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五星红旗在奥运会场上空冉冉升起的时候，当翟志刚手举五星红旗漫步太空的时候，当悬挂着五星红旗的驱逐舰乘风破浪在亚丁湾巡航的时候……你是否心生敬意、激动不已?而有一个人在看到五星红旗作为祖国的象征迎风飘扬时，心情比我们更激动，他就是最早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制定国旗法法规建议的李玉坤。
李玉坤，今年65岁，住江苏省如皋市如城镇，系七、八、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苏省第十届、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任江苏省如皋市丝毯艺术博物馆馆长，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级工艺美术师”。他设计的挂毯曾被已故伟人邓小平、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诸多国家政要收藏。而他人生中最大的亮点在于推动我国国旗立法，因他的一条建议诞生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以下简称《国旗法》)。
因同住一座小城，笔者曾多次采访李玉坤。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李玉坤翻阅着他与国旗设计者曾联松的合影照片及曾联松的题词，触景生情。14年前，他与曾联松相聚时互相倾吐国旗与《国旗法》诞生内幕的场景像过电影一样，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1996年国庆前夕，李玉坤在国旗徽章设计专利获得者徐大公等人的陪同下，赶赴上海市山阴路拜访德高望重、已是73岁高龄的五星红旗设计者曾联松先生。曾联松的家很简陋，最醒目的是墙上一幅曾先生与国旗的照片。如果没有这幅照片的提醒，他们很难把这个简陋的房间与共和国国旗设计者联系起来。当时的上海天气闷热，房间里没有空调，曾先生摇着芭蕉扇还是不停地流汗，但这就是五星红旗的设计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诞生地。
曾联松1917年生于浙江瑞安，自幼聪明好学，性格温和。和同时代的许多中国人一样，他在战乱和动荡中成长。从上中学开始，他就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中央大学求学时，除攻读经济学外，他还选学了美学，这为以后设计国旗奠定了美学理论基础。曾联松在中央大学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抗日联合会”，于1938年5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过中央大学第三任党支部书记。几经动荡辗转后，曾联松于1947年来到上海，就任“上海经济通讯社”专职秘书，当时他的任务是为我党收集国统区的经济情报……
“谢谢您为我们国家设计了国旗，我早就盼着来拜访您。您是国旗的设计人，我因为提了一条建议，诞生了一部《国旗法》，我们两代人志同道合，心心相印，都与国旗结下了不解之缘!”李玉坤握着曾联松的手说。
曾联松很是兴奋：“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一提起五星红旗，我的心情就难以平静，不论谈多久总不觉得累，记忆犹新啊!”曾老说着，便小心翼翼地取出他珍藏近半个世纪的一份国旗设计图案样稿，像展示传家宝似的，慢慢地打开，展现在大家面前。接着便滔滔不绝地讲述他设计国旗的过程：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走上街头游行、扭秧歌，欢庆胜利，欢庆解放。这动人的场面，一次又一次激起曾联松内心的波澜。不久，他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征集国旗图案启事，一下子来了精神。他思绪万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应是伟大祖国的象征、中华儿女的寄托、炎黄子孙的骄傲!自己虽然不是专业画家，但有一定的美术基础，应积极投身到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设计工作中去。他找到自己当年的学生何仲麟，向他借了圆规，又买了一大捆彩色油光纸，兴冲冲地回了家。
