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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特有的执着与文化内涵使他们在百年来政局变革、经济动荡中不断调整着自己的策略，顺应时势，让这些以茶叶为生的微利企业不但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还有不少成了驰名品牌。
洪治
北京安徽茶业商会第一任会长鸿志茶庄老板
第一次认识洪治老师是通过一篇文章—《不是问题的茶叶农残问题》。本刊在去年9月期刊登过此文，当时，农残问题仍处在沸沸扬扬之中。在茶圈内外都还对农残问题人人喊打的时候，他却进行了冷静的分析与理性的解释。是茶企的问题，不回避，但要溯源，找原因、找解决办法；不是茶企的问题，要说明白，撇干净，决不能让茶企背黑锅，当代罪羔羊。
洪治老师的直白与坦率，以及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儒雅风范让人印象深刻。
而第一次与洪治老师见面则是在他的茶庄，那是马连道一家临街的产权店铺，门脸不大，布置却极其雅致，以少求多、以缺求整，将朴素简单的用材布置成轻松自然的美丽，可谓处处蕴含着禅茶的哲学。进门第一排货架上摆放的茶叶都是徽派名茶，黄山毛峰、太平猴魁、六安瓜片、祁门红茶……这是一个徽茶的世界，在马连道铺天盖地满是茉莉花茶、大红袍、西湖龙井、云南普洱的广告牌中，这一方徽茶的孤岛寂寥却不无顽强地存在着。
茶过半盏，谈话渐渐热络起来。我们从徽茶聊起，聊到了徽商的历史，聊到了茶产业的现状与未来。其实，徽商之于茶叶，有很深的渊源。北京的百年老店，无论是吴裕泰、张一元还是吴兆祥，最初都是徽商创的字号。徽商特有的执着与文化内涵使他们在百年来政局变革、经济动荡中不断调整着自己的策略，顺应时势，让这些以茶叶为生的微利企业不但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还有不少成了驰名品牌。
不过历史的辉煌终究已经过去，现今的徽商早已敌不过闽浙商人，北方的茶叶市场，闽浙的茶商占据了半壁江山。中国传统十大名茶，安徽省虽占了4 个，却敌不过一个西湖龙井，更不用说后起的闽派乌龙—铁观音与大红袍。
“安徽的茶商没有形成合力！”洪治说，“正是由于安徽的名茶实在太多，别说在北京这样很有包容性的公共海域，就算是到了安徽本地，黄山毛峰的最大竞争对手也是本地的六安瓜片、太平猴魁等。”
这几年，茶叶市场更是呈现群雄逐鹿的态势，黑茶进京、白茶造势、红茶炒作，而善做绿茶的徽商在这几次大的运作中几乎没有借到力。相反，为了生存，徽商不得不腾出一部分货柜，放上云南的普洱、福建的金骏眉、浙江的龙井……徽商们所经营的茶叶店更像是五味杂陈的杂货铺。如何在北京市场推广安徽名茶，是每一个徽商如今都要迫切考虑的事情，北京安徽茶业商会也在这时呼之欲出了。
几天以后，黄山茶城，晚上8点，我又一次与洪治邂逅。而这一次，洪治的身份则是刚刚成立的北京安徽茶业商会的第一任会长。天色渐暗，熙来攘往的马连道已经安静了，但黄山茶城的二层还泛着暖光。我从茶城一侧的小门进入，沿步行梯上了二楼，穿过一排排已经上了锁的店面，走到商城一角的办公室，几个商会创世单位的同仁们正在那里为商会的组建和推广工作进行着讨论。这是一个公益性的组织，每个人都在为整个徽茶在北京的发展着想，言谈坦诚而富有建设性，这让我在春寒料峭的北方感受到了格外的温暖。此情此景，我们当即决定对安徽茶业商会的建立做一次深入的报道，便约定了采访时间。
转过天来的上午，还是在洪治的茶庄，还是从徽茶谈起。
洪治：“最有代表性的徽茶当属黄山毛峰，一是‘黄山’两个字的分量太重了，二是从茶园的面积和产量上来说，黄山毛峰都当仁不让排在第一。只是……”眉头皱了一下，“拿我来说吧，1994年，我就已经开始在做黄山毛峰了，十七八年的时间，黄山毛峰的销量虽然一直在增长，但幅度并不大。可以说，和迅猛增长的茶产业相比，毛峰的这点增幅几乎端不上台面。”
