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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商朝文化的传播，是一个由中心向四周逐渐发散的过程，并且随着商王朝控制力量的不同而影响程度不同。在商朝前中期，商文化由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向四周扩散，在商朝后期，商文化由殷都向四周扩散。商文化的扩散路线为东向沿京广铁路向南，西向沿焦枝铁路深入江汉平原。扩散区域涉及商王朝直接统治区、商王朝控制区和商王朝影响区三种。
关键词 商文化 传播源 区域 路线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x.2016.07.074
商灭夏之后，商王朝早期的直接统治区域并不大，二里岗下层文化的遗存主要集中在河南北部和中部地区，到了二里岗上层时，二里岗文化的范围才迅速扩大。因此商文化的传播是有一个过程的，应该是由中心区向四周传播，随商王朝控制力量的强弱，文化影响的深度与广度因之而不同。
1商文化传播源
所谓商文化是商族人在商王朝时创造的文化，因此商文化的传播应发生在商王朝的存续期间，商文化的传播显然应该有传播源，很显然，传播源应该位于商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内，而商王朝直接统治区内最能代表商文化特色的无疑就是商王朝的都城。目前考古发现商王朝初期有两个同时兴建、同时繁荣、同时衰落的商代城址——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那么哪一座城址所包含的商文化更能代表商文化呢？
偃师商城城垣周长5330米，面积190万平方米。城内南部有三座小城，一为宫城，两座为拱卫城。偃师商城内有工程浩繁的排水系统。此外，宫城之内，每座宫殿另有小规模的排水系统。概而言之，偃师商城应是王都规模，此外《汉书·地理志》中有“尸乡，殷汤所都”的记载，这也证明偃师商城应是商代前期的一座都城。但从城内构建与出土遗物的情况看来看，偃师商城的军事色彩更浓厚一些，是一座具有军事重镇功能的都城，而不具备经济、文化中心的功能，例如用于农业生产的青铜工具很少见，未发现大规模手工业作坊遗址，未发现文字，青铜器造型简朴，纹饰简单。反观郑州商城，城市规模大，郑州商代遗址总面积达25平方公里以上。城垣周长6960米，高达10米。郑州商城布局较合理，出土遗物精美。郑州商城城墙高大宏伟，防御设施完备，此外城内还发现有青铜兵器铸造作坊，因此其具备军事中心的功能。但同偃师商城比，其“军事意味要淡一些。除军事功能外，郑州商城无疑还具备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功能”。而且郑州商城的经济和文化功能的成分更重一些。总体上看，商代前期的其他遗址难以望郑州商城之项背，无疑也是商代前期的一座都城。同夏一样，商代也實行主辅都制，从综合情况来看，郑州商城是商王朝前期的主都，而偃师商城是辅都，郑州商城所代表的商文化是商王朝文化的最高水准，对其他地区影响深远。偃师商城各方面虽不如郑州商城，但毕竟也是商代前期的都城，对周边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因此，商王朝前期商文化的传播源无疑应是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
殷墟是商代后期的主都，大量建筑基址、王陵、出土文物以及殷墟文化一至四期连续发展，未见缺环、中断或废弃现象等证明了这一点。商代后期曾设立一些离宫别馆，其中朝歌聚集了较多的普通民众，城内外又有大量驻军，纣王经常居留于此，其性质己超越了一般的离宫别馆，但与殷墟相比，其文化的先进性和影响力皆相差甚远。因此，商王朝后期的文化辐射源无疑是殷墟。
2商文化的不同区域
李民、张国硕先生将商王朝的势力范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商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二是受商族控制区域，三是商文化影响地区。这三类地区也是商文化起源、盛行和受影响的地区。
商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是商文化向四周传播的源头。根据史料记载，商最先占领夏王朝的中心区——伊洛地区，随后以此为基地，迅速占领了原夏王朝的直接控制区，并向四周扩展。
