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后的东京审判法庭上，各国法律精英云集，利益交冲，个中形势比国内更为复杂，倪徵燠临危受命，让侵华元凶伏法
　　1946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带来的硝烟已经散去，但在另一个地方，一场没有硝烟的抗日战争却激战正酣。
　　这场特殊的抗战，就是东京审判。盟军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审判日本甲级战犯。审判战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战争结束后，中国本土也开庭审判其他级别的日本战犯。石美瑜出任中国战区军事法庭庭长，他主张处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出人意料的是，国民党当局要求石美瑜无罪释放冈村宁次，最终冈村得以全身归国。
　　在东京的法庭上，各国法律精英云集，利益交冲，个中形势比国内更为复杂。对于背负亿万人期望的中国法律人来说，审判日本战犯的结果如何，将关乎一生荣辱。

清清白白做人

　　一位名叫倪徵燠的苏州人，走进这段大历史。
　　倪徵燠是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东吴大学的总部在苏州，其法学院则设在上海。这是一个至今仍享有令名的学院，曾经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法律精英。从东吴大学毕业后，倪徵燠留学美国，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倪徵燠与张凤桢结为连理，张凤桢的姐夫是罗家伦，因此他与罗家伦成了连襟。
　　博士毕业后，倪徵燠回到了上海，先是在东吴大学法学院等几所大学授课，其后进入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他在事业上的起步期，正是中国忧患丛生之时。“八一三事变”时，倪徵燠在任上海特区法院法官。事变发生后，上海敌伪组织活跃起来，频频恐吓在租界的法院工作人员，逼迫他们下水。租界当局为了保护这些法律人士，曾想用“铁甲车”接送他们上下班——倪徵燠反对这个做法：如此一来，法官似乎成了犯人，而且由于目标明显，受特务攻击的概率也大幅度提升了。
　　特务分子来函，要求他们去“报到”。倪徵燠与同事们没有理会。不久后，他的同事钱鸿业被人用炸弹炸死（钱鸿业之子钱思亮后曾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中研院”院长等职），郁华（郁达夫的哥哥）被人枪杀，其他的同事家里也遭到了子弹袭击。
　　威胁无所不在，1942年春，倪徵燠决定到重庆去工作，同行的人里，有他的东吴同学查良鉴（金庸堂兄，后来曾任台湾“司法部长”）。在后方，倪徵燠一度出任重庆地方法院院长一职。其时重庆权贵云集，不断有人向倪徵燠请托办事。譬如立法院有一个职员，拿着立法院长的信，屡次前来求见，说他的儿子被一名司机碾死，要求倪徵燠对司机判处死刑。倪徵燠告诉他：司机是过失杀人，况且你有事应该通过律师在法庭上提出，请勿私下接触。这只是无数请托中的一例。对于这些诉求，倪徵燠的处理方式是：一概置之不理。
　　烦扰并不会因为他的不理会态度而主动消减。有时法院内部工作人员的家属纷争，都要找他处理。此外还有不少从前方逃难到重庆的人，通过各种关系找来，央请他帮忙谋一官半职。倪徵燠不胜其扰，提出了辞职，与查良鉴对调，由他接任重庆地方法院院长，自己则回到司法行政部任参事。
　　倪徵燠的女儿倪乃先说，父亲一生所坚持的，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工作”。
　　抗战胜利后，倪徵燠受命出访英美等国，考察那边的司法制度。差不多同时的1946年初，东京审判拉开帷幕，中国派出了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浚等人前往日本。是年冬天，检察官向哲浚回国述职，十万火急地向当局提出增派人员支援审判。
　　“如果不拿住两个元凶，我们只能集体跳海了”
　　在东京审判的初期，中国遭遇了极大挫折。

