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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我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达峰和碳中和不仅是“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内容，也是未来数十年间的长远战略。在实现碳中和的进程中，金融业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支持节能环保项目融资的绿色金融快速发展也成为论坛场内外专家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
绿色金融需要完备政策“护航”
“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把绿色金融确定为今年和‘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今后将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推动绿色金融发展。
一是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绿色金融标准是识别绿色经济活动、引导资金准确投向绿色项目的基础。中国人民银行在2015年、2018年分别制定了针对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的标准，即将完成修订《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删除化石能源相关内容。同时，正在与欧方共同推动绿色分类标准的国际趋同，争取年内出台一套共同的分类标准。
二是强化信息报告和披露。目前，我国银行间市场绿色金融债已经要求按季度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同时金融机构需要报送绿色信贷的资金使用情况和投向。下一步，将推动在已有试点的基础上，分步建立强制的信息披露制度，覆盖各类金融机构和融资主体，统一披露标准。
三是在政策框架中全面纳入气候变化因素。在金融稳定方面，中国正在研究对金融机构的压力测试中系统性地考虑气候变化因素。在外汇储备投资方面，将继续增加对绿色债券的配置，控制投资高碳资产，在投资风险管理框架中纳入气候风险因素。
四是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应对气候挑战。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指导试点金融机构测算项目的碳排放量，评估项目的气候、环境风险；已按季评价银行绿色信贷情况，正在研究评价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的业绩。
五是深化国际合作。将与意大利、美国和其他G20成员加强协调，讨论制定推进可持续金融的总体路线图，推动各方就信息报告和披露、绿色分类标准等需要加强国际协调的重点议题进行讨论。
“金融体系可以在支持绿色转型、管理气候相关风险上发挥积极作用。”易纲表示。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更加积极主动作为，落实新发展理念，支持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服务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郭新明建议，以服务绿色低碳发展为宗旨，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例如以碳中和为约束，修订绿色金融界定标准，包括绿色项目的界定、绿色债券的评估认证标准等；创设碳减排支持工具；将符合条件的绿色资产纳入商业银行向央行借款的合格抵押品范围等。
“应加大绿色保险政策支持力度。”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孙洁提出的观点。她曾在两会期间提交了“关于加大绿色保险政策支持力度的建议”。孙洁强调了绿色保险在助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方面的作用，并建议进一步细化强制环责险规则，加强对绿色产品服务创新的财政支持，针对绿色保险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绿色金融发展需要创新
浦江金融论坛秘书长李国旺表示，中国绿色金融发展需要通过资源创新，控制上游原料供应；通过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金融创新，开辟新市场、满足新需求、实现超越。
绿色金融市场创新不仅是用全新产品去开拓一个全新市场，更主要的是重组、重构现有的自然资源、管理资源、政策资源、技术资源。通过对绿色产品的产权、股权、债权、期权及其衍生品的创新，实现产业与金融的跨界融合。
做好绿色金融的工作，既需要顶层设计的指导，对未来的发展路径做好长期规划，更需要银行、保险、信托等各类金融机构树立绿色发展的新思维，灵活利用多元化金融工具支持绿色经济，为环保型企业与项目输血，切实推进碳中和长远目标的实现。
央行副行长刘桂平就绿色金融如何创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重点发展碳中和债与碳金融产品，加快推出价格型碳减排支持工具，让金融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鉴于碳交易的实际运行成本较高，需要引入更多的金融机构和包括碳衍生品在内的更多金融产品，促进碳市场发挥价格发现功能，降低交易成本与绿色投资风险。央行通过统一绿色债券发行标准、创新碳中和债务融资工具、完善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机制等方式，大力推动碳中和债的发展，使之成为绿色债券“皇冠上的明珠”。
