年的1700亿澳元，增了7倍。但由于2016年底中国开始收紧外汇管制，这一数额迅速在2017年的前7个月下降为了只有572亿澳元。
该报告称，对澳大利亚来说，来自中国的外资金额整体下降，主要因为中国人在当地投资房产的金额下降了。而让中国买房客止步的，除了国内的外汇管制，还有全球经济形势不景气以及澳大利亚提高了外资审查申请费用等等。
2014年～2016年，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热，受到了大量海外购房者的追捧，当地房价由此疯涨。为了调控楼市、降低当地人的购房压力，澳大利亚政府开始收紧对外资购房的管制。事实上，澳大利亚的法律此前就已规定海外公民不得购买本地现房，但由于监管不利，该规定并未严格执行。于是，2015年12月，澳洲房产委员会与房地产协会提出，要把外资购房的申请费用提高到1500澳元，用来支持外资审查委员会增强执法力度。
2017年，当地政府还针对外国人购房在住宅类房产的使用情况和外国人在新建物业中的投资占比等方面出台了更严格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