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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邓先碧曾作为重庆市卫生局的代表出现在法庭上。当时她身兼二职——重庆市卫生局副巡视员和药品招标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基本药物招标工作，与不满招标结果的药商对簿公堂。之前她曾任重庆市卫生局规财处处长，在2000年重庆试点实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后一直分管招标工作。
一年后，当再次涉入医药案件时，她已作为落马者成为被调查对象。
今年春节前后，因药品招标事宜，即将退休的邓先碧被检察机关带走。到5月，其副巡视员职务被免。而在她出事前，在同一医保药品利益链上，已牵涉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社保局）四位官员，公立医院的院长、药剂师和医生，以及逾十名药商——这是2007年国内实行药品集中招标以来，重庆市医疗领域最大一宗案件，被称为“重庆医保窝案”。目前，邓先碧为涉案官员中级别最高者。
案件导火索为2010年8月对重庆市江北区第一人民医院（下称江北一医）院长周荣福的举报。从2007年8月开始，为使所代理的药品进入该院，重庆泰宇医药有限公司（下称泰宇公司）总经理王德志多次行贿周荣福。被查期间，王德志交待为使药品进入重庆市医保、基本药物目录，还曾“打点”重庆市社保局、卫生局相关官员。
随后，重庆市社保局医保处处长蔡岩，医保处调研员吕杰，重庆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主任王宏、副主任康晓晴，及邓先碧等官员应声落马。由于邓先碧案尚在调查之中，或将有更多官员、医院人士和药商涉案。
而周荣福被查伊始，消息随即传遍重庆医药圈。据一位圈内人士回忆：“当时很吃惊，重庆司法系统这次戳破的是医药圈内的‘潜规则’。”既有披露的案情，勾勒出的是整个医药行业“潜规则”下，围绕医保系统官员、药商和医院人士等的一条清晰的医保药品利益链条。而如何除弊清毒，仍待政策调整及加强监管。
“单独定价”法门
一颗药从出厂到高价进入医院，其间要经过怎样的灰色历程？
从医药企业或代理公司的部门设置，可见一斑。据重庆一药企人士介绍，一般制药企业会设有四个办公室：新药办，让新药获批；物价办，给品种定高价；目录办，让品种进各种目录；招投标办，让药品高价中标。
而在这些目标完成后，还需要组织大量的医药代表，对医生进行临床促销，诸多药品生产企业90％的职工都是销售人员。据业内人士估算，目前全国医药代表大约有180万人，和医生数量基本持平。
上述人士称，药企“掘金”的前三个步骤为，首先找到要仿制的药品，请医药专家编制新药三期临床试验报告；然后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称SFDA）申报新药，拿到新药批号；再到发改委价格司申请单独定价。单独定价确定的是药品的最高零售价，也就是患者从医院或药店购买时的价格。
在与医保部门打交道之前，药商们已走完了这三步。以重庆医保窝案为例，相关涉案药商——重庆衡世医药有限公司（下称衡世公司）蓝建洪、晟大医药公司高小坤等人代理头孢曲松钠他唑巴坦钠、五水头孢唑林钠、拉氧头孢等药品，据业内人士披露，上述药品出厂价不过几块钱，而经“单独定价”后确定的最高零售价高达几十元乃至百元以上。如衡世公司代理的16种抗生素药品中，有12种单独定价——占总代理药品的80％以上。
为何“单独定价”备受医药公司青睐？背景是，国内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市场上拥有行政垄断地位，并且通过相关政策和措施把行政垄断地位延伸到了药品零售环节，加之以药养医体制，使得公立医院具有高价卖药的能力也有高价卖药的需要。
据业内人士介绍，二三级医院的运营费用，五成左右来自于卖药收益，这意味着公立医院的药品零售价必须较高并且批零加价较大，否则难以维持生存。
与此同时，公立医院销售的绝大多数药品由政府制定最高零售价，政府定价包括统一定价和单独定价两种价格管理体系，临床使用多年的仿制药即业内所称普药，多为统一定价，价格低廉，销售这类药品医院几无收益，例如，80万单位的青霉素采购价约在0.35元左右，零售价0.8元左右，一个感冒病人大概只需3支青霉素，医院的卖药收益不足两元；而所谓“新药”则采取单独定价政策，由于国内新药标准非常宽松，国内所谓的新药绝大多数还是仿制药，有效成分和普药一样，往往仅仅是规格、剂型或者辅料的差别。