刘桂平透露，货币政策将优先推出价格型碳减排支持工具，央行正抓紧研究设立直达碳减排领域的碳减排支持工具。在此过程中，将倾向于支持金融机构为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项目提供优惠利率融资的方式来支持绿色企业、绿色项目。
招商宏观研究分析认为，围绕“碳达峰与碳中和”开展的绿色金融，无疑是上半年央行工作的重点與宏观政策创新的方向。此次论坛，央行明确表示优先推出价格型碳减排支持工具、重点发展碳中和债券（而非绿色债券）产品，更加重视碳期货市场的建设和发展。
中美环境基金董事长徐林认为，绿色金融应该通过创新成为可持续的金融生态，而非依靠补贴的政策性金融。徐林介绍，中美绿色基金是中美两国财经界的高层共同倡导并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一个市场化专业化的绿色投资机构，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和碳中和系统性变革，毫无疑问需要进行大量的投资，更需要更便利可及、成本合理包括财务可持续的绿色金融服务，以及激励有效的绿色金融生态来满足如此巨大的融资需要，这不仅需要通过金融的创新来提供更加多样化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形成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绿色ABS、绿色IPO等在内的不同金融产品相互配合，还应该基于碳交易市场的功能建设，探索专门的碳金融产品甚至是碳金融机构。
徐林表示，与此同时，还要为绿色金融的可持续经营营造更好的金融生态，让绿色金融具有可持续的引领性，而不是建立在政府补贴基础上的政策性金融，因为如此大的金融是不可能靠政策性金融来完成的，这就需要建立好的绿色资产的产权、绿色技术产权的保护和交易制度，包括绿色低碳资产价值的市场化变现机制，绿色低碳资产外溢价值的内部化机制，还有相应的绿色低碳资产评估体系和评估标准等等。这是绿色金融生态构建必须要涉及的一些重要领域。 在如何创新金融方面，星展银行全球CEO高博德表示，未来将停止对超过50%依靠热能公司的银行业务。高博德介绍，近年来，星展银行做了很多可持续的绿色贷款、绿色的债券，是在2024年之前发放500亿元的可持续融资，包括对于风能、地热、太阳能的项目，对于一些超过50%依靠热能的企业将停止其银行业务。
高博德表示，星展银行去年开始帮助一些“棕色业务”到“浅棕色业务”到绿色业务模式的逐步转型，帮助客户转变业务的构成，并且给这些机构转型提供资助。
绿色金融需要保险“帮衬”
“增加绿色环保投资，开发普惠、绿色保险产品。”这是安盛集团董事长德尼·杜威的观点。
德尼·杜威表示，识别、理解与管理风险正是保险的核心，保险可以为发展提供保障，并成为推动发展、促进人类平等与包容的重要力量。此外，保险能让社会更具韧性与弹性，更好地抵御风险。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我们更需要加强合作，这是让人类社会在未来更加繁荣、迸发活力的关键所在。
安盛天平CEO朱亚明也表示，在綠色金融方面，2020年年末，安盛公布了集团层面制定的七个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可量化指标及承诺：减少碳排放，到2023年，集团在绿色环保上的投资达到240亿欧元，大力发展可持续发展业务模式，2050年实现碳中和，为员工、合作伙伴、供应商提供与“气候变化”议题相关的培训，开发普惠金融保险产品如绿色保险产品，成为负责任大企业，致力于将ESG核心理念与标准全面融入管理体系中。
他认为，中国和健康是安盛集团在全球的两大重点战略。2019年，安盛集团实现了对安盛天平的全资控股，体现了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就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问题，安盛也呼吁各国机构及组织通力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经济稳定与发展。
此外，安盛集团还承诺，从2021年起将逐步淘汰在欧煤炭企业的业务，以符合《巴黎协定》的要求；在2030年之前完成对欧盟和经合组织国家煤炭保险和投资业务的退出；到2040年将完成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煤炭保险和投资业务的退出。该政策意味着安盛将从计划扩建燃煤电厂和矿山的企业业务中退出，包括拒绝与有高污染性的化石燃料客户续签合同。
友邦保险在绿色金融结合方面也进行了有益探索，友邦保险董事长李源祥介绍，在用户端，友邦保险通过建立健康和福祉的生态系统，鼓励人们活得更加健康，让人们更方便地获得高质量的照护，以及相关的诊断、治疗和康复信息。
另外，友邦保险也强调普惠金融，“通过我们的整合的健康方案，如果客户有行为上的改善，我们会给他们一定的奖励和鼓励。”李源祥表示，作为保险公司，通过鼓励用户健康生活，并建立健康生态，可以降低保险索赔率，而且人们更愿意持久性地支付保费，我们的利润也得到了提高。从社会来讲，人群会变得更加健康，而且医疗的负担会减少，生产效率会增加。
此外，在保险投资方面，李源祥认为，通过人身险、理财险让这些投资的走向更加关注ESG、环境和有社会影响的这些行业、产品。固定收入和股权的投资可以尽可能少地关注高污染的行业，这能够帮助我们去真正关注那些ESG做得比较好的行业，并且对它们做出更多的投资。
太平洋财险董事长顾越表示，将积极探索UBI车险、预防接种医疗意外保险。顾越介绍，太平洋财险在碳达峰、碳中和，以及绿色出行、绿色安全背景要求下，积极探索UBI车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以及预防接种医疗意外保险等兼具社会责任和商业价值的保险，护航“美好生活”。
顾越表示，在交通领域，随着绿色低碳新模式的发展普及，保险公司开发基于里程定价的创新绿色保险产品里程保，将保费与行驶里程和驾驶行为挂钩，发挥激励机制作用，促进消费者选择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我国也在积极探索。