但根据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商文化的传播明显滞后商族的军事占领，这表现在二里岗下层时，商文化分布的范围并不广，直到二里岗上层，也就是商文化前期后段儿，河南省的大部、山东西南部、河北南部及晋南地区才成为典型商文化的分布区，也就是说在商族对原夏王朝实施军事占领后很久，商文化才真正由豫北完全辐射了商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在这一时期，河南中部郑州、洛阳地区为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商代后期，商王朝直接控制区域与前期相差不大，只是统治中心移到了豫北安阳。
商王朝的控制区紧邻商王朝统治区但受商王朝的直接统治，这些地区作为商王朝的诸侯封国，是商王朝的外围屏藩，也是商王朝对外征伐的军事行动起点。这些地区臣服于商王朝，定期向商王朝朝拜、进贡，有时还要派遣军队直接参加商王朝的军事行动。反映在考古学文化方面，这些地区的文化遗存与商文化有着广泛的一致性，同时，又有一定的地方特性。
《汉书·贾捐之传》中记载：“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氏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朔方。”“江”在河南正阳县境，“黄”在河南潢川县境。“氏羌”在今天的甘肃、青海一带。“荆蛮”在今天的湖北境内。“朔方”在今天的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汉书》这段记载指的是武丁时期的控制范围，区域比考古发掘所显示的商王朝控制区要大。李民、张国硕先生认为从考古发现来看，商王朝控制区的范围应包括河南南部、山西中部、陕西关中地区、四川成都平原、湖北大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安徽大部、江苏北部、山东大部（胶东半岛除外）、河北中北部、京津地区、辽宁西部等。
在商王朝控制区外围受到商文化影响的地区即商文化影响区。需要说的是商文化控制区与商文化影响区的界限是动态的，是根据商王朝势力的兴衰而处于经常的变化中。
西汉《淮南子·泰族训》中记载：“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东海”即今天东部大海，“流沙”指西北地区，“交趾”指今天的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地区。“幽都”泛指今天的东北、内蒙古地区。根绝考古资料看，商王朝末期的领地，包括直接统治区和控制区不可能有这么大，因此《淮南子》所载“纣之地”不应该是商王朝的统治区或控制区，而应是指商文化商文化影响区。 很显然，商文化显然先由豫北辐射至商王朝直接统治区域，然后扩展至商族控制地区，进而辐射至文化影响区。
3商文化的传播
商王朝前期，商文化随着商族的扩张而不断扩大。
商族势力的南下主要有东西两条路线：东线大体上沿今天的京广铁路走向向南方发展，西线沿今天的焦枝铁路走向，通过南阳盆地，伸入江汉平原地区。
1954年，盘龙城城址在配合武汉防汛工程的考古调查中被发现，盘龙城遗址位于商族势力南下的东线，在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滠口镇叶店村境内。该遗址发现了大量与二里岗商文化相似的遗物和一座商代前期的城址。
通观盘龙城遗址四——七期的遗存遗迹，在城垣建筑、宫殿布局、丧葬习俗等方面同中原地区的商文化有极高的一致性。青铜器的形制、纹饰、墓葬中青铜礼器的组合与中原地区的郑州等地大致相同。而且“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具有中原商文化特征的陶器数量最多，具有江汉地区地方特色的陶器次之”，此外尚有少量江南印纹硬陶和长江下游湖熟文化的陶器，由此判定盘龙城遗址的文化性质应是以中原商文化为主融合地方特色的一个商文化类型，所在地区应属于商王朝前期的控制区。
盘龙城的性质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商王朝的方国，一种是商王朝在南方的军事重镇，目前学界倾向于前一种。
关于商王朝势力南下一事，史料中也有所提及。《今本竹书纪年》中记载：“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吕氏春秋·异用》中说：“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这同盘龙城时代为商代前期是相符的。
商王朝势力在江汉地区站稳脚跟后，继续向东南发展，抵达今天的赣北地区，其代表性遗存即吴城文化。该文化因江西樟树市（原清江县）吴城遗址的发现而命名，其年代早期相当于二里冈期商文化，中期相当于殷墟早期或中期，晚期年代相当于商末周初。
