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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演一些，多拍一些，积累多了，也就距离生活的真实近了。
《梅兰芳》的电影要上映，我忽然想起程砚秋，说戏要说矛盾以及其正确的解决，拍电影更是如此。程砚秋不仅是梅兰芳的徒弟，而且更是梅兰芳的对手。在程最盛的时候，梅不得不暂时后退上一步半步。梅程间有矛盾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甚至在程砚秋逝世一周年时，周总理举行小型宴会招待程的家人时，还对一边作陪的梅兰芳说：“其实程砚秋对你是很尊重的，他的传记中几次提到你对他的帮助……”梅兰芳听了，连连点头称“是”，同时隔着总理看着总理身子那一边的程夫人。
说起程梅之争，颇有些曲折。30年代初年，程砚秋说，他梅兰芳访问过了美国，我程砚秋就紧跟着要去欧洲！1932年的元旦，他在报纸上宣布：去掉原来名字中的“艳”字，改名叫了“砚秋”；同时把原来的“玉霜”也改称“御霜”。同一天，他收荀慧生的长子令香为徒，举行了郑重的拜师仪式。随后的半个月中，程砚秋天天有即将赴欧的盛大宣传，梅兰芳几乎天天作陪。直到中旬，梅兰芳在北平前门火车站把程砚秋送走，这场“程旋风”才算结束。细看“程旋风”中的梅兰芳，却又是从容自若，当众亲切呼之“砚秋”，私下还是旧的叫法——“老四”。为什么梅兰芳能如此忍耐并殷勤，除了人的品性之外，还因为他身后赞助的银行力量弱了，不如程砚秋身后的风头正盛。一年半后，程砚秋从欧洲返回上海，随后又回到北京，他接受各方面的采访，发表了“访问欧洲戏剧十九点”的意见书，说出一些颇有力度的新思想。在这些方面，程似乎是强于梅的。
1946年，程砚秋与梅兰芳在上海不期而遇，先是奉蒋夫人宋美龄之约，梅程率徒合演了《四五花洞》——梅先生这边是新收的徒弟杨畹农，程先生那边则是赵荣琛。而赵荣琛随后则充当起梅程二人之间的“协调人”。此时的梅兰芳，“大面儿”上对程是尊重的，安排了戏的大格局，又显示了谦让之意。可随后两人在用谁的胡琴上发生矛盾，梅坚持用自己的文场：徐兰沅加王少卿，梅兰芳说，“就那么几句唱，还何必换来换去呢？”赵荣琛回去禀报，程砚秋没有办法，只能在约定时间来到梅宅合练。梨园在这方面是有规矩的，只能是弱势一方到强手一方去合练，而不能是相反。再后，程提出服装要变革，梅兰芳则坚决不答应，“老四真有主意，竟要在腰上挖洞！他如真想挖——就让他自己去挖，我跟畹农反正不挖，我们还是用老服装老扮相……”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各穿各的。及至进入最后的排练，程砚秋来到了梅宅见梅兰芳——初见面时还是垂手侍立，并恭敬地叫声“先生”。梅兰芳则大度又随便地说，“坐吧，老四！”可以想见：程砚秋心中的感受应该是复杂的。随后梅程展开合练，当程砚秋唱出他那幽幽咽咽的声腔时，是京胡琴师徐兰沅先把胡琴放下，“您这腔儿我拉不了，还是把周长华（程砚秋的琴师）叫来吧……”程砚秋当然暗中高兴，徐是梅兰芳的长辈，他有了意见梅兰芳是不能驳的。于是以两堂文场分别为两人伴奏的格局就此形成。
随后不久，梅兰芳与程砚秋果真在上海打起了对台。梅在“中国”，程在“天蟾”，老生一边是杨宝森，另一边是谭富英，基本上打了平手。但最后程砚秋抛出了“杀手锏”《锁麟囊》，连续卖了几个满堂，这气势就把梅兰芳给“压”下去了。
程砚秋解放初期又到上海，献演了新戏《英台抗婚》，可能是身材太高也太胖了，效果颇不理想，这让他心里很恼。不久，他俩又险些在上海形成第三次对撞！当时，是程正在上海唱戏，而梅剧团则从江苏巡回，按计划很快就要到达上海——眼看又要跟程砚秋撞上了。这形势外人并不注意，但知道内情的戏迷会觉得“更有好戏可看了”。可远在北京的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得知，马上把马少波（中国京剧院党组书记）找来，命其立刻“把你们的两位院长拉开”。马少波雷厉风行，先找到梅兰芳。梅服从大局，延长了在江苏的演出期限；马又赶到上海，在戏院后台找到了程砚秋，向他讲明险些发生的对撞。程砚秋负气地发了牢骚，感叹人生的怨气真是挺大的。梅程之间的矛盾纠葛不仅有趣，既是时代的与社会的，同时还是戏曲的。