企业向SFDA提出新药申请，获得新药批号后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单独定价，有效成分相同的“新药”和普药之间的价格差异高达数倍甚至数十倍。这些获得“单独定价”的高价“新药”才是医院愿意采购、医生愿意处方的药品。
上述业内人士介绍，国内七成以上的药品零售由公立医疗机构完成，面对这样一个拥有买方垄断地位的客户，医药公司自然竭尽全力投其所好，药企对“单独定价”药品趋之若鹜也就毫不奇怪了。
以抗生素为例，重庆市某二级医院药剂科主任向《财经》记者称，在相关医院“抗生素种类至少100多种，绝大多数是新药”。
在重庆市药品交易所，由衡世公司代理、深圳九新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单独定价药品“五水头孢唑林钠”（规格为2g），显示挂牌价为79.14元，而在分子结构、疗效和规格上并无差别的普药头孢唑林钠，价格却不足8元。
单独定价的新药分为六类。衡世公司代理的海口奇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头孢曲松钠他唑巴坦钠”（规格为1g），属于“保护期内一类新药”，在重庆药交所显示的挂牌价高达101.25元。业内人士介绍，他唑巴坦钠为溶解剂，该药实际药效相当于头孢曲松钠。而上海新先锋生产的头孢曲松钠，在国产药中质量属于上乘，同规格价格仅为3元。“仅多加一个溶解剂（1g成本不超过3元）”后，价格摇升30倍。
除价格悬殊，保护期一类新药还有其他“特权”——按《药品价格管理规定》，一类新药的保护期为12年，比五类、六类新药多六年。保护期内不可被仿制，因此在集中招标采购过程中，由于并无多品牌投标竞争，此类药品可轻松获得高中标价。
“当然，这需要招标办等相关政府机构的配合”，某业内人士说，“否则，如何解释既然已经有3元左右的国产头孢曲松钠中标，亦有30元左右和80元左右的进口或外资头孢曲松钠中标，为何还要中标一个药效并无实质区别，价格却要高得多的‘头孢曲松纳他唑巴坦纳’？”。
由于近年来普药不断降价，渐渐地利润微薄，单独定价的新药成为药企主要的利益诉求。
目录调整玄机
“单独定价”之后，进入地方医保目录，是药品得以高价进入医院的重要“门票”。因医院掌握处方权，80％以上的药品经由医院销售。而纳入医保目录中的药品可全部或部分报销，患者更易接受。
一旦进入医保目录，药品销售量可以上翻数十倍甚至百倍。同样以衡世公司代理的抗生素药品为例，16种抗生素药品100％属于重庆医保乙类药品。
2009年11月30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09年版)》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发布。医保目录分甲类和乙类，甲类目录考虑全国最贫困地区的用药现实，由国家统一制定，药品价格低廉，100％报销。乙类目录中的药品数量，各地主管部门有15％的调整权。而购买这部分药品，患者需部分自付——重庆市的乙类药品患者自付比例为20％，剩余80％由医保埋单。
了解政策制定的人士介绍，给予各地15％的调整权，“除考虑地方用药习惯外，还要照顾地方利益，更主要的是保护本省企业。”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15％的医保目录调整权，成为地方医保部门权力寻租的空间。重庆医保窝案中，已有四名社保局官员因此“落水”。
今年8月，《财经》记者探访重庆社保局位于大溪沟办公区10楼的医疗保险办公室时，贴满近期工作记录的门后风平浪静。而一年半前，这里曾是药商们熙来攘往逐利之地。
2010年3月，重庆市乙类医保目录由社保局医保处和医疗保险管理中心两个部门牵头进行调整。据司法材料，2009年至2010年间，时任医保资金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康晓晴多次收受贵州拜特制药有限公司韦宏共11.3万元后，帮助将后者公司生产的两种中药注射液进入医保乙类目录；该办主任王宏从2010年3月开始，收受重庆泰宇医药有限公司王德志等三家药商共计75万余元。
重庆社保局副局长王安石曾称，“新增的药品种类，是重庆市各领域的医药专家，从全国1万多的药品名库中经过几轮投票挑选出来。”而实际的操作过程是，在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开始后，重庆市召开了三次医保药品评审专家会议，出席会议的专家名单和座次表，被医保处调研员吕杰一一提供给了药商蓝建洪。