吴城遗址出土器物的文化成分较复杂，有商文化风味浓厚的器物，如以加砂灰陶和泥制灰陶的鬲、深腹灌、大口尊、爵、斝等器物，与中原商文化的同类器物极为相似；有赣西和湘东特有文化因素的加沙红陶与黄陶器物，典型器物有鼎、釜、瓿形器等；有赣东地区万年文化类型特色的器物，如甗形器、长颈罐等；有宁镇地区湖熟文化风格的器物，如带把、带系的平底盂、平底钵等。虽然各类文化风格的器物多种多样，但各类器物在吴城文化的不同阶段所占的比重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动态变化中。例如，在吴城文化一期早段，商文化风格的器物占绝对主导地位，而赣西、湘东风格的器物则处于从属地位。这个现象说明，吴城文化的源头应是中原地区的商文化。吴城文化一期晚段儿，商文化风格的器物依旧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发展。从吴城文化的早期器物来看，吴城文化很明显源于中原地区商文化。
商王朝南下的西线是另一条路线沿今焦枝铁路走向，通过南阳盆地，伸入江汉平原地区。典型的考古遗址有湖北荆州市荆南寺、湖南石门县皂市等。
荆南寺遗址位于荆州城西约1.5公里，遗址含龙山、夏、商前期、西周、东周等时期的文化遗存。
皂市遗址位于石门县皂市镇石坪村5组，该遗址遗址商代遗存分为三期，商文化风格的器物兴盛于皂市遗址商代遗存第一、二期，到第三期便开始衰退，而地方风格浓郁的第三组器物则贯穿了一、二、三期，很明显，商文化于一期时进入该地区，三期时退出，这同商代后期商王朝在南方势力范围急剧缩小的情况相符合。
商王朝初年，商人以豫西为基地向西发展，直抵陕西关中平原中部。《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后桀之亂，畎夷入居、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
上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含有二里岗文化遗存的遗址的发现都印证了商文化向西部的发展。在诸多遗址中，西安老牛坡遗址较为典型。
老牛坡遗址位于西安市派桥区洪庆乡燎原村，距西安市区二十七公里，从其六期文化商文化可以看出，一、二期相当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属于商文化前期，三、四、五、六期相当于殷墟文化，属于商文化后期。老牛坡遗址商文化的演变同中原地区商文化辐射源的变迁是一致的。
商王朝向北方的发展在前期、后期都在不断进行，在河北的邢台、邯郸、磁县、藁城以及曲阳、涿县、永平、灵寿、石家庄、内丘等地都发现有商文化遗址，其中以藁城台西村遗址最为重要。
台西遗址的存在年代为商前期后段儿至后期前段儿，从考古学方面来说，就是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二期。从考古发掘的总体情况看，台西遗址的遗存中包含有大量郑州二里岗、安阳殷墟文化的因素，是商文化向北方发展的一个例证。
商王朝建立后，经过初期的巩固后，向西、南、北方向迅速扩张，相比较而言，对东方的扩张要晚一些，其原因在于，夏末商初时，商族与东方的夷人建立有比较牢固的同盟关系。夷人主要分布在今天的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其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是岳石文化。商族与东夷建立同盟关系的原因是两族同夏王朝的矛盾较深，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夏王朝的统治。
相对而言，东夷与夏族的恩怨历史较长，而且跌宕起伏。最初，启与伯夷争天下领袖之位，启杀了伯益，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伯益是少嗥的后裔。少嗥一般认为是东夷首领，因此伯益也应为东夷人。从文献资料看，东夷与与夏代初年就开始有了矛盾，而且矛盾很尖锐。之后，到启的儿子太康在位时，发生了“后羿代夏”事件，夏王朝几乎被夷人摧毁，之后相、少康两朝持续对夷人进行攻伐。相时曾征伐淮夷、畎夷、风夷、黄夷，少康时再度确立天下之主的地位，之后，夏王朝与东夷的关系进入良性发展阶段，《古本竹书纪年》中有许多“方夷来宾”、“九夷来御”、“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等记载。到了夏桀时，由于夏桀施政暴虐，招致多方诸侯的反抗，其中就有东夷部族，对于这些反抗，夏桀动用武力进行了镇压，因此，夏朝晚期，东夷与夏的矛盾重新激化。而此时，商族的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夏桀担心商族对夏王朝构成威胁，遂拘禁了商人首领汤，《史记·夏本纪》记载：夏桀“乃召汤而囚之夏台”。虽然，夏桀释放了汤，但矛盾已成，难以调和。商人、东夷人为了共同抵抗夏桀的暴虐统治，维护部族的权益，遂结成同盟。