在环境保护领域，太平洋财险推出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运用保险工具，以社会化、市场化途径解决环境污染损害，有利于促使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减少污染事故发生；有利于迅速应对污染事故，及时补偿、有效保护污染受害者权益等。此外，保险也通过相关的产品，鼓励可再生能源行业、环保行业更好地发展，例如为新能源汽车、电池制造、光伏、风电等提供风险保障，并推动绿色标准的制定。
在医疗领域，今年以来，我国逐步开放全民免费接种疫苗，保险公司为此开发了预防接种医疗意外保险，针对我国一类疫苗以及国内获批上市的新冠灭活疫苗和腺病毒载体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导致的医疗、伤残、身故等保障。同时，为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还针对相关企业研究开发了一系列风险保障产品，降低企业研发风险和压力，通过保险加快新药就地孵化步伐，推动企业加大创新研发力度。
绿色金融应透明、全面
“重视碳定价和碳市场发展，推动透明的定价和交易。”这是汇丰控股有限集团主席马克·塔克的观点。
马克·塔克表示，市场各方应认识到，如果没有办法很好地给碳定价的话，会影响到补偿的市场，也会影响到全球的一致性。推动自愿的碳补偿市场会加速企业的低碳转型，也会创造良性的资本循环，碳补偿对很多经济体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些碳额度能够帮助私营企业的融资用于可持续的项目，尤其是在新兴市场。
他表示，希望G7会议能够推动有效的碳定价机制，包括不同国家之间的碳积分国际的转移，以及能够推动自愿碳补偿市场的发展，推动透明的定价和交易。
新开发银行行长马科斯·特罗约则指出：“我不希望一个国家一言堂说这个是绿色，其他人就要跟着走，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对于绿色经济的认识应该是全面的。”他表示，绿色金融的定义标准是十分重要的，现在很多人借着绿色金融的概念炒作，金融机构应该去关注绿色金融的实质，去共同合作界定标准。
此外，马科斯·特罗约还表示，当我们在转向一个更加绿色的发展格局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忘记以前的那些人，把他们落下，所以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我们要去再次培训，提高其技能，这样劳动力可以提高生产力，这样的经济体绿色密集或是技术密集也是一个挑战，我们不能把绿色金融的点子和社会基础设施脱离开来，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些相关问题。
绿色金融的“前世今生”
自2003年“赤道原则”推出后，绿色金融在全球正式起步。在2016年召开的G20峰会上，绿色金融也被纳入核心议题，绿色金融发展脚步加快。2017年以来，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绿色金融相关政策，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层出不穷。
我国也在大力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建设绿色金融体系。
2016年8月，央行与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开启了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新局面。随后，央行又出台了《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方案（试行）》《关于支持绿色金融试验区发行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的通知》《关于印发〈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绩评价方案〉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等，对绿色金融的细分领域进行指导。
顶层设计不断完善的同时，国家也在促进绿色金融投入实践。
2017年6月，国务院决定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五省（区）设立8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如今，这些创新试验区已探索出有价值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
央行于今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近12万亿元，存量规模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8132亿元，居世界第二。
绿色金融资产质量整体良好，绿色贷款不良率远低于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绿色债券尚无违约案例。
截至2020年年末，我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贷款余额达2368.3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15.1%，绿色债券余额达1350.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早在2019年，其绿色贷款余额、绿色债券发行量和新增绿色保费收入等指标就已在各试验区中居首位，绿色债券累计发行金额超过千亿元，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也发展较快。