随后，由王宏将需要“打点”的药品写在纸条上交与医保处处长蔡岩，由蔡岩向参与评审专家打好招呼，这些药品便一路绿灯出现在重庆市乙类医保目录上。
据法院认定，吕杰在此过程中，收受三家药商的贿赂共计14万元。今年7月15日，吕杰一审被重庆市江北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目前蔡岩涉案金额未明。另据王宏供述，他的上司、重庆市社保局时任局长曾面授机宜：有人要来找你帮忙，使药品进入医保目录，请在不违反政策的情况下提供帮助。王宏对此表示同意。
此外，由于药品进入目录的决定权掌握在评审专家之手，相关评审并无标准，完全依靠“专家举手”，相关专家是否涉案，仍有待办案机关调查及公布。
在这次目录调整后，纳入参保群众购销“药品目录”的西药乙类药品共计有869种，中成药乙类药品有942种。其中由重庆自主挑选的新增药品为219种，绝大多数是价格较高的新药，与重庆方面强调的“价格合理”的选择标准自相矛盾。
上述219种药品，80％的金额由医保基金支付，业内人士测算每年约为1.2亿元。这1.2亿元医保基金，通过这张“灰色”的医保目录，其中大部分流入医院包括医生的口袋，一部分流向医药公司和相关官员。
而窝案爆发后，这份医保目录依旧执行至今。
除医保目录外，2010年开始实行的基本药物制度，也被借以寻租。因进入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可全部报销，二三级医院也按一定比例销售，因此，也成为药商公关领域。
重庆市基本药物地方增补目录由该市卫生局下属的“重庆市医疗机构药品和医疗器械集中采购领导小组”制定，邓先碧是小组成员之一。
接近邓先碧案的人士称，衡世公司董事长蓝建洪曾试图通过邓将头孢曲松钠他唑巴坦钠等药品运作进入基本药物目录，但未能成功。
据《重庆市基本药物目录补充目录2010年版》，205种地方增补药物中，属于医保乙类的占90％以上，其中高价新药占到约30％——这部分药品得以从按一定比例报销，转为全部报销。
医院入场公关
在进入医保目录，拿到进入医院的门票后，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成为横在药商面前的最后一道门槛。为确保能在集中招标中中标，医药企业投入了巨额成本，招标办成为医药企业的核心部门。
中标意味着药品获得了进入医院的通行证。但是，由于一个品规（药品的规格，如剂量大小、剂型等）允许几十个厂家同时中标，中标品规到底能不能产生销售、产生多少销售、能否及时回款，则主要倚赖供应商对医疗机构和医生的公关。
2007年8月，为在江北一医开设账号，在约院长周荣福吃饭后，泰宇公司总经理王德志行贿周荣福5万元。2008年，为感谢周荣福帮忙将泰宇公司代理的产品“大输液”更换为售价翻番的软包装，王德志又给予其3万元的酬谢。仅此一家公司，2007年8月至2010年8月三年间陆续行贿周荣福33万余元。
除院长外，需要“打点”的环节还包括药剂科与医生等诸多环节。据王德志供称，其代理的药品从进入医保目录到进医院销售，每一环节都要“找人”送钱。
江北一医药剂科主任左筠和内科主任彭力同涉此案。据参与此案侦查过程的人士介绍，在左筠、彭力之外，还有多名医生都牵涉其中，后者在规定期限内上缴所收钱款后被免于追究责任。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指出：“加价率管制政策即业内所说的顺价加价不准超过15％的政策，导致了医疗行业药品回扣行为的产生和泛滥。”如果没有加价率管制，将药品采购价尽可能压低到最低水平、同时把药品零售价维持在政府确定的最高零售价水平，可以获得最大的药品购销差价，显然这是实现医院（医生）收益最大化的最优途径。
但是，在政策规定医院批零加价不能超过15％的情况下，公立医院不得不利用其买方垄断地位和药厂合谋抬高药品批发价，这样一方面可以获得更大的合法加价收益，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返利和回扣形式获得更多的卖药收益。
比如，政府最高限价为199元的药品，医院要卖到199元，必须和药商一起做高采购价即中标价至173元，这样可以合法获得26元的加价收入，而实际药品采购价可能只有30元左右，中标价和实际采购价之间的140多元，大部分以回扣和返利形式流回医生和医院手中。
这样，合法加价加上回扣和返利，医院及医生实际拿到了130元左右。如果药品中标价降到实际采购价30元，医院的药品收益就只有4.5元。这显然严重损害医院和医生的利益。
因此，在药品加价率管制政策下，回扣成为医院获得卖药收益的重要形式，该行为不但不减少还会增加医院的卖药收益，因此医院内部没有抑制此种行为的动力.