商汤灭夏之后，商与东夷关系融洽，这种状况到商王仲丁时发生了改变，商王朝开始征伐东夷。经过连续的征伐，商王朝应是取得战争的胜利，商文化也随之向东扩展。考古资料也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相关证据，豫东、鲁西地区的杞县鹿台岗、山东菏泽安邱堌堆和泗水尹家城等遗址，其文化面貌都属二里岗上层时期，没有发现二里岗下层阶段的文化遗存，这说明二里岗下层文化没有发展到这一地区，也就是说商前期早段商王朝没有向这一地区扩展自己的势力。同时，这一地区属于东夷族文化遗存的岳石文化，一直延续到二里岗下层时期，甚至二里岗上层早段。这说明东夷人在商前期早段一直在这以地区生活。二里岗上层二期时（约相当于仲丁时期），商文化开始向豫东、鲁西南扩展的情况也同文献记载的仲丁、河亶甲征伐蓝夷、班方的史实相互印证。
商文化不仅仅只在统治区和控制区内发展，由于商文化远远超越了同时期的其他文化，因此周边的其他文化也从商文化中吸取营养来发展自己的文化，商文化因此跃出商王朝的地理疆界而继续向四周辐射。四川盆地僻处西南，与中原山水相隔，交通不便，不少学者曾认为该地区与中原地区可能没有什么联系。但考古发现证明该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在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时期便开始了。1986年，在川西平原北部的广汉市南兴镇北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两个祭祀坑，坑中出土了大量独具地方特色的器物。一些器物如大型神树和大型立人像等不见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中，这说明三星堆文化是独立于商文化之外的一种文化体系。其存在年代约相当于夏代晚期到商末周初，在这一时期，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始终存在，在商代，商文依旧对三星堆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另外，在三星堆更南的西昌市经久乡大洋堆古遗址和分布在青海省境内的卡约文化中也发现有商文化的因素。
商文化影响向北越过河北进入今内蒙古境内，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商文化遗存。此外商文化向北方的传播还超出国界，到了今天的俄罗斯境内，如卡拉苏克文化，李琪先生认为卡拉苏克文化的形成是由于“中国殷商文化就经过内蒙、鄂尔多斯，横穿西伯利亚，跨越阿尔泰山脉，在向中亚和古代新疆地区延伸的同时，也从另一个方向西渐渗透到乌拉尔。北进的殷商文化在与当地文化冲撞、融合后形成了独特的卡拉苏克文化”。
关键词 商文化 传播源 区域 路线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x.2016.07.074
商灭夏之后，商王朝早期的直接统治区域并不大，二里岗下层文化的遗存主要集中在河南北部和中部地区，到了二里岗上层时，二里岗文化的范围才迅速扩大。因此商文化的传播是有一个过程的，应该是由中心区向四周传播，随商王朝控制力量的强弱，文化影响的深度与广度因之而不同。
1商文化传播源
所谓商文化是商族人在商王朝时创造的文化，因此商文化的传播应发生在商王朝的存续期间，商文化的传播显然应该有传播源，很显然，传播源应该位于商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内，而商王朝直接统治区内最能代表商文化特色的无疑就是商王朝的都城。目前考古发现商王朝初期有两个同时兴建、同时繁荣、同时衰落的商代城址——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那么哪一座城址所包含的商文化更能代表商文化呢？
偃师商城城垣周长5330米，面积190万平方米。城内南部有三座小城，一为宫城，两座为拱卫城。偃师商城内有工程浩繁的排水系统。此外，宫城之内，每座宫殿另有小规模的排水系统。概而言之，偃师商城应是王都规模，此外《汉书·地理志》中有“尸乡，殷汤所都”的记载，这也证明偃师商城应是商代前期的一座都城。但从城内构建与出土遗物的情况看来看，偃师商城的军事色彩更浓厚一些，是一座具有军事重镇功能的都城，而不具备经济、文化中心的功能，例如用于农业生产的青铜工具很少见，未发现大规模手工业作坊遗址，未发现文字，青铜器造型简朴，纹饰简单。反观郑州商城，城市规模大，郑州商代遗址总面积达25平方公里以上。城垣周长6960米，高达10米。郑州商城布局较合理，出土遗物精美。郑州商城城墙高大宏伟，防御设施完备，此外城内还发现有青铜兵器铸造作坊，因此其具备军事中心的功能。但同偃师商城比，其“军事意味要淡一些。除军事功能外，郑州商城无疑还具备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功能”。而且郑州商城的经济和文化功能的成分更重一些。总体上看，商代前期的其他遗址难以望郑州商城之项背，无疑也是商代前期的一座都城。同夏一样，商代也實行主辅都制，从综合情况来看，郑州商城是商王朝前期的主都，而偃师商城是辅都，郑州商城所代表的商文化是商王朝文化的最高水准，对其他地区影响深远。偃师商城各方面虽不如郑州商城，但毕竟也是商代前期的都城，对周边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因此，商王朝前期商文化的传播源无疑应是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