绿色金融品种繁多，早在2007年，市场上就出现了与碳排放挂钩的理财产品。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产品种不断增多，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指数、绿色基金、碳金融等。
绿色金融需要完备政策“护航”
“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把绿色金融确定为今年和‘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今后将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推动绿色金融发展。
一是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绿色金融标准是识别绿色经济活动、引导资金准确投向绿色项目的基础。中国人民银行在2015年、2018年分别制定了针对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的标准，即将完成修订《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删除化石能源相关内容。同时，正在与欧方共同推动绿色分类标准的国际趋同，争取年内出台一套共同的分类标准。
二是强化信息报告和披露。目前，我国银行间市场绿色金融债已经要求按季度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同时金融机构需要报送绿色信贷的资金使用情况和投向。下一步，将推动在已有试点的基础上，分步建立强制的信息披露制度，覆盖各类金融机构和融资主体，统一披露标准。
三是在政策框架中全面纳入气候变化因素。在金融稳定方面，中国正在研究对金融机构的压力测试中系统性地考虑气候变化因素。在外汇储备投资方面，将继续增加对绿色债券的配置，控制投资高碳资产，在投资风险管理框架中纳入气候风险因素。
四是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应对气候挑战。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指导试点金融机构测算项目的碳排放量，评估项目的气候、环境风险；已按季评价银行绿色信贷情况，正在研究评价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的业绩。
五是深化国际合作。将与意大利、美国和其他G20成员加强协调，讨论制定推进可持续金融的总体路线图，推动各方就信息报告和披露、绿色分类标准等需要加强国际协调的重点议题进行讨论。
“金融体系可以在支持绿色转型、管理气候相关风险上发挥积极作用。”易纲表示。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更加积极主动作为，落实新发展理念，支持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服务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郭新明建议，以服务绿色低碳发展为宗旨，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例如以碳中和为约束，修订绿色金融界定标准，包括绿色项目的界定、绿色债券的评估认证标准等；创设碳减排支持工具；将符合条件的绿色资产纳入商业银行向央行借款的合格抵押品范围等。
“应加大绿色保险政策支持力度。”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孙洁提出的观点。她曾在两会期间提交了“关于加大绿色保险政策支持力度的建议”。孙洁强调了绿色保险在助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方面的作用，并建议进一步细化强制环责险规则，加强对绿色产品服务创新的财政支持，针对绿色保险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绿色金融发展需要创新
浦江金融论坛秘书长李国旺表示，中国绿色金融发展需要通过资源创新，控制上游原料供应；通过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金融创新，开辟新市场、满足新需求、实现超越。
绿色金融市场创新不仅是用全新产品去开拓一个全新市场，更主要的是重组、重构现有的自然资源、管理资源、政策资源、技术资源。通过对绿色产品的产权、股权、债权、期权及其衍生品的创新，实现产业与金融的跨界融合。
做好绿色金融的工作，既需要顶层设计的指导，对未来的发展路径做好长期规划，更需要银行、保险、信托等各类金融机构树立绿色发展的新思维，灵活利用多元化金融工具支持绿色经济，为环保型企业与项目输血，切实推进碳中和长远目标的实现。
央行副行长刘桂平就绿色金融如何创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重点发展碳中和债与碳金融产品，加快推出价格型碳减排支持工具，让金融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鉴于碳交易的实际运行成本较高，需要引入更多的金融机构和包括碳衍生品在内的更多金融产品，促进碳市场发挥价格发现功能，降低交易成本与绿色投资风险。央行通过统一绿色债券发行标准、创新碳中和债务融资工具、完善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机制等方式，大力推动碳中和债的发展，使之成为绿色债券“皇冠上的明珠”。
刘桂平透露，货币政策将优先推出价格型碳减排支持工具，央行正抓紧研究设立直达碳减排领域的碳减排支持工具。在此过程中，将倾向于支持金融机构为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项目提供优惠利率融资的方式来支持绿色企业、绿色项目。