7月的上海，一片火热。为设计最佳国旗图案，曾联松日夜挥汗，伏案描绘，到了痴迷的程度。有一天，已到午夜时分，面对一堆画着各种图案的稿纸，他感到疲劳了。他推开窗户，张口呼吸新鲜空气，又做了几个扩胸动作，觉得神志清爽了许多。他抬头仰望窗外满天的繁星，忽然来了灵感，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启发：夜间走远路，要看北斗星。有一颗星最亮，其余的小星围绕着最亮的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就像围着北斗的4颗小星。想到这里，他迅速返回房间，重新设计方案。
曾联松先用红色作为国旗的基础色，代表解放、光明、热烈，再剪出一个大的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并以大星导引于前，后又剪出4颗小星环绕于大星，像星拱北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还把五角星设计为三原色中最亮的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旗面相协调，也像早晨彩霞中的金光，灿烂辉煌，色调简练而庄严大气，而且，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经过近一个月的设计构图，曾联松制作了两份五星红旗图案，一份寄出去应征，一份保留家中。他最终确定的五星红旗图案为：红色油光纸做成的旗面，旗面左上角贴着1颗黄色的大五角星，大星上贴着用红色油光纸制作的“镰刀斧头”标志，大星右侧呈半圆形贴着4颗黄色小五角星。旗面简洁而不单调，雍容而具气势，明朗而不萧疏。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了象征新中国诞生的国旗。这面特制的大国旗，长5米多，宽3米多，飘扬在天安门广场蔚蓝的上空。看着迎风招展的国旗，曾联松情不自禁地狂舞起来。他觉得飘扬的五星红旗是人世间最美的舞蹈，是天底下最艳丽的色彩。
曾联松从报纸上看到公布的国旗图案时，既激动又惊诧，因为五星红旗和自己设计的国旗图案几乎相同，但又无法确定是否是自己的作品。因为在他设计的国旗图案中，大星中嵌有“镰刀斧头”。
1950年9月27日，曾联松意外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寄来的一封信。来信说：“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合现在500元)，分别交邮局和人民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此时，距他设计国旗已整整一年。他心中的结终于解开了，五星红旗正是自己设计的作品。他一连激动了好几天。
曾联松从来信中还得知：1949年秋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收到了国旗应征图案2992幅。从中筛选了38幅作候选图案，并编辑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发给政协与会人员阅评。他的五星红旗图案位列32号，首先被田汉、郭沫若等名家看中，由田汉送呈毛泽东主席审阅。毛主席同意选为国旗，但建议删去“镰刀斧头”，成为一幅纯洁亮丽的五星红旗，交由政协会议讨论。毛主席说：五星红旗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曾联松越说越激动。突然，他扔掉拐杖扶着藤椅站起来，两眼盯着前方，炯炯有神。他亮开嗓门，模仿毛主席开国大典上的语调大声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曾老面色红润，语调慷慨激昂。此情 此景，所有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眼眶中跳动着晶莹的泪花……
李玉坤连忙扶着曾老说：
“曾老，五星红旗既美观端庄，又寓意深刻，当时你能设计这样的图案真不简单啊!”
曾老不因为设计了国旗而沾沾自喜。他话锋一转，笑着对李玉坤说：“小李，我在报上看到关于你的报道，极为高兴。从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亲自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到1990年10月1日，横跨了41个年头，中国才产生了一部《国旗法》，你的一条建议可为国家做了一件大好事呀!”