殷墟是商代后期的主都，大量建筑基址、王陵、出土文物以及殷墟文化一至四期连续发展，未见缺环、中断或废弃现象等证明了这一点。商代后期曾设立一些离宫别馆，其中朝歌聚集了较多的普通民众，城内外又有大量驻军，纣王经常居留于此，其性质己超越了一般的离宫别馆，但与殷墟相比，其文化的先进性和影响力皆相差甚远。因此，商王朝后期的文化辐射源无疑是殷墟。
2商文化的不同区域
李民、张国硕先生将商王朝的势力范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商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二是受商族控制区域，三是商文化影响地区。这三类地区也是商文化起源、盛行和受影响的地区。
商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是商文化向四周传播的源头。根据史料记载，商最先占领夏王朝的中心区——伊洛地区，随后以此为基地，迅速占领了原夏王朝的直接控制区，并向四周扩展。
但根据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商文化的传播明显滞后商族的军事占领，这表现在二里岗下层时，商文化分布的范围并不广，直到二里岗上层，也就是商文化前期后段儿，河南省的大部、山东西南部、河北南部及晋南地区才成为典型商文化的分布区，也就是说在商族对原夏王朝实施军事占领后很久，商文化才真正由豫北完全辐射了商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在这一时期，河南中部郑州、洛阳地区为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商代后期，商王朝直接控制区域与前期相差不大，只是统治中心移到了豫北安阳。
商王朝的控制区紧邻商王朝统治区但受商王朝的直接统治，这些地区作为商王朝的诸侯封国，是商王朝的外围屏藩，也是商王朝对外征伐的军事行动起点。这些地区臣服于商王朝，定期向商王朝朝拜、进贡，有时还要派遣军队直接参加商王朝的军事行动。反映在考古学文化方面，这些地区的文化遗存与商文化有着广泛的一致性，同时，又有一定的地方特性。
《汉书·贾捐之传》中记载：“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氏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朔方。”“江”在河南正阳县境，“黄”在河南潢川县境。“氏羌”在今天的甘肃、青海一带。“荆蛮”在今天的湖北境内。“朔方”在今天的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汉书》这段记载指的是武丁时期的控制范围，区域比考古发掘所显示的商王朝控制区要大。李民、张国硕先生认为从考古发现来看，商王朝控制区的范围应包括河南南部、山西中部、陕西关中地区、四川成都平原、湖北大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安徽大部、江苏北部、山东大部（胶东半岛除外）、河北中北部、京津地区、辽宁西部等。
在商王朝控制区外围受到商文化影响的地区即商文化影响区。需要说的是商文化控制区与商文化影响区的界限是动态的，是根据商王朝势力的兴衰而处于经常的变化中。
西汉《淮南子·泰族训》中记载：“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东海”即今天东部大海，“流沙”指西北地区，“交趾”指今天的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地区。“幽都”泛指今天的东北、内蒙古地区。根绝考古资料看，商王朝末期的领地，包括直接统治区和控制区不可能有这么大，因此《淮南子》所载“纣之地”不应该是商王朝的统治区或控制区，而应是指商文化商文化影响区。 很显然，商文化显然先由豫北辐射至商王朝直接统治区域，然后扩展至商族控制地区，进而辐射至文化影响区。
3商文化的传播
商王朝前期，商文化随着商族的扩张而不断扩大。
商族势力的南下主要有东西两条路线：东线大体上沿今天的京广铁路走向向南方发展，西线沿今天的焦枝铁路走向，通过南阳盆地，伸入江汉平原地区。