话题似乎又转到了徽商的身上。
安徽人做生意重诚信，讲仁义是有名在外的。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炽在广东经营茶叶生意，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别人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他因舍利取义在广东从商20余年，亏损本银数万两，却全无怨悔。而这反倒被安徽人特地在史书里记载，引以为荣。至今，传统徽商的经商之道在安徽商人中风骨犹存，安徽商人仍然怀着舍利取义的古风，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讲求诚信，注重产品质量。
“论付出，论勤奋，徽商并不逊色于任何商人，而且徽商一直给人以儒雅的感觉，可以说，徽商们的口碑是很不错的。但是，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沿海省份占了先机，积累起了不小的财力优势。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绿茶里的龙井、乌龙茶里的铁观音都比其他内陆省份的茶品抢到了一定的先机，再结合其成功的市场运作与推广，这让迟到的徽茶有点显得势单力孤了。”
我在他的话里感觉到了徽商们成立协会的迫切心情，的确，若再不形成合力，以现在态势黄山毛峰和西湖龙井完全没有竞争的实力。
“以前在困难的时候有种说法叫抱团取暖，现在我们要抱团发展，光产品好不行，再好的产品也需要完善的市场营销策略。黄山毛峰有很多厚重的文化积淀，但它的推广却滞后了许多，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打组合拳，还要有时间的积累，”一说起商会的工作，洪治来了精神，他挺了挺腰板，“我们初步地想，一个是在新茶上市的时候做隆重的宣传，让消费者知道徽派茶叶，了解徽派茶叶；二是与北京其他的茶相关团体做些合作，并充分考虑到媒体的推广作用。”
其实，就我所知，推广活动这方面安徽当地政府也并没有闲着，2006、2007年曾搞过两次声势浩大的黄山茗茶北京推介会，当时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但2008年之后，活动就没再继续，这也是洪治他们这些在京的徽商感到比较遗憾的事情。
“凡事贵在坚持，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开始北上推广的福鼎白茶的活动一直在进行，而今，这一只有闽北才有的特色茶品竟也在花茶、绿茶趋于饱和的北方市场里分得了一杯羹，并在北京稳固住了一席之地。”看到那么多茶品北上成功的案例，徽商成立的茶业商会似乎有着一种面对徽茶义不容辞的责任。
“以前是单一的茶商，没有权利也没有通道去找政府传达自己的声音，比如说2007年的那个推广活动的持续，即使建议传递到了主管部门那里，但声音还太过渺小，没有影响力。现在我们成立了商会，形成了一种群体的力量，话语的分量会重很多。而且，一个徽商的一两家小店面，在几千家店面的马连道几乎微不足道，但是如果聚集一两百家店铺，就会形成一种地方力量，徽茶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地方政府那里，分量会更重。”
形成合力争取话语权其实只是安徽茶业商会的第一步，往深远的层次考虑，商会想得更多的则是站在产业的角度去促进徽茶的发展，做的也都是一些公益的事情。而这也能使徽商们摒弃一己之私，团结在商会里，利用自己的人脉与关系为商会出力献策。
“商会目前还只是一个平台，是一种联谊，一条纽带，我希望今后它也是一个实体，整合徽茶在北京的资源，创建徽商的共同利益。比如说打广告，任何宣传安徽茶叶的广告都有其巨大的公益性，让一家企业来做这个事情，不仅不划算，而且势单力孤，但如果由商会出面来做，这就顺理成章得多，而分摊下来，每个企业的投入要远小于它所带来的巨大收益。”
