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的小说《长安十二时辰》被改成了电视剧，导演极具野心，试图通过一天发生的事情来还原唐玄宗时代的胜景。在细节处，确实考究。比如主角张小敬在长安市上美美地咥完一碗水盆羊肉之后，又要来一枚火晶柿子，插了个管子开始吸取其中甘甜的汁液。水盆羊肉至今犹盛行在今日陕西的澄城一带，佐餐的是夹小菜的月牙饼。饼要新打的才好，取其酥脆;小菜的味道要咸辣得宜，不要温吞水的味道，就是要暴烈。吃水盆羊肉，用甜食调味，是很平衡的。火晶柿子今天以临潼所产最为知名，成熟的柿子吹弹可破，有个名字叫做“一兜蜜”，拿吸管吃不沾手，很相宜。但临潼当地的朋友还是觉得张小敬的吃法不讲究，管子不应该直接插上去，而是要先取掉柿蒂，从柿蒂的创口插入，才是对火晶柿子的最大尊重。
　　唐代人对柿子很有执念，觉得柿子树有七大德行：长寿、成荫、鸟不结巢、不生虫、红叶可观赏、果实甜美、落叶肥大。大慈恩寺长年贮存柿叶，有几个屋子那么多。唐代的书法家郑虔未遇时家境贫寒，买不起练字的纸，听闻慈恩寺存有柿叶，于是卜居于寺内，以柿叶为纸作字，积年叶尽，郑虔的草书因此臻于大成。柿蒂于今，当然是食余可弃之物，于当时却不然。唐代纺织业发达，柿蒂之形很优美，为织工所采，织入绫中，白乐天有诗“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便是明证。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皇帝在巡视这些格子般整齐的城池时，想必有一种农夫整饬秧田般的满足感。唐长安城里有一种“沙堤”，新任大臣入宫参拜时，他的私邸与皇帝的宫殿之间会筑起一道沙堤，因为有沙堤的存在，官员朝拜皇帝的路风不起尘，雨不沾泥。日本平冈武夫以满怀诗意的笔调描述沙堤上的场景，“槐荫树下，白沙路上，朱衣先导官骑马前行。路旁高楼也寂寞无声，无论车或人都停止通行，约十里长的前方也没有什么动静。”一道十数里长的雪白沙堤，两侧是绿意盎然的槐荫，骑白马穿红衣的官人踽踽而行，现在只能是想象中的场景了。
　　唐朝官吏是有美景可看的，但日子却不大好过，因为他们上班的时间非常早，天还未明就要动身。张籍在《早朝寄白舍人严郎中》一诗中说，“鼓声初动未闻鸡，羸马街中踏冻泥。烛暗有时冲石柱，雪深无处认沙堤。”鸡还没叫，马已经上路了，官员起这么早，意味着接见他们的皇帝也得赶早起来。《长恨歌》里说，“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把皇帝不肯早朝的原因诿过于杨贵妃，这怕是有失公允。作为一个帝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在美好的秋日晨光里，不能赖床，而要起一个大早去接见一帮索然无味的人，实在是非人的折磨，搁谁也无法忍受。
　　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作家池田大作曾问过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一个问题，“您如此倾心中国，如果让您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生活，您会选择哪个时代？”汤因比回答他，“如果真有这种可能的话，我会选择唐朝。”四十年后，马伯庸也在想一个问题，《刺客信条》的故事如果发生在中国，那什么时代是最适宜的呢？他的选择也是唐朝。唐朝可能不是最富庶的朝代，也不是最强盛的朝代，但无疑是最开放的朝代。任何人种、任何信仰、任何職业都可在盛唐有一席之地，丝毫不必担心异样的眼光。在唐代人的眼里，没有怪人，也没有怪事，发生在阳光底下的种种，皆是正当合理的。
　　周梦蝶有诗《我选择》，“  我选择紫色。 我选择早睡早起早出早归。 我选择冷粥，破砚，晴窗;忙人之所闲而闲人之所忙。 ”于我而言，“我选择唐朝。我选择去秋风初起的渭水河畔看一个城池的落叶。我选择羊肉，柿子;睡到自然醒时去绿荫下的白沙堤上散步。当然，要着一袭红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