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下意识里的口号也是“要绝对地现代化”，只是我们缺少他们那种社会主义倾向的人道关怀
　　
　　几天前被一个朋友约去后海吃午饭。我对北京的路况信心不足，早早出发，到了烟袋斜街路口，比约定时间整整提前了一个钟头。我决定去附近的小胡同转转。先蹓跶到鼓楼。这座始建于元朝的重檐楼阁，曾经在北京天际线上占有支配性地位，如今深陷于高层塔楼合围的人造盆地，好像四面楚歌的霸王。有个三轮车夫拉生意，说要当我的导游。听口音，应该是河北蓟县一带的人。我逗他说，还是您坐后边，我蹬车拉您兜一圈吧。七十年代，我常去那边找我表哥玩，玩得晚了，就住他们那儿。较之来此谋生的移民，我这个“遗民”对周边街区的砖石草木，有着更加完整的记忆。
　　在进步主义者眼里，很多类似城区代表了死去的北京，没落腐朽，不求上进，除非开发成游乐项目，作为隐藏于这个城市机体内部的“他者”，被现代化乌托邦的居民玩味。如今他们不用再抱怨什么：这里的曲折街巷在为汽车道让路，不符合现代化舒适标准的破败院落，正被体量巨大的水泥多米诺骨牌排挤成互不关联的孤岛，就像中世纪西方城市的犹太区。那些楼盘被冠名为现代城、后现代城（其实那座楼的设计一点也不“后现代”），露骨地宣示着达尔文主义的价值观。借用一位建筑开发商的话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建筑时代。
　　这更是一个伟大的拆毁时代，就像当年勒科比西耶谈到纽约时所说，一个社会在纽约形成，它的目的是拆毁曼哈顿。那里的摩天楼群，僵化了有机的社会生活，把行人变成匍匐于高塔脚下的甲虫；街区的景观拥堵、晦暗而令人绝望，只有顶层的巨头们享受到心旷神怡的远景；为此他们乐于支付巨额费用，更不用说摩天楼天然具有的广告效用。不过，这位国际风格建筑的奠基人，对城市规划有着更为激进的想法。在他看来，当工业领域已经实现流水线生产，任何不规则的城市布局，都是落后于时代的表现，为了避免一触即发的工人革命，就应该把城市重新纳入规则的布局，为产业劳动者提供合理的居住和交通条件。
　　二三十年代，勒科比西耶像他的前辈，那个第二帝国时期重建巴黎的圣热尔曼男爵那样，按照新的时代精神，描绘规划巴黎的蓝图。就像很多当时的知识分子，他相信技术本身可以改良社会。他的设想是，拆毁塞纳河右岸大部分原有建筑，代之以预制件构成的单元楼房；每栋建筑由承重立柱托离地面，以保持更大的绿地面积，建筑内部设有升降机构成的“垂直街道”，建筑之间由桥式走廊连接，而社区之间，则建有几何型布局的交通网络。商业中心是“笛卡尔摩天楼”，楼顶铺设一层用于防备空袭的装甲。所幸，他的观念没能变成现实，因为说到最后，人不是流水线上的产品。
　　就像当年的西方人，今天我们下意识里的口号也是“要绝对地现代化”，只是我们缺少他们那种社会主义倾向的人道关怀。结果北京正在变成一座遗忘之城。往昔的遗迹纷纷隐退，只有一些昔日的地名，还在提示我们这座城市曾经的面貌：哪里有过商贩云集的集市，哪里是囤集运自南方的盐铁粮米和陶瓷的货仓。多用点儿想象力，说不定还能复原出一幅京版《清明上河图》来。如今，那些漕运终点的水道，早已经被封固成沥青马路。
　　上世纪初的一帮未来主义者，在威尼斯宣布和这个腐朽的城市决裂。他们要烧光平底船，把运河填平，改造成车道。他们要把古老城市从颓废的世纪末氛围中解放出来，而解放的手段，则包括破坏性的改造，甚至战争。他们呼唤一座工业化、军事化、能够统治整个亚德里亚海的新城市；它的天空装饰着工厂冒出的滚滚黑烟。上述号召，是诗人马里涅蒂1910年在凤凰歌剧院的一次讲演中提出的。威尼斯的市民被他吓坏了，纷纷抗议。那些极端的想法，就连墨索里尼这样的狂人都不敢付诸实践。他不过在威尼斯兴建了一座电影宫而已。直到今天，那里还在举办一年一度的国际电影节。
　　盛行于西方的激进思想有其特殊历史背景。建筑可以规约人的行为，这个信念流行至今。还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写过《简爱》的小说家布朗特两次跑到水晶宫，参观首届万国博览会。她说那座宏大的玻璃建筑，让她感受到一种“看不见的影响力”。后来的很多人都想用这种影响力规划人的生活。五十年代，建筑师山崎实（即纽约世贸中心的设计者）受勒科比西耶思想影响，在美国的圣路易市搞过一个居民点，结果楼房之间的空中走廊，为歹徒提供了不少作案便利。市政当局只好把那些水泥怪物炸掉了事。
　　
　　李大卫：作家、评论家，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