李玉坤连连摆手：“我仅仅尽了一名人大代表应尽的职责，出于强烈的爱国心和参政意识，才写了关于尽快制定悬挂国旗具体办法的建议，没想到这条建议竟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并诞生了《国旗法》。我能得到这么高的荣誉，与您这位国旗设计者的贡献是永远分不开的，我再次向您表示致敬!”接着，李玉坤向曾老汇报了他倡议制定《国旗法》及《国旗法》诞生的内幕。
1988年初，李玉坤光荣地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一年国庆节，他带着孩子漫步在如城镇街头。街上车水马龙，店内商品琳琅满目。但他仍觉得缺了点什么……李玉坤不禁想起前不久在美国考察时所见到的场景。在美国，无论博物馆、艺术馆，还是工厂、机关、学校，星条旗无所不在，甚至连老百姓的邮箱里、邮递员的车架前都插着美国国旗。美国人对国旗如此重视，美国人的国家意识让他震撼，而我们国家在这样隆重的节日里，整条街上都见不到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他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滋味。回家后，他查阅了不少资料，发现世界各国对象征国家的国旗、国徽、国歌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而我国至今还没有一条与国旗有关的法规。当晚，他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强烈的民族意识一次次撞击着他的心。他翻身下床，扭亮台灯，奋笔疾书，写下了《加强爱国教育，唤起人民的国家观念，尽快制定张挂国旗具体办法的建议》：
近年来，我国各地方政府，基层单位，包括学校、工厂、国家机构的升降国旗习惯已渐渐淡薄，乃至很少看到国旗的存在。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早年国庆节到处有五星红旗飘扬，甚至所有的商店门口均悬挂国旗，而近年则几乎看不到这种现象。最近我参加中国华阳公司组织的企业家培训赴美两个月，参观过大批工厂、学校、银行、商店、乡村，所到之处，均能见到美国国旗，这体现了美国人的“国家观念”比我们浓。
从奥运会授奖升旗、奏国歌仪式，我们也深深感到国旗的分量，我认为：制作一面五星红旗的代价是十分有限的，而在人们心目中所起的作用，则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在当前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形势下，我国人民和国外的交往将会增多。应该说：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刻不容缓的，这种教育能使人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的时候，首先考虑到祖国的强盛和自己所应作出的努力，不至于因为羡慕西方的生活而忘却自己应尽的义务，以至造成思想的迷惘和混乱。国旗的存在往往对唤起人们的“国家观念”会起一定的辅助作用，为此，特建议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尽快制定张挂国旗具体办法，以唤起人们的“国家观念”。
10月6日，几经修改，李玉坤将建议装入人民代表专用信封，寄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一位普通人大代表的建议，惊动了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两个月后，李玉坤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寄来的一封信函。信中还附着国务院有关部门请示制定国旗法的报告。报告写道：“李玉坤代表提出的建议很重要，我国至今还没有悬挂国旗的法律依据，制定这方面的法规刻不容缓，建议由国务院法制局、全国人大和政协草拟悬挂国旗的法律或办法。”信里还告知了一些情况：“已陆续有人民群众对国旗国歌的规范提出了建议，而你是人大代表中第一个提出来的。也只有人大代表提出议案，才有可能为国旗立法!”
这是一个迟到的法律。信中介绍：1950年上半年，中国政协第六小组就起草过《关于国旗升挂办法和国歌演奏办法》的法规草案，由当时国务院秘书长林伯渠交给毛主席，请求批准。1950年9月7日，毛主席在文件末尾批了“同意”两字，并签上“毛泽东”；到了9月9日，毛主席又在“同意”两字上画了“×”，在后面写上“缓办”二字，随后签上“毛泽东”。38年前，这项立法就此搁置了。
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38年后，因为李玉坤的一条建议，国旗立法将变为现实。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来信后不久，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第十三次会议反复审议了《国旗法草案》。199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签发28号主席令，正式颁布了《国旗法》，并于同年10月1日实施。很短时间内，李玉坤的名字即与《国旗法》联系在一起，以较高的频率出现于大众传媒。
听着李玉坤绘声绘色的介绍，曾联松对国旗的那份情意越来越浓。临别时，他饱蘸浓墨，为李玉坤挥毫题字：“壮哉，长城万里；伟兮，旗海千秋!”