招商宏观研究分析认为，围绕“碳达峰与碳中和”开展的绿色金融，无疑是上半年央行工作的重点與宏观政策创新的方向。此次论坛，央行明确表示优先推出价格型碳减排支持工具、重点发展碳中和债券（而非绿色债券）产品，更加重视碳期货市场的建设和发展。
中美环境基金董事长徐林认为，绿色金融应该通过创新成为可持续的金融生态，而非依靠补贴的政策性金融。徐林介绍，中美绿色基金是中美两国财经界的高层共同倡导并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一个市场化专业化的绿色投资机构，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和碳中和系统性变革，毫无疑问需要进行大量的投资，更需要更便利可及、成本合理包括财务可持续的绿色金融服务，以及激励有效的绿色金融生态来满足如此巨大的融资需要，这不仅需要通过金融的创新来提供更加多样化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形成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绿色ABS、绿色IPO等在内的不同金融产品相互配合，还应该基于碳交易市场的功能建设，探索专门的碳金融产品甚至是碳金融机构。
徐林表示，与此同时，还要为绿色金融的可持续经营营造更好的金融生态，让绿色金融具有可持续的引领性，而不是建立在政府补贴基础上的政策性金融，因为如此大的金融是不可能靠政策性金融来完成的，这就需要建立好的绿色资产的产权、绿色技术产权的保护和交易制度，包括绿色低碳资产价值的市场化变现机制，绿色低碳资产外溢价值的内部化机制，还有相应的绿色低碳资产评估体系和评估标准等等。这是绿色金融生态构建必须要涉及的一些重要领域。 在如何创新金融方面，星展银行全球CEO高博德表示，未来将停止对超过50%依靠热能公司的银行业务。高博德介绍，近年来，星展银行做了很多可持续的绿色贷款、绿色的债券，是在2024年之前发放500亿元的可持续融资，包括对于风能、地热、太阳能的项目，对于一些超过50%依靠热能的企业将停止其银行业务。
高博德表示，星展银行去年开始帮助一些“棕色业务”到“浅棕色业务”到绿色业务模式的逐步转型，帮助客户转变业务的构成，并且给这些机构转型提供资助。
绿色金融需要保险“帮衬”
“增加绿色环保投资，开发普惠、绿色保险产品。”这是安盛集团董事长德尼·杜威的观点。
德尼·杜威表示，识别、理解与管理风险正是保险的核心，保险可以为发展提供保障，并成为推动发展、促进人类平等与包容的重要力量。此外，保险能让社会更具韧性与弹性，更好地抵御风险。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我们更需要加强合作，这是让人类社会在未来更加繁荣、迸发活力的关键所在。
安盛天平CEO朱亚明也表示，在綠色金融方面，2020年年末，安盛公布了集团层面制定的七个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可量化指标及承诺：减少碳排放，到2023年，集团在绿色环保上的投资达到240亿欧元，大力发展可持续发展业务模式，2050年实现碳中和，为员工、合作伙伴、供应商提供与“气候变化”议题相关的培训，开发普惠金融保险产品如绿色保险产品，成为负责任大企业，致力于将ESG核心理念与标准全面融入管理体系中。
他认为，中国和健康是安盛集团在全球的两大重点战略。2019年，安盛集团实现了对安盛天平的全资控股，体现了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就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问题，安盛也呼吁各国机构及组织通力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经济稳定与发展。
此外，安盛集团还承诺，从2021年起将逐步淘汰在欧煤炭企业的业务，以符合《巴黎协定》的要求；在2030年之前完成对欧盟和经合组织国家煤炭保险和投资业务的退出；到2040年将完成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煤炭保险和投资业务的退出。该政策意味着安盛将从计划扩建燃煤电厂和矿山的企业业务中退出，包括拒绝与有高污染性的化石燃料客户续签合同。
友邦保险在绿色金融结合方面也进行了有益探索，友邦保险董事长李源祥介绍，在用户端，友邦保险通过建立健康和福祉的生态系统，鼓励人们活得更加健康，让人们更方便地获得高质量的照护，以及相关的诊断、治疗和康复信息。
另外，友邦保险也强调普惠金融，“通过我们的整合的健康方案，如果客户有行为上的改善，我们会给他们一定的奖励和鼓励。”李源祥表示，作为保险公司，通过鼓励用户健康生活，并建立健康生态，可以降低保险索赔率，而且人们更愿意持久性地支付保费，我们的利润也得到了提高。从社会来讲，人群会变得更加健康，而且医疗的负担会减少，生产效率会增加。
此外，在保险投资方面，李源祥认为，通过人身险、理财险让这些投资的走向更加关注ESG、环境和有社会影响的这些行业、产品。固定收入和股权的投资可以尽可能少地关注高污染的行业，这能够帮助我们去真正关注那些ESG做得比较好的行业，并且对它们做出更多的投资。
太平洋财险董事长顾越表示，将积极探索UBI车险、预防接种医疗意外保险。顾越介绍，太平洋财险在碳达峰、碳中和，以及绿色出行、绿色安全背景要求下，积极探索UBI车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以及预防接种医疗意外保险等兼具社会责任和商业价值的保险，护航“美好生活”。
顾越表示，在交通领域，随着绿色低碳新模式的发展普及，保险公司开发基于里程定价的创新绿色保险产品里程保，将保费与行驶里程和驾驶行为挂钩，发挥激励机制作用，促进消费者选择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我国也在积极探索。
在环境保护领域，太平洋财险推出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运用保险工具，以社会化、市场化途径解决环境污染损害，有利于促使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减少污染事故发生；有利于迅速应对污染事故，及时补偿、有效保护污染受害者权益等。此外，保险也通过相关的产品，鼓励可再生能源行业、环保行业更好地发展，例如为新能源汽车、电池制造、光伏、风电等提供风险保障，并推动绿色标准的制定。
