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区域城市一体化是区域发展体现国家战略的重要路径,而实现这一路径的核心难题则是推进区域城市的一体化治理.尽管传统的单一区划调整由于其诸多制度弊端受到学界的强烈批判,并生发出诸多以不动区划的区域治理理论予以解释并应用,但行政区划调整在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中仍有其制度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在传统区划调整从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两方面的转变,一方面是从制度供给角度进行政区政策工具的扩展化改造,另一方面是在制度需求角度将区域一体化对政区的空间逻辑需求叠加上政治逻辑需求.由此,区域城市一体化中的政区治理化和治理政区化构成了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区域城市一体化是区域发展体现国家战略的重要路径,而实现这一路径的核心难题则是推进区域城市的一体化治理.尽管传统的单一区划调整由于其诸多制度弊端受到学界的强烈批判,并生发出诸多以不动区划的区域治理理论予以解释并应用,但行政区划调整在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中仍有其制度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在传统区划调整从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两方面的转变,一方面是从制度供给角度进行政区政策工具的扩展化改造,另一方面是在制度需求角度将区域一体化对政区的空间逻辑需求叠加上政治逻辑需求.由此,区域城市一体化中的政区治理化和治理政区化构成了弥合行政区划在理论上失灵和实践中管用这一张力的解释路径,也同时为区域城市一体化的现实治理提供一个独特的政策路径.
其他文献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着力加强农村农业现代化建设,将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对未来农业农村发展进行了宏观规划.新时代农村发展需要遵循“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调动多元主体,整合各类资源,运用多种手段形成乡村建设合力.基层统一战线作为统战工作的基础环节,理应主动顺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要求,积极调适工作内容与方式,主动将自身的统战功能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相契合,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发挥好基层统一战线的协调、组织及引导作用.
话语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理论丛林中的最新流派,它以观念和话语为核心分析要素,为理解制度和制度变迁提供了内生性的动态视角,弥补了新制度主义其他流派倾向于静态的、均衡性制度分析的不足,并为公共行政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诸多借鉴.然而,话语制度主义自身在解释力、理论适用性、理论身份独立性等方面尚存在不足,多学科与学说间的交流和互补对完善话语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十分重要.
绿色生活是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平衡关系的生活新理念,也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美好生活的生活新时尚.践行绿色生活赋予公众生态价值观念、生态思维方式、生态人格心理、生态道德情操、生态品位诉求和生态行为模式,具有庞大群体的适用性、参与性,众力凝聚效应释放的绿色效应巨大,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内生动力.践行绿色生活是培育和发展人改造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提升,旨在解决人与自然环境、资源承载力的矛盾,使公众崇尚绿色风尚,文明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储备,在全社会培育形成生态理念与生态行为,
十九大报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各地政府积极转变政府职能,通过更加平衡、更为充分的发展来不断满足人民在新时代的新需求,提升政府的回应性.但现实中存在大量推诿性回应、模糊性回应等“政府形式回应”行为.研究发现,公众的不合理期望与政府权力和能力有限的矛盾催生出超越政府职责范围与能力边界的诉求,构成政府形式回应的触发因素;制度环境、抗争性利益表达以及官僚理性知识与个人感性知识冲突是政府形式回应发生的重要外部推力;与此同时,基层公务员胜任力不足和公众身份特征则发挥着调节变量的作用.
作为话语建构的重要方式,议题设置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议题设置是彰显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创造力和确保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行使具有自觉性的重要方式,通过议题设置,能够在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提升话语控制力的过程中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同时,议题设置是关乎一国意识形态话语强弱的重要变量,是破除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必然要求.具体来看,议题设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过程包括四个环节.然而,这四个环节并非是一套完全固定的程式,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反复.所以,要着重研究议题设置提升主流
党内问责制与党的政治建设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党内问责制能够从三方面保障和促进党的政治建设:党内问责制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各类主体提供了内在激励机制;党内问责制确立了以责任为中心的主体间互动规则体系;党内问责制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党的政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党内问责制的制度定位、制度建设目标以及问责情形设定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党的政治建设取得的成效为党内问责制的发展提供了心理支持、能力保障和环境支持.
历史实践本质是人的追求目的性的活动,中国共产党所必须推进和完成的具有根本性的历史任务即为党的历史主题.新时代以来,习近平进一步明确地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系统地阐释了党的所有奋斗的历史渊源、精神动力、历史起点、发展阶段、根本成就和基本经验,深刻地概括出党的奋斗过程的内在关联、演进脉络、历史本质和现实方位,形成了党的百年历史主题新的重大判断.这一党史观的重大创新,可以从理论形成逻辑和理论构成体系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是社区矫正制度的核心属性.社会力量对社区矫正的认知和参与,对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完善具有重大作用.当前青藏地区社会力量对社区矫正的认知程度不高,其中有普法因素、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有社会组织建设滞后的因素,如何提高认知,进一步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是青藏地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应当关注的问题.
围绕“村民自治制度实行以来,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这一核心问题,本文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本文将国家对乡村精英的塑造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作为“整体的国家”以宏观政策方式塑造乡村精英.其中,意识形态话语的变迁使乡村精英由“政治型精英”转变为“经济型精英”,基层制度设计的变迁使乡村精英由“单一政治型精英”转变为“多元化精英”,资源性政策的变迁则使得“新代理人”登上村庄政治舞台.二是基层政府作为与乡村精英直接互动的行动者塑造乡村精英.其中,压力型科层制使基层政府根据中心工作的性质来塑造乡村精英,使乡村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从公共政策层面看,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既表现在宏观的政策决策上,如制定方针路线;也可体现在中微观的政策执行中,如全面引领治理过程.在制定方针路线与全面引领治理之间的行为选择中,地方党组织采取后一种行为方式的发生机制是什么?除受党的先进性、上级要求等因素影响外,通过对地方动迁政策实践的个案研究发现,由于复杂政策的“网络性”要求有效的协调制度,制度建构和运作需投入大量资源,而市场或行政机制下的执行方式存在资源投入不足和协调制度匮乏,导致地方治理陷入集体行动困境,进而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