采访结束时，李玉坤还向笔者介绍了曾联松晚年的一些情况。1987年，70岁的曾联松光荣离休；离休后。他经常为部队、学校等单位义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94年，他将五星红旗设计原稿等3件文物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1998年国务院给曾联松颁发了国务院特殊津贴证书；1999年国庆50周年大庆前夕，以曾联松为主人公的电影《共和国之旗》在全国公映，这一年，曾联松半身铜像也安放在他的故乡浙江瑞安市飞云江畔；1999年lO月，曾联松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逝世，享年82岁。
“曾联松离去了，但他设计的五星红旗将永远高高飘扬，从天安门广场飘向神州大地，飘向五湖四海，飘向每一个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与尊严的地方!”李玉坤慷慨而言：“我一直这样认为：在一个国家的历史长河中，体现泱泱大国气度与风范的，是她的人民。人民心中有国旗，整个民族有理想，这个国家与民族就有勇往直前的动力。有生之年，我要通过不懈努力，让人们心中涌动的是五星红旗的激情、眼前飘扬的是五星红旗的海洋。”
李玉坤，今年65岁，住江苏省如皋市如城镇，系七、八、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苏省第十届、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任江苏省如皋市丝毯艺术博物馆馆长，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级工艺美术师”。他设计的挂毯曾被已故伟人邓小平、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诸多国家政要收藏。而他人生中最大的亮点在于推动我国国旗立法，因他的一条建议诞生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以下简称《国旗法》)。
因同住一座小城，笔者曾多次采访李玉坤。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李玉坤翻阅着他与国旗设计者曾联松的合影照片及曾联松的题词，触景生情。14年前，他与曾联松相聚时互相倾吐国旗与《国旗法》诞生内幕的场景像过电影一样，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1996年国庆前夕，李玉坤在国旗徽章设计专利获得者徐大公等人的陪同下，赶赴上海市山阴路拜访德高望重、已是73岁高龄的五星红旗设计者曾联松先生。曾联松的家很简陋，最醒目的是墙上一幅曾先生与国旗的照片。如果没有这幅照片的提醒，他们很难把这个简陋的房间与共和国国旗设计者联系起来。当时的上海天气闷热，房间里没有空调，曾先生摇着芭蕉扇还是不停地流汗，但这就是五星红旗的设计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诞生地。
曾联松1917年生于浙江瑞安，自幼聪明好学，性格温和。和同时代的许多中国人一样，他在战乱和动荡中成长。从上中学开始，他就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中央大学求学时，除攻读经济学外，他还选学了美学，这为以后设计国旗奠定了美学理论基础。曾联松在中央大学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抗日联合会”，于1938年5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过中央大学第三任党支部书记。几经动荡辗转后，曾联松于1947年来到上海，就任“上海经济通讯社”专职秘书，当时他的任务是为我党收集国统区的经济情报……
“谢谢您为我们国家设计了国旗，我早就盼着来拜访您。您是国旗的设计人，我因为提了一条建议，诞生了一部《国旗法》，我们两代人志同道合，心心相印，都与国旗结下了不解之缘!”李玉坤握着曾联松的手说。
曾联松很是兴奋：“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一提起五星红旗，我的心情就难以平静，不论谈多久总不觉得累，记忆犹新啊!”曾老说着，便小心翼翼地取出他珍藏近半个世纪的一份国旗设计图案样稿，像展示传家宝似的，慢慢地打开，展现在大家面前。接着便滔滔不绝地讲述他设计国旗的过程：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走上街头游行、扭秧歌，欢庆胜利，欢庆解放。这动人的场面，一次又一次激起曾联松内心的波澜。不久，他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征集国旗图案启事，一下子来了精神。他思绪万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应是伟大祖国的象征、中华儿女的寄托、炎黄子孙的骄傲!自己虽然不是专业画家，但有一定的美术基础，应积极投身到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设计工作中去。他找到自己当年的学生何仲麟，向他借了圆规，又买了一大捆彩色油光纸，兴冲冲地回了家。