1954年，盘龙城城址在配合武汉防汛工程的考古调查中被发现，盘龙城遗址位于商族势力南下的东线，在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滠口镇叶店村境内。该遗址发现了大量与二里岗商文化相似的遗物和一座商代前期的城址。
通观盘龙城遗址四——七期的遗存遗迹，在城垣建筑、宫殿布局、丧葬习俗等方面同中原地区的商文化有极高的一致性。青铜器的形制、纹饰、墓葬中青铜礼器的组合与中原地区的郑州等地大致相同。而且“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具有中原商文化特征的陶器数量最多，具有江汉地区地方特色的陶器次之”，此外尚有少量江南印纹硬陶和长江下游湖熟文化的陶器，由此判定盘龙城遗址的文化性质应是以中原商文化为主融合地方特色的一个商文化类型，所在地区应属于商王朝前期的控制区。
盘龙城的性质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商王朝的方国，一种是商王朝在南方的军事重镇，目前学界倾向于前一种。
关于商王朝势力南下一事，史料中也有所提及。《今本竹书纪年》中记载：“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吕氏春秋·异用》中说：“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这同盘龙城时代为商代前期是相符的。
商王朝势力在江汉地区站稳脚跟后，继续向东南发展，抵达今天的赣北地区，其代表性遗存即吴城文化。该文化因江西樟树市（原清江县）吴城遗址的发现而命名，其年代早期相当于二里冈期商文化，中期相当于殷墟早期或中期，晚期年代相当于商末周初。
吴城遗址出土器物的文化成分较复杂，有商文化风味浓厚的器物，如以加砂灰陶和泥制灰陶的鬲、深腹灌、大口尊、爵、斝等器物，与中原商文化的同类器物极为相似；有赣西和湘东特有文化因素的加沙红陶与黄陶器物，典型器物有鼎、釜、瓿形器等；有赣东地区万年文化类型特色的器物，如甗形器、长颈罐等；有宁镇地区湖熟文化风格的器物，如带把、带系的平底盂、平底钵等。虽然各类文化风格的器物多种多样，但各类器物在吴城文化的不同阶段所占的比重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动态变化中。例如，在吴城文化一期早段，商文化风格的器物占绝对主导地位，而赣西、湘东风格的器物则处于从属地位。这个现象说明，吴城文化的源头应是中原地区的商文化。吴城文化一期晚段儿，商文化风格的器物依旧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发展。从吴城文化的早期器物来看，吴城文化很明显源于中原地区商文化。
商王朝南下的西线是另一条路线沿今焦枝铁路走向，通过南阳盆地，伸入江汉平原地区。典型的考古遗址有湖北荆州市荆南寺、湖南石门县皂市等。
荆南寺遗址位于荆州城西约1.5公里，遗址含龙山、夏、商前期、西周、东周等时期的文化遗存。
皂市遗址位于石门县皂市镇石坪村5组，该遗址遗址商代遗存分为三期，商文化风格的器物兴盛于皂市遗址商代遗存第一、二期，到第三期便开始衰退，而地方风格浓郁的第三组器物则贯穿了一、二、三期，很明显，商文化于一期时进入该地区，三期时退出，这同商代后期商王朝在南方势力范围急剧缩小的情况相符合。
商王朝初年，商人以豫西为基地向西发展，直抵陕西关中平原中部。《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后桀之亂，畎夷入居、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
上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含有二里岗文化遗存的遗址的发现都印证了商文化向西部的发展。在诸多遗址中，西安老牛坡遗址较为典型。
老牛坡遗址位于西安市派桥区洪庆乡燎原村，距西安市区二十七公里，从其六期文化商文化可以看出，一、二期相当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属于商文化前期，三、四、五、六期相当于殷墟文化，属于商文化后期。老牛坡遗址商文化的演变同中原地区商文化辐射源的变迁是一致的。
商王朝向北方的发展在前期、后期都在不断进行，在河北的邢台、邯郸、磁县、藁城以及曲阳、涿县、永平、灵寿、石家庄、内丘等地都发现有商文化遗址，其中以藁城台西村遗址最为重要。
台西遗址的存在年代为商前期后段儿至后期前段儿，从考古学方面来说，就是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二期。从考古发掘的总体情况看，台西遗址的遗存中包含有大量郑州二里岗、安阳殷墟文化的因素，是商文化向北方发展的一个例证。