　　审判按照英美法系的程序进行，而当时中国遵行的是大陆法系。大陆法采取纠问制，主要由法官主持审讯提问，而英美法采取对质制，由双方律师进行审讯提问（刑事案件中的原告律师为检察官），律师或检察官起着重要作用。对于这一场审判，中国方面明显准备不足，只派出了八九名检察人员。相比之下，盟国各成员都派出了强大阵容来应对，即便是对日宣战只有一个星期的苏联，也拟派出70人前往，经盟军总部劝说后改为30人。
　　向哲浚回国述职时，倪徵燠刚好回到国内。得知这位精通英美法系的老友回国，向哲浚马上向他发出邀请。临危受命，倪徵燠没有推托。他分析了形势后认为，中国在审判中遭遇困局，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对东京审判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估计，以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事实昭彰，审判不过是个形式，受害国毋须提出确切证据，就可以对受审战犯定罪，这已经是一个错觉，更没有料到美国派出一大批律师为被告辩护，造成了一个有利于被告的极不平衡局面”。
　　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时，被告的辩护律师都是德国籍。然而在东京审判中，被告的辩护律师却有大量美国人。梅汝璈在东京审判中担任法官，他认为当时的审判程序，“对被告辩护方面是过分宽大的。在实践中，法庭竟批准每一被告得拥有美国辩护律师一名，而日本辩护律师的名额更漫无限制，有的被告如岛田繁太郎的辩护律师竟达8名之多，一般被告每人也有5名或5名以上。”
　　这些人数众多的辩护律师，组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集体，对法庭形成干扰。梅汝璈回忆，一些美国律师如布莱克尼，在法庭上不但诋毁苏联，甚至诋毁自己的祖国，“他们幻想当时苏美紧张关系可能会酿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因而他们认为只要能够使东京审判尽量地拖延下去，远东法庭或将不免有无形解散之一日。” 　　中国人不熟悉英美法系，也是在审判中受窘的主要原因。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秦德纯是第29军副军长，为华北最主要的军事负责人之一，同时也是北平市长。在东京审判中，秦德纯出庭作证，说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结果是，秦德纯当庭就被认为是空言无据，几乎被赶了下去。
　　证据，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最有分量的东西。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战争发生之时，自卫尚且不暇，谁会想到保存证据以待日后控诉战犯用？一些资料显示，日军投降前曾下令销毁战争罪证，即便是这些命令文件也要销毁。
　　向哲浚与倪徵燠商议，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顾问组，倪徵燠任组长、首席顾问。倪徵燠认为，在接受审判的战犯中，美国不会放过东条英机，然而其余的战犯，尤其是对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如果中方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指控他们，则有可能让他们逃过责罚。
　　一定要拿下这两位侵华元凶。这是倪徵燠的信念。倪乃先告诉记者，父亲晚年谈起东京审判仍很激动，“尤其谈到，‘如果不能拿住这两个元凶的话，我们只能集体跳海了，就没法回国见江东父老了！’”
　　按照程序，东京审判分3个阶段，首先是检察官综合陈述和提证，其次是被告律师综合辩护和提证，再次是各被告为个人辩护和提证。最后是法官评议和宣判。倪徵燠受命之时，第一步已经走完，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找到更多有力证据，在接下来的被告答辩中进行盘问、反诘，见缝插针地举出新证据。
　　时不我待，倪徵燠马上在国内开始取证。他先是与同事鄂森到了北平，找到了几个收押在监狱里的汉奸，其中一人是原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赵欣伯，倪徵燠说服他写出日军侵华罪行的证据。刚开始时，赵欣伯满口答应了，不料写了一半，就将材料丢到火炉里。原来，赵欣伯始终不相信写了这些材料就能为自己减刑，并且听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日本可能再有“出头之日”，于是拒绝作证。
　　侵华期间，土肥原曾经策划让吴佩孚与唐绍仪合作，成立一个大规模的傀儡组织，事未遂而吴佩孚身死。想到这一节，倪徵燠遂与鄂森在北平找到了张夫人，告以来意。张夫人客气地招待他们吃了午饭，并详细告诉他们：在吴佩孚死亡当天，日本医生为吴佩孚治牙，向吴注射了一种毒物，她闻讯下楼的时候，吴佩孚已经死去。这个证据被倪徵燠采纳。
　　可是要让土肥原和板垣伏法，还需要更多力证。倪徵燠想到日军曾经长年盘踞的东北取证，然而彼时解放战争已经全面爆发，道路不通，第二阶段的审判又即将开始，他只得出发赶赴东京。
　　在国内取证，可谓收效甚微。剩下的寄望，就是在日本找到坚实的证据。然而在国内取证尚且如此艰难，在日本能有不一样的结果吗？

元凶伏法

　　在日本，中国检察组经过商议后，向盟军总部申请开放日本前陆军省档案库。盟军总部同意了这个请求。倪徵燠得以和同仁们就地取材，查看了大量的日本军政机密文件。由于材料多、时间紧，检察组的人都参与进来，好在同仁中的吴学义和刘子健懂日语，以及中日文字有相似之处，在辨别上省去了很多力气。
　　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个被盟军封存起来的档案库里，倪徵燠和同事们找到了大量的关于土肥原以及板垣的侵华罪证，此外还碰到一些与其他级别战犯相关的证据，他们将之发回国内的军事法庭供检方使用。
　　很快，东京审判的第二阶段开始了。作为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的倪徵燠，走上前台直面被告集体。为何不是检察官向哲浚上去直接与对手对话？倪乃先说，“我为这个曾经问过高文彬先生（时为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高文彬和我比较熟，他说：因为倪先生的思维各方面都跟得上，他诉讼的能力和技巧都摆在那儿的。他们俩（向哲浚和倪徵燠）配合得非常好，向先生也放手，我父亲也大胆地跑到第一线。最后是集体完成了。”