在上海期间遇见不少梨园旧友，大家都谈起即将公演的电影《梅兰芳》，同时也都谈起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以及黎明、章子怡演唱的主题曲。据说，葆玖他大哥葆琛在临终前留下遗言，希望电影在梅兰芳、孟小冬问题上不要过多纠缠。我赞成之。因为这段露水姻缘虽有噱头，但毕竟不是梅兰芳艺术生命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从二三十年代起，梅兰芳就一直处在整个梨园的主线与主导位置，但挑战者程砚秋也给他不小的威胁。如果程砚秋的机遇再好一些，如果他在饮食上的自我控制再强一些，如果万一梅兰芳这边又出现了闪失，那么随后的梨园到底是一种什么格局，就真的很难说了。
当然，我也不回避梅孟的婚姻。梅兰芳在遇到孟小冬之时（甚至之前），他就从极高处成名了，作为男性的他非常稳固。只要不出意外，多娶几房小老婆也根本不是“问题”。而孟小冬一方，无论舞台上怎么好，无论台下有多少人捧场，但终究是年轻女性，舞台上的青春也只有短短的几年。面对舞台上下的追捧，也丝毫不能减少她内心的煎熬：自己的归宿在哪里？作为女子，终究是要嫁人的。不但要及时出嫁，更要嫁得好并嫁得准。她不能像今天的时尚女郎那样，随随便便就委身靓男，以后再轻松说声“随缘”就又分手了。在旧时代，女性往往是“一嫁定终身”的。虽然她仅仅与梅兰芳同台演出过两次（一次《梅龙镇》，一次《四郎探母·坐宫》），但她深深懂得了梅的重要与稳固。嫁给他是不冤枉的，尽管是“小”，也是完全值得的。后来她进入了梅兰芳金丝雀的牢笼，那日子最初可能是美丽的。时间一久，她或许才感到其中的孤苦。她与梅兰芳离婚后，转向了对余派声腔的追求，虽一直没有再婚，但文化品格是提升了的。
孟小冬中年陪伴杜月笙到了香港，过了一阵之后，她终于要杜给自己一个“身份”：“我在你这儿究竟算什么呢？是女朋友？是小老婆？……恐怕什么也不是。”杜很尴尬，把前房生的儿子叫来，让他跪在地上磕头叫“妈”。又在香港的饭店摆了几桌。这才让孟小冬踏实下来。我猜想杜在病重之际，一定会让孟小冬反复为之轻哼余派声腔，他甚至会在这声腔中检点平生。等杜死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孟小冬才移居台湾，像一个男人般过完她的最后岁月——她艺术上确是“冬皇”，其实又很惨淡。甚至我觉得，作为孟小冬最有特征也最有意义的时间，是她以余腔陪同杜月笙走向死亡的那段岁月。孟小冬不断在杜的耳边轻唱。杜听得很认真也很陶然，他命令自己在上海的门徒“不许跟政府作对”，由此减少了解放初期上海可能产生的动乱。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小冬应该说是有功的。由此可以说，孟小冬与杜月笙，甚至比她与梅兰芳还要有“戏”，这里的“戏”，主要是指政治与文化上的价值。
舞台上的梅兰芳，看过的人太多太多。而舞台下的梅兰芳，真正见过的人则很有限。我们从纪录电影中见过梅的谈吐，他实在是一位梨园深处的行内之人，说话的男旦痕迹很重。就这个意义说，即使请梅先生本人扮演现实生活中的他自己，也不是很容易的。因为他是一位从里到外都被虚拟化了的杰出演员，每一举手与每一投足，都会自然而然带着京戏的“范儿”。想让他按照梨园外的普通人那样讲话与动作，肯定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我认真向前辈打听过，整个梨园有谁最能在讲话与动作上最像普通人？回答似乎仅两位：北方是郝寿臣，南方是周信芳。如今，是在梅兰芳逝世将近半个世纪之时，由另外一些从没见过他本人的、也很不通晓梨园礼法风范的当代明星，风急火忙般就把梅兰芳等搬上银幕，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但反过来想，时代又是急切需要把梅大师搬上银幕的，即使一次不成就来第二第三次。为什么？就因为梅兰芳这一代的大师的文化价值，太需要传递给今人了！由此，我们相信总会有相对成功的一天。即使拍得“差一点点”也无妨，因为银幕比舞台的影响大了太多，正面影响总高于负面的。多演一些，多拍一些，积累多了，也就距离生活的真实近了。