以江北一医为例，每个月的药品销售额，医院会按照一定比例，返还各科室一部分，各科室则按照每个医生的处方额度，返还一定金额。上述侦查人士称：“这种情况都没有算进去。”
2010年8月30日，重庆市江北区纪委接到举报后，将周荣福“双规”。随后，同年9月19日，周荣福因受贿罪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而左筠和彭力则因受贿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在法律手段之外，重庆市亦通过经济手段，试图解决药品招标的问题。2010年3月，重庆药交所挂牌成立，当年9月开业运行。2011年4月底开始，非基本药物全部上线交易，同年7月1日开始，二三级医院的非基本药物采购亦全部通过药交所运行，目前累计交易额已达16亿元。
重庆市卫生局人士对《财经》记者称：“药交所这种方式将药品采购的人人对话转变为人机对话，如运行顺利，将来基本药物的交易也会纳入进来。”
朱恒鹏则认为，如集中招标继续进行，药品购销加价率管制不予调整以及不取消“禁止二次议价”的政策，那么医院的腐败寻租不会杜绝。此外，在缺乏严格监管追责之下，新药审批、定价、药品进入各种目录等各个环节皆可能成为助推药价、留出回扣贿赂空间的帮凶，埋单的则是进入医院的患者。
重庆医保窝案尚未画上句点。“还不知最后会有多少药商和政府人员‘进去’。”重庆医药圈一位药商坦言。
一年后，当再次涉入医药案件时，她已作为落马者成为被调查对象。
今年春节前后，因药品招标事宜，即将退休的邓先碧被检察机关带走。到5月，其副巡视员职务被免。而在她出事前，在同一医保药品利益链上，已牵涉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社保局）四位官员，公立医院的院长、药剂师和医生，以及逾十名药商——这是2007年国内实行药品集中招标以来，重庆市医疗领域最大一宗案件，被称为“重庆医保窝案”。目前，邓先碧为涉案官员中级别最高者。
案件导火索为2010年8月对重庆市江北区第一人民医院（下称江北一医）院长周荣福的举报。从2007年8月开始，为使所代理的药品进入该院，重庆泰宇医药有限公司（下称泰宇公司）总经理王德志多次行贿周荣福。被查期间，王德志交待为使药品进入重庆市医保、基本药物目录，还曾“打点”重庆市社保局、卫生局相关官员。
随后，重庆市社保局医保处处长蔡岩，医保处调研员吕杰，重庆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主任王宏、副主任康晓晴，及邓先碧等官员应声落马。由于邓先碧案尚在调查之中，或将有更多官员、医院人士和药商涉案。
而周荣福被查伊始，消息随即传遍重庆医药圈。据一位圈内人士回忆：“当时很吃惊，重庆司法系统这次戳破的是医药圈内的‘潜规则’。”既有披露的案情，勾勒出的是整个医药行业“潜规则”下，围绕医保系统官员、药商和医院人士等的一条清晰的医保药品利益链条。而如何除弊清毒，仍待政策调整及加强监管。
“单独定价”法门
一颗药从出厂到高价进入医院，其间要经过怎样的灰色历程？
从医药企业或代理公司的部门设置，可见一斑。据重庆一药企人士介绍，一般制药企业会设有四个办公室：新药办，让新药获批；物价办，给品种定高价；目录办，让品种进各种目录；招投标办，让药品高价中标。
而在这些目标完成后，还需要组织大量的医药代表，对医生进行临床促销，诸多药品生产企业90％的职工都是销售人员。据业内人士估算，目前全国医药代表大约有180万人，和医生数量基本持平。
上述人士称，药企“掘金”的前三个步骤为，首先找到要仿制的药品，请医药专家编制新药三期临床试验报告；然后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称SFDA）申报新药，拿到新药批号；再到发改委价格司申请单独定价。单独定价确定的是药品的最高零售价，也就是患者从医院或药店购买时的价格。