　　土肥原出庭。他的证人之一，是他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时的新闻课长爱泽诚。爱泽诚说：土肥原所在的特务机关只是搜集情报，没有其他的秘密活动，并且土肥原本人“忠厚坦白”。
　　倪徵燠立即进行反诘，并举出了一份证据：1935年，土肥原企图策划“华北五省自治”，此事被外国报纸报道，而爱泽诚当时曾把外国报纸报道一事，以文件的形式向上级报告并在上面签名。
　　在铁证面前，爱泽诚沮丧而退。倪徵燠乘胜追击，拿出一份关东军的《奉天特务机关报》所载的报告，内有“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和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的记录，在这份报纸的首页，盖着土肥原的名章。
　　土肥原的美国辩护律师认为，该文件说的是一只老虎，与案情无关，不能以此作为证据。倪徵燠解释说：谈虎色变是中国成语，意思是土肥原和板垣在中国人心目中就像猛虎一样凶恶。他进而解释，自己这个做法，是因证人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而发，这在证据法里属于“品格证据”，自己的反诘完全符合这个要求：反诘时所提出的证据必须具有针对性。
　　其余的证人出庭，都被倪徵燠用有力的证据驳退。但出人意料的是，最后时刻的个人自我辩护中，土肥原放弃了这个权利。当时的日本新闻分析说：土肥原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在自我辩护过程中，被中国检方拿出更多的证据来击破。
　　土肥原告一段落。1947年10月，板垣出场了。第一个为板垣作证的证人，是“九一八事变”中的日军联队长岛本正一，他认为：事变是中国军队引起，日军是被动应对，并非板垣等军官所策划。岛本正一这番话还没有说完，倪徵燠就针对他的口供书里有当晚酒醉而归的叙述指出：一个醉酒的军官，不能对当时的事情提出有力的证据。第一个证人被倪徵燠一番话击退。
　　其后，板垣任陆相时候的副手山胁出庭作证，赞扬了板垣一番，说板垣“一贯整饬军纪，坚定主张撤退在华日军”。倪徵燠马上反问：“你身为陆军省次官，所经办的事情，是否也必须为陆相板垣所认可？”山胁说：“那是自然。”倪徵燠当即拿出山胁在1939年签发的一份通令，该通令详细谈到了日本军人在中国所犯下的杀人、强奸、盗抢等暴行，文件禁止归国的日本军人传播这方面的内容，其目的是掩盖暴行，但在东京审判中却成了中国方面的利器，也让其他日本战犯否认战争暴行的说法，遭到了有力的反驳。 　　与保持缄默的土肥原不同，板垣宣称要与中国人大战三百回合，他的自我辩护书长达48页纸。仅仅是应对板垣一人，倪徵燠就花去了3天时间。深谙英美法的他越战越勇，针对板垣那48页纸上的内容进行盘问与反诘，以大量的事实将对方驳倒。
　　最终，土肥原与板垣这两名元凶，以破坏和平、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等罪名，于1948年12月被执行绞刑。

书卷气

　　“这场战斗，对我来说，是一场殊死战，因为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已把自身的生死荣辱，决定于这场战斗的成败。事后追忆，历历在目，既有酸辛苦楚，亦堪稍自告慰，有不可言喻之感慨。我写到这里，已泪水盈眶，不能平静下来。”
　　晚年回忆起东京审判，倪徵燠这样写道。在倪乃先的印象中，父亲一向理性、沉静，很能克制情绪，只有遇到两件事时例外，一是妻子去世，二是谈起东京审判。
　　从东京归国后，解放战争尘埃落定，在那个历史关口，倪徵燠选择了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在周恩来的点名任命下调入外交部，长年在外交部担任法律顾问，并于1985年出任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一人。

　　2015年8月15日，在倪徵燠的故里苏州，该市名人馆为倪徵燠特意开设了一个展览，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一年，倪乃先接受了大量的采访，向世人介绍这段并不那么为人熟悉的历史。谈起东京审判，她和父亲生前的态度一样，每一个细节都严谨求实。
　　电影《东京大审判》展现了这段历史。作为当事人的后代，是如何看待这部电影的？倪乃先说，“电影要说明中国的法官（梅汝璈）和检察官（向哲浚）的关系比较密切，他们在日本的酒馆里头谈这个案子。这是不可以的，就是好朋友之间也是找一个妥当的场合个别地沟通一下，不能到这种公开的场合。还有就是，里头有个记者好像是法官的一个智囊似的，这不可能的，是不允许法官马上就（把消息）透露到新闻界的。”
　　一些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令倪乃先觉得遗憾，“这个电影的编剧最后是什么人，我都不知道。但是写原始剧本的那个人曾经把一稿、二稿都寄到我们家，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呢，他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那种变，比如讲到起诉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主犯）的时候，写倪徵燠在庭上起诉。我父亲说：‘你别给我戴高帽子，那个时候我还没去啊！’没有的事，送给你这么一个完美的、光辉的形象。我父亲说无法消受。结果作者说：行。马上在电脑里一改，把‘倪徵燠’改成了‘向哲浚’……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啊？”
　　倪乃先说，电影对检察官向哲浚的品格表现，也不符合事实，“当时看完了以后，我说这不是向先生，（在电影里）他来了就连着说‘老子’什么的。向先生是谦谦君子，不是这样的人。当初他们在准备拍摄这个电影时，我就跟他们说：‘拜托，多点书卷气，少点江湖气。’”
　　（参考文献：《淡泊从容莅海牙》，倪徵燠著，法律出版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梅汝璈著，法律出版社。《东京审判与中国》，宋志勇撰，《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感谢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苏州市名人馆为采访提供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