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在上世纪70年代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不丹因此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类指标组成的“幸福指数”。近年来，国外特别是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提交了《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在今年全国各地的“两会”上，“幸福指数”就已被一些地方政府纳入了地方发展目标。这一转变虽然可喜，但却未必会被有效落实。
　　比较而言，国家统计局将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纳入统计内容，显然更具标志性意义。若能顺利推出，必将成为地方政府新的施政“风向标”。
　　事实上，在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以后，社会发展的目的不是财富最大化，而应该是人们的幸福最大化。随着中国社会财富的增加，社会发展不应该只理解为经济增长的结果，而应看作是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协调进步的综合结果，这种发展观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而这种理念的具体体现，就是人们所孜孜以求的生活满意度指数或“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的统计并不能一蹴而就。目前，幸福测量本身还不完全成熟。要准确测量公众的“幸福指数”，不仅要分析影响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还要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出发，来编制一套适合当今中国居民的幸福感量表，即“幸福指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旦量表编制出现偏差，“幸福指数”的统计就会失去意义，成为摆设。
　　对地方政府而言，让城市未来的幸福度能长期提高，比提高居民目前的幸福度更为重要。因此，在“幸福指数”的统计中，如何避免地方政府的短视行为，也是需要规避的问题。
　　可见，要真正实现从GDP到“幸福指数”的转变，不仅涉及到技术问题，也涉及到更深远的执政理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