在与医保部门打交道之前，药商们已走完了这三步。以重庆医保窝案为例，相关涉案药商——重庆衡世医药有限公司（下称衡世公司）蓝建洪、晟大医药公司高小坤等人代理头孢曲松钠他唑巴坦钠、五水头孢唑林钠、拉氧头孢等药品，据业内人士披露，上述药品出厂价不过几块钱，而经“单独定价”后确定的最高零售价高达几十元乃至百元以上。如衡世公司代理的16种抗生素药品中，有12种单独定价——占总代理药品的80％以上。
为何“单独定价”备受医药公司青睐？背景是，国内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市场上拥有行政垄断地位，并且通过相关政策和措施把行政垄断地位延伸到了药品零售环节，加之以药养医体制，使得公立医院具有高价卖药的能力也有高价卖药的需要。
据业内人士介绍，二三级医院的运营费用，五成左右来自于卖药收益，这意味着公立医院的药品零售价必须较高并且批零加价较大，否则难以维持生存。
与此同时，公立医院销售的绝大多数药品由政府制定最高零售价，政府定价包括统一定价和单独定价两种价格管理体系，临床使用多年的仿制药即业内所称普药，多为统一定价，价格低廉，销售这类药品医院几无收益，例如，80万单位的青霉素采购价约在0.35元左右，零售价0.8元左右，一个感冒病人大概只需3支青霉素，医院的卖药收益不足两元；而所谓“新药”则采取单独定价政策，由于国内新药标准非常宽松，国内所谓的新药绝大多数还是仿制药，有效成分和普药一样，往往仅仅是规格、剂型或者辅料的差别。
企业向SFDA提出新药申请，获得新药批号后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单独定价，有效成分相同的“新药”和普药之间的价格差异高达数倍甚至数十倍。这些获得“单独定价”的高价“新药”才是医院愿意采购、医生愿意处方的药品。
上述业内人士介绍，国内七成以上的药品零售由公立医疗机构完成，面对这样一个拥有买方垄断地位的客户，医药公司自然竭尽全力投其所好，药企对“单独定价”药品趋之若鹜也就毫不奇怪了。
以抗生素为例，重庆市某二级医院药剂科主任向《财经》记者称，在相关医院“抗生素种类至少100多种，绝大多数是新药”。
在重庆市药品交易所，由衡世公司代理、深圳九新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单独定价药品“五水头孢唑林钠”（规格为2g），显示挂牌价为79.14元，而在分子结构、疗效和规格上并无差别的普药头孢唑林钠，价格却不足8元。
单独定价的新药分为六类。衡世公司代理的海口奇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头孢曲松钠他唑巴坦钠”（规格为1g），属于“保护期内一类新药”，在重庆药交所显示的挂牌价高达101.25元。业内人士介绍，他唑巴坦钠为溶解剂，该药实际药效相当于头孢曲松钠。而上海新先锋生产的头孢曲松钠，在国产药中质量属于上乘，同规格价格仅为3元。“仅多加一个溶解剂（1g成本不超过3元）”后，价格摇升30倍。
除价格悬殊，保护期一类新药还有其他“特权”——按《药品价格管理规定》，一类新药的保护期为12年，比五类、六类新药多六年。保护期内不可被仿制，因此在集中招标采购过程中，由于并无多品牌投标竞争，此类药品可轻松获得高中标价。
“当然，这需要招标办等相关政府机构的配合”，某业内人士说，“否则，如何解释既然已经有3元左右的国产头孢曲松钠中标，亦有30元左右和80元左右的进口或外资头孢曲松钠中标，为何还要中标一个药效并无实质区别，价格却要高得多的‘头孢曲松纳他唑巴坦纳’？”。
由于近年来普药不断降价，渐渐地利润微薄，单独定价的新药成为药企主要的利益诉求。
目录调整玄机
“单独定价”之后，进入地方医保目录，是药品得以高价进入医院的重要“门票”。因医院掌握处方权，80％以上的药品经由医院销售。而纳入医保目录中的药品可全部或部分报销，患者更易接受。
一旦进入医保目录，药品销售量可以上翻数十倍甚至百倍。同样以衡世公司代理的抗生素药品为例，16种抗生素药品100％属于重庆医保乙类药品。
