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在我们的工作和社会生活中随时随处可体现出来。人都有自己的尊严，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而每个人受到别人尊重时也需要替别人着想，善待他人。有的人得不到别人尊重，有可能是自已骄奢淫逸、违法乱纪、道德败坏，自己坏了自己的声誉。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机构、一个群体也是这样。具体到一个单位，它需要在众人中确立自己的良好形象，尤其是那些与大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权力机构，一旦缺失诚信，甚至欺负百姓、损害民众利益，其权威和尊严也就荡然无存。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需要它的尊严，需要国人共同维护。
　　不同行业的权威和尊严，是通过自已的员工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如果是国家的公共权力部门的员工，它的言行不只是对自身单位形象的影响，它还会直接影响政府的权威和尊严。
　　传媒是社会公器，要为民众说话，在维护民众的利益中树立自己的权威形象。同时，由于我们国家媒体的特殊属性，它实际上也附属于公共权力，所以传媒的行为如何也会影响国家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媒体的权力需正确运用，决不能当作私器滥用。传媒报道失实或老说假话不讲真话，就会失去信誉，失去传媒的权威性，乃至失去尊严。在新闻报道中，发生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事，自然也就损害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非易事。传媒人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是勇往直前還是稳扎稳打，“前进与后退”“出击与收手”“坚持与妥协”乃至“冷与热”的度的把握，既考验传媒人的勇气和智慧，也关系到传媒单位和传媒人尊严的底线问题。需要一定妥协，也需要维护尊严，这里有一个底线把握的尺度问题。
　　媒体要生存、发展，必须平衡好影响媒体生态环境的三种力量：组织的力量、大众的力量、市场的力量。组织的力量，也就是政府组织部门的力量。管理得体的政府部门往往能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政府管理部门与媒体友好相处，各自维护自己的尊严。但不排除某些地方政府隐瞒实情，发布虚假信息，还要媒体无条件执行，媒体如果“照猫画虎”执行，也就突破7道德底线。从大众的力量来看，读者是上帝，只有采编出读者喜欢看的新闻，媒体才能生存下去。受众不满意、不买账，传播无效果，就失去了办媒体的意义。但又不能简单地屈从“读者需要什么我就采编什么”，如果这样做就有可能让低俗的新闻产品泛滥成灾，影响精神产品的社会效益，也影响了传媒自身的形象。市场的力量，就是传媒业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最直接的说法就是，媒体的生存很大程度依赖广告。媒企关系如何处理是一个难题，碰到事关舆论监督的事，广告客户要求撤稿怎么办?这里有一个底线的问题。如果是一般的问题，可见报可不见报的不见报，与企业沟通让他们自行改正。我想，这种妥协也属正常范围。如果问题很突出，其他媒体都在报你却捂住不报，有的甚至还通过“正面报道”为其掩饰问题，这就突破了道德的底线。有的传媒为了拉到广告，以舆论监督相要挟，或者收了谁的钱，受托专揭竞争对手的问题，这就不是正常的媒企关系了。一旦媒体失去了道德的底线，也就失去了传媒自身的尊严。
　　传媒人在践行新闻理想、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也无法回避“尊严”的话题。
　　我想起了孙志刚，想起了刊、志刚事件之后的《南方都市报》、南方报业曾经出现的生存环境。
　　当年孙志刚非正常死亡，其父上访政府部门和徘徊广州街头寻觅支持者，为的是寻找公道和找回尊严。其处境引发传媒人的同情，引发对无视生命行为的不满，也引发对收容制度的反思。面对死者家属正当的诉求，难道能无动于衷吗?《南方都市报》作为有良知的主流报纸，视珍惜生命为已任，冒着风险介入调查，弄清真相，为死者及其亲属寻回公道，维护了人的尊严。
　　《南方都市报》刊发相关报道后，广东省领导组织观看了孙志刚被打的过程的录像，引发了领导的义愤，在中央和省领导的过问下，孙志刚之死终于弄个水落石出。那些摧残生命的人被绳之以法，那些营造不良生存环境的人也被追究责任。孙志刚及其亲属的尊严得以维护，乃至后来持续多年的收容制度的取消，更是为多少人挽回了尊严。
　　然而传媒人维护尊严有时也得付出代价。后来发生的“南都案”，就是对人的尊严的挑战。与不正当的权力较量，其实是很难的，但为了守住底线必须冒风险。
　　传媒职业是敏感的职业，是在纪律严明的氛围下工作，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下、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较多的状况下，传媒人理解管理部门的难处。传媒人碰到逆境、遭遇某些挫折，也不足为怪。但是，像“南都案”这样的事件完全不是管理范围的事了，已经是有人避开正常的管理部门，以其个人的某些特定权力恶意制造冤假错案。这种劣行，不仅是对南都、南方报业的打压，还严重败坏了司法和政府的形象。“三老”、现职领导蔡东士、南方报业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都起来抗争，这是因为触发了我们应有的底线——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