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杰，曾任地质部副部长、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是寻找原子弹材料、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指挥者之一。刘杰曾对记者讲述原子弹计划如何制订的往事。以下是他的回忆：毛主席下定决心要搞原子弹
　　刘杰回忆说：1952年夏天，中国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已经提到要不要搞原子弹及核武器的事了。
　　1954年国庆，毛主席邀请赫鲁晓夫来北京观礼。会谈时，毛主席说：现在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有点兴趣，希望你们在这方面能给我们一些帮助。赫鲁晓夫说：搞原子武器，中国现在的条件恐怕还有困难吧。那个东西太费钱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个核保护就行了，不要大家都搞。
　　我想，赫鲁晓夫要把中国放在他们的核保护伞下的说法，使毛主席下定决心要搞原子弹。1955年1月15日下午，我按时到毛主席的菊香书屋，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老总以及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都到了。不一会儿，钱三强、李四光也到了。主席主持会议，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请你们上课，讲讲原子能的问题。
　　钱三强把原子弹的原理讲得很通俗，在场的中央领导一听就懂了。钱三强讲完之后，他向主席提出一个问题：“主席，我们国家是不是下决心要搞原子弹？”这时，主席看着在座的中央领导，说：“这件事我一个人不能说了算，你们看呢？”刘少奇、朱老总、周总理、彭德怀、邓小平都表示赞成搞原子弹。
　　1955年7月，由陈云、聂荣臻和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原子弹事业的发展工作。
　　立军令状两年爆破原子弹
　　原子弹爆炸被列入中央的议事日程是1962年。1962年，在南昌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国的U-2飞机，外交部为此在北京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位英国记者提问：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原子弹，此事是怎样的情况？陈毅副总理没有正面回答。记者会一结束，陈老总就去西花厅向总理汇报，把我也叫去了。总理给我看了一份内部参考，说：“刘杰同志，美国记者推测说，我们1964年将爆炸原子弹，这篇文章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你来说说，我们能实现吗？”
　　我觉得这件事太大了，怎敢轻易回答呢？我们先把核武器研究院的李觉和朱光亚找来，问他们：1964年搞出原子弹来有把握吗？朱光亚认为：原子弹理论已经突破，正在进行工艺设计，应该能按时完成任务。李觉的意见是：原子弹计划出来，需要进行大型炮轰实验，这个实验只有在青海才能完成，现在青海的工程只进行到一半，我们将尽快完工。李觉还提出：1965年“五一”之前，只要把铀部件交给我，原子弹总装就有把握。朱光亚也提出：还有点火中子源，也不能少，要尽量往前赶。
　　1962年9月11日，我们向中央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的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我表态说：“两年规划是我给中央立的军令状，实现不了，我上军事法庭。”聂帅说：这个军令状是你刘杰立的，也是我聂荣臻立的，我陪你上军事法庭。聂帅还透露一个消息，军委马上要任命张爱萍为国防科工委常务副主任，主要抓原子弹和导弹。在会上，我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要调的126人名单，都是李觉要的中、高级专家，需要他们到青海研究基地去工作。张爱萍一看名单，说最难的是调人，你一下子就要126个专家，而且还要人家到青海去。聂帅说：再难也要调。
　　爆炸时周总理守在电话机旁
　　1964年4月11日，总理提出这次原子弹爆炸试验，采取铁塔空投为主要方式，对地下核试验做准备。
　　10月15日，核试验基地传来保密电话，根据气象情况，“零日”定为16日，“零时”定为15时。
　　在爆炸前的一刻钟，还有人问我：“究竟怎样。”我说：“可能有万分之一的问题。”總理和我们都守在电话机旁。章汉周在听电话：“响了！”总理立刻接过电话：“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张爱萍说：“看到了烟云，的确是核爆炸。”总理马上报告主席，主席说：“是不是真的核爆，要弄清楚。”张爱萍在那边做了进一步肯定的回答。主席说：“再检……先不要对外公布，等外电报道证实后，我们再报道。”
　　日本、印度、苏联都侦察到我们的原子弹爆炸。
　　10月18日，赫鲁晓夫下台。这时我才明白，总理为什么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10月20日之前爆炸，中央已经预计到赫鲁晓夫下台。 （摘自《新民晚报》）