2009年11月30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09年版)》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发布。医保目录分甲类和乙类，甲类目录考虑全国最贫困地区的用药现实，由国家统一制定，药品价格低廉，100％报销。乙类目录中的药品数量，各地主管部门有15％的调整权。而购买这部分药品，患者需部分自付——重庆市的乙类药品患者自付比例为20％，剩余80％由医保埋单。
了解政策制定的人士介绍，给予各地15％的调整权，“除考虑地方用药习惯外，还要照顾地方利益，更主要的是保护本省企业。”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15％的医保目录调整权，成为地方医保部门权力寻租的空间。重庆医保窝案中，已有四名社保局官员因此“落水”。
今年8月，《财经》记者探访重庆社保局位于大溪沟办公区10楼的医疗保险办公室时，贴满近期工作记录的门后风平浪静。而一年半前，这里曾是药商们熙来攘往逐利之地。
2010年3月，重庆市乙类医保目录由社保局医保处和医疗保险管理中心两个部门牵头进行调整。据司法材料，2009年至2010年间，时任医保资金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康晓晴多次收受贵州拜特制药有限公司韦宏共11.3万元后，帮助将后者公司生产的两种中药注射液进入医保乙类目录；该办主任王宏从2010年3月开始，收受重庆泰宇医药有限公司王德志等三家药商共计75万余元。
重庆社保局副局长王安石曾称，“新增的药品种类，是重庆市各领域的医药专家，从全国1万多的药品名库中经过几轮投票挑选出来。”而实际的操作过程是，在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开始后，重庆市召开了三次医保药品评审专家会议，出席会议的专家名单和座次表，被医保处调研员吕杰一一提供给了药商蓝建洪。
随后，由王宏将需要“打点”的药品写在纸条上交与医保处处长蔡岩，由蔡岩向参与评审专家打好招呼，这些药品便一路绿灯出现在重庆市乙类医保目录上。
据法院认定，吕杰在此过程中，收受三家药商的贿赂共计14万元。今年7月15日，吕杰一审被重庆市江北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目前蔡岩涉案金额未明。另据王宏供述，他的上司、重庆市社保局时任局长曾面授机宜：有人要来找你帮忙，使药品进入医保目录，请在不违反政策的情况下提供帮助。王宏对此表示同意。
此外，由于药品进入目录的决定权掌握在评审专家之手，相关评审并无标准，完全依靠“专家举手”，相关专家是否涉案，仍有待办案机关调查及公布。
在这次目录调整后，纳入参保群众购销“药品目录”的西药乙类药品共计有869种，中成药乙类药品有942种。其中由重庆自主挑选的新增药品为219种，绝大多数是价格较高的新药，与重庆方面强调的“价格合理”的选择标准自相矛盾。
上述219种药品，80％的金额由医保基金支付，业内人士测算每年约为1.2亿元。这1.2亿元医保基金，通过这张“灰色”的医保目录，其中大部分流入医院包括医生的口袋，一部分流向医药公司和相关官员。
而窝案爆发后，这份医保目录依旧执行至今。
除医保目录外，2010年开始实行的基本药物制度，也被借以寻租。因进入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可全部报销，二三级医院也按一定比例销售，因此，也成为药商公关领域。
重庆市基本药物地方增补目录由该市卫生局下属的“重庆市医疗机构药品和医疗器械集中采购领导小组”制定，邓先碧是小组成员之一。
接近邓先碧案的人士称，衡世公司董事长蓝建洪曾试图通过邓将头孢曲松钠他唑巴坦钠等药品运作进入基本药物目录，但未能成功。
据《重庆市基本药物目录补充目录2010年版》，205种地方增补药物中，属于医保乙类的占90％以上，其中高价新药占到约30％——这部分药品得以从按一定比例报销，转为全部报销。
医院入场公关