《梅兰芳》的电影要上映，我忽然想起程砚秋，说戏要说矛盾以及其正确的解决，拍电影更是如此。程砚秋不仅是梅兰芳的徒弟，而且更是梅兰芳的对手。在程最盛的时候，梅不得不暂时后退上一步半步。梅程间有矛盾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甚至在程砚秋逝世一周年时，周总理举行小型宴会招待程的家人时，还对一边作陪的梅兰芳说：“其实程砚秋对你是很尊重的，他的传记中几次提到你对他的帮助……”梅兰芳听了，连连点头称“是”，同时隔着总理看着总理身子那一边的程夫人。
说起程梅之争，颇有些曲折。30年代初年，程砚秋说，他梅兰芳访问过了美国，我程砚秋就紧跟着要去欧洲！1932年的元旦，他在报纸上宣布：去掉原来名字中的“艳”字，改名叫了“砚秋”；同时把原来的“玉霜”也改称“御霜”。同一天，他收荀慧生的长子令香为徒，举行了郑重的拜师仪式。随后的半个月中，程砚秋天天有即将赴欧的盛大宣传，梅兰芳几乎天天作陪。直到中旬，梅兰芳在北平前门火车站把程砚秋送走，这场“程旋风”才算结束。细看“程旋风”中的梅兰芳，却又是从容自若，当众亲切呼之“砚秋”，私下还是旧的叫法——“老四”。为什么梅兰芳能如此忍耐并殷勤，除了人的品性之外，还因为他身后赞助的银行力量弱了，不如程砚秋身后的风头正盛。一年半后，程砚秋从欧洲返回上海，随后又回到北京，他接受各方面的采访，发表了“访问欧洲戏剧十九点”的意见书，说出一些颇有力度的新思想。在这些方面，程似乎是强于梅的。
1946年，程砚秋与梅兰芳在上海不期而遇，先是奉蒋夫人宋美龄之约，梅程率徒合演了《四五花洞》——梅先生这边是新收的徒弟杨畹农，程先生那边则是赵荣琛。而赵荣琛随后则充当起梅程二人之间的“协调人”。此时的梅兰芳，“大面儿”上对程是尊重的，安排了戏的大格局，又显示了谦让之意。可随后两人在用谁的胡琴上发生矛盾，梅坚持用自己的文场：徐兰沅加王少卿，梅兰芳说，“就那么几句唱，还何必换来换去呢？”赵荣琛回去禀报，程砚秋没有办法，只能在约定时间来到梅宅合练。梨园在这方面是有规矩的，只能是弱势一方到强手一方去合练，而不能是相反。再后，程提出服装要变革，梅兰芳则坚决不答应，“老四真有主意，竟要在腰上挖洞！他如真想挖——就让他自己去挖，我跟畹农反正不挖，我们还是用老服装老扮相……”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各穿各的。及至进入最后的排练，程砚秋来到了梅宅见梅兰芳——初见面时还是垂手侍立，并恭敬地叫声“先生”。梅兰芳则大度又随便地说，“坐吧，老四！”可以想见：程砚秋心中的感受应该是复杂的。随后梅程展开合练，当程砚秋唱出他那幽幽咽咽的声腔时，是京胡琴师徐兰沅先把胡琴放下，“您这腔儿我拉不了，还是把周长华（程砚秋的琴师）叫来吧……”程砚秋当然暗中高兴，徐是梅兰芳的长辈，他有了意见梅兰芳是不能驳的。于是以两堂文场分别为两人伴奏的格局就此形成。
随后不久，梅兰芳与程砚秋果真在上海打起了对台。梅在“中国”，程在“天蟾”，老生一边是杨宝森，另一边是谭富英，基本上打了平手。但最后程砚秋抛出了“杀手锏”《锁麟囊》，连续卖了几个满堂，这气势就把梅兰芳给“压”下去了。
程砚秋解放初期又到上海，献演了新戏《英台抗婚》，可能是身材太高也太胖了，效果颇不理想，这让他心里很恼。不久，他俩又险些在上海形成第三次对撞！当时，是程正在上海唱戏，而梅剧团则从江苏巡回，按计划很快就要到达上海——眼看又要跟程砚秋撞上了。这形势外人并不注意，但知道内情的戏迷会觉得“更有好戏可看了”。可远在北京的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得知，马上把马少波（中国京剧院党组书记）找来，命其立刻“把你们的两位院长拉开”。马少波雷厉风行，先找到梅兰芳。梅服从大局，延长了在江苏的演出期限；马又赶到上海，在戏院后台找到了程砚秋，向他讲明险些发生的对撞。程砚秋负气地发了牢骚，感叹人生的怨气真是挺大的。梅程之间的矛盾纠葛不仅有趣，既是时代的与社会的，同时还是戏曲的。