7月的上海，一片火热。为设计最佳国旗图案，曾联松日夜挥汗，伏案描绘，到了痴迷的程度。有一天，已到午夜时分，面对一堆画着各种图案的稿纸，他感到疲劳了。他推开窗户，张口呼吸新鲜空气，又做了几个扩胸动作，觉得神志清爽了许多。他抬头仰望窗外满天的繁星，忽然来了灵感，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启发：夜间走远路，要看北斗星。有一颗星最亮，其余的小星围绕着最亮的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就像围着北斗的4颗小星。想到这里，他迅速返回房间，重新设计方案。
曾联松先用红色作为国旗的基础色，代表解放、光明、热烈，再剪出一个大的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并以大星导引于前，后又剪出4颗小星环绕于大星，像星拱北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还把五角星设计为三原色中最亮的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旗面相协调，也像早晨彩霞中的金光，灿烂辉煌，色调简练而庄严大气，而且，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经过近一个月的设计构图，曾联松制作了两份五星红旗图案，一份寄出去应征，一份保留家中。他最终确定的五星红旗图案为：红色油光纸做成的旗面，旗面左上角贴着1颗黄色的大五角星，大星上贴着用红色油光纸制作的“镰刀斧头”标志，大星右侧呈半圆形贴着4颗黄色小五角星。旗面简洁而不单调，雍容而具气势，明朗而不萧疏。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了象征新中国诞生的国旗。这面特制的大国旗，长5米多，宽3米多，飘扬在天安门广场蔚蓝的上空。看着迎风招展的国旗，曾联松情不自禁地狂舞起来。他觉得飘扬的五星红旗是人世间最美的舞蹈，是天底下最艳丽的色彩。
曾联松从报纸上看到公布的国旗图案时，既激动又惊诧，因为五星红旗和自己设计的国旗图案几乎相同，但又无法确定是否是自己的作品。因为在他设计的国旗图案中，大星中嵌有“镰刀斧头”。
1950年9月27日，曾联松意外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寄来的一封信。来信说：“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合现在500元)，分别交邮局和人民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此时，距他设计国旗已整整一年。他心中的结终于解开了，五星红旗正是自己设计的作品。他一连激动了好几天。
曾联松从来信中还得知：1949年秋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收到了国旗应征图案2992幅。从中筛选了38幅作候选图案，并编辑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发给政协与会人员阅评。他的五星红旗图案位列32号，首先被田汉、郭沫若等名家看中，由田汉送呈毛泽东主席审阅。毛主席同意选为国旗，但建议删去“镰刀斧头”，成为一幅纯洁亮丽的五星红旗，交由政协会议讨论。毛主席说：五星红旗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曾联松越说越激动。突然，他扔掉拐杖扶着藤椅站起来，两眼盯着前方，炯炯有神。他亮开嗓门，模仿毛主席开国大典上的语调大声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曾老面色红润，语调慷慨激昂。此情 此景，所有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眼眶中跳动着晶莹的泪花……
李玉坤连忙扶着曾老说：
“曾老，五星红旗既美观端庄，又寓意深刻，当时你能设计这样的图案真不简单啊!”
曾老不因为设计了国旗而沾沾自喜。他话锋一转，笑着对李玉坤说：“小李，我在报上看到关于你的报道，极为高兴。从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亲自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到1990年10月1日，横跨了41个年头，中国才产生了一部《国旗法》，你的一条建议可为国家做了一件大好事呀!”
李玉坤连连摆手：“我仅仅尽了一名人大代表应尽的职责，出于强烈的爱国心和参政意识，才写了关于尽快制定悬挂国旗具体办法的建议，没想到这条建议竟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并诞生了《国旗法》。我能得到这么高的荣誉，与您这位国旗设计者的贡献是永远分不开的，我再次向您表示致敬!”接着，李玉坤向曾老汇报了他倡议制定《国旗法》及《国旗法》诞生的内幕。
1988年初，李玉坤光荣地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一年国庆节，他带着孩子漫步在如城镇街头。街上车水马龙，店内商品琳琅满目。但他仍觉得缺了点什么……李玉坤不禁想起前不久在美国考察时所见到的场景。在美国，无论博物馆、艺术馆，还是工厂、机关、学校，星条旗无所不在，甚至连老百姓的邮箱里、邮递员的车架前都插着美国国旗。美国人对国旗如此重视，美国人的国家意识让他震撼，而我们国家在这样隆重的节日里，整条街上都见不到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他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滋味。回家后，他查阅了不少资料，发现世界各国对象征国家的国旗、国徽、国歌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而我国至今还没有一条与国旗有关的法规。当晚，他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强烈的民族意识一次次撞击着他的心。他翻身下床，扭亮台灯，奋笔疾书，写下了《加强爱国教育，唤起人民的国家观念，尽快制定张挂国旗具体办法的建议》：