在进入医保目录，拿到进入医院的门票后，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成为横在药商面前的最后一道门槛。为确保能在集中招标中中标，医药企业投入了巨额成本，招标办成为医药企业的核心部门。
中标意味着药品获得了进入医院的通行证。但是，由于一个品规（药品的规格，如剂量大小、剂型等）允许几十个厂家同时中标，中标品规到底能不能产生销售、产生多少销售、能否及时回款，则主要倚赖供应商对医疗机构和医生的公关。
2007年8月，为在江北一医开设账号，在约院长周荣福吃饭后，泰宇公司总经理王德志行贿周荣福5万元。2008年，为感谢周荣福帮忙将泰宇公司代理的产品“大输液”更换为售价翻番的软包装，王德志又给予其3万元的酬谢。仅此一家公司，2007年8月至2010年8月三年间陆续行贿周荣福33万余元。
除院长外，需要“打点”的环节还包括药剂科与医生等诸多环节。据王德志供称，其代理的药品从进入医保目录到进医院销售，每一环节都要“找人”送钱。
江北一医药剂科主任左筠和内科主任彭力同涉此案。据参与此案侦查过程的人士介绍，在左筠、彭力之外，还有多名医生都牵涉其中，后者在规定期限内上缴所收钱款后被免于追究责任。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指出：“加价率管制政策即业内所说的顺价加价不准超过15％的政策，导致了医疗行业药品回扣行为的产生和泛滥。”如果没有加价率管制，将药品采购价尽可能压低到最低水平、同时把药品零售价维持在政府确定的最高零售价水平，可以获得最大的药品购销差价，显然这是实现医院（医生）收益最大化的最优途径。
但是，在政策规定医院批零加价不能超过15％的情况下，公立医院不得不利用其买方垄断地位和药厂合谋抬高药品批发价，这样一方面可以获得更大的合法加价收益，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返利和回扣形式获得更多的卖药收益。
比如，政府最高限价为199元的药品，医院要卖到199元，必须和药商一起做高采购价即中标价至173元，这样可以合法获得26元的加价收入，而实际药品采购价可能只有30元左右，中标价和实际采购价之间的140多元，大部分以回扣和返利形式流回医生和医院手中。
这样，合法加价加上回扣和返利，医院及医生实际拿到了130元左右。如果药品中标价降到实际采购价30元，医院的药品收益就只有4.5元。这显然严重损害医院和医生的利益。
因此，在药品加价率管制政策下，回扣成为医院获得卖药收益的重要形式，该行为不但不减少还会增加医院的卖药收益，因此医院内部没有抑制此种行为的动力.
以江北一医为例，每个月的药品销售额，医院会按照一定比例，返还各科室一部分，各科室则按照每个医生的处方额度，返还一定金额。上述侦查人士称：“这种情况都没有算进去。”
2010年8月30日，重庆市江北区纪委接到举报后，将周荣福“双规”。随后，同年9月19日，周荣福因受贿罪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而左筠和彭力则因受贿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在法律手段之外，重庆市亦通过经济手段，试图解决药品招标的问题。2010年3月，重庆药交所挂牌成立，当年9月开业运行。2011年4月底开始，非基本药物全部上线交易，同年7月1日开始，二三级医院的非基本药物采购亦全部通过药交所运行，目前累计交易额已达16亿元。
重庆市卫生局人士对《财经》记者称：“药交所这种方式将药品采购的人人对话转变为人机对话，如运行顺利，将来基本药物的交易也会纳入进来。”
朱恒鹏则认为，如集中招标继续进行，药品购销加价率管制不予调整以及不取消“禁止二次议价”的政策，那么医院的腐败寻租不会杜绝。此外，在缺乏严格监管追责之下，新药审批、定价、药品进入各种目录等各个环节皆可能成为助推药价、留出回扣贿赂空间的帮凶，埋单的则是进入医院的患者。
重庆医保窝案尚未画上句点。“还不知最后会有多少药商和政府人员‘进去’。”重庆医药圈一位药商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