在上海期间遇见不少梨园旧友，大家都谈起即将公演的电影《梅兰芳》，同时也都谈起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以及黎明、章子怡演唱的主题曲。据说，葆玖他大哥葆琛在临终前留下遗言，希望电影在梅兰芳、孟小冬问题上不要过多纠缠。我赞成之。因为这段露水姻缘虽有噱头，但毕竟不是梅兰芳艺术生命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从二三十年代起，梅兰芳就一直处在整个梨园的主线与主导位置，但挑战者程砚秋也给他不小的威胁。如果程砚秋的机遇再好一些，如果他在饮食上的自我控制再强一些，如果万一梅兰芳这边又出现了闪失，那么随后的梨园到底是一种什么格局，就真的很难说了。
当然，我也不回避梅孟的婚姻。梅兰芳在遇到孟小冬之时（甚至之前），他就从极高处成名了，作为男性的他非常稳固。只要不出意外，多娶几房小老婆也根本不是“问题”。而孟小冬一方，无论舞台上怎么好，无论台下有多少人捧场，但终究是年轻女性，舞台上的青春也只有短短的几年。面对舞台上下的追捧，也丝毫不能减少她内心的煎熬：自己的归宿在哪里？作为女子，终究是要嫁人的。不但要及时出嫁，更要嫁得好并嫁得准。她不能像今天的时尚女郎那样，随随便便就委身靓男，以后再轻松说声“随缘”就又分手了。在旧时代，女性往往是“一嫁定终身”的。虽然她仅仅与梅兰芳同台演出过两次（一次《梅龙镇》，一次《四郎探母·坐宫》），但她深深懂得了梅的重要与稳固。嫁给他是不冤枉的，尽管是“小”，也是完全值得的。后来她进入了梅兰芳金丝雀的牢笼，那日子最初可能是美丽的。时间一久，她或许才感到其中的孤苦。她与梅兰芳离婚后，转向了对余派声腔的追求，虽一直没有再婚，但文化品格是提升了的。
孟小冬中年陪伴杜月笙到了香港，过了一阵之后，她终于要杜给自己一个“身份”：“我在你这儿究竟算什么呢？是女朋友？是小老婆？……恐怕什么也不是。”杜很尴尬，把前房生的儿子叫来，让他跪在地上磕头叫“妈”。又在香港的饭店摆了几桌。这才让孟小冬踏实下来。我猜想杜在病重之际，一定会让孟小冬反复为之轻哼余派声腔，他甚至会在这声腔中检点平生。等杜死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孟小冬才移居台湾，像一个男人般过完她的最后岁月——她艺术上确是“冬皇”，其实又很惨淡。甚至我觉得，作为孟小冬最有特征也最有意义的时间，是她以余腔陪同杜月笙走向死亡的那段岁月。孟小冬不断在杜的耳边轻唱。杜听得很认真也很陶然，他命令自己在上海的门徒“不许跟政府作对”，由此减少了解放初期上海可能产生的动乱。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小冬应该说是有功的。由此可以说，孟小冬与杜月笙，甚至比她与梅兰芳还要有“戏”，这里的“戏”，主要是指政治与文化上的价值。
舞台上的梅兰芳，看过的人太多太多。而舞台下的梅兰芳，真正见过的人则很有限。我们从纪录电影中见过梅的谈吐，他实在是一位梨园深处的行内之人，说话的男旦痕迹很重。就这个意义说，即使请梅先生本人扮演现实生活中的他自己，也不是很容易的。因为他是一位从里到外都被虚拟化了的杰出演员，每一举手与每一投足，都会自然而然带着京戏的“范儿”。想让他按照梨园外的普通人那样讲话与动作，肯定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我认真向前辈打听过，整个梨园有谁最能在讲话与动作上最像普通人？回答似乎仅两位：北方是郝寿臣，南方是周信芳。如今，是在梅兰芳逝世将近半个世纪之时，由另外一些从没见过他本人的、也很不通晓梨园礼法风范的当代明星，风急火忙般就把梅兰芳等搬上银幕，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但反过来想，时代又是急切需要把梅大师搬上银幕的，即使一次不成就来第二第三次。为什么？就因为梅兰芳这一代的大师的文化价值，太需要传递给今人了！由此，我们相信总会有相对成功的一天。即使拍得“差一点点”也无妨，因为银幕比舞台的影响大了太多，正面影响总高于负面的。多演一些，多拍一些，积累多了，也就距离生活的真实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