在医疗领域，今年以来，我国逐步开放全民免费接种疫苗，保险公司为此开发了预防接种医疗意外保险，针对我国一类疫苗以及国内获批上市的新冠灭活疫苗和腺病毒载体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导致的医疗、伤残、身故等保障。同时，为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还针对相关企业研究开发了一系列风险保障产品，降低企业研发风险和压力，通过保险加快新药就地孵化步伐，推动企业加大创新研发力度。
绿色金融应透明、全面
“重视碳定价和碳市场发展，推动透明的定价和交易。”这是汇丰控股有限集团主席马克·塔克的观点。
马克·塔克表示，市场各方应认识到，如果没有办法很好地给碳定价的话，会影响到补偿的市场，也会影响到全球的一致性。推动自愿的碳补偿市场会加速企业的低碳转型，也会创造良性的资本循环，碳补偿对很多经济体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些碳额度能够帮助私营企业的融资用于可持续的项目，尤其是在新兴市场。
他表示，希望G7会议能够推动有效的碳定价机制，包括不同国家之间的碳积分国际的转移，以及能够推动自愿碳补偿市场的发展，推动透明的定价和交易。
新开发银行行长马科斯·特罗约则指出：“我不希望一个国家一言堂说这个是绿色，其他人就要跟着走，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对于绿色经济的认识应该是全面的。”他表示，绿色金融的定义标准是十分重要的，现在很多人借着绿色金融的概念炒作，金融机构应该去关注绿色金融的实质，去共同合作界定标准。
此外，马科斯·特罗约还表示，当我们在转向一个更加绿色的发展格局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忘记以前的那些人，把他们落下，所以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我们要去再次培训，提高其技能，这样劳动力可以提高生产力，这样的经济体绿色密集或是技术密集也是一个挑战，我们不能把绿色金融的点子和社会基础设施脱离开来，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些相关问题。
绿色金融的“前世今生”
自2003年“赤道原则”推出后，绿色金融在全球正式起步。在2016年召开的G20峰会上，绿色金融也被纳入核心议题，绿色金融发展脚步加快。2017年以来，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绿色金融相关政策，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层出不穷。
我国也在大力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建设绿色金融体系。
2016年8月，央行与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开启了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新局面。随后，央行又出台了《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方案（试行）》《关于支持绿色金融试验区发行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的通知》《关于印发〈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绩评价方案〉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等，对绿色金融的细分领域进行指导。
顶层设计不断完善的同时，国家也在促进绿色金融投入实践。
2017年6月，国务院决定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五省（区）设立8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如今，这些创新试验区已探索出有价值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
央行于今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近12万亿元，存量规模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8132亿元，居世界第二。
绿色金融资产质量整体良好，绿色贷款不良率远低于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绿色债券尚无违约案例。
截至2020年年末，我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贷款余额达2368.3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15.1%，绿色债券余额达1350.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早在2019年，其绿色贷款余额、绿色债券发行量和新增绿色保费收入等指标就已在各试验区中居首位，绿色债券累计发行金额超过千亿元，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也发展较快。
绿色金融品种繁多，早在2007年，市场上就出现了与碳排放挂钩的理财产品。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产品种不断增多，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指数、绿色基金、碳金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