商王朝建立后，经过初期的巩固后，向西、南、北方向迅速扩张，相比较而言，对东方的扩张要晚一些，其原因在于，夏末商初时，商族与东方的夷人建立有比较牢固的同盟关系。夷人主要分布在今天的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其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是岳石文化。商族与东夷建立同盟关系的原因是两族同夏王朝的矛盾较深，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夏王朝的统治。
相对而言，东夷与夏族的恩怨历史较长，而且跌宕起伏。最初，启与伯夷争天下领袖之位，启杀了伯益，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伯益是少嗥的后裔。少嗥一般认为是东夷首领，因此伯益也应为东夷人。从文献资料看，东夷与与夏代初年就开始有了矛盾，而且矛盾很尖锐。之后，到启的儿子太康在位时，发生了“后羿代夏”事件，夏王朝几乎被夷人摧毁，之后相、少康两朝持续对夷人进行攻伐。相时曾征伐淮夷、畎夷、风夷、黄夷，少康时再度确立天下之主的地位，之后，夏王朝与东夷的关系进入良性发展阶段，《古本竹书纪年》中有许多“方夷来宾”、“九夷来御”、“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等记载。到了夏桀时，由于夏桀施政暴虐，招致多方诸侯的反抗，其中就有东夷部族，对于这些反抗，夏桀动用武力进行了镇压，因此，夏朝晚期，东夷与夏的矛盾重新激化。而此时，商族的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夏桀担心商族对夏王朝构成威胁，遂拘禁了商人首领汤，《史记·夏本纪》记载：夏桀“乃召汤而囚之夏台”。虽然，夏桀释放了汤，但矛盾已成，难以调和。商人、东夷人为了共同抵抗夏桀的暴虐统治，维护部族的权益，遂结成同盟。
商汤灭夏之后，商与东夷关系融洽，这种状况到商王仲丁时发生了改变，商王朝开始征伐东夷。经过连续的征伐，商王朝应是取得战争的胜利，商文化也随之向东扩展。考古资料也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相关证据，豫东、鲁西地区的杞县鹿台岗、山东菏泽安邱堌堆和泗水尹家城等遗址，其文化面貌都属二里岗上层时期，没有发现二里岗下层阶段的文化遗存，这说明二里岗下层文化没有发展到这一地区，也就是说商前期早段商王朝没有向这一地区扩展自己的势力。同时，这一地区属于东夷族文化遗存的岳石文化，一直延续到二里岗下层时期，甚至二里岗上层早段。这说明东夷人在商前期早段一直在这以地区生活。二里岗上层二期时（约相当于仲丁时期），商文化开始向豫东、鲁西南扩展的情况也同文献记载的仲丁、河亶甲征伐蓝夷、班方的史实相互印证。
商文化不仅仅只在统治区和控制区内发展，由于商文化远远超越了同时期的其他文化，因此周边的其他文化也从商文化中吸取营养来发展自己的文化，商文化因此跃出商王朝的地理疆界而继续向四周辐射。四川盆地僻处西南，与中原山水相隔，交通不便，不少学者曾认为该地区与中原地区可能没有什么联系。但考古发现证明该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在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时期便开始了。1986年，在川西平原北部的广汉市南兴镇北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两个祭祀坑，坑中出土了大量独具地方特色的器物。一些器物如大型神树和大型立人像等不见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中，这说明三星堆文化是独立于商文化之外的一种文化体系。其存在年代约相当于夏代晚期到商末周初，在这一时期，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始终存在，在商代，商文依旧对三星堆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另外，在三星堆更南的西昌市经久乡大洋堆古遗址和分布在青海省境内的卡约文化中也发现有商文化的因素。
商文化影响向北越过河北进入今内蒙古境内，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商文化遗存。此外商文化向北方的传播还超出国界，到了今天的俄罗斯境内，如卡拉苏克文化，李琪先生认为卡拉苏克文化的形成是由于“中国殷商文化就经过内蒙、鄂尔多斯，横穿西伯利亚，跨越阿尔泰山脉，在向中亚和古代新疆地区延伸的同时，也从另一个方向西渐渗透到乌拉尔。北进的殷商文化在与当地文化冲撞、融合后形成了独特的卡拉苏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