近年来，我国各地方政府，基层单位，包括学校、工厂、国家机构的升降国旗习惯已渐渐淡薄，乃至很少看到国旗的存在。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早年国庆节到处有五星红旗飘扬，甚至所有的商店门口均悬挂国旗，而近年则几乎看不到这种现象。最近我参加中国华阳公司组织的企业家培训赴美两个月，参观过大批工厂、学校、银行、商店、乡村，所到之处，均能见到美国国旗，这体现了美国人的“国家观念”比我们浓。
从奥运会授奖升旗、奏国歌仪式，我们也深深感到国旗的分量，我认为：制作一面五星红旗的代价是十分有限的，而在人们心目中所起的作用，则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在当前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形势下，我国人民和国外的交往将会增多。应该说：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刻不容缓的，这种教育能使人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的时候，首先考虑到祖国的强盛和自己所应作出的努力，不至于因为羡慕西方的生活而忘却自己应尽的义务，以至造成思想的迷惘和混乱。国旗的存在往往对唤起人们的“国家观念”会起一定的辅助作用，为此，特建议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尽快制定张挂国旗具体办法，以唤起人们的“国家观念”。
10月6日，几经修改，李玉坤将建议装入人民代表专用信封，寄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一位普通人大代表的建议，惊动了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两个月后，李玉坤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寄来的一封信函。信中还附着国务院有关部门请示制定国旗法的报告。报告写道：“李玉坤代表提出的建议很重要，我国至今还没有悬挂国旗的法律依据，制定这方面的法规刻不容缓，建议由国务院法制局、全国人大和政协草拟悬挂国旗的法律或办法。”信里还告知了一些情况：“已陆续有人民群众对国旗国歌的规范提出了建议，而你是人大代表中第一个提出来的。也只有人大代表提出议案，才有可能为国旗立法!”
这是一个迟到的法律。信中介绍：1950年上半年，中国政协第六小组就起草过《关于国旗升挂办法和国歌演奏办法》的法规草案，由当时国务院秘书长林伯渠交给毛主席，请求批准。1950年9月7日，毛主席在文件末尾批了“同意”两字，并签上“毛泽东”；到了9月9日，毛主席又在“同意”两字上画了“×”，在后面写上“缓办”二字，随后签上“毛泽东”。38年前，这项立法就此搁置了。
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38年后，因为李玉坤的一条建议，国旗立法将变为现实。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来信后不久，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第十三次会议反复审议了《国旗法草案》。199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签发28号主席令，正式颁布了《国旗法》，并于同年10月1日实施。很短时间内，李玉坤的名字即与《国旗法》联系在一起，以较高的频率出现于大众传媒。
听着李玉坤绘声绘色的介绍，曾联松对国旗的那份情意越来越浓。临别时，他饱蘸浓墨，为李玉坤挥毫题字：“壮哉，长城万里；伟兮，旗海千秋!”
采访结束时，李玉坤还向笔者介绍了曾联松晚年的一些情况。1987年，70岁的曾联松光荣离休；离休后。他经常为部队、学校等单位义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94年，他将五星红旗设计原稿等3件文物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1998年国务院给曾联松颁发了国务院特殊津贴证书；1999年国庆50周年大庆前夕，以曾联松为主人公的电影《共和国之旗》在全国公映，这一年，曾联松半身铜像也安放在他的故乡浙江瑞安市飞云江畔；1999年lO月，曾联松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逝世，享年82岁。
“曾联松离去了，但他设计的五星红旗将永远高高飘扬，从天安门广场飘向神州大地，飘向五湖四海，飘向每一个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与尊严的地方!”李玉坤慷慨而言：“我一直这样认为：在一个国家的历史长河中，体现泱泱大国气度与风范的，是她的人民。人民心中有国旗，整个民族有理想，这个国家与民族就有勇往直前的动力。有生之年，我要通过不懈努力，让人们心中涌动的是五星红旗的激情、眼前飘扬的是五星红旗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