关于商会的设想，洪治侃侃而谈了很多，看得出，他对商会充满了希望。
洪治
北京安徽茶业商会第一任会长鸿志茶庄老板
第一次认识洪治老师是通过一篇文章—《不是问题的茶叶农残问题》。本刊在去年9月期刊登过此文，当时，农残问题仍处在沸沸扬扬之中。在茶圈内外都还对农残问题人人喊打的时候，他却进行了冷静的分析与理性的解释。是茶企的问题，不回避，但要溯源，找原因、找解决办法；不是茶企的问题，要说明白，撇干净，决不能让茶企背黑锅，当代罪羔羊。
洪治老师的直白与坦率，以及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儒雅风范让人印象深刻。
而第一次与洪治老师见面则是在他的茶庄，那是马连道一家临街的产权店铺，门脸不大，布置却极其雅致，以少求多、以缺求整，将朴素简单的用材布置成轻松自然的美丽，可谓处处蕴含着禅茶的哲学。进门第一排货架上摆放的茶叶都是徽派名茶，黄山毛峰、太平猴魁、六安瓜片、祁门红茶……这是一个徽茶的世界，在马连道铺天盖地满是茉莉花茶、大红袍、西湖龙井、云南普洱的广告牌中，这一方徽茶的孤岛寂寥却不无顽强地存在着。
茶过半盏，谈话渐渐热络起来。我们从徽茶聊起，聊到了徽商的历史，聊到了茶产业的现状与未来。其实，徽商之于茶叶，有很深的渊源。北京的百年老店，无论是吴裕泰、张一元还是吴兆祥，最初都是徽商创的字号。徽商特有的执着与文化内涵使他们在百年来政局变革、经济动荡中不断调整着自己的策略，顺应时势，让这些以茶叶为生的微利企业不但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还有不少成了驰名品牌。
不过历史的辉煌终究已经过去，现今的徽商早已敌不过闽浙商人，北方的茶叶市场，闽浙的茶商占据了半壁江山。中国传统十大名茶，安徽省虽占了4 个，却敌不过一个西湖龙井，更不用说后起的闽派乌龙—铁观音与大红袍。
“安徽的茶商没有形成合力！”洪治说，“正是由于安徽的名茶实在太多，别说在北京这样很有包容性的公共海域，就算是到了安徽本地，黄山毛峰的最大竞争对手也是本地的六安瓜片、太平猴魁等。”
这几年，茶叶市场更是呈现群雄逐鹿的态势，黑茶进京、白茶造势、红茶炒作，而善做绿茶的徽商在这几次大的运作中几乎没有借到力。相反，为了生存，徽商不得不腾出一部分货柜，放上云南的普洱、福建的金骏眉、浙江的龙井……徽商们所经营的茶叶店更像是五味杂陈的杂货铺。如何在北京市场推广安徽名茶，是每一个徽商如今都要迫切考虑的事情，北京安徽茶业商会也在这时呼之欲出了。
几天以后，黄山茶城，晚上8点，我又一次与洪治邂逅。而这一次，洪治的身份则是刚刚成立的北京安徽茶业商会的第一任会长。天色渐暗，熙来攘往的马连道已经安静了，但黄山茶城的二层还泛着暖光。我从茶城一侧的小门进入，沿步行梯上了二楼，穿过一排排已经上了锁的店面，走到商城一角的办公室，几个商会创世单位的同仁们正在那里为商会的组建和推广工作进行着讨论。这是一个公益性的组织，每个人都在为整个徽茶在北京的发展着想，言谈坦诚而富有建设性，这让我在春寒料峭的北方感受到了格外的温暖。此情此景，我们当即决定对安徽茶业商会的建立做一次深入的报道，便约定了采访时间。
转过天来的上午，还是在洪治的茶庄，还是从徽茶谈起。
洪治：“最有代表性的徽茶当属黄山毛峰，一是‘黄山’两个字的分量太重了，二是从茶园的面积和产量上来说，黄山毛峰都当仁不让排在第一。只是……”眉头皱了一下，“拿我来说吧，1994年，我就已经开始在做黄山毛峰了，十七八年的时间，黄山毛峰的销量虽然一直在增长，但幅度并不大。可以说，和迅猛增长的茶产业相比，毛峰的这点增幅几乎端不上台面。”
话题似乎又转到了徽商的身上。
