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下乡，我在一个公社茶场插队。这里有100多号知青，100多号本地农民，分3个工区6个队，负责近6000多亩茶园和少许稻田。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尤其是聚在树下或坡下工休的时候，聊天是解闷的主要方法。农民把讲故事称为“讲白话”，一旦喝过了茶，点燃了旱烟，就会叫嚷：“来点白话吧，来点白话吧。”
　　


　　农民讲的多是乡村戏曲里的故事，还有各种不知来处的传说，包括下流笑话。等他们歇嘴了，知青也会应邀出场，比方我就讲过日本著名女间谍、汉奸川岛芳子的故事，是从我哥那里听来的，颇受大家欢迎。
　　黄某不是我的同学，是他留城的姐姐托付给同学带下乡的。他个头小，平时不大言语，只喜欢拉拉小提琴，不过肚子里还真有料，话匣子一打开，都是我们闻所未闻之事。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孟尝君受教冯谖，当然还少不了黄料……我多年以后才知道，那些历史故事大多来自《战国策》和《史记》，不知黄某什么时候读在眼里，记在心头的。
　　易某最喜欢讲战争史，每讲到将领必强调军衔，每讲到武器必注明型号，显示出惊人的记忆力，俨然是个军事行家。我就是从他嘴里得知“二战”时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战役、隆美尔的北非战役，以及德国的容克52运输机和美国的M2坦克的。多年以后我发现，他肯定读过《朱可夫元帅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类的书。
　　这些闲聊类似于说书，其实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重要的文明传播方式。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如“文革”中），有书难读的时候（如文盲太多的环境），口口相传几乎是一种民间化的弥补，一种对上学读书的替代。以至于很多乡下农民只要稍稍用心，东听一点西听一点，都不难粗通汉史、唐史以及明史，对各种圣道或谋略也毫不陌生。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種坚实的文化？有一次，说起两敌对大国之间的“微笑外交”，我身旁的一位老农突然插嘴：“有什么好说的？诸葛亮气死了周瑜，还要去吊孝吗？”我听得一蒙，发现自己摊上一堆形势和国策，其实哪比得上他这一句话的简洁和通透？
　　像农民一样，知青中还有些“故事王”，相当于口头图书馆。邻近的某公社就有这么一位。据那里的知青说，此人头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别懒，既不愿意挑粪种菜，也不乐于劈柴做饭，一个黑油光光的枕套竟可枕上一年。每次他央求女知青代洗衣服，就以讲故事作为回报。凭着他过目不忘的奇能、绘声绘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让听者如醉如痴、意犹未尽，而且甘受物质剥削。这样的交换多了，他发现了自己一张嘴的巨大价值，只要拿出故事这种强势“货币”，他就可以比别人多吃肉，比别人多睡觉，还能随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酱油、香烟以及套鞋。这样的日子太爽了。一度流行的民间传说《一双绣花鞋》曾由他添油加醋重新演绎。更为奇货可居的是福尔摩斯探案、凡尔纳科幻故事、大仲马《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都成了他“腐败”下去的“特权”。
　　我有幸在县城见过他一面。几个朋友在饭店里以肉丝面作为贿赂，央求他讲上一段。他说的是一名苏联女红军押送一个白军军官，两个人在路途中居然来电，产生了危险的爱情。不料最后白军的船舰出现，军官本能地向船舰狂跑求救，女红军那个慌啊，想也没想就举起了枪……故事大王此时已吃完了面，“叭”的一声枪响，他捂住自己的胸口，缓缓地做旋体状，目光忧郁地投向厨房和碗柜，伸在空中的手痛苦地痉挛着，痉挛着。
　　“玛——莎！”他很男子气地大喊了一声。
　　“我的蓝眼睛，蓝眼睛呵——”他又模拟出女人的哭泣。
　　太动人了！我们听得心情沉重，感慨万千。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他那次讲的是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一部表现人性论的代表之作。
　　（生如夏花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漫长的假期》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