安徽人做生意重诚信，讲仁义是有名在外的。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炽在广东经营茶叶生意，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别人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他因舍利取义在广东从商20余年，亏损本银数万两，却全无怨悔。而这反倒被安徽人特地在史书里记载，引以为荣。至今，传统徽商的经商之道在安徽商人中风骨犹存，安徽商人仍然怀着舍利取义的古风，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讲求诚信，注重产品质量。
“论付出，论勤奋，徽商并不逊色于任何商人，而且徽商一直给人以儒雅的感觉，可以说，徽商们的口碑是很不错的。但是，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沿海省份占了先机，积累起了不小的财力优势。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绿茶里的龙井、乌龙茶里的铁观音都比其他内陆省份的茶品抢到了一定的先机，再结合其成功的市场运作与推广，这让迟到的徽茶有点显得势单力孤了。”
我在他的话里感觉到了徽商们成立协会的迫切心情，的确，若再不形成合力，以现在态势黄山毛峰和西湖龙井完全没有竞争的实力。
“以前在困难的时候有种说法叫抱团取暖，现在我们要抱团发展，光产品好不行，再好的产品也需要完善的市场营销策略。黄山毛峰有很多厚重的文化积淀，但它的推广却滞后了许多，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打组合拳，还要有时间的积累，”一说起商会的工作，洪治来了精神，他挺了挺腰板，“我们初步地想，一个是在新茶上市的时候做隆重的宣传，让消费者知道徽派茶叶，了解徽派茶叶；二是与北京其他的茶相关团体做些合作，并充分考虑到媒体的推广作用。”
其实，就我所知，推广活动这方面安徽当地政府也并没有闲着，2006、2007年曾搞过两次声势浩大的黄山茗茶北京推介会，当时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但2008年之后，活动就没再继续，这也是洪治他们这些在京的徽商感到比较遗憾的事情。
“凡事贵在坚持，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开始北上推广的福鼎白茶的活动一直在进行，而今，这一只有闽北才有的特色茶品竟也在花茶、绿茶趋于饱和的北方市场里分得了一杯羹，并在北京稳固住了一席之地。”看到那么多茶品北上成功的案例，徽商成立的茶业商会似乎有着一种面对徽茶义不容辞的责任。
“以前是单一的茶商，没有权利也没有通道去找政府传达自己的声音，比如说2007年的那个推广活动的持续，即使建议传递到了主管部门那里，但声音还太过渺小，没有影响力。现在我们成立了商会，形成了一种群体的力量，话语的分量会重很多。而且，一个徽商的一两家小店面，在几千家店面的马连道几乎微不足道，但是如果聚集一两百家店铺，就会形成一种地方力量，徽茶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地方政府那里，分量会更重。”
形成合力争取话语权其实只是安徽茶业商会的第一步，往深远的层次考虑，商会想得更多的则是站在产业的角度去促进徽茶的发展，做的也都是一些公益的事情。而这也能使徽商们摒弃一己之私，团结在商会里，利用自己的人脉与关系为商会出力献策。
“商会目前还只是一个平台，是一种联谊，一条纽带，我希望今后它也是一个实体，整合徽茶在北京的资源，创建徽商的共同利益。比如说打广告，任何宣传安徽茶叶的广告都有其巨大的公益性，让一家企业来做这个事情，不仅不划算，而且势单力孤，但如果由商会出面来做，这就顺理成章得多，而分摊下来，每个企业的投入要远小于它所带来的巨大收益。”
关于商会的设想，洪治侃侃而谈了很多